萨维利奥·梅里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本质》

萨维利奥·梅里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本质》

书评　萨维利奥·梅里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本质》⁽¹⁾

有些时候，社会党会写一些有趣的著作。从实践上看，无论在哪里，尤其是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这些地方，人们已经感觉到更新和扩充程式的需要，人们囚禁其中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经济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铁的［工资］法则、为阶级斗争赋予的最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依然充当着政党的宣传工具的假设，都开始显得多少有些过时了。任何熟知科学状态及其走向的人，都很难满足于这些假定。这些值得怀疑、不合时宜的假设损害了社会主义观念，因此，人们试图把社会主义观念从这些假设中脱离出来，并使之与最近的科学进步相协调，是很自然的事情。在我们将要评论的著作中，梅里诺的任务就是恢复这一观念的活力。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得采用最合适、最彻底的方法。使社会主义观念从声称要表达它的特定体系脱离中出来，并通过某种方式回到它的核心和根源，再重新加以思考，这难道不是恢复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好办法吗？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作者想做的事情。他指出，实际上有两种社会主义：一种是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一种是事物的社会主义。人们在理论家的著作和政党的纲领中可以发现第一种社会主义。一般说来，它包含许许多多的阐述，其轮廓也得到了相对明确的界定，并被合乎逻辑地系统化了。事物的社会主义则包含有混乱不清、半知半觉的冲动，这种冲动今天依旧在社会中发生作用，并刺激社会尝试重组自身的力量。从目前的集体生活状况中产生出来的正是这些需要，对于不同道德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秩序的渴望。第一种社会主义只能或多或少精确地解释第二种社会主义；它只是后者的反映，却往往有些苍白。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的是这种客观的、基本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成功地把握它，但不能通过人们提出的阐释，因为人们的阐释过于狭窄，既删减了它，也使它变了味儿。一旦我们了解了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就可以寻找实现它的最恰当的手段了。这就要求我们说明当前的状况，以及那些不只是存在于纯粹思维中的趋势和需要。

根据梅里诺的看法，这种客观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密切相关、牢固相连的趋势：

1.向政治体制发展的趋势。在这种政治体制中，个人将更加自由，他不再服从于目前这种压迫他的、令人讨厌的等级秩序，社会的自我管理也终将变成现实。

2.向经济体制发展的趋势。在这种经济体制中，契约关系将是真正公平的关系，而且该体制也设定了社会环境中更大的平等。实际上。在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必然也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立约双方中更有特权的一方会对另一方产生约束作用，并由此扭曲交换条件。富人从穷人那里获得的东西比穷人从富人那里获得的东西多得多，因为他们不是运用平等的武器进行战斗；一个人的所得多于所失。只有在所交换的服务是平等的时候，人们才能实现报酬的公正。因此，它排除任何的垄断观念。“所有的人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使用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这才是公正的。”按照这样的解释，社会问题似乎是法律问题。可问题在于，怎样把今天文明民族的道德意识所承认的公正理想融入到实定法之中。

提出这个目标后，实现目标的手段该是什么呢？

梅里诺在处理这个实际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决不是革命性的方法。相反，他深受强烈的历史现实感的感染。他指出，社会不是纯粹的抽象或纯粹理想的关系；社会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事物。社会的物质基础就是汇集起来并各尽其能的各种因素的累积。社会是由一系列的器官构成的，这些器官“对文明民族的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居住和穿衣对人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因此，人们不可能在革命时期把社会的大厦夷为平地，而后在先前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一座大厦。人们需要做的是发展和扩大现存的一切。新生事物的发展基础是旧事物；为了让它们服务于新的目的，人们没有必要彻底熔化和重新铸造旧制度。各种需要可以迫使它们得到改造。社会主义的作用是加速和引导这种改造，而不是破坏它们，破坏最终会摧毁这种改造所需的工具。否则，以加速改造为借口，继续推行这一过程将会阻止运动的前进步伐。社会生活是一种永恒的变化作用。因此，更为重要的是确定它处于什么样的变化过程中，不久的未来它将会和能够变成什么样子，而不是想方设法去预测为之奋斗的最终理想是什么。另外，纯粹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没有认识到现实的迫切需要。人们提供的服务和服务的报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完美的平衡。有些行动甚至超出了所有可能的补偿，如献身行为和科学发现。至于物质产品，人们不可能把它们分割成为有助于生产的各类因素。

