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创造性地再现自然美

再谈创造性地再现自然美——关于花鸟画创作问题

我没有到过海洋，希望将来有机会一观沧海。我看过不少描绘海洋的风景画，发现画家们“介绍”海洋的性格很不一样。有的表现海水汹涌狂啸，好像预示革命风暴的来临；有的表现海水深邃静谧，好像难测的少女心灵……这些都是真实地再现了海洋的美，为什么各不相同呢？我体会到艺术家是把他们对海洋的独特感受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这是海洋的性格，也是艺术家的性格。我对每幅优秀的海景画都喜爱，从来没有觉得这些作品让我这个没有见过海的人对于了解海莫衷一是，相反我感谢画家把他们千差万别的感受告诉了我。就是将来我亲眼看到了海，我相信自己仍然会像以前一样欣赏那些海景画，因为海景的价值不在于客观地冷冰冰地记录海的面貌，它的价值在于创造性地再现了海的美。当我欣赏花鸟画时，也有同样的认识。我见过不少花卉、飞禽，在花香鸟语的环境里感到很美，很愉快；但是打开花鸟画册，兴致依然很浓，不觉得因为在公园见过花鸟就无心再看下去。甚至窗前摆一盆菊花，墙上挂一幅菊花画，也一点不觉得重复。我相信这种感受是人们共同的感受，否则为什么需要艺术呢？

有时我们遇到这样一些花鸟画，作者在题款上注明他在什么公园看到的这枝名贵的花，这只名贵的鸟；他参观什么蔬菜园看到这个最肥大的茄子；还有些作者把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一应俱全地画在一个长卷上。为什么画家要画这些花鸟、蔬果呢？是不是因为读者没有机会看到所以才画出来？我想画家的本意不会如此，而是把它们当作自然的美来描绘的；在一些画家谈创作经验的书上也曾这样介绍过，北京的菊花有许多种名色，只要选几种最好的有代表性的名色描绘，就是艺术的典型的创造。这显然是达不到艺术的好效果。在人物的典型创作中，通过这个人（个别）表现阶级、阶层的社会关系（一般），如大家熟悉的祥林嫂的典型形象就具备这种特点。祥林嫂既有她特殊的性格、风貌和经历，同时在她的身上又反映了在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成千上万妇女的悲惨命运。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个人（个性）都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共性），所以艺术家有可能把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不够鲜明、突出的阶级特征，通过个性集中地表现出来，创造出典型人物。创造人物典型的这种方法套用到花鸟画上就错误了。据生物学家说，一棵树上的叶子没有相同的形状。我们相信生物学家的话，可是我们却无兴趣考察这些差别，因为树的美不在于此。一枝盛开的菊花，一只鸣声啁啾的黄鹂，是可以代表同类，成为种属的典型，生物学家可以研究它们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意义。花鸟画家面临这些对象却不是着意表现它们的种属性，因为人们欣赏花鸟画时并不关心这枝菊花、这只黄鹂属于哪一种类。画家是要通过花鸟自然属性的某些特点抒发自己的情感，也就是“借物抒情”。泰戈尔说得好：“艺术可涉及的是客观现实与个性间的相互作用。仔仔细细描绘一朵玫瑰算不得艺术；一朵玫瑰对一个敏感的人起了作用，而这个人又掌握了表现的技术和形式，把玫瑰在他身上起的作用表现出来，才可能是诗的创造。”花鸟画也是人化了的自然，因此再现花鸟的美，就不能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

在我国古代的绘画理论书上，有一些赞扬画家画花鸟品种能力超人的故事，比如说唐代的薛禝画鹤，一望便知鹤种的南北，等等。我觉得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类故事。从画家观察对象精细的角度来说，前人的苦心值得学习，倘若认为画出花鸟品种就是画家的了不起的本领而刻意追求，那就误人不浅了。我们无论是对古人对今人，都不能把花鸟画的典型和生物标本挂图的真实性混同起来。

这里，我联想到蔡仪同志关于创造风景、花鸟画的一些见解。蔡仪同志在他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典型创造》（《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一文和他著的《现实主义艺术论》一书中都谈到了描写自然景物的问题。蔡仪同志也承认描写自然景物形象的艺术，不能不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但又指出：“既然是直接描写的对象，是自然景物，那么只有从所描写的自然景物来考察它的典型性。”“把客观现实的自然事物从自然范畴来看。”他以齐白石的草虫花卉为例，说明其典型性在于表现了对象的“特质”。蔡仪同志还引用了石涛的画论“搜尽奇峰打草稿”来论证《山水诀》（传）“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也是从自然见地创造山水典型的理论”。

蔡仪同志认为，创作山水、花鸟画必须表现对象的“特质”，这当然是对的，因为不通过具有某一或某些方面自然属性的生动形象的描绘，就不能达到借物抒情的艺术效果。但蔡仪同志在主张重视表现对象“特质”的同时，却提出应该从“自然范畴”、“自然见地”来看待对象，从“所描写的自然景物来考察它的典型性”。这是值得怀疑的。

