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纪念鲁迅的美术创作中看到的问题

从纪念鲁迅的美术创作中看到的问题

从纪念鲁迅的美术创作中看到的问题

去年美术家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进行的创作，广泛地描绘了鲁迅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的鲁迅，是值得艺术家永远表现的主题，这次创作，不过是这一有意义工作的开始。这篇短文不想一一分析作品的优劣，只就感到的问题抒己所见地谈一谈。

关于鲁迅精神的理解

鲁迅有很多高贵的精神特征，其中最突出明显的便是勇敢、坚决、“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性格。在纪念鲁迅的美术作品中，不少作者通过肖像画和造型艺术的其他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这种特征；但也还有些作品流于表面化，如陈烟桥的木刻《鲁迅和他的战友们》（《美术》1956年10月号），可以作为一例。虽然作者把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青年如柔石、胡也频、冯铿等人的形象刻画得逼真可识；不过从总的方面看，作品表现的鲁迅的战斗精神是较为肤浅的。画面过分渲染鲁迅满脸激愤的情绪，特别强调地描绘了鲁迅和他的战友们的大拳头。这与鲁迅教导青年“有勇无谋非真勇”，“恐吓与辱骂”不是真正的、有效的战斗，其精神显然相去甚远，它不能启示读者深刻地认识鲁迅战斗精神的本质。

若从表现鲁迅性格的完整性要求来看，笳声的雕塑《鲁迅先生像》（《美术》1956年10月号）是比较成功的。它既表现了鲁迅的战斗意志，同时也表现了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形象的刻画是很动人的，鲁迅的前额、眼睛、两颊和嘴唇，显示出一种坚韧、明智的力量，整个面部的神情，非常自然质朴，尤其是深邃的眼神，好像能够洞察一切事物。由于这一塑像揭示了鲁迅性格中诸种主要的特征，塑造了鲁迅的较完整的性格，所以获得了较大的真实性和深刻性。

有人认为，肖像画必需表现人的精神特征的“全部总和”，反对着重表现性格的某一特征。这种观点值得考虑。当然，集中概括人的性格诸方面特征的肖像画是很好的，然而不能看做是唯一的。着重刻画人物性格某一方面的主要特征的肖像画，也应该让它存在和发展。现实中人的性格的某些主要特征，是相互联系的，如战士对敌斗争的坚决，是和他对人民革命的忠贞分不开的。艺术家着重表现了战士坚决斗争的意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表现了他对人民的热爱，因为人们看到了战士的坚决斗志，自然地联想到他这坚决斗志的基础，那就是他对人民革命的忠贞热爱的情感。这样并不破坏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像赵宗藻的木刻《鲁迅像》（《文艺月报》1956年10月号），尽管还存在着缺点，但它是比较成功地刻画了鲁迅性格中深刻的幽默感：鲁迅微微眯缝的眼睛，似启未启的含笑的嘴唇，流露着讥讽的神情。这种出于对事物锐敏的观察和抨击的热情的幽默感，不正好说明“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讽热嘲杂文形式作战”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形成的性格和风度的特点么？这种幽默感使人联想起鲁迅以笔代枪打击敌人的坚定的立场。

一般与不一般

在纪念鲁迅的美术创作中，描绘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的作品，就我看到的共有四幅：李宗津的油画《夜谈》（《美术》1956年10月号）、张漾兮的木刻《鲁迅与瞿秋白》（《工人日报》1956年10月14日）、胡若思和陈烟桥的彩墨画《鲁迅和瞿秋白》（《解放日报》1956年10月14日）及潘公为的浮雕《鲁迅与瞿秋白》（《长江文艺》1956年10月号）。四幅作品描绘的都是两位文学家、革命家的晤谈情景：有的是倾心地诉说和谈论什么；有的是有关著作问题的商讨。从构图看，人物关系的安排和人物的姿态、表情，大体是雷同的。为什么出自不同艺术家之手的作品，表现了雷同的现象呢？这是有意思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人的思想、情感、道德、品质的特征，在人们的行动中，在人与人相互的关系中，容易表露出来，但是人们的这些精神上的特征，并不是在任何的活动中都能明确、充分表露出来的。敦煌的壁画《维摩变》，描绘了文殊的胜利在握的冷静的态度和维摩诘按捺不住的激动，两个人物所以塑造得鲜明有趣，关键在于一场激烈的答辩。答辩本来是人们的一种普通活动，而在《维摩变》的画里却成为揭示人物性格的典型情节。人们的友谊，也包含着很多的活动，艺术家表现它，选择什么样的情节，抓住哪一环，才能揭示出友谊的崇高、友谊的珍贵、友谊的特殊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是需要推敲琢磨的。“风雨故人来”这句古诗，及普希金被幽禁写的描述他与最好的朋友相会的诗句“当我孤寂的庭园盖满了凄凉的白雪时，响起了你车马的铃声”都是独特地抒发出在怎样的环境下人很盼望朋友来，在怎样的环境下朋友来访才是最愉快欣慰的。

