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作家王树增讲长征

一个电话帮我“捡了大漏”

1984年暮春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原福州军区文化部王炳根干事的电话，他先是不无神秘地透露，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艺术学院决定创办文学系，秋季开学，目前正在全军物色学员……最后，他郑重说道：“经研究，我们军区拟推荐你和×××同志，请尽快准备两部报考作品，并立即着手文化考试复习。如无意见，正式通知即日发出。”

当时我嘴上哼哈却心头撞鹿，凭直觉感到与我人生重大相关的历史机遇来到了，但又确实不了解文学系，既不易权衡，更难以深思，便脱口而出两个反问：“学制？学历？”

王干事稍显迟疑了：“好像是两年学制，可能是大专学历。”

“啊？哦，这个，这个……”这下轮到我含糊了。因为我当时已读了四年电大，听课虽少，却把中文本科课程和教材都拉了一遍，光古典文学就学过六个学期，还背过《诗经》、《离骚》和若干先秦散文，写作考试多次名列福建省第一，并被评为全国优秀电大学员。这眼看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就要到手了，再退而求其次去读“大专”，有必要吗？

那头王干事显然猜到了我的心思，不由也急得语无伦次起来：“朱向前，你不是渴望深造吗？渴望名师指点吗？学历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军艺文学系有多么好，但我知道它肯定能解决学历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敢说你一旦错失良机将后悔终生，一失足成千古恨……”

结果当然是我奉命行事，欣然赴考，而且凭着四年电大的底子，以当年福州军区干部考生第一名、军艺文学系考生文化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成了福州军区唯一的幸运儿。入学报到后，我才发现这下真搞大了——所谓军艺首届文学系，实乃全军作家班，面向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十大军区，总共招了35人。其中最著名的同学如1982年就以《高山下的花环》名动天下的李存葆，其他获得过全国文学奖的还不在少数，至于军队或省部级奖的就稀松平常了，只是因为各大单位分配名额，才让我在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了将军，用古玩行的一句话说，算是捡了大漏啦！

开学伊始，著名老作家、总政原文化部老部长刘白羽先生就来给我们作动员。他在系主任徐怀中先生陪同下走上南阶梯教室讲台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白羽先生身材魁伟，脚穿布鞋，看上去足有一米八五，虽年近古稀却鹤发童颜，面如朗月，腰板笔直，慈眉善目中透出一种威严，十足大将风度里又显出九分儒雅。他的动作、语速略显迟缓，但高瞻远瞩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思考与谈吐，分明又显示出一种扎实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修养、很高的美学眼光和领袖群伦的风范，以及一种“居高声自远”的恢弘大气。他从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作代会致辞中提出的“文艺的春天”到王蒙由衷地欢呼“文学的黄金时代”，讲到军事文学的异军突起，既和“前17年”遥相呼应但又差距甚大。要深刻、持久、全面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军队，目前军队的作家队伍、文学阵地和体制机制都还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因此，我们下决心办军队的作家摇篮文学系，办自己的大型期刊《昆仑》，并分批组织作家深入南线战地采访……这是战役行动，更是战略决策；我们既要及时出击，集团冲锋，更要养精蓄锐、厚积薄发。同学们都风华正茂，来自军队第一线，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经历，但由于“文革”的耽误，大家缺的就是读书修养与文化底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啊！这就是把各位请来的初衷，就是要让你们更快更好地加油、充电，听课、读书，反思、提高。未来更大的舞台等待着你们，全军广大官兵在注视着你们，军事文学的未来属于你们。好好努力吧，同学们！

应该说，此时此刻，我才真正认识到文学系的意义，她正是军队高层和刘白羽、徐怀