这是集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所不能理解的东西。由于不理解“社会共谋”这种永久性条件，它们才会承诺要实现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所以，集体主义始终认为根除一切竞争的社会是切实可行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则认为，若不服从共同纪律，人类意志就不会达成永久的共识。今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事物各自具有的价值，也就是进行交换的理由始终需要靠供求关系达到的自发平衡来决定。无论调控措施有多么灵活，也不足以与趣味和需要的持续变化达成一致，不足以迎合特殊环境的无数差别。换个角度看，不管团结得多么完美，个人利益也永远不可能完全符合于社会利益。这些差异不可避免会产生不一致，而控制这种情况的惟一方法，就是设置一个能够以集体需要的名义支配个人利益的稳定组织。另外，即便我们假定这些片面的概念是可以实现的，当它们转变成为具体概念时也不可能不彼此发生冲突，这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恰当地简化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既定事实。因此，集体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解放个体，但是，由于过度的集中化，它最终将会转变成名副其实的专制。反过来说，无政府主义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假如没有高于个体间安排的集体组织，就不可能防止物和人中天然存在的不平等，防止人们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垄断也会再次自动出现。如果我们不从过去中寻找未来的种子，就会给自己招致这样的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期望能够丝毫不触动旧制度就能满足公众意识新的需要。如果社会主义所追求的意志是从白板中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渴望，要想通过原封不动的古老制度来更新社会生活，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了在我们的社会中引入更大程度的报酬公正和分配公正，为了使个人更为自由，我们也没有必要彻底推翻财产、生产和交换构成的整个体系。无论人们怎样做，个人财产都永远不可能被废除，因为在财产中有一种本来就是带有人格特征的东西，财产的个人性质使生产具有了同样的性质。同样，为了使交换充分平等，人们没有理由认为个人企业系统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在组织企业的过程中，只要杜绝垄断的可能性就可以了。梅里诺认为，通过以下手段，可以实现这样的结果：

1.土地和大规模的生产、运输、分配工具都该归集体所有。

2.依靠集体去开发那些最易于变成重大垄断的行业，但仅限于此。至于其他方面，生产和交换中的主动权依然留给个人和私人团体。谁来掌握劳动工具，应该由竞争决定；集体将把劳动工具交给最有条件的人。通过这个过程，最有能力的人将会做出自我选择。只有在授予特许权的时候，为了保证其中的公正性，才会确立细致的规则。另一方面，通过支付费用和租金，不平等的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剩余收入，不能有利于个人，只能有利于集体。这样，不平等的根源就会被消除掉。

3.为了实现这种道德上的公平，社会将保证所有成员享有教育和工作的手段。另外，出于一种团结精神，社会也会免费为他们提供某些便利设施，并为不会使用这些设施的人提供帮助。

在这种体系下，一旦个人和私人团体为集体支付了租金，他们就可以充分享有他们的劳动果实，并且可以根据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进行交换，这样，也就相应地有了行业的私人管理。不过，这种私人管理根本不是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垄断。有人会反对说，对于个人和他的自由来说，集体将具有一种引人注目的优势。可是，我们的作者相信，他可以通过有关这种社会的政治组织概念来消除这种不利之处。

从理论上说，这种概念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概念。个人不应该服从于任何他人、阶级或政党的控制。“没有政府权力，谁也不能支配别人。”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做的事情，是管理自己的事务。因此，整个政府体系必须让位于公共事务的管理。既然社会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人拥有同时管理社会利益的必要能力，所以多样化的自治行政管理团体就是必要的，它们可以负责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如果我们明确理解了作者的思想，那么有多少工人团体和主要的集体功能，就会有多少团体。可是，从本书中的某些段落来看，这种行政管理组织的基础似乎就是区域性的。也许作者的看法是，这两种类型的团体能够自发地发挥作用。不同的行政管理可以依照生产合作的模式来形成。它们的成员可以从那些最有能力且彼此竞争的人当中抽选出来，而这些成员也可以从中选择他们自己的技术主管和管理者。为了赋予他们有效的职责，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因为现存体制的一个失误就是公务员，特别是选举出来的官员缺乏责任感。确保公正观念渗透进公共生活的领域，这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这种自治组织是通过传递器官联系起来的，它们也许是永久性的，也许是暂时性的（国会、协商会议、联邦委员会），它们的任务是管理多种团体或所有团体的共同利益。但是，这些委员会只是管理性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有一般性的立法机构，因为这种永久性机构将会迅速使个人服从它的权威。专门立法机构将由每个相关团体来讨论。倘若数目不太大，有关一般性质的问题，应该由集体或针对每个特殊问题的临时会议来解决。简单说来，生活是由大量自治团体构成的，每个团体都从自身出发来立法，只有必要的时候，人们发现需要汇集起来的时候，才会为明确的目的设立共同的会议。

