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地再现自然的美

创造性地再现自然的美——谈风景画创作问题

近年来在风景画创作中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也是根本性的缺陷，如果用一句话表明，那就是不能创造性地再现自然的美。

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研究风景画的功能问题，因为不把风景画的功能给予恰当的估量，便要影响到如何正确看待创作问题了。

有人认为，风景画之所以为人需要，就在于它使人由感官达到一种愉快。这种观点也有一部分道理。风景画像自然本身一样，能够引起人的快感，但是，风景画又不只给人以快感，它更给人以美感享受。这是容易理解的：给人以美感的艺术品常常同时给人以愉快感受；给人以快感的东西，却不一定能够引起人的美感享受。所以把风景画的功能仅限于给人以快感的观点的错误，就在它抛弃了风景画能够从美感上给人以思想感情影响的这一主要功能。罗丹说得好：“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所以使人感动，不单因为它使人得到多少适意的感觉，实则因为它所惊起的思想。”希施金描绘的松树、橡树以及麦田等景色，不仅给人明朗的朝气蓬勃的愉快感，更使人深思寻味的是画家赋予他的作品以积极的思想情感。画家对于他所描绘的景物寄予深刻的爱，人们从他的画中分享了一切美好的东西。希施金的风景画有这种作用，也是与他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思想分不开的。

也有人认为，人对自然不像对社会生活那样，风景画是肯定自然的艺术，谁都可以欣赏，很难说它有什么思想性。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无产阶级在自然界所感受到的美，在资产阶级看来则一定是不美的。不同阶级对于自然的感受和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观点比较起来，后者的差异性是不太明显的，历史上确实有些唯心论者的自然观是进步的。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作为艺术的风景画毕竟不同于自然风景本身。“沧海桑田”是形容自然界变化的无常，与社会政治制度相对而言，自然界的变化却是极其缓慢的。黄山，几百年前的面貌与今日的面貌恐怕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多少世纪以来，山水画家曾无数次地描绘过它，今日的画家仍在描绘它，后世的画家还将描绘它。同一景色经过画家不同的解释、评价和表现，便赋予了艺术内容以社会性的特征。五代和北宋的山水画家荆浩、关仝、董源等人着意刻画的是雄伟壮丽的自然，在大山大水的环境中安排了人物的旅行和渡船等活动。他们的作品向人展示的是自然的可爱，人与自然密切的关系。

我们对风景画的思想性应如何估量呢？好的风景画能激励人思想情感向上，能鼓舞人热爱生活，热爱祖国。这一切作用在欣赏者来说，正如古人说的是“潜移默化”、“陶冶性情”的过程。曾听到一些美术家在解释风景画的功能时举例说，有的战士向画家表示，从欣赏一幅好的风景画中更了解了自己的职责。我想那是通过战士的联想，战士本人的经验和一定政治觉悟水平等等间接地起了作用的。决不能设想，描写祖国美丽河山的风景画，像政治动员报告一样，直接告诉战士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用什么积极的行动来响应什么。不，不是这样的。认为风景画的功能仅仅在于满足人感官上的愉快，好像暑天吃冷食，肠胃立刻清凉；窗台上摆一盆花，供人赏心悦目，无疑是不对的。但是根据战士看了风景画更了解到自己的职责作为理由，过高地夸大了风景画的功能，同样是不符实际的。

从前面所谈的风景画的功能，可以看出，艺术的美是自然美的典型再现。既然，对自然的典型概括是经过艺术家的主观进行的，那么艺术势必要反映人的理想、愿望和情感。真正的风景画以客观的自然为依据，然而不是自然的简单的模仿，它是通过艺术家的独特感受，创造性地再现自然的美。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风景画，作者准确地画出了某个地区的景色，山岳河流的质感、季节的特征、阳光和空气等等表现得都不错。可惜不经久看，离开这些“美丽”的画幅，给人的印象是模模糊糊的一片好。参观这样风景画的展览，宛如遇到一群面貌相似的“美人”。这种风景画具备了很多好条件，只是缺少风景画的生命要素——艺术家对自然的独特的感受。也有另外一种情况，画家被很多新鲜事物激动了，而他偏不直截了当地画出来，他绕了很多弯，费了不少思索，最后画出来的虽然使人难识究竟是自然生活中哪一情景，可是却把人对大自然新的关系和作者的感受刻画出来了。《春到西藏》就是这种风景画。作者在访问西藏的时候，被许多奇丽的景色吸引了，他没有将它们一一入画，他在许多美好的印象中选择了富有典型的东西，画面上的形象不是西藏任何一个真实的地方，然而概括了西藏真实的风光，体现了藏族人民在新的生活环境中幸福的心情。作者所以要迁景虚构，是为了要通过他自己的眼睛“按照美的法则”（马克思语）创造性地再现自然的美。