人们称赞天鹅高贵、尊严、温柔、优美。据说天鹅临终时，是在哀婉的歌声中向生命告别的。对于这个古人杜撰的故事，布封分析得非常好：“……这些寓言真正是可爱的、动人的，其价值远在那些可悲的、枯燥的真实之上；无疑地，天鹅并不歌唱自己的死亡；但是，每逢谈到一个大天才临终前所作的最后一次飞扬、最后一次辉煌表现的时候，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地想到这样一句动人的成语：‘这是天鹅之歌！’”（《布封文钞》）假使从“自然见地”观察和表现天鹅，这个意味深长的动人的故事就无从产生了。

齐白石老人一生画了无数的草虫花卉，真是做到了如他所说的“为万虫写照，为百鸟传神”。他是以怎样的“见地”（我理解见地就是观点）来看待他表现的对象呢？我认为他不是以自然的见地而是以人的见地，以饱含着人的健康情趣的笔墨表现花鸟的美。在他的笔下的草虫花鸟形象，具有人的内容、人的特质，因此能够激发读者热爱生活，渴求生命力的美好的情操。比如他画的青蛙，不是单单重视青蛙的自然属性的特点，而是强调它的长于跳跃、活泼的特点，因此有些画中的青蛙像是顽皮可爱的孩子，在聚会、游戏，给读者以浓厚的人的情趣。山水画表现自然的美也不是从“自然见地”创造的。石涛在“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句话之前写道：“山水使予代山水而言也，山水脱胎于予也。”他是把自然对象的山水和自己的主观情感交融在一起的。这种物、我为一的说法，如何能算是“自然见地”呢？中国的优秀山水画家到大自然中去，很少是以“自然见地”观察、创造对象的，他们“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语）。因为有这种情怀，才会画出“如笑”、“如妆”、“如睡”等等概括了自然美而抒发出自己心怀的好画。单纯从自然见地表现自然景物的“特质”的山水画，即使搜尽“奇峰”，也可能画成索然无味的“版图”。

唐、宋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了，这期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自然界来说，尤其是花鸟，究竟有多少变化，很难说。唐、宋画家描绘过的荷花、喜鹊等等自然对象，今天仍然是我们画家的好题材，后世的画家还将继续画下去。只要是好手画出来的，观众并不因为前人已经画过而厌弃欣赏。这说明每个时代的画家尽管你画荷花，他画荷花……可是各人借物抒发的情感不同，概括对象美的方面不同，艺术表现不同等等，因此，我们欣赏八大山人的荷花，也欣赏现在有才能的画家潘天寿等人的荷花。假设古来的画家都用“自然见地”看待花鸟，那么百家画梅就变为一家画梅了。蔡仪同志虽然承认描写自然景物形象的艺术，不能不表现作者的思想情感；可是他提出的从“自然范畴”来考察它的典型性，从“自然见地”创造它，这样一来，作者的主观因素就很难表现了。蔡仪同志在艺术上的这种主张是和他认为典型就是美的见解一致的。

要创造性地再现自然的美，要在花鸟画中做到有景有情，就必须重视意境的创造。有人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因为作者在表现对象时总要流露自己的态度、情感，所以即使在原始人的艺术品中比如画一头野牛也有意境。这种观点，可能是对意境概念的广义的理解；不过，这样理解意境，就和作者在作品里表现的思想情感混淆不清了。这对于我们研究意境的特殊性和如何在作品中创造它就感到困难。我认为，作品中一般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情感，往往是指对所描写事物的取舍、强调和评价；意境，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好的境界（肯定自然、歌颂自然的风景、花鸟画更是如此）与诗意仿佛的境界（有人就是把意境和诗意作同一含义理解的）。这种意境，产生于作者对他所描写的自然对象的美的挖掘、再现，是经过艺术家匠心创造出来的使读者可以心领神会的情景。比如宋人的花鸟画《寒塘聚禽图》（见《美术》1959年3月号封面画），在恬静的景色中，表现了一种幽美的、开阔爽朗的境界，令观者一望心旷神怡。它唤起人们回忆、联想起以往的生活，激发人们向往大自然，所以见到这幅画的人不约而同地赞叹道：“意境真美！”有时，在一幅意境优美的画幅前，观者不能一语道破究竟美在什么地方，但心里却实在感觉到了，好像他曾经见到过这美好的境界，并为它所激动了。这种艺术境界与作品中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有联系，但不是一个东西。从中国绘画史考察，我认为意境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被强调、被重视起来的。唐、宋以前，造型艺术中不是没有优美的意境，比如汉画像石里就有意境动人的作品，不过那时并不为作者们所有意识的追求、渲染。“狗马最难，鬼魅最易”，“以似为工”等等评画观点，不能说它代表了当时整个造型艺术的主张，但可以说明崇尚写实的风气。到了唐、宋，山水花鸟画开始盛行，偏重抒发作者情感的意境问题为画家和批评家逐渐重视了。就以力求写实、法度谨严的宋画院来说，也以“万绿丛中红一点”、“深山埋古寺”等强调渲染意境的画题考察画家的才能。文人画家，更是提倡写景寓情，重视诗情画意，把意境的高低作为评论山水、花鸟画的重要条件之一。欧阳修说过：“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可见，意境的被强调，是和画家要求在描绘自然景物中大胆表现自己的情感，是和文学成分在绘画中的增加有密切关系（有许多画的优美意境得诗相助而表现得更充分）。应该肯定，在山水、花鸟画创作中强调表现意境，是绘画发展的一个大进步。认为凡作者都有意境的观点就不能解释上述的历史事实。

