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乐淫声及声无哀乐

雅乐淫声及声无哀乐

雅乐淫声及声无哀乐

若问中国古代乐论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用一个字可以回答：和。音乐的性质是和，音乐美的所在是和，音乐的社会作用还是和，与此相反的音乐则是不美的，其作用也是不好的。前者的代表是雅乐，后者的代表是淫声。所谓和，当然包括音乐艺术性方面的和谐美；和谐是一切艺术都须具备的起码条件，如果和仅仅指艺术上的和谐，那是狭义的理解。中国古代儒家论乐所说的和，主要是指音乐的思想内容及音乐的社会作用。

以和为音乐的主旨，系统阐述这一思想的传为公孙尼子的《乐记》（据班固说，公孙尼子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七十子弟子”）。该书云：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乐在宗庙之中，群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儒家论乐与礼并提。音乐使人与人之间和睦，礼使人与人之间有序。礼乐同施，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亲相敬。

荀子《乐论》中说的“乐统同，礼辨异”，也是把礼乐的作用联系在一起。宋代理学家程颐说：“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

尚和的艺术思想，是儒家的音乐审美观。《论语·八佾》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描写爱情的《关雎》，诗篇内容并没有哀伤的情绪。孔子为什么说“哀而不伤”？刘台拱的《论语骈枝》说：“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此章据乐言之。”刘台拱的见解，看来是有道理的。

以和为美，来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篇》）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中庸。中庸，也是儒家的哲学思想。雅乐之所以是美的，淫声之所以是丑的，不外乎雅乐体现了中庸思想，淫声违反了中庸思想。雅乐与淫声的划分是儒家音乐审美观的核心思想。《乐记·魏文侯篇》记述子夏答魏文侯问，使我们对雅乐和淫声有比较具体的了解。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他的议论更能符合孔子及那个时代儒家的见解。什么是雅乐？子夏云：

“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乱，一作止）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

［今译］古乐进退整齐，中和正大宽广，弦匏笙簧等乐器，都等待着拊和鼓的节奏一起演奏。先以鼓为主表现文治，再以铃为主表现武功，表现文治武功都用相掌握着节奏，在演奏快速度时都用雅来加强气氛。君子通过这些表达他的意想，称道过去的事迹，从而达到修养身心、和睦家庭、安定社会的结果。（［今译］，采用《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下同。）

由此可见，古乐是以演述文治武功为内容的缺乏艺术性的枯燥单调的乐舞。无怪乎魏文侯“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子夏解释道，乐与音相近而不同。真正的音乐是“德音”：“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一作袄）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魏文侯“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

阮籍论乐云：“故达道之化者，可以审乐；好音之声者，不足与论律也。”故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言至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不以肉为滋味也。以此观之，知圣人之乐，和而已矣。”阮籍与子夏同调。

既然雅乐的内容是和，那么，在不同的时代是否有所发展变化呢？阮籍论述道：

“然礼与变俱，乐与时化。……然但改其名目，变造歌咏；至于乐声，平和自若。故黄帝咏‘云门’之神，少昊歌凤鸟之迹；《咸池》《、六英》之名既变，而黄钟之宫不改易。”

这是说，和的乐声无须改，只要填新的歌词就行了，旧瓶装新酒而已。照此办理，雅乐和的性质倒是保留住了，可是它只能愈来愈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无生气的东西了。

与雅乐相对立的淫声又是怎样呢？孔子说：“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篇》）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篇》）孔子总是将郑声与佞人并论，给人以坏的印象。子夏解释新乐说：“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一作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

［今译］新乐进退参差不齐，充满放纵邪恶的声音，使人受迷惑而离不开；加上扮演着各种杂戏，男女混杂，不管父子卑尊。演奏完了，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能称道古代事迹，这是新乐的道理。

所谓淫声是包括了郑、宋、卫、齐各国的新乐，又谓之“溺音”。子夏云：“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今译］郑国的音复杂，使人意志放纵。宋国的音妩媚，使人意志消沉。卫国的音急促，使人意志烦乱。齐国的音古怪，使人意志傲慢。这四种音，都是满足人们声色的享受而有害人们德行修养的，所以祭祀时不用。