画家李宗津等人的作品，虽然都拨动了友谊的琴弦，可惜却不是最能触动人心的那一根琴弦。“话逢知己长”，朋友的交谈是使人眷念的，我们可以不太费思索就能回忆一些好的小说和戏剧如何成功地描写了朋友晤谈令人难忘的意境。造型艺术通过晤谈的情节表现友谊，比之小说和戏剧，是有很多局限性的。因为最动人的东西如谈话的内容及交谈者复杂微妙的心理和思想感情的变化等，在造型艺术中是难以表现的。我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任何时候绘画都应杜绝谈话情景的描绘，相反，表现谈话的情节，造型艺术也还有自己的独到长处，比如《列宁接待农民来访》（维·谢洛夫）一画，就很动人地描绘了会谈的情节。我们从画面上不仅得到领袖与群众有着亲密关系的这一概念；使我们感动的，更在于画家以绘画的语言、以信服人的形象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时代生活中重要的片段。列宁对来访农民的深切关怀，对农民所反映的农村问题的严肃注视，以及远途跋涉而来的农民对革命领袖的深刻信赖……绘画上凝练的形象所给我们的感受，往往是文字甚至戏剧也未必能达到的。

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不是一般的友谊，他们的晤谈也不是一般的晤谈。这个题材，包含着巨大的主题思想，然而作品却表现得一般化，恐怕主要由于对人物关系的理解、对题材的研究、对这个课题的目的性体会不足，因而创作意图不明确，与史实本身所具有的思想高度有着较大的距离。

另外，是不是历史的记载局限了画家选择表现鲁迅与瞿秋白友谊的题材呢？情况似乎并不如此。据现有的文字材料，如鲁迅的日记及同代人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活动，有许多是动人的和富有诗意的。比如瞿秋白躲避敌人的迫害，曾两次到鲁迅家中做客；鲁迅为庆祝瞿秋白迁入新居，赠送过一盆花；鲁迅为《海上述林》的编校和出版，披沥心血，直至生命临终前夕还念念不忘……当然，类似这些材料，不一定都适合造型艺术表现，但如果画家认真地研究了类似的材料，认真地研究了比列举的多出千百倍的材料，从各个方面深刻地理解鲁迅和瞿秋白，不是从一般概念出发，那就会必然扩大自己的视野，得到有益的启示，就有可能找出生动而又适宜于造型艺术表现的题材，突破目前艺术构思的狭窄局面。

近年有一些美术评论者分析作品的成败，对于题材与主题的制约关系，及题材是否充分适合造型艺术的特点，往往看得很轻，过分地强调表现的功能，似乎只要艺术家善于表现，任何题材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如果这样，艺术家在现实中努力挖掘适宜于造型艺术表现的最有意义、最动人、最新颖的题材，就变成没有多少价值的工作了。这是一种割裂艺术创作统一性的观点。

重要之点在哪里

鲁迅的小说概括了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面貌，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典型的人物形象，它蕴藏着艺术的深厚的美。在纪念鲁迅的美术创作中，有些画家为鲁迅小说作插图，以可视形象创造性地再现了文学原著的精神。比如顾炳鑫为《药》作的插图及王仲清为《离婚》作的插图（《美术》、《文艺月报》1956年10月号），人物形象和性格及历史背景的刻画，都是很鲜明而真实的，它将我们带领到早已消逝的时代中，与当时的人物同呼吸共感受。这些插图的成就，与作者的熟练艺术技巧有关，首先还是由于作者正确、深刻地理解了文学原著的精神之故。由此使我联想到画家为《祝福》作的插图中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祝福》的主题思想是通过祥林嫂不幸的遭遇，揭露吃人的封建礼教社会对于一个善良勤劳的妇女的迫害摧残。小说的主要冲突，是祥林嫂与封建礼教势力之间的矛盾斗争。画家们作的插图，比如远在1935年曹白作的《鲁迅与祥林嫂》（《美术》1956年10月号）及几年前艾中信等作的插图，都在努力挖掘祥林嫂内心世界的特征，可是在创作过程中却为一种不必要的情节干扰了：画家们认为祥林嫂与“鲁迅的会见”和询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是重要的、动人的，因此把鲁迅的形象和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形象（祥林嫂）描绘在一起；在人物关系的安排上，构成了鲁迅与他的作品人物两个方面，这样只能表现出作者对于自己作品人物的同情，而不能正面表现祥林嫂与封建社会的对立，影响了深刻揭露小说的主题思想。这种现象可能是画家理解文学作品发生的偏狭。《祝福》里确实描写了鲁迅与祥林嫂会见的情节，不过，这只能看做是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事件的手法。为了使读者感到小说内容的亲切可信，鲁迅在《孔乙己》中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法。由此，能不能说，为鲁迅文学作品作任何插图都不应该出现鲁迅的形象？不是的。比如几年前司徒乔创作的《故乡》插图（《美术》1956年10月号），鲁迅的形象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故乡》描写的是旧社会造成的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隔阂。鲁迅在和他的童年朋友闰土重逢时，出其不意地发觉，一垛无形的墙把他们挡住了。司徒乔的插图描写的鲁迅与闰土重逢一刹那间的情景，是描写“鸿沟”富有表现力的一环。鲁迅形象的必需出现，是作品主题所决定的。电影《祝福》的编剧者没有把鲁迅的形象搬上银幕，使祥林嫂典型的性格表现得集中、洗练，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上述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