虽然从合理的角度来说，我们发现本书所汇集的证据显得有些单薄，但作者的论点首先是辩证的观点，作者有时引用的典据不是科学的（尤其是作者在本书中为托尔斯泰的政府理论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作者为了从各种学说中排除社会主义而做出的努力，在他看来，这些学说都不过是些累赘。特别是，如果社会主义最后不再把社会问题与劳工问题混为一谈，就会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前一个问题包含了后一个问题，却超出了后一个问题之外。我们所遭受的不幸，并非根源于某个特定的阶级；而是整个社会普遍的不幸。它既侵害了雇主，也侵害了雇工，虽然它作用于两者的方式有所不同：对资产阶级来说它是错乱的、痛苦的震荡，对无产阶级来说它是不满和愤怒。因此，这个问题无限超乎于与之有关的两个阶级的物质利益。这不只是减少一个集团的份额以增加另一个集团的份额的问题，而是一个重新塑造社会道德构成的问题。尽管上述提问方式与更多的事实有关，却有一种优势，可以使社会主义丢掉那些带有侵犯性的、潜藏着的憎恨，并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把所有这类学说拿来比较一番：从胆小如鼠的“议会社会主义”到最为革命的集体主义；我们必须将它们分门别类，然后比较这样构成的各种类型，进而说明它们的共同之处。只要把这种方法说清楚，就足以说明：在这种言简意赅的评述中，我们不可能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在逻辑上准确而清晰地将其付诸实践。因为这样表达出来的情感，就不再是一个不受命运眷顾的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所怀有的愤怒，而是所有阶级和机构所共有的对社会的同情。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人们赋予这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一个应该真正去追求的目标。我们确实可以怀疑契约的问题是否具有人们赋予它的那种优先性。但是，它肯定是人们最迫切地提出的问题之一，显而易见，契约法的目前状态不再能够满足我们道德意识的要求了。契约不再是公平的，只因为它已经达成了。这种契约必然是当事人一方并不享有高于当事人另一方的优势的契约，所以另一方不仅具有决定作用，也能够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另一方。

但是，为了实现他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作者提出了由各种手段构成的计划，我们认为，最需要保留的就是这种计划。不过，我们也应该坚决支持作者对片面的解决方案所抱有的不信任态度，这种态度是很有理由的。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无论未来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都不会以单一的原则为基础：先前的社会形态总是以新的形态存留下来，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除非它们对应于某种需要，否则先前的形态就不可能构成，而这些需要也不可能突然消失。新的需要能够让旧的需要退回后台，但不可能彻底消除旧的需要。因此，无论未来社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都会在一种共存状态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经济管理。所有类型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在我们看来，梅里诺阐发的政治理论所具有的无政府主义性质，构成了名副其实的社会学异端。社会越发展，国家就越发展。国家的功能变得越繁多，并且日益渗透到所有其他社会功能中，通过这个过程，国家把这些社会功能集中和统一起来。走向集中化的进程与文明的进程是同步的。如果我们把今天存在于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等重要民族中的国家与16世纪或中世纪的国家进行比较，就会看到，它是完全朝着同一方向持续向前发展的。同样，与欧洲民族中已经存在的国家形态相比，希腊或意大利城邦中的国家不也是被认为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状态吗？人们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能够更加明确地加以确定的历史规律。因此，我们怎么能够假定明天的社会就会发生突然的衰退，使我们倒退呢？这种假设不正好与所有可能性相反吗？

为什么这种不可能的倒退反而会令人向往呢？作者提出的理由并没有得到更好的证明。国家被认为是个人的对立面，表面看来，国家除非损害个人，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这种所谓的对立纯属是一种想像的虚构，梅里诺错误地从正统经济学那里借用了这种对立观念。事实上，国家是个人的解放者。由于国家增强了个人的力量，所以国家才能从吞没个人的特殊的地方性群体，如家庭、城市、法团等中解放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主义是与国家主义同步发展的。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可能成为专制的和压迫的国家。就像所有的自然力一样，如果个人主义不受到限制个人的集体力的限制，就会全面发展并反过来成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因此，国家内部的社会力必须受到能够平衡它的其他社会力的中和。如果次级群体的作用没有受到国家作用的调节，那么这些群体就很容易成为专制性的群体，反过来说，国家作用也应该维持在正常的水平上，也需要反过来得到调节。为了达到这一结果，除了服从于国家作用之外，社会还应该有限制更严的群体（这些群体是否带有区域性的或职业性的特点，并不重要）。但是，它们必须得到有力的建构，也必须被赋予个性和充分的自主性，从而使它们有能力抵制中央集权的侵犯。倘若这些数目繁多的中心能够彼此合作和相互服从，那么能够解放个人的就不再是废除中央调控力的做法，而是让这些群体的数量越来越多。

我们认为，这种根本性的错误严重影响到了梅里诺所提出的整个体系，因为它最终使他误解了社会纪律真正意义上的本性和作用，社会纪律恰恰构建了集体社会的生命纽带。因此，他的计划所描绘的社会，在本质上是空洞的和不稳定的。社会主义若要更新和发展自身，不仅应该去除惟一困扰它的工人阶级问题，将其目前所经受的不幸涵括在内，还必须摆脱曾经对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造成损害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它必须彻底理解，如果公正具有一种机构并能够得到发展的话，那么更完美、更复杂的公正就只能在社会中获得统治地位。我们相信，国家的道德作用并没有穷竭，只会持续得到发展。我们并不是要通过这一点来证明梅里诺所谓的保守的社会主义。很显然，除非国家将会发生深刻的变革，否则，国家就不可能胜任所面临的任务。不过，国家首先必须存在。

【注释】

(1)Review“Saverio Merlino，Formes et essence du socialisme”，Revue philosophique，1899，pp.433—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