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艺术及韩愈书法美学思想

石鼓文艺术及韩愈书法美学思想

石鼓文艺术及韩愈书法美学思想

唐初，在岐阳即现在的陕西宝鸡地区发现了十个鼓形的石刻，学者或称其为《石鼓文》，或称其为《猎碣》。元和年间，任国子博士的韩愈，建议祭酒把石鼓用毡包席裹骆驼驮的办法运到国子监，既保护文物，又供太学生们学习；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为稀世的艺术瑰宝，韩愈“涕泪双滂沱”，据拓片写下了《石鼓歌》。他认为记述周宣王率领诸侯田猎的“辞严义密”的《石鼓文》，是有文学价值的好诗，本应辑入《诗经》中，然而“陋儒编诗不收入”。采诗官（陋儒）没眼力，是明珠遗漏的原因之一；作为删订《诗经》的孔子由于“西行不到秦”，也有“掎摭星宿遗羲娥”的失误。对于《石鼓文》的书法艺术，韩愈极度赞美，相比之下，说出“羲之俗书趁姿媚”之言。韩愈在《石鼓歌》中贬王羲之，批孔子，千年之下，引起了文坛的震动。对此，有人怪韩愈“狂肆”，有人曲加解释，也有人同意韩说。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胡基仲尝言：韩退之《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狂肆甚矣。予对曰：此诗并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其言羲之之俗书，未为可骇也。基仲为之绝倒。”陆游的意思是，友人胡基仲只看到了韩愈贬羲之为俗书的一面，而韩的矛头同时指向圣人孔子（陆游认为陋儒是指编诗的孔子），这才更令人骇怪呢。陆游和胡基仲的谈话，可看作宋代学者对此事的态度。

就韩愈对《石鼓文》四言诗的评价及其对《诗经》未收入此篇的责怪，我认为都有主观色彩。韩愈在《石鼓歌》中自道：“辞严义密读难晓。”在不能完全明白诗的内容的情况下，便肯定是佳作，这未免武断了。后世学者对《石鼓文》的注释，也是拦路虎很多，难于做到准确无误。再则，如果《石鼓文》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何以千余年的文学史论家没有著文研究的？至于“羲之俗书趁姿媚”的问题，在我看来，仅言韩的“狂肆”态度，意义不大。而韩为什么说王羲之的字是俗书？韩的论说是建立在什么艺术思想基础上？《石鼓文》的书法价值如何？倒是有必要探讨的学术问题。

对于韩愈说“羲之俗书趁姿媚”，当代有的学者认为韩诗里的“俗书”，应作通俗的书体理解，它既不同于秦以前的篆书，又不同于汉隶。依我之见，从王羲之及东晋之际的其他书家作品而言，都有通俗书体的时代特点，但这并非韩愈诗中的“俗书”原意。实则“俗书”，如唐张怀瓘所说的“耀俗之书，甘而易入”，当然张怀瓘所说的“耀俗之书，其俗的程度更等而下之了，但“俗书”为贬义词，是无疑了。韩愈谓“羲之俗书趁姿媚”，显然他是将《石鼓文》的字和王羲之的字对比之下才一褒一贬的。因此，我们研究这一问题，须首先对《石鼓文》书法的艺术特色，包括韩愈在《石鼓歌》中描述的赞美词有所了解，同时知晓王羲之的书法艺术美学主旨，然后则可从韩愈的艺术哲理和艺术审美情趣剖析其出言立论的原委。

