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人物画古今谈

工笔人物画古今谈

工笔人物画古今谈

画家温国良携带他的工笔人物画来访。他告诉我，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举办展览工笔人物画颇受欢迎，国外的一些报纸作了肯定的评价。他准备在今后十年内，以工笔画赞颂华夏数千年以来的优秀人物，已经预约好待作品完成，将在联合国大厦大厅展出。他的宏图壮志，令我佩服。因涉及工笔人物画，我联想起长期致力于这门艺术创作的名画家潘洁兹。他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见荣宝斋出版的潘絮兹画谱，以下本文所谈潘的作品都在该画谱中）在50年代问世后，立即得到好评。我觉得他已往临摹敦煌壁画，不仅激发了此画的创作灵感火花，也影响到他后来的人物画的气度。改革开放以来，他的创作很活跃，近十余年，他画了许多意境幽美、风格别具的佳作，还培养出不少学生，可谓“丹青不知老将至”，“晚有弟子传芬芳”。温国良于60年代在吉林艺术学院从卜孝怀学工笔人物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向王叔晖、王绪阳等画家请教，终于趟出自己的路子。潘洁兹今年81岁，是工笔人物画家前辈，温国良年近50岁，属于中年画家，从他们的创作中可以反映出工笔人物画的一些现状及发展趋势。两位画家有一个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在继承优秀的传统上求创新，于是引发我再认识再思考工笔人物画的兴趣。

中国工笔人物画（含人物画的一个特殊门类佛画、道画）历史悠久，成就辉煌。从先秦至唐代，这期间的人物画几乎全是工笔画，说几乎，是因为间或也有意笔画，如汉代洛阳八里台砖画即是，这乃是个别现象；像马王堆汉墓的工笔重彩帛画，在当时才具有普遍风尚。唐末五代，意笔画渐露头角，石恪是意笔人物画的试作者，其后有南宋的梁楷和法常。意笔人物画的出世，与文人艺术思潮的兴起有关系。文人画家（或审美情趣与文人相同的画家）解放笔墨，以适应抒发自我情感的审美意识。工笔人物画的发达，则与宗教美术的昌盛有关。东晋至隋唐的佛教壁画，莫不是工笔重彩，这期间的大画家如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等，都热情参与佛画创作。到了北宋，李公麟虽然不愿意置身于画师行列，也不作重彩画，但他的创作兴趣与才能，大多发挥在佛画方面。如画维摩诘像以及画水月观音、长带观音等新图样。宋朝帝王崇尚道教，开国不久，大兴道观建筑，由此道教壁画的创作，大大超过佛教壁画。到了元代，仍然以道教壁画称著。像敦煌唐代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将建筑空间层次与众佛于活动安排得各得其宜，像元代永乐宫壁画朝元神仙队伍组织得多样统一，繁而不乱，这些作品宏大的构图、灿烂的色彩、流动的线条，以及由此产生的韵律感、装饰美都是令人可叹可学的。50年代问世的《当代英雄》，便是在继承工笔画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的创作。今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工笔人物画必将与意笔人物画并驾齐驱，为弘扬我们的民族艺术放出异彩。

中国工笔画与意笔画，虽有各自的相异性，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共同的审美观、共同的艺术追求。关于这个问题，潘洁兹的看法是：“中国画重意象，要求达意抒情。工笔和写意，形式虽异，精神实同，所以工笔重彩画，要求笔工而意写。就用笔说，工出于写，即是以写法出之，不必死描；就用色说，则要求彩淡而厚，彩重而清。”（潘洁兹画谱《技法十要》）他把工笔画与意笔画二者之间的同、异概括得很好，认清工笔画与意笔画的共性，就掌握了中国画的精神，认清了二者的差异性，就便于发挥各自的优势。

从画史看，当人物画发展到较高的新阶段，便重视神似问题。顾恺之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十分注意描绘人物的精神世界，指出传神的几种途径：其一，“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其二，置人物于特定的环境中，以景托情；其三，“悟对通神”，在人与人的交往活动中显露其内心蕴藏。以上三点，在《洛神赋图》中都有所体现。作者运用多种传神的手法，描绘女神的个性以及“恨人神之道殊兮”的悲剧境界。魏晋时期以嵇康、阮籍为首的主张越名教任自然的“竹林七贤”，是一些摆脱不了当时政治倾轧的愤世嫉俗者、牺牲者。他们的精神状态外松内紧。南朝西善桥画像砖《竹林七贤》和唐代孙逸的《高逸图》，通过“傲倪八极”的目光和手中的持物来表现他们的这种个性和心态，而不画这些名士的放荡骇俗行为。五代南唐周文矩作《宫女图》，画一乐伎置玉笛于腰带中，眼睛看着手指，从不引人注意的小动作中刻画出她内心有所思。顾闳中画的韩熙载最传神，他塑造出一个处众乐而独寡欢的个性鲜明的形象，令人见画难忘。

