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湖畔的诗行

写在湖畔的诗行

写在湖畔的诗行

一到春天，各地的文学活动便如从冬眠中醒来的草木，开始活跃起来。承蒙某些活动主办方的高抬，此时我也会收到不少邀请函。通常我会推掉一些“邀请”，去我真心想去的地方。当然，因工作需要另当别论。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写作者，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是有益的，通过文友“雅聚”，相互交流思想、切磋技艺，有助于开阔自己的思维和视野；但参加此类活动，一旦过于频繁，则会挤压掉读书写作的时间，于创作则无益了；至于写“命题作文”，也是一件苦差事。

在几个几乎同时举行的活动邀请中，我选择了去靖江。我与靖江有特殊的缘分。每年开车回苏北海安老家，穿过江阴大桥总是要经过靖江，高速公路上那个极为醒目的标牌，总是要射入眼帘，但真正进入靖江地域，记忆中只有一次。八年前，我刚到《文学报》工作时，到江阴拜访文友，同乡夏坚勇先生带我去拜会了一位同是海安老乡的靖江文友。那次，匆匆来去，除了聊天，吃靖江汤包，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靖江对人文精神建设的重视。这么说有点像“官话”。其实，这个印象是通过一件具体事件烙下的：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在苏北某县一个乡村学校当教师，靖江给与多种便利优惠条件，硬是把他从那个县“挖”过来。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呢？不用我回答了。

这次靖江对我的吸引，有多个因由：多年未见的文友，有此机会一聚，一乐也；再尝汤包之鲜美，二乐也；三是很想近距离地看看靖江，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重视人文环境建设的？多次参加类似的“采风”活动，我知道，主办方无疑都会把当地最美的人文和生态景观呈示给文人雅士们，希望能触动他们的灵感，由此而迸发出华美的文字来。但我也知道，如此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的“采风”，通常是“采”不出像样的文章来的。好文章必然是在作家心中积累体验已久，一旦找到出口便自然喷发出来的。这次靖江的采风活动，请来了当下诗界名声隆隆的舒婷女士、赵丽宏、小海等先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为靖江挥笔写下上佳的诗篇来？

在一系列的安排中，有一道“菜”，我觉得特别有“味道”。那就是，请舒婷、赵丽宏等一干文人，到该地新建的牧城公园去植树，让诗人、作家们直接参与描画当地生态环境改善的蓝图。于是，那天下午我们沿着明湖水岸，穿过一条条蜿蜒的林中小道，来到临湖一片土坡上，挥锹铲土，让原本光秃的坡地，一会儿便矗立起一片小树林。我注意到，文弱的著名诗人舒婷女士，时间不长面颊上便已经汗水成溪了。我想，大概其他人也是很久没有参加类似的体力劳动了。虽然算不上个个汗流浃背，但人人裤腿有泥，手心发热，却是真实的。植树毕，诗人们立在林边，观赏着用汗水写在这湖畔的“诗行”，任清风拂面，看湖波荡漾，听树叶歌唱，都很有一种成就感。

这样一种行动，在我看来是富有象征意义的。从古到今，凡有志于社会改造的文人，往往都不满足于在纸面上雕字琢句，写锦绣文章，他们都企图以自己的行动来改造社会积弊，为天下苍生或一方百姓，创造更美好的生存和安康的环境。最典型的大概要数王安石和苏东坡了。王安石试图冒天下之大不韪，革除各种导致宋代积贫积弱的弊端，虽然因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阻遏等因素，终究未能挽回大宋王朝衰败的命运，也未能产生造福于民的最终效果，但他那种“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革精神，永远回荡在中华历史的上空；还有那位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大文豪苏东坡先生，虽然一生坎坷，常遭贬谪流放，但他每到一地，总是关心民众疾苦，为当地百姓谋福利。他在黄州，听闻当地百姓因贫穷而杀死婴儿的情况，深为震惊，立即写信给太守，呼吁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改变如此残忍的境况。元祐七年，南方暴雨成灾，民不聊生，东坡接连七次上表太皇太后，要求体恤贫民，宽免贫民的债务；在杭州西子湖畔，那些东坡主持为民建造的水利工程，像他的诗文一样令人难忘……

也许诗人作家们的此次靖江之行，真正能留下痕迹的，就是这片小树林。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粗，越来越高，可能比诗人作家们的作品生命力更持久。虽说，文人所能做的事情，主要还是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如果一个有襟怀的文人，只懂得纸上谈兵，面对种种社会问题而情感冷漠，缺少起码的点点滴滴的行动力，我一般也不会寄望于这样的作家，能写出深深刺痛社会神经、广受读者欢迎并持久流传的大作品。从这个角度说，靖江安排采风的作家、诗人们参与植树的行为，给这次原本平常的采风活动，注入了别具新意的内涵……

靖江不仅仅在向我们呈示一些什么，同时更深层次地向我们传递了一种期待！

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