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的民间色彩

年画的民间色彩

年画的民间色彩

童年初次看戏，印象最深、感觉最新鲜的是各种各样的脸谱。一个普通的脸孔，经五颜六色的化装之后，弄得面貌全非，但是很有表现力，很有趣味。中国艺术设色有许多这种不拘泥自然形象的表现方法，民间艺术最多，年画设色就属于其中的一类。杨柳青的旧版年画《冷宫救昭君》，画的是夜景，可是不着意描绘昏暗、朦胧，只在月亮的周围和地面上涂一些轻微的淡黄色，稍示月夜的气氛就够了。1959年出版的陕西岐山农民画的年画《防泛图》（长安美术出版社出版），描写农民在大雨中护堤，表示雨景的是在画幅的上端画了一排灰蓝色的雨柱，另外观众只能在低垂的树枝、奔流的河水、防泛农民头戴草帽和身披蓑衣（也可能是羊毛制的毛毡斗篷）上去体会雨意，一点也感觉不出烟雨空濛的景色，很明显不是作者画不出来，而是有意不画。前些日子在北京展览的周口店农民的画，一些上了年纪的作者也有类似的路数，把土墙画成漂亮的青色，把屋顶的边缘画成鲜红的颜色。有个老头把羊画成红的、蓝的、黄的（见彩色画页《丰衣足食》）。羊是什么颜色，农民还不晓得？但他们偏要这样画，而且看得出来，他们在画时是一本正经的，是在一种欢欣自得的心情下涂抹颜色的。

仔细捉摸这种现象，我想不外有两种道理：第一，作者在设计颜色时，他们牢牢地记住他们是在画年画，年画这种画是一门特殊的画种。年画是节日画，人逢过节，欢欢喜喜，所以要在墙上、门上贴画，是为了增加节日的气氛，激发欢乐的情绪，因此不论画的是什么景象，始终不离开这个大前提。不承认年画的特殊性的人们，常常拿这种现象争辩：你说年画是过节用的画，为什么群众在春节买画时连国画、油画、水彩画也买去张贴？可见年画不是特殊的形式。该怎样和这些同志论理呢？我认为这些同志主要是没有认识到，任何一种为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都有长久的生命力。（戏曲是这样，年画也是这样。）它和内容比较起来，有相对的稳定性。此如娃娃年画的内容，在旧社会经常是和“五子登科”、“富贵有余”等等思想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的娃娃年画内容，经常表现的则是和平幸福、热爱劳动等新的思想愿望。年画形式，随着内容的变化必然也会有所发展和革新；但它的一些基本特点是我们主观上抹不掉的，现在抹不掉，多少年之后能不能抹掉，也是问题。只要看看群众对于自己民族的节日是多么喜爱，就知道反映这种节日气氛、投合人们心情的年画存在的意义和力量。《冷宫救昭君》那幅画如果作为别的画种，我看完全可以把景色画得朦胧，但是作为年画不这样做是聪明的，在人家窗明几净、红火热闹的时刻，搞一张色彩阴暗的画贴在墙上，实在是不近情理、不合时宜的。如果《防泛图》作为一幅国画表现，雨山空濛的设色，谁能反对？历代好多国画家就是这样描绘的。但是作为年画，就大可不必画得灰蒙蒙的。