对于意境的理解，还有一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李泽厚同志认为：“诗、画（特别是抒情诗、风景画）中的意境，与小说戏剧中的‘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是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见李著《门外集》）在李泽厚同志看来，花鸟画的意境就是典型。的确有许多花鸟画的意境和典型是统一的，齐白石的作品就具有这种特点：在微波渺茫的池水中，有两枝实干梗老的莲蓬，一只蜻蜓停歇在莲蓬上。这个深秋爽朗的优美的境界，是从作品的特定的形象概括出来的，在这里，意境的深长情趣和典型的有限形象诉诸读者的丰富感受是统一的。但不能说，在风景、花鸟画中典型就是意境。意境和典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典型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意境是景与情的结合。而且意境与典型并不是在一切风景、花鸟画中都是统一的。有些颓废伤感的风景、花鸟画，通过自然景物描绘了与灰色情绪相适应的境界（有的甚至是迷人的），这些作品也不能说没有意境，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它有典型，因为作者没有真实地再现自然景物的美。自然的美不是体现人们的精神卑俗、颓废和贫乏，而是体现人们的精神的美和丰富。歌颂自然的花鸟画不像描写社会生活作品有丑的典型。如果说颓废伤感的风景、花鸟画有典型意义，那是指作者的思想对于他的阶级来说是具有代表性，可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花鸟画既然是反映自然美的艺术，什么是自然的美，如何反映，是个重要的问题。人所以感到大自然景物的美，因为它与人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它是人的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对象化。马克思说过：“……既然对象的现实处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那么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盛开的牡丹，是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存在于世界上，它不是为了取悦人而开放花朵，但牡丹盛开的景色却与人所向往的繁荣的生活相近，因此它能激发人的欣欣向荣的乐观情绪。松柏使人联想起英雄气概、忠贞不屈的人格，道理也同于此。

自然界景物的美是分散的，就是山水相连的风景，也不是给画家准备得完满现成。好鸟落在枝头、蜂蝶飞翔在花丛里是不难碰到的，可是照样画下来却没有艺术情趣，不能动人，这就要求画家善于创造性地典型地再现自然的美。荷花和蝌蚪同生在水中，虽然是邻居，但互不通情，有才能的画家却有办法：鲜红的荷花倩影映在水中，引起一群蝌蚪竞相围观，好像蝌蚪和人一样懂得观赏荷花。显然，这是画家把自然物的美集中起来，并将自己的情趣注入在自然的形象中来了。单画一把沾泥土的镰刀，在花鸟画中不能表现多少情趣，画家又画了一篮带露水的鲜竹笋，再加上几行诗句，各个形象之间就发生了有意义的联系，表现出美，启示读者联想到友人来访。这些自然景物，经过画家层出不穷的创造，从对象各个方面观察，把最有代表性的形象加以不同的艺术的安排和表现，塑出与众不同的典型。这就是通过特定的形象表现了与人的生活相联系的景色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使读者由这一个联想到许多，达到了通过个别表现一般。

艺术家应该善于发现自然界各个方面的丰富多彩的美，同时还必须具有健康的思想情感，以便使花鸟画引导人们的精神情绪向上。现在有些作者（包括一些批评者），对于情感健康向上的理解比较狭窄、简单。我们观赏戏剧，如果演员只用笑来表演乐观精神，就会感到不满足，因为演员把乐观的意义看得太狭窄了。在我们的花鸟画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好像花鸟画表现人的健康情感，只有花朵怒放、鸟鸣不休才算够格；好像只有春、夏两个季节的自然景色入画才是美好的。那些萧疏的秋天景色，那些恬静的冬天景色，那些风、雨、月夜中的景色……似乎与人的健康的精神生活都无多大关系，甚至是完全不相容的。看到落叶而伤感悲秋，在旧社会是大有人在。那不是自然景物的过错，而是小资产阶级脆弱情感的表现。陆游在秋天，想到的是杀敌收复山河。（《秋声》：“人言悲秋难为情，我喜枕上闻秋声。快鹰下韝爪觜健，壮士抚剑精神生。我亦奋迅起衰病，唾手便有擒胡兴。……”）普希金一至秋天喜欢的不得了，想打猎，想写动人的诗篇……这些充分说明在自然美上限制范围是错误的，它将影响艺术家从自然界各个方面挖掘美，使山水、花鸟画陷于贫乏单调。这样就不能从多方面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与党为繁荣艺术而提出的“百花齐放”的原则也是相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