从子夏谈雅乐和淫声两段话看出，淫声在内容方面没有固定的思想，不像雅乐描写文治武功。值得重视的是，阮籍在论所谓衰末之世的音乐时，指出淫声的内容来自现世生活，题材广泛，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情感。他说：“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名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载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乐论》）和乐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相亲和睦，以它辅助礼，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不越分越位，井然有序。而衰末之世的淫声却“歌贫贱”，“一人怀万心”，违背了和的宗旨。

至于说到淫声的艺术性之高，更非雅乐所能望及，就连反对淫声的子夏也得承认新乐“溺而不止”的强烈感染力。嵇康说得更坦率：“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声无哀乐论》）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所谓淫声，是有地方特色的、有一定人民性的、题材多样的、艺术性很高的音乐，是封建社会中可贵的佳作。它本来是美的，却被儒家贬斥为丑的。我国传统地方戏里的音乐如秦腔的激越，河北梆子的悲凉等特点，是各地区人们长期形成的艺术审美情趣的表现，如果用儒家贵和的尺度衡量都属“淫声”。以今证古，郑、宋、卫、齐各国的新乐不会是坏艺术。

儒家贵和的音乐审美观实在是一种艺术偏见。刘勰在标榜建安风骨时是极力肯定曹氏父子的，可是他在《乐府》中写道：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刘勰是反对“各执一偶之解”，主张“不偏于憎爱”的批评家，却将曹操的《苦寒行》、曹丕的《燕歌行》等贬为“郑曲”，更何况他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表达音乐美学思想的主要著作是阮籍的《乐论》和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前者是继承了从孔子以来的儒家的音乐审美观，代表了中国古代论乐的正统思想。后者在论音乐的性质和音乐美的所在，也是沿袭了儒家思想；但对于音乐与欣赏者的关系上却独持异议。

阮籍是著名的“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他处于篡乱之世，蔑视封建礼教，行为怪诞不羁。可是他的乐论思想超不出儒家的音乐审美范围。《乐论》云：

“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嵇康也是“竹林七贤”中的著名人物，后被司马昭借口“非汤武薄周孔”之罪杀害。

在音乐贵和的审美观上，嵇康无异议。他说：“声音以和为体。”“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鼓琴可以“宣和情志”等等。但他又认为声无哀乐。他对于前人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闻《韶》，识虞舜之德；季札听弦，识众国之风”等等看法，认为是“滥于名实”，予以否定。

嵇康认为“心与声，明为二物”，故“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他论道：

“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而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感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唐太宗李世民论乐“悲悦在人心，非由乐也”，与嵇康同一观点。《贞观政要·礼乐》云：

“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李世民不一定读过嵇康的文章，受其影响而提出“悲悦在人心，非由乐也”的看法。嵇康和李世民的观点历代罕见，是一种奇谈怪论，现在有人认为是二元论，有人认为是相对主义。我认为，嵇康和李世民的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不全是胡说。一定的道理在于：艺术作品感染人，在欣赏者来说是有条件的，不是作品发悲思，欣赏者皆哀之，作品抒喜情，欣赏者皆乐之。作品哀乐的内容能否在欣赏者身上起作用，要看欣赏者的思想情感及心境与作品的思想情感有无共鸣之处。五代陈、齐的所谓亡国之音对李世民不起精神影响，说明开国帝王与末世君主之间在思想情感上无同怀共感。当今的流行歌曲，有些人以为美，欣赏不倦，并为其潜移默化；有些人以为丑，不入耳，反感至极，起不了陶冶作用，原因也在于，接受与否是有条件的。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很多，比如艺术美中的悲剧与喜剧，也不是在欣赏者之间人人同鸣共感的。这是艺术鉴赏的事实。

80年代初，我与宗白华先生同住北大朗润园10公寓，是一墙之隔的邻居，宗先生喜欢散步，有时他散步归来，我们相遇楼前，便谈古论今。有一次我请教他：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中国古典乐论中的奇谈，当代的学者多有驳难。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道理，不知宗先生怎么看？他说：嵇康的乐论有道理，应该去研究，不应该轻易否定。奥地利的汉斯立克论音乐的观点和嵇康相同，但嵇康比汉斯立克早一千多年。得到宗先生的启发，我随即阅读了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一书。由于我的音乐知识根基浅，难于中西对比，融会贯通，然而毕竟悟出了一些道理来。

一代美学宗师离开人世已经多年了。今日重阅旧文，又忆起与布衣终身的学者宗先生相处的往事，信手写来，以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