第二，民间年画在设色上所以有这些现象，是作者审美观和情感的表现。几年前（现在也有）有些美术家认为，民间年画的设色特点是受了制作工具的限制产生的。他们说，民间年画是在极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制作的，就有那么几种水色，所以只好用红、绿、黄等几种单色；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材料工具，不必去学那些落后的办法。当然，过去民间年画的制作条件的简陋是事实，年画的形式风格是要受制作条件的影响，但不能由此断定，民间年画的设色单单是因为条件的限制。周口店农民画画，从颜色来源上说，大家都一样，可是在描绘同种物象，此如羊，青年人的作品设色此较接近物象的本来色彩，而接受民间艺术传统比较多的老年人用色则和物象的本来色彩不一样，要求更能表达主观情感，更有趣味。几年来常听到农民这样的意见：“红的干脆画得红一点，绿的干脆画得绿一点。”我认为这种要求，是农民审美观的表白，是农民健康乐观情绪的表白。劳动人民爽朗的思想情感决定了他们在艺术欣赏上尤其是过年过节，不愿意看一些色调低沉、平淡的东西。我们再回想一下明清以来的某些文人画，作者极力崇尚水墨，在山水、花鸟中不愿意着一点胭脂等他们认为世俗的颜色，这是绘画材料的限制还是作者的思想情感和爱好的驱使？齐白石曾经在思想上斗争过的“欺世”和“媚俗”问题，其中也表现了色彩运用的情感作用。那种把民间年画设色看作仅仅是制作条件决定的意见，就妨碍在继承民间艺术设色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发展创造。

看了1959年的新年画，我感到很兴奋，更多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在向民间年画艺术学习，尝试用民间年画的表现形式创作新年画，西安和天津出版的一些新年画，明显地表现出作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这是历年来较少而1959年大量出现的十分可贵的现象。这里我想再举几幅新作，从年画色彩的角度作些分析。我喜欢张建文的《赶先进》（1959年长安美术出版社出版）。这幅画构图饱满（稍有拥塞的缺点；男青年的形象刻画得也不尽如人意），色彩富丽，很有装饰性。可以看出这些好处是学民间年画而得来的。年画应该色彩鲜艳，有装饰性。装饰性是文雅的字眼，说通俗点就是打扮。我觉得作者在这幅画中是用了很多打扮的工夫。蓝毛绿鬃的马，世界上没有，而作者不拘泥马的自然颜色，把它打扮成这个样子，显得很俊美；猪身上没有绿颜色，而作者在图案化了的毛纹上着了些绿色，这样一打扮，形态丑笨的黑猪显得漂亮了。这些色彩和整个画面富丽的色调是和谐一致的。我觉得作者这样画（当然好处不只在这两点上），其创作意图和心情，是和周口店老年农民画羊设色是相同的，要表现人的情绪、人的美感，不是给牲口照彩色像。单应桂的《和平幸福》（1958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见彩色画页），在线描造型和设色上，也使我喜爱。这幅画的色彩，看来是比较接近于形象本身的颜色，但它也不是自然色彩的模拟。两个母亲，上下身衣着和两个母亲之间的衣着的色彩关系以及背景的色彩，都是经过推敲的（详情见单应桂《学习民间年画传统的一些体会》，载于《美术》1959年3月号）。我也喜欢杨鹏的年画《小伙伴》（1959年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见彩色画页）。那个初出世的小毛驴，神情天真、稚拙，像个幼儿似的可爱、有趣，观看小驴走动的孩子和老饲养员的形象也画得比较生动。虽然这种题材过去不是没有人表现过，而这幅画却能给人新鲜的感受。不过，这幅画在色彩上是有缺点的。由于作者拘泥于自然物象的光暗关系，牲口棚里的色彩阴沉暗淡，院子的地面上涂的颜色，也欠缺明确的目的。民间年画艺人可以把黑夜当白昼处理，我们也可以不受光线明暗的限制。如果把牲口棚和院子地面画得明亮一些，色彩美一些，我想可能会加强这幅画的欢乐、活泼的气氛。

一种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完满结合，是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和许多创作实践才能达到的，民间年画从产生到现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继承民间年画传统创作新年画，不免要经过像鲁迅所说的“旧形式的采用，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的过程。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1959年许多吸收民间年画特点创作的新年画来看，硬套或表面地理解民间年画的现象并不是没有，但不足为奇，不必过多责难。应该看重从少数人重视学习民间年画传统到很多人重视并动手创作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品的这个变化，这表明在我们美术界尊重民族艺术的思想是逐步地广泛地树立起来了。在这样的基础上不难产生更多表现新思想内容和富有民间风格的好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