时至明朝，工笔人物画已趋衰落，从事这门艺术的画家少了，更成问题的是人物形象程式化了。唐伯虎画仕女，小眉、小眼、尖下巴，个个模样雷同。鲁迅批评说：“唐伯虎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物的欲得之物。”唐伯虎画仕女图，有作者的审美追求，但缺少人物的个性刻画。清代两位著名的人物画家改琦和费丹旭，他们所作仕女图，也是唐伯虎类型的美人。改琦的《红楼梦图》（光绪年间刻成木版画，名为《红楼梦图咏》）与人物呼之欲出的《红楼梦》小说相比，艺术性有天壤之别。明末陈老莲画人物，不论是形象还是精神气度，都一扫唐伯虎的纤弱流风。他画男性或画女性，大多身体高而壮实，宽脸，大眼睛。这种“躯干伟岸，丰广目”的人物模样，含有作者自己的强烈个性，却与唐伯虎有相似之处，即往往也缺乏表现对象的个性。清末民初，海上三任（任熊、任薰、任颐）作人物画，受陈老莲的影响，其中任伯年是比较能汲取老莲长处的画家。

简略回顾工笔人物画在历史上的发展及成败得失之后，再结合潘洁兹、温国良的创作及我所知所见的工笔人物画的现状，谈以下四个问题：一、传神写个性，需要汲取美的生活原型；二、画历史人物，要有作者的评价及审美观；三、以物托人，以景写神；四、开拓新题材，从多方面塑造人物。

传神写个性，需要汲取美的生活原型

传神是表现对象的精神境界，舍去个性的描绘，形象就成一个笼统的概念。富有个性的形象，首先来自现实生活，画家到生活中去发现去找模特，在美的雏形上进行艺术加工概括，才能创作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为当代的真人写照，这一点是明显的；创造虚构的人物形象，也莫能外。这使我想起刘文西画蓝花花所产生的魅力。陕北民歌热情赞扬为争取爱情幸福而斗争的蓝花花，形容她的美貌“实实爱死人”。歌词是动情的，但没有把蓝花花的美貌具体化，刘文西却做到了这一点。他在陕西多年，熟悉民情民风，懂得群众心目中妇女美的所在。陕北乡亲常用“毛眼眼”形容青年女子漂亮的眼睛。所谓毛眼眼，就是在长睫毛下闪动的美丽目光。刘文西深解这一点，他画的《陕北蓝花花》（1968年1月1日《北京晚报》刊有小幅图），是“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人物有个性，有魅力。

画古代人物形象，依然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找模特，去理解，去体验，去加工提炼。温国良据《西厢记》画的崔莺莺，丰胸紧腰，亭亭玉立，身姿神态及由此表现出她大胆的爱、理直气壮的爱，这些都是画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形象，并赋予人物新时代的美和追求爱情的意识。作者的另一幅画《琵琶行》，在传神写个性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一般画琵琶女，容颜描绘只求漂亮；温画的琵琶女，在漂亮的颜面上，眼眶骨已经隐隐隆起，青春已经在消逝。作者没有忘记原诗“老大嫁作商人妇”对女主人翁命运转折的作用。红颜一衰，琵琶技艺再高，也挽回不了被抛弃的下场。画上的这一细节的描绘，不仅显示出女主人翁的身世地位的变化，也为进入画幅的白居易和客人的悲戚增添了可联想的内容，引起了读者对女主人翁的同情叹惋。作者所画的琵琶女形象，是诗歌所提供的，也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所观察到的，用自己的情感所体会到的，因此画出来才有真实动人的个性。脱离生活就不会得到艺术的雏形，艺术加工概括也失去了基础，更谈不上高于生活了。

神话人物和鬼神狐仙的形象，全是人们虚构的，但要进行艺术创作，依然要找模特，因为他们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民间长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每逢画师塑工在新建的庙观塑像画壁画时，附近的老百姓便告诫家里的青年妇女不要去观看，恐怕她们被塑进或画进神像里。这说明任何题材的艺术，与生活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潘洁兹画《巫山女神》，女神作待吻状，仰起的面颊，微合的眼睛，含情的口唇，画得很美。头像下面是云气缭绕的石峰。作者将虚无缥缈的神话艺术之美融为一体。笔者于80年代初，从重庆乘船顺江流而下，途经巫峡，也曾引颈遥望神女峰，但当时的思路只限于神话故事范围，感到无论是宋玉的赋，还是眼前的神女峰，和我们生活的时代似乎没有什么关系。哪想到潘洁兹“迁想妙得”，将巫山神女作了含蓄而热烈的，有当今时代风情的表现。温国良据《聊斋志异》画的《荷花三娘子》，着意表现刚从狐变成人的三娘子，对人世间充满好奇而又自得惬意的心理状态。作者运用多种传神手法描绘人物的这一精神境界，除目光外，三娘子撅起的嘴唇，露出的脚丫，都是使人物个性突出的有力笔墨。潘洁兹画的神话人物和温国良画的狐仙人物，都富有人情味，作品与读者亲近而不相隔。