《石鼓文》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文字。对其产生年代，有两种看法：一认为是周鼓。韦应物说是文王鼓，韩愈说是宣王鼓。（《石鼓歌》：“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佩剑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宋郑樵撰《通志·金石略序》则认为是秦鼓。刘熙载对秦鼓说抱怀疑，举出“车既工”为例，说：“何以是鼓之辞醇字古与丰碑显异耶？”关于石鼓的历史年代，当代学者中周鼓、秦鼓两说并存。古今学者对《石鼓文》产生的年代论断虽有分歧，但就其字体来说，认识基本上是相同的，即《石鼓文》字体属于大篆，或因传说大篆为周史籀所创，谓之籀文，也有人称作奇字的。当今有些书家指出，《石鼓文》是由大篆向小篆过渡字体。大篆（籀文）与小篆（秦篆）的区别何在？刘熙载说：“周篆委备，如《石鼓》是也；秦篆简直如《峄山》、《琅邪台》等碑是也。”刘氏扼要简明地辨别了大篆与小篆的特点，着眼处主要在字体结构方面。提倡碑学的康有为有两段话把大篆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讲得很好：“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当代已故美学家邓以蛰谓之“满天星斗”，形容亦为巧妙得体。——本文加注），皆有奇致。”“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自有奇采。”康氏所言“奇古生动”、“奇致”、“奇采”的奇字，乃是金文、籀文的风神照人之处。“不烦整截”，《石鼓文》自然活泼，比起小篆结字讲均匀、对称之美，雕琢味少得多了。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从社会交往的实用性说，堪称进步措施；但就书法艺术的发展来讲，制定统一的标准文字，并非全是好事。韩愈所以倾倒于《石鼓文》，正在其奇古之风采。《石鼓歌》所唱的赞美诗，道出了大篆书法美：以“鸾翔凤翥众仙下”形容《石鼓文》的神韵生动；以“珊瑚碧树交枝柯”，形容其结字茂密变化；以“金绳铁索锁钮壮”，形容其笔力雄强。韩愈的这些描述，同当时书论家张怀瓘论大篆“若鸾凤奋翼，虬龙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柯叶敷畅”的审美着眼点是近似的。用诗的语言设譬借喻描述艺术品，有一定的局限性。宋朝四大书家之一的米芾曾不满意地说：“历观前贤论书，征引迂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是何等语？或遣字求工，去法愈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入人，不为溢辞。”这话只有一部分道理；实际上奇巧的比喻并非“迂远”，它有引导认识的作用。杜牧为李贺诗集作序，就是用了许多奇巧的比喻阐明李贺诗丰富多彩的风貌的。如“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等等，读者从人及物的比况上即能由此及彼地产生审美联想，体验美的所在，加深美的印象。这种明理的办法，也并非不能“入人”。六朝以来，惯用龙凤的动态形容书字之美，久而久之，连一般人也懂得龙飞凤舞的含义。近代学《石鼓文》造诣最高的吴昌硕，从其几十年的临写实践中体会到“古茂雄秀”是《石鼓文》的神魂所在，是难以学到手的东西。他叙说道：“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惟其中古茂雄秀气息，未能窥其一二。”关于古茂雄秀，吴昌硕没有作解。我引唐人书论家窦蒙《语例字格》为之注：

“古：除去常情曰古。

茂：字外情多曰茂。

雄：别负英威曰雄。

秀：翔集难名曰秀。”

窦蒙的注有点深奥玄妙，我体会他解古茂雄秀的审美概念含义是这样：所谓常情，即世俗之情，能脱去世俗之情，便可进入高雅境界。字外情多，跟评画所说的画外情趣，意思贴近。别负英威，意思是，字迹之外英俊威武。翔集者，群鸟飞栖于一处；这是难以称道的比喻，只好读者自己去体验揣摩。窦蒙注古茂雄秀，重点在字的精神，也即吴昌硕说的“气息严”。吴昌硕自道临《石鼓文》“一日有一日之境界”，说明这件艺术品中蕴含的内在美很丰富，经得起长年累月采掘，也说明吴昌硕是位善学者，“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岂是一般临字人所能做到的？盖有数年工夫临《石鼓文》，庶可形似，但像吴昌硕那样神采飞扬，遒媚互济，气势夺人的篆书，的确鲜见。

述评《石鼓文》的艺术之后，再谈谈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六朝时期，论书者常常钟（繇）王（羲之）并举，或羲、献（王献之）并举。到了唐朝，太宗李世民独崇右军。他“详察古今，研精篆索，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由于唐太宗的推置提倡，王羲之书成为有唐一代的书法正宗，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王羲之的人生哲理，在其《兰亭序》中有明显反映，《世说新语》也有些记载，概括而言是儒道的混合意识。唐太宗论书所说的“神气冲和”，是王羲之书艺的主要特征，此种特征是植基于亦儒亦道的思想上的。刘熙载说“‘中和诚可经’也。以毗刚毗柔之意学之，全无是处”，就是认识到书家思想与书艺互为表里的关系。我想补充一句，离开中和观点看王书，便会大相径庭，说出“狂肆”的话来。被推为书圣的王羲之，其杰出的艺术成就是永远否定不了的，然而也不像李世民说的“尽善尽美”了。张怀瓘论书曾明确表示：“真行妍美，粉黛无施，则逸少第一。”草书“虽损益合宜，其于风骨精熟，去之尚远”。张怀瓘对王书的品评是否完全正确，尚可研究，我认为他的评论态度是科学的。说是科学的，是他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不因为出自书圣手，便议论安敢到。我国最早的一篇文学评论专著曹丕的《典论·论文》说得好：“唯通才能备其体。”“备其体”，是谓各类文学体裁，门门擅长。证之当今书坛，一些书家作四体或五体书，相较各体字，有优有劣，大篆、小篆写得好，隶书、草书不一定出色，极少能“备其体”者。《石鼓歌》云“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关于王右军以字换白鹅的故事，家喻户晓，可是用什么字体写什么内容的字换白鹅，传说不一，《黄庭经》换白鹅，未必可信。虽然如此，可以肯定，韩愈对王羲之的字确有“俗书”的看法。刘熙载曾有这样的议论：“唐太宗著《王羲之传论》，谓萧子云无丈夫气，以明逸少之尽善尽美。顾后来名为似逸少者，其无丈夫之气甚于子云，遂致昌黎有‘羲之俗书趁姿媚’之句，然逸少不任咎也。”由于不善学王帖产生的不良影响是有的，这当然怪不得书圣，而刘熙载不顾韩愈指名批评王羲之“俗书”，把问题引向一边。这无他，因为刘是右军书艺的推崇者。他评王书“力屈万夫，韵高千古”，又说“右军书雄强无论矣”。这当然与“趁姿媚”的“俗书”没有联系了。文艺品评是与品评者审美思想密切相关的主观性很强的工作。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其《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谓：“萧子云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荆轲负剑，壮士弯弓，雄人猎虎，心胸猛烈，锋刃难当。”说得阳刚气十足，可是数百年之后，入唐太宗眼中的萧子云字，却化阳为阴，“无丈夫气”了。也许米芾不满意用“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评王羲之书的萧衍，真的“比况奇巧”，“去法愈远，无益学者”了。我未见萧子云字迹，李评萧评孰是孰非，无从判断。刚毅雄特的颜鲁公真书碑，传世不少，为书家共同推重，可是在米芾看来，“真便入俗品”。与米芾同时代的书论家朱长文则力辩颜书无媚气：“公（颜真卿）之媚非不能，耻而不为也。退之尝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盖以为病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朱长文在为颜真卿的辩护中，肯定了韩愈批王字的见地。

