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爱上“大米”

“老鼠”爱上“大米”

“老鼠”爱上“大米”

近期的《文学报·新批评》刊发了一组批评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出自“打工评论家”唐小林之手，题为《贾平凹的文字游戏》。此文一如他以往的批评文字，犀利、及物，下断语斩钉截铁而不留余地。其文的核心观点是“《带灯》换汤不换药的写作，只不过是贾平凹对其以往众多作品的一次大炒冷饭和文字大杂烩。贾平凹只不过是将《秦腔》中的张三，变成了《古炉》中的李四，再将《古炉》中的李四，变成了《带灯》中的王五。正因如此，《带灯》中的外包装虽然有所改变，但其中的诸多细节和人物对话，都是贾平凹对其以往旧作的自我抄袭和重复书写。”

笔者无意于对他的批评观点作评述，而是想到了一个有趣的批评现象。由唐小林，我想到了与他批评状态有点类似的业余批评家吴拯修老先生。两人的文字风格稍有不同，吴文调侃、幽默，也尖刻；唐文则不愿拐弯抹角，如同冷兵器时代两军对垒，在一片喊“杀”声中，挥舞刀枪直冲过去……两人也有共同的地方，几乎是逮住一个批评对象“死磕”。这样一种“死磕”精神，真是可敬又可畏。吴先生几乎成了余秋雨的批评“专业户”。余氏每有大著出来，吴的批评文章总是很快跟进。吴先生多年前从公职岗位上退休后，先是出于文学兴趣阅读余氏散文，是一位忠实读者；在阅读久了后发现文中问题，便开始操刀写批评文章，成了一位批评者。文章屡屡见诸报刊后，吴先生批余兴趣大增。他广泛搜集一切有关余的著作、演讲、报道，巨细靡遗，然后相互比照，揣摩研究，从中发现批评的“靶标”。要论对余氏各种资料的谙熟，对批余激情的持久而充沛，大概当下文坛找不出第二人。一位作家，面对这样的“读者”兼“批评者”，大概多少会心生一点恐惧感吧。因为下笔稍有不慎，就会落下把柄。但我觉得，更应该具有的是敬畏之心。有这样的读者，不放过自己面世的每一个字，发表的每一句演讲，如此认真和执著，难道不是一位作家的福音？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如同“老鼠”爱上“大米”般，拥有这样的读者，因他的存在，时时刻刻让写作者意识到为人为文不可不慎之又慎。

同样，唐小林对贾平凹也可谓“情有独钟”，称他为批贾“专业户”不完全妥帖，因他的批评文字还涉及其他人的作品和文坛现象。但如同吴先生对余氏方方面面的谙熟一样，唐先生对贾氏作品及相关情况的熟悉程度，在中国文坛也不多见。尽管写贾平凹作品评论的人很多，但又有几人，将贾氏所有作品及其各种传记都搜罗来细细研读，然后再来写批评文章的？紧紧咬住一个作家，从读者到成为严厉的批评者，吴、唐二人有着相同的经历。

在当下批评界几乎“万马齐喑”的生态下，他们直言无忌的批评姿态，无疑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们不是文坛中人，不知这池水有多深，因此敢于纵身一跃，不害怕呛水乃至被冰冷的池水冻坏身子。但看多了“死磕”的文章，他们共同的局限也就显露出来，如果继续“磕”下去是不能不有所警觉的，那就是前期知识、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因此有人诟病他们的有些文章失之于“旧”（缺少新的角度），失之于“浅”（缺少深度的理论解读），老是在“穿帮”、“自相矛盾”等问题上绕圈子，也存在着自我重复的现象。但话又说回来，常言：看人挑担不吃力，那些顶着专家、博导桂冠的学院派的概念游戏，充斥在核心期刊上，又有多少理论深度和创新呢？丁帆教授称，中国缺少一流的大作家，也缺少一流的大理论家。既如此，又何必苛求退休、打工之余写批评文章的业余批评家？最近，看到有一篇反驳唐小林批评某批评家的文章，讥刺唐文缺少理论深度，居然列出被批评者各种显赫的学术头衔，认为批评这样的人是“极为不负责任的”，其潜台词无非是：“老虎屁股”，岂可乱摸？这就让我感到这样的反批评文章，不仅仅也存在“浅”的问题，而且蛮横、霸道，荒唐复可笑了。

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