画历史人物，要有作者的评价和审美观

司马迁以他的一管斑斓之笔，写下了永世不朽的《史记》。在楚汉相争中被打败的项羽，本属于诸侯地位，司马迁将他列入本纪，与帝王同归一类。这是由于他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决定的。一些以诙谐滑稽才能称著的人，司马迁也把他们写入史书，肯定他们对文化艺术的贡献。他对所写的人物都有自己的评价，做到了历史观和审美观的统一。司马迁还有一个突出而影响深远的美学思想，即“发愤著作”，他以周文王曾被商朝幽禁而“演《周易》”等例证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对遭遇到重大不幸的屈原特别同情，从作者到作品给予很高评价。他自己受腐刑后矢志完成《史记》，也同“发愤著作”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宫廷画师，其职责也与史官有相同之处，譬如闫立本画《步辇图》就是用形象再现唐太宗的政治外交活动。画上的唐太宗威严雍容，被接见的吐蕃使臣禄东赞谨慎有礼，无不显示出画家对主客两方面人物的评价。闫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主要从政治作为上评价国君，他看待开国之君、中兴之主、亡国之君的不同，流露出其历史观深受春秋以来寓褒贬、存戒监的儒家观念影响。画晋武帝司马炎目光炯然前视，威仪凛凛，其形象固然和史书提供的材料有关，但画家显然予以夸张美化，司马炎的身躯比两个侍臣都大，人物原型不会如此。画上的陈后主，举止萎缩，气魄还不如一个贵公子，作者的鄙薄之意分明可见。司马迁运用文字语言塑造人物形象和闫立本运用绘画手段塑造人物形象，作品既有来自客观真实的一面，又有来自作者主观认识及审美意识的一面，几种因素结合到一起，才创造出有价值而耐人寻味的作品。

潘洁兹、温国良创作的历史人物画，有些作品的取材和古人相同，然而都是以他们新的历史眼光来审视，经过他们的审美情趣渲染的。在我国的绘画和音乐作品中描写王昭君，常常把她看作远托异国的悲剧人物，围绕一个“怨”字刻画形象，意境凄凄惨惨。潘洁兹以历史唯物辩证观点重新认识王昭君，把汉朝与匈奴结亲的所谓昭君出塞，看作有利于国家安定、民族和睦的政治性婚嫁。因此，他画的王昭君精神振作，连发式也变为胡妇样，并以生长在沙漠寒冷地带的红柳树花衬托昭君扎根异邦的决心。作品的主题思想与董必武同志的“昭君自有千秋在”的评语同义。温国良的《观沧海》塑造出他心目中的曹操。曹操是历来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是《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后，更加剧看法的分歧。是英雄还是奸臣，应该主要从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来分析。他的品质心机虽然也属于分辩的内容，但比起政治作为，毕竟是次要的因素。现在大家对曹操的认识大体上统一了，这是新的历史观影响所致。温国良的《观沧海》，画曹操勒马凝视波涛汹涌的大海，海面上空是满天红霞。我觉得这件作品的气势很大，但不明白背景的用意何在。作者解释说，曹操统一北方，还师途经碣石观沧海，他的功业已达到了顶峰，但也接近夕阳无限好的境地。听他这番话，我认为，他评价曹操的思路和采取的以景托人的艺术手法这一有意义的探索，使他的作品别有风神。

表现社会生活的人物画与表现自然美的山水花鸟画，当然各有其特点，但从艺术创作既反映客观又反映主观的角度看，二者有共同之点。画历史人物画，光有正确的历史观，缺乏作者的审美情趣，人物形象容易流于概念化。若二者能够完美结合，画出的历史人物形象才会具有真实性、深刻性、新颖性，得到读者的欣赏喜爱。

