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当代理论思潮的理论家程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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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起，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西方艺术思想与中国艺术思想的交流日渐增多，冲撞也不断产生。有些人否定中国艺术传统，主张搬西方艺术，作所谓横的移植；还有些人在东方文化热中，以西方艺术的宗旨，从中国文化里牵强附会地找根据。由此引发出许多令人迷蒙的现象，费人思解的问题。新的艺术思潮感奋了程至的理论写作欲望，为他的理论批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十多年来，他写的论文，大部分是同当代艺术思潮紧密相关的。他的有胆有识的理论著作，对于我国美术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美术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人从论辩中汲取正确的认识，有积极的影响。程至的作为一位美术理论家，他的特点在此，他的贡献也在此。

程至的的艺术生活已超过半个世纪，他的道路也是坎坷难行的。现按他的艺术活动内容，分为三个阶段介绍，着重谈他40年代和近十年以来的艺踪业绩。头一个阶段是在40年代。他作为木刻家的成长和他的美术理论的起步都在这个时期。他出生于制作纸伞骨子的手工业者家庭，自己还当过工人。由于经济贫困，上学读书只有几年。他走上艺术道路，主要靠勤苦奋斗，基本上是自学成材的。他19岁向彭友善学国画。两年之后，即1943年，又向邵克萍、杨可扬请教木刻。在野夫的帮助下，作品得到发表的机会。回顾往昔，他深情地怀念着师友。那个时期，他的木刻反映老百姓的贫困，暴露旧社会的黑暗，期盼新社会的到来，进步倾向很明显。比如他的《希望》和《寒》，就是描写现实生活的好作品。后一幅画上的那个顶风冒雪饥寒交迫的青年，也可以说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这两幅木刻已显示出作者自己的风格。他曾用笔名在上海《时代日报》（苏联办报）、《新中华杂志》（中华书局刊物）以及南京、汉口、长沙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作品。1947年，他与曾景初、黄肇昌、项飞、徐帆、吴秾等青年木刻家在追求进步艺术的共同目标下，走到一起，相互鼓励切磋，并在长沙举办了木刻联展；还将古元、彦涵、力群等延安木刻家的作品也陈列在一起与观众见面，这在当时是要有勇气才能办到的。程至的在这一阶段创作的木刻，有些作品已为中国美术馆和日本博物馆收藏。

程至的学画之初，对理论就感兴趣。1942年，他在江西《前线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绘画的线与光》。40年代末，他的理论写作更加勤奋，每周几乎都有谈艺文章发表。他在《大地春回》中激情地写道：“今天是新与旧的社会制度在交替，黑暗与光明在斗争，那凶暴的吃人的东西将要消灭，那太阳慢慢地在东方上升，普照大地，使人民都能得温暖、幸福、自由。”（1948年3月20日《湖南日报》）他的理论如同他的木刻创作，都表现了时代的呼声。

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程至的由木刻创作转向美学研究，以及读书积累知识的阶段。我和程至的在1954年相识。当时他在野夫领导的美术服务部工作，我在王朝闻主编的《美术》月刊当编辑。有次他将一篇与蔡仪商榷典型是否为美的长文送到编辑部。他用温州口音向我谈他的“密学”（美学）见解。其时我对美学知之甚少，但有两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一是他敢和权威论战，表现了在学术问题上人人平等唯真理是从的气魄；二是他以分析说理的态度探讨问题，对论战的对方是尊敬的，更不存在要搬倒谁的念头。时至今日，他比当年蔡仪的年纪还大，已是七十多岁的老者，他同青年人争论艺术问题，也是态度平和，不盛气凌人。他这一时期写的美学文章，偏重于原理定义性的争论，联系艺术现状较少，因此读者面不太广，未能引起美术工作者的充分反响。然而他已开始注重从哲学、美学角度研究艺术问题，这对于他在第三阶段的艺术理论的发展、升华，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版画》创刊，程至的任编辑。按说他守住这个园地，发表作品是比较容易的，但他只在《版画》上发表了一篇谈色彩的文章，而把主要精力投入稿件的“理发”（力群妙喻编辑工作）上了。

“文化大革命”将文化活动推向不能再狭窄的境地。这也不能看，那也不能听。程至的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起初读《鲁迅全集》和巴黎公社文献资料，以后又读《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十年岁月不蹉跎，他学得的知识为日后的理论工作做准备。

80年代至现在，是程至的艺术理论工作有时代感、有深度、有独到见解的升华时期。他所关注的问题，他所评论的现象，都是当代艺术思潮和艺术现状中有代表性的交叉点，诸如人体美与艺术创作，抽象派绘画与抽象性书法，现代派艺术与汲取弗洛伊德、萨特学术中消极部分的影响，禅宗庄学的真谛精华与背其本义的附会论等。他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向问题的深层本质作剖析，论述有理有据。他阐明自己的观点，经常用对比辩证的方法，从事物的相较中显示其各自的特性，以此澄清似是而非的表面现象；或者用溯流探源的方法，还事物的本真面目，拂去对其不应有的屈解误说。80年代初，在中国有半个世纪多历史的惊世骇俗的裸体画，又成为美术界及社会上争论的问题。1980年，在《美术》编辑部召开的有关裸体画的座谈会上，程至的作了题为《人体与时代》^[1]的发言。他说：“要把裸体画与时代联系起来，要以内容、题材决定表现方法与形式，而不能为裸体而画裸体。”他指出，塑造烈士张志新的形象“似裸体的少女或女神一般，是难以展示出她和‘四人帮’斗争的复杂思想活动与高尚的情操神态”。1986年，他发表的《维纳斯论》^[2]又系统地阐述了人体艺术与时代、历史的联系性。80年代初，中国书法艺术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复苏，发展势头蓬勃；与此同时，西方抽象派绘画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许多青年美术家为之醉心，而老一代的艺术家又为他们当年司空见惯的东西的归来，一时不知如何对待才好。中国书法的抽象性是大家公认的，但此种抽象性与西方抽象派绘画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外国有些学者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共同的。中国有的美术家也赞同此种观点，而且上升一格，说外国抽象派绘画鼻祖在中国。程至的的文章《我国书法与抽象派绘画》^[3]从中国书法艺术与西方抽象派绘画的各自发展的状况及其本质特征分析入手，得出这样的见解：“书法单从字体来看是抽象的（他是从写字如同画画的象形字在书法中基本消失以后谈抽象的——笔者），而以整体的感觉和联想来看，却是有意象的。”书法家“将抽象的字体，赋予神韵的魅力，意象的情趣，给予人们以美感”，这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特色所在。西方抽象派绘画，“摒弃客观世界的具体形象和生活内容”，在艺术表现上，讲分割，讲结构。有些作品只表现人的“本能、情欲、下意识”。中国书法的抽象性与西方抽象绘画的抽象，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时至1989年，各种新的艺术观集中反映到一次规模很大的展览会上。这个轰动一时的展品布满三层楼的专题展览，有很多展品是不能称为艺术品的。比如其中一个行动派展品（坐在展厅中的一位洗脚人），我还没有看到，他自己就跑了，真可谓名副其实的行动艺术。像这类作品，让观众知道世界上有此等事物就行了，评论它是没有意义的。但确有许多青年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是诚实地按照自己所信奉的艺术观在创作，在探索。在展厅中我遇到了昔日的学生，他给我解释他的抽象油画，我感到他的画难懂，但并非脱离艺术因素的胡闹。在众多的展品中，有一件非常引人注目的奇作《析世鉴》。作者是位青年版画家，他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此作。可是这件在几十米长的立幅上布满不计其数的木刻印上去的方块字，是谁也认不得的字，观众只有叹奇而已。程至的《我对“天书”的看法》^[4]就是为破谜而写的。他对这件作品的立意、表现，以及特殊的制作、特殊的陈列方式，都做了精细的观察，也研究了作者的自述和一些评论意见。综合诸种情况，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解题说：“《析世鉴》就是分析人世间，引以为戒的一部书。”但作者用汉字模式的字所表达的内容，又让人难于读懂这部书。作品内容说明白了，即“历史的记载是一笔糊涂账”。他认为，“作者有意识无意识感染着80年代以前陈旧的未来主义艺术（宣言）的虚无主义的狂热，几乎要骂倒一切，否定历史。好像越偏激，艺术作品越有刺激性，越会产生影响。这也可算当前新潮艺术的一个特点。”后来有的论者说《析世鉴》是“东方神秘主义和新庄禅精神文化的象征”。他不同意这种看法，发表文章^[5]予以论争。

当今在国内外有一股东方文化研究的热潮，一些学者和画家对禅宗及老庄思想尤感兴趣。程至的认为，有些人的研究是值得称道的，他们正确深入地阐明禅宗及庄子的真谛妙义；有些人则是从禅学、庄学中找理论根据，随意将禅庄思想结合到他们提倡的艺术宗旨中去。程至的钻研禅宗的几部经典和庄子的著作之后，提出他对禅宗主要特征的看法。同时解析了一些与禅宗、庄子思想有关的艺术问题，如谈禅宗与达达，禅宗与非理性、绝对自由思想，禅宗与下意识做梦等。（《如何看禅宗》）

十年以来，程至的所写的许多针对当代艺术思潮与创作现状的论辩性强烈的文章，其理论目的何在？他回答道：“我们的艺术要走自己的道路，要有中国的特色、时代的气息。时代气息，不是简单地搬西方的东西。有分析地吸收外来的艺术，是为了使自身的艺术更加壮大，更有特色。”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围绕着这个宗旨而写作的，今后他仍然会朝这个宗旨继续努力，作出自己的理论新贡献。

【注释】

[1]《美术》1980年第4期。

[2]《美术纵横》1986年第9期。

[3]《美术史论丛》1984年第4期。

[4]《美术》1990年第12期。

[5]《美术》1991年第11期《不能“新”的比旧的更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