艺术家被各种各样的自然事物所激动，孕育了诗情画意之后，对它们进行不同的艺术典型概括时，在艺术形象中能够滋生出诗意和情调。深刻的诗意和优美的情调是一幅好风景画必备的条件。诗意，好像很神秘，看不着，摸不到，实际上是存在于生活之中，可以为艺术家所辨别和掌握，不过不是能顺手拿来的，它需要艺术家深深的挖掘。情调的造成，离不开事物本身的特殊性，离不开造型表现上的形状、色彩、明暗等等因素，然而观察和操纵它们的终归离不开艺术家。因此，我们要求风景画上富有诗意和情调，首先还必须要求画家重视艺术的创造工作，重视艺术的美。试想，如果画家画出的画像郭熙说的“版图”式的描写风景，诗意和情调将很难产生了。莫测的套色木刻《拿鱼》（《版画》1956年第2期。全国青年美展展出）是一幅富有诗意和优美情调的风景画。雨过天晴，辽阔的湖面上闪动着明丽的波光，天际大气回朔，残云浮动，湖面上散发着清凉的空气，渔船出海了。作者刻画的一对通力协作的青年形象，很可爱，站在船头上手持渔竿的青年，动作灵巧有力，显示出他是捕鱼能手；本来是勤苦的劳动，对他来说却变作像某种娱乐的事情了。站在船尾摇桨的妇女，以她那自由驾驶船只的姿态构成了优美的背影。而更引人入胜的是这一对青年的助手、伙伴——一群活跃、剽悍的鱼鹰。它们紧跟着渔船向前游去，使人从无声的画面上好像听到翅膀划开水面发出的清脆的响声，它与夹船身而向后急流的水声组成了活泼愉快的乐曲。作者就这样地强调了劳动的美好，这一切是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的，不过已不同于原来的生活面貌，它处处流露出作者对自然事物独特的感受和艺术匠心。这些从现实中挖掘出来的经过艺术加工，渗透着艺术家的热情和个性的能鼓舞和提高人的思想感情的，含有积极意义的具体可感的东西，应该说就是诗意。我觉得格列科夫的《夜宿普拉托大站》（《美术》1957年1月号）这幅军事画，也可以把它看做是充满诗意和富有情调的风景画。作者在这幅画里将一种生活中珍贵的东西通过优美的形象表现出来了。严寒积雪的冬夜，哥萨克村庄的窗户上映着灯光，户外有一群身不解鞍的战马围拢在一起站立着。从窗户透出的温暖的灯光，人们可以想象到，战士们此刻正在屋子里或饮食或休息，或是在谈论和歌唱。严峻辛劳的战斗岁月中富有诗意的片段，通过这些形象很好地表现出来了。蓝玻璃似的冬夜的天空和遍地堆积的白雪，给人的感觉本来是冷的静的，可是它与窗户的灯光、户外的群马形象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温暖、活跃的情调。这种诗情画意，不论是对于从事过军事生活的人，或者是手里从来没有握过枪杆的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亲切易解。

对于风景画的情调问题，从近几年的风景画作品中和理论批评中可以看到曾被某些人理解得比较狭窄、偏颇。他们把有象征性的事物看得过死，因此，便在良好的主观意图下（要求风景画情调健康）影响到风景画的取材范围和表现上应有的丰富多样性。好像描写祖国美丽河山的新气象，离不开桃红柳绿，最好还加上少年儿童或劳动人民的游览。好像春天、黎明这一类景色才符合人民的心情，黄昏、深秋、冰封大地……似乎与我们新的生活相抵触。1954年9月号的《美术》上刊登了赵宗藻的一幅题为《百歌》的木刻风景画。画面上描绘冬日庭院的大树上，许多小鸟飞旋鸣叫。这幅画发表之后，广东省的许多美术工作者认为：“它除给读者带来冷落、消沉以至颓废之外，看不到有什么新气象。它不单是小资产阶级情感，而是一种不健康的颓废的士大夫的思想情感。”（1955年1月号《美术》）小资产阶级和士大夫的情感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批评者没有指出来。我觉得这一批评意见是否正确，尚值得怀疑。从形象看，叶子脱落干净的大树，建筑年久的屋檐都是恬静的；但在这些恬静的形象中间，画家安排了一群活泼飞鸣的小鸟，整个画面的气氛便生动而不孤寂了，很难说它表现的是士大夫的情感。不能否认，作品流露的气氛主要是由于所描写的事物本身的特殊性造成的，比如，一般地说，万紫千红的景象散发着繁华热闹的气氛，萧萧落木的景象散发着空旷高爽的气氛。可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事物的特点，要看到不同事物相互配合，再加上它们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的态度之后所产生的新的特点。红的花是热闹的，但也有“寂寞红”的冷气氛；空山森林是沉静的，但一有“人语响”，气氛就改变了；古老建筑的红柱子，有比母亲奶汁还白的鸽子筑巢（希克梅特诗意），便获得了新的象征意义。