我们进而从韩愈的艺术哲理和书法审美趣味分析他何以贬王书的原因。韩愈虽然以儒家道统的承接人自任，但他看待文艺的哲理思想却偏离中和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温柔敦厚的观念。他提出“不平则鸣”的学术思想。认为在自然界、社会生活和文艺活动中，普遍存在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现象，这是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矛盾激化的反映。“维天之于时也亦然，择其善鸣者假之以鸣。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事而弗平者乎！”他的“不平则鸣”的哲理运用到观察文艺现象和指导文艺创作实践，其后果自然与温文尔雅相左了。我们读《高闲上人序》更加了然这个问题。唐代杰出的草书家张旭，为文坛所推仰。李白诗云：“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追随。”韩愈谈张旭的书法，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酒醉、无聊、不平，有动于中，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说，张旭触万物而生的丰富情感，无不表现在他的草书中；天文地理人世万千气象，都为他的草书所寓藏；宇宙意象转化为他神鬼莫测的草书。韩愈解析张旭书艺的奥秘，贯穿着一条相对立运动的线索，体现了他“不平则鸣”的哲理。当时有位和尚高闲，要学张旭草书，韩愈对此坦率地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今闲师浮屠氏，一生死，解外胶，是其为心，必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遁入空门、精神淡泊的高闲和尚，同积极入世、情绪昂扬的张旭，思想情感差距很大。韩愈疑问：“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善学艺者，师心不蹈迹。所谓师心，即学习思想精神，而艺术思想精神受艺术家的人生哲理信念统辖，高闲的心与张旭的心不能相通相映，学何能有所成？韩愈似乎觉得自己的话高闲未必听得进去，于是以诙谐委婉的口气说：“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刘熙载对比张旭与怀素和尚的草书，得出这样的见解：“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遣。”心与艺不可分，谁也改变不了这个规律。

韩愈主张“唯陈言之务去”，提倡文艺创新。他的诗文“驱驾气势，掀雷决电”（司空图语），一反六朝文风。在他的审美理想中又流露出对艺术奇特趣味的追求，时而又与诙谐融为一体。《进学解》所写国子博士与太学生的对答，即是寓庄于谐的妙文。柳宗元读《毛颖传》，立刻被韩愈的奇作吸引住了：“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在书道方面，韩愈亦表现了奇崛的追求。朱长文云：“退之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众人所能及。余尝见其华岳题名，酷爱玩之，如挹取眉宇。”“挹取眉宇”，字如其人之精神气概。元代郑杓文在《衍极》中谈韩愈的字：“议者以退之为疏厉。”“彼盖不知九方歅之相马也。”认为说韩愈的字失于粗鲁，是不懂得取神韵。我们从这些记载中约略看到，韩愈的字风骨凌厉，奇崛不群。于此我们进一步认识到韩愈为什么不欣赏“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不激不厉”的右军书。如前所述，《石鼓文》以奇古生动倾倒人，它与冲和气十足的右军书，是各有千秋的两种风格。在论述我的拙见将要结束时，又不禁忆起60年代游华山攀登险绝的苍龙岭途中，有人告诉我，韩愈为好奇心驱使，曾经上过华山，爬到苍龙岭，惊恐得难以行动了，上也上不得，下也下不去，无奈只好投书求援于华阴县令。县令见信，急忙带领人上山，保护韩平安脱险。据此传说，华山增添了一处胜景——韩退之投书处。五岳唯华山最惊人心魄，故在古代登临者很少。登华山与王羲之等群贤聚会兰亭大不相同，兰亭的“群山峻岭”不能和华山的险峰绝崖相比。韩愈的倔犟性格和他在文艺上的不平则鸣思想，以及他喜奇好古的欣赏趣味，只有从两种不同的审美观入论，才能真正理解韩愈对王字的评语；只有从两种不同的书法风格着眼，才能正确评价《石鼓文》和王羲之的书法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