以物托人，以景写神

风随虎，云从龙，鱼游在水中，画动物与环境尚且如此，何况画万物之灵的人呢？以景托人的理论是顾恺之提出来的，实践却早于理论。战国楚墓帛画《龙凤人物图》中的龙与凤，马王堆一号墓帛画中的日、月、嫦娥等，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等闲人物。《簪花仕女图》中的白鹤、小狗，是富贵安闲的少妇们的精神外在写照。人物画的服饰、背景、器物，既能起到烘托人物精神境界的作用，又能显示人物所处的时代、地域的特征。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中所说议画须知南北时代，论述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若论衣服、车舆、土风、人物，年代各异，南北有殊。”他举出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闫立本画王昭君已着帏帽，是画错了，因为木剑创于晋代，春秋时期无此物，帏帽兴于唐朝，汉代无此帽。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人看画，见到八字须，便认为画成日本胡子了，不知道中国古代须式就是八字形，几绺髯是蒙古胡须的样式（大意如此）。我们看战国至隋唐的人物画，从帝王到士大夫留的都是八字须，五代以后，须式开始有变化。不要轻视胡须的作用，画对了能传神，画错了，人物变得滑稽可笑。服饰也是这样。60年代初，我在长春看到卜孝怀展出的工笔人物画《刘备招亲》，刘备戴的黑色冠好像长瓦筒。我请问作者，他说那时期帝王的帽式就是这样。卜孝怀的学生温国良也注意考究服饰。他画的杨贵妃的冠饰，是根据出土的唐代文物，认真研究之后精细描绘的。

工笔人物画处理景与人的关系，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象征性的表现，一是写实性的表现。潘洁兹画的古今妇女图，每个人物都以一种花木比拟其精神境界或生活遭遇。譬如住在潇湘馆里的林黛玉，本来是喜爱凤尾森森的翠竹，画家却以雪竹象征她受到的精神压力，含意深化了。他如《二湘》的湘竹，《文成公主》的雪莲，《江竹筠》的迎春花，也都是起烘托人物精神的作用。温国良作人物画多用写实景，他画崔莺莺在西厢下，月色似水，清淡幽静的反衬作用，而且色彩新鲜悦目。他作的《琵琶行》中的月影船影，则是借鉴版画表现手法而别具风格。画写实景，仍需遵循中国画的虚实变化之道，如果忽视这一点，涂抹成舞台布景片，则画格俗不可耐了。

开拓新题材，从多方面塑造人物形象

工笔人物画创作应该开拓新题材，从多方面反映生活刻画人物。近年来有不少画家画杨贵妃，杨贵妃的得宠，不单是因为她貌美，还有她的聪慧。有记载，唐明皇同亲王下棋，杨贵妃立在一旁观阵，当她看到唐明皇要输棋时，突然把抱在怀中的小狗推上棋盘冲乱棋局。唐明皇从窘境中解救出来，大笑不已。这个有趣的故事，表现了杨贵妃的机智，也是她性格的一个侧面。再如画李清照，总超不出她的文学创作圈子，殊不知她还是一位金石学家。署名赵明诚撰的《金石录》，实际上是赵李合作成书的。李写的后序中记述了他们夫妻对金石器物的浓厚兴趣，他们在搜集和整理研究过程中甘苦共尝。读《金石录》后序，可了解到李清照的才能以及她的生活情感的另一个方面。

孔子长的是个什么模样？他的思想性格如何？我在少年时期从教科书上见到孔子像（传为吴道子画），神态苍老而严肃，感到圣人可敬不可亲。后来读《论语》以及《史记》《、庄子》等书，才知道孔子的长相特殊，他的头顶上有凹似丘，上身长，双臂也长，下身短。他的性格开朗活泼，思想敏锐而深邃。他好恶喜怒形于言表，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见违背大道的弟子，“鸣鼓而攻之”。颜回早逝，孔子连喊：“天丧予！天丧予！”（老天爷要我的命。）他对学生都很了解，因此能因材施教。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传为吴道子画的孔子像，只是为孔子传神写形的一个侧面，孔子还有许多生动感人的东西有待画家去表现。

当代的人物画家可以表现古代名流多姿多彩的生活和丰富的性格，同时也要为当代优秀的儿女造像。在这方面，潘洁兹的创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他画补天的女娲，画我们这个丝绸之国的育蚕发明人螺祖，以及历朝历代有名气的女性。值得称道的是，他画了秋瑾、杨开慧、赵一曼、刘胡兰等近现代的革命烈士，还为数年前逝世的受国人尊敬怀念的宋庆龄主席造像。画面上的这些人物的容貌神情以至头发、服饰，都是经过画家选取有时代的个性特征而加以描绘的。因此使读者感到真实亲切。在表现当代人物的创作中，我们也期望画家放开视野，从多方面开拓新题材。应该说，描绘杰出的人物，入笔之处很多，就看画家的思路眼光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