表现大自然的风景画，是抒发人的思想情感的一种艺术方式（其他的如花鸟等）。在风景画创作中如何体现我们时代的大自然的特征，如何寄寓人民新的思想情感，是风景画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劳动改造自然的巨大变化，是我们新社会鲜明的特征之一，它与人民的生活理想有密切的现实关系。近几年来在这方面表现得好的风景画是很多的，比如艾中信的油画《通向乌鲁木齐》（《美术》1955年2月号）和石鲁的套色木刻《夜》（《美术》1955年4月号）等就是。这些作品一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一方面又是含有诗情艺术性的。鼓励画家从风景画作品中体现我们今日社会的风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这并不排斥风景画创作需要打开广阔的局面，凡是能使人们精神向上的或能满足人们美感享受的风景画，都应该让它生存发展。目前风景画创作的取材范围仍然比较狭窄，比如描写那些曾经有过重大历史活动的风景画就很少。宋人的山水画《赤壁图》可以作为一例，说明结合历史活动使风景画获得了丰富的内容。由于赤壁之战和苏东坡咏述赤壁的文学作品给予人的生动联想，使人对自然的感受就更为强烈而丰富。我国经历了一百多年人民革命斗争，与英雄史迹有关的历史性的风景区是不胜枚举的，风景画应该表现它、歌颂它。人们经常举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克》说明风景画的重要性。这幅描绘着一条道路的简单景象的画所以具有震动人心的力量，主要在于作者把自然风景和人的休戚相关的政治情感结合起来了。有人认为，这类画不是风景画创作的大道，如果看画者不了解大渡河的历史，看了描写大渡河的风景，感到的可能只是景致的险要雄伟，不会联想到红军长征的历史。应该承认这种局限在某些群众中，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是存在的，这不要紧，随着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民历史知识的丰富，带有历史性的绘画将会为广大人民所了解和接受。而且，一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知识为人民群众所熟悉，不仅是一一经过书本传授的，口头流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三国演义》故事便是一例。因此，画家不必在这方面顾虑。

从前两年起，就经常听到不少人说，风景画太多了，埋怨不该提倡，指责画风景画是“避重就轻”。我觉得，风景画的增多，与提倡和推荐工作当然关系很大，不过也应认识到这是由于社会的需要。某种艺术在某个时期得到发展（如木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活跃），而在另一个时期得不到发展，或发展很小，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中是能找到答案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心情愿望毕竟不同于战争时期，加上自然界在新社会中经过人的劳动改造而不断变化，诸如此类的新的生活条件特点，必然要反映在人民对艺术的要求上。如果社会上没有很多人喜欢欣赏风景画，某些理论家如何提倡，某些报刊编辑如何惯于选登风景画，也不能长久下去。认为画风景画是“避重就轻”，如果指的是某些画家逃避创作的困苦，把作为锻炼画家手眼、作为创作准备的写生练习当成正式创作，那么指责是对的。如果认为风景画创作比其他绘画创作一切都容易，因此说画风景画是“避重就轻”，无疑是种误解。我们不难举出中外真正有创造性的风景画耗费了作者多少心思，随意举例，如从沙弗拉索夫创作《白嘴鸦归来了》的过程就可看出，好的风景画不是随笔一挥，偶拾而得的。（1956年7月号《美术》有篇介绍《白嘴鸦归来了》创作情况的文章。）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阻挡和限制风景画创作的发展，而是应该多提倡创作经过深思熟虑有美好构思的风景画。这样的风景画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