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法人生感想

墨海捉象——学书历程纪实

我学书经历了两大阶段：始于1937年至1947年的青少年时期和始于1990年以后的老年时期。中间是一大段空白，精力与时间用在编辑、教学及撰写美术史论和中国美学著作。

1937年，我读书于长城环抱的定边县安边镇，此镇古属盐州管辖。学书在小学是一门不上课程表的课程。初小描红，高小临帖，那时学生练字，老师也练字，老师写的字被学生喜爱上，便当作帖用。我初临帖，喜欢如花的赵字，一年之后改学颜真卿的老颜字。鲁公书法的雄强博大风神，使我仿佛见到字后站立着一位正气凛然的人，隐约觉察到字与人的内在联系，当然是在历史课给我的“安史之乱”的知识之后，才使我产生这一联想。曾任教于安边小学的刘竹轩我的大舅父，是当地有名的写家，也是当地有名的怪人，为人清介淡泊，写出的字毫无媚世之态。时至今日，我每看他的字，就如同面对他的照片。

镇的城南有一座庙。庙里悬挂着清末民初乡先贤吕希韶写的“普济群生”和“元武神圣”两块大匾。吕先生早已去世，他留下的匾书和传说他酒酣兴来时抓住大棉花团醮墨挥洒的逸闻，令我倾心半个世纪之久。那时不论是知识阶层还是不识字的群众，都把书法置于崇高的地位。“字是人的门面”，是人们的共识，犹如春秋时代孔夫子看待礼仪一样，缺这一条腿就难以立足于社会。当时人们崇敬和喜爱书法的热忱，集中反映在春联上。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要贴对联，城镇街道的两厢成了春联大书廊。“杏林春暖，橘井泉香”，将苦口的药店化为温馨的诗境。“陶朱事业，端木生涯”，商家的这一高雅的生意自喻，不知东周列国典故的人是难以看懂的。进城办年货的农民把红纸卷横插在棉帽前沿的空隙里，珍惜地带回家供写春联用。生活在僻乡山沟的农民在请不到写字的先生时，宁肯用碗底托涂上灶烟印黑圈代替字，也不能不贴上自创的无字对联。诸种现象，使我认识到书法在民族文化和民俗生活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阶段的1940年秋，我考入榆林中学。榆林是塞上名城，秦朝的上郡，深厚的文化氛围扩大了我的视野。《陕北日报》的报头是于右任写的，莲花池公园大门的石刻楹联是于右任写的，榆林师范的校训是于右任的手迹。于右任是陕西人，髯翁对故乡的求字者多欣然允诺。我喜看于髯翁的挥笔入化境的行书，但自度此时尚不可学。带领我踏上新文学道路的诗人李凤阁先生，当时兼任《陕北日报》副刊主编，他题的刊头“沙草”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书体，后来才知道，清瘦的李老师写的清瘦的字乃是瘦金体，眼界为之一开。此时我已由学老颜字转向临魏碑。

我在榆中读书，时常去校外参观画展及私人的文物收藏。有次我从珍存早年出版的《故宫周刊》的一位老者处看到了李白写的字及署名下的葫芦形印。当我正饶有兴味地欣赏时，老先生神色郑重地说：“天下归王字。”我听后不以为然，于是争论起来。我从小就知道王羲之爱鹅的故事，仰慕他的晋人风度。老年学草书，又多次临《十七帖》。我与老者的分歧点在于：王字是否应该一统天下？我认为演变、发展是艺术的生命。史书记载，王羲之书坛地位在不同的时代有升也有降，有褒也有贬，即便因帝王的独爱而形成王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并非是有利于发展书法的好事。画圣吴道子在盛唐时期是万众仰慕的壁画大家，到了北宋文人艺术思潮勃兴的年代，李公麟视吴为“画工能事”。书画坛的这些史实是客观的存在。艺术思潮的应时而至，必然带来审美意识的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发表的《石鼓文艺术及韩愈书法美学思想》，扼要地阐述了这一观点。

在我学书的第一个阶段，由于有几位书法素养较深的老师和长辈的指导，学会了握管练字的方法要点，悬肘回腕并指握管写大字。日书麻纸八张，乐而不倦。因为只临帖，不创作，天长日久，有时感到没有什么大进步，而生倦意。老师说这种现象叫“困”，冲出“困”继续学下去，就会有进步。这对年轻性急想直线上升的我来说很有启示，也是鞭策。

1990年，我息影教坛，进入学书的第二大阶段，主攻大篆和行草。其时我已年过六十。对于记忆力逐渐减弱的老年人，记住奇特多变的大篆结字，是比较困难的，记住草书构成的许多符号，也非易事。然而我深信，凡是心之所爱、情之所钟，就会产生追求的热情，持之以恒，就会有成绩，何况书法作品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我有责任作贡献。于是锲而不舍地学起来，朝书暮思，苦于斯，乐于斯，至今已十数春秋了。大篆中的象形字，表明书画同源之理不谬，也展示出远古的创字者们仰观俯察的师造化、法心源的轨迹，以及所流露的古朴意趣，使大篆字独具魅力。新加坡文化名流魏维贤先生请我为他编辑的《中国名家墨宝选集》题签，我写了集和辑两个篆字供他挑选，他相中鸟落在树木上的象形“集”字，于是将原初拟订的选辑改为选集。我写大篆字最早用中锋圆笔，追求朴拙浑厚之美。一日老友靳之林来访，端相壁上挂的篆书联“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白居易诗句），说这幅字有静气，“古木”两字尤其显著。由此我意会到，直笔画易于产生静态感觉，联想到隶字《礼器碑》中的“承天画卦”四个字也是这样。以后我创作的篆书条幅“舞剑”中两个字，又试用夸张变形、多曲线的笔画结字，及斜行的章法，产生了动态美的效果，赢得群众的欣赏。

甲骨文和青铜铭文字数较少，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我写“禹铸鼎于荆山”的碑文，翻遍篆籀字典也找不出令我满意的“鼎”字。此时忽然后母戊大方鼎浮现在目前，于是我汲取其厚重意象，写出一个新的“鼎”字。

金文布局诚如邓以蛰先生形容的“满天星斗”之美妙。我曾试验将这种独特的布局运用到我的篆书创作上，可终告失败。后来我才省悟到，金文如同陶文，都是循器形而安排布局的，忽视了这一点，探索出新，难免会落空。

这几年我作篆字，除圆笔外，还学习运方笔，从《天发神谶碑》中汲取神韵。此碑雄刚大气，它不同阴柔之美的圆笔篆字，犹如山水画南北派的两种不同风格。老友王靖宪指出我的方笔不够方，建议截笔锋而书。我考虑再三，还是方圆笔兼用，将二者融为一体。我写苏东坡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周恩来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都是方圆笔兼运，着眼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互衬，以便形成气贯长虹的境界。

我学行草书，主攻的是章草。在研习皇象《急救章》的同时，又反复琢磨陆机《平复帖》及史游《出师颂》。我觉得学结字应以《急救章》为本，学笔意还是多看《平复帖》、《出师颂》为好。至于赵孟和宋克的章草，取其一二即可。当代王遽常的章草，文化底蕴深厚，个性卓然，值得学习。我从中汲取了笔墨的古朴韵味，舍去纯粗笔画。在结字上学其灵动变化，舍去过多的曲绕笔画。我写的阳翰笙《塞上风云》歌词条幅，是参学各家复归己意的创作。一位亲戚女士的评价令我由惊变喜，她说我的字“像虫子爬”。这说明，我的草字笔画有点“如虫蚀木”的味道，这种生动情状概由追求动美之所致。

除章草之外，我作的行草书体是不纯的。这同我欣赏古今一些奇作并受其影响有关系。传为颜真卿的《裴将军》，楷、行、草结合，气势磅礴，举世无双。近现代书家中齐白石是开此风的先行者。老人在题记中写明他的行书杂糅其他体的字是为满足索书者的要求，有的则是他的匠心经营。我作行草，有意识地加进去几个静态意足的大篆象形字，如毛泽东词《沁园春·雪》字幅里的冰、雪、朝等。从内容上说，这几个象形篆字是表意的醒眼词。从形式上看，在整幅布局中宛如奔流中的几块巨石，形成动静相击复相合的意趣。再如写李白诗《下江陵》中的舟、山等象形篆字，其安置用意也是如此。是耶非耶，读者的评价不一。

我学行草书，经常观摩鲁迅先生的墨迹。上世纪初，他在西安讲学时为秦腔剧院易俗社写的“古调独弹”匾书，后来为瞿秋白《海上述林》的题签，以及《无题》（惯于长夜）、《自嘲》等墨迹，令我寻味无穷。鲁迅先生早年在北平执教期间，收藏了不少汉魏六朝碑刻，他以篆隶笔意写的书作，是继承传统的一帜独创。郭沫若先生对鲁迅的字作过这样的评论：“鲁迅先生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引自《民国时期书法》）我觉得郭老之见深刻公允。我作行草，也以篆隶笔意出之，这是我学鲁迅书体的缘由之一。

中国书法是赖笔墨完成的。魏晋以降，有志书道者，无不孜孜以求研究笔法和墨法。我青少年学书不懂得笔墨原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活动整体。临习《家庙碑》等老颜帖，总是不能骨肉匀称。现在我写篆书和写行草，运笔已能立骨，运墨已能丽肌。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故宫绘画馆看到康有为的一幅字。展出者以“玄鹤盘顶”介绍其书风，那用粗毫浓墨写的飞动绵连的字群，确有“玄鹤盘顶”的神韵，使我看到浓墨作字的魅力。我在学书的两个阶段，随着书体的不同而笔法也不同，但一直喜欢以浓墨作书。

当代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书法是纯线条美的艺术，写什么内容无关紧要。依我之见，这与中国书法的“言为心声”及诗、书、印融合为一的优良传统有所背离。书法的意境应居主宰位置，意境的造成离不开笔墨，并与表达情意的文字内容相关联。

我的书法创作，注意选择文字的内容。一是写前人的诗文，一是写自己创作的对联、诗文。屈原、陶潜、李白、王维、韩愈、李贺的诗及苏轼的词，是我屡写不厌的，除艺术的吸引力外，还有思想情感方面的共鸣。古人也写前人的诗文，黄山谷书李白长诗《忆旧游》即是。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我接到举办纪念书画展的邀请函时，立刻决定写《在太行山上》和《黄河大合唱》歌词（选段）。1937年，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烽火，安边小学全校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唱歌演剧，走上街头宣传抗敌救国。60年后的今天，我书写那些同仇敌忾的歌词时，心潮澎湃，泪花盈眶。我重视写过去的文字内容，我也赞同自作诗词写当今的文字内容。在1996年由鲁迅博物馆和中国书协联合举办的鲁迅文学作品书法大展上，我自作的鲁迅故居两幅篆书对联“野草生小园，虎尾连广宇”和“两棵枣树刺碧空，一盏明灯赋秋声”获得优秀奖。这是我最早获得的书法奖，也是我最珍贵的书法奖。2000年，第三届王子杯海峡两岸书画大赛祝贺张学良先生百岁华诞。张学良将军于1936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那时我在榆林上小学，年幼识浅，不理解事变的意义。几十年之后，我重温历史，仰慕“千古功臣”之情与年俱增。举办单位在约稿函中附来于右任生前为张学良写的祝寿诗供我作书选用。我考虑再三，还是写自撰联“回天冬雷已绝响，漫野春草仍有情”，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2000年，我访问新加坡，以自撰联篆书为礼物赠给南洋学会。当晚宴开始时，会长魏维贤先生展开我的“海国风物初醉我，南洋奇士多媚人”的字幅，并风趣地说：“在座的诸位，就是南洋奇士啊！”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

近几年，我的书法作品屡被打着各种名义的人骗走，无力追回，只好写诗自嘲自解了。诗曰：“刻石东岳了无痕，索图北荒雾蒙蒙。过眼云烟何足道，失弓得弓皆楚人。”我撰联作诗，声韵欠工，经常请教老朋友王靖宪和青年朋友王小慎，由于他们的帮助修改，才不致过多的贻笑大方。

我学书一向持转益多师是吾师的态度，向书道造诣高的专家请教，也注意倾听书法爱好者的意见。我居住在北大中关园，与李志敏先生相邻。狂草大家李志敏，他那豪气四溢的草书和情趣内含的行书，都令我观赏不置。他原是山水画家，后来转移到书法创作以及书画理论的研究。他的真知灼见，开我茅塞。我们“不足为外人道”地交谈，共享知心的乐趣。他谢世后，我每过故人庐，心中常恻恻。继李志敏任北大书画协会会长的陈玉龙先生、张辛先生也经常坦诚指点我书写的得失。校外的老友佟韦和王靖宪，在我向他们请教时，总是直言不讳谈意见。我的书法作品尤其是篆字获得了海内外不少爱好者的欣赏，这些年来有数百幅散布在世界各地。在弘扬祖国的民族文化方面，能贡献一点力量，是我应尽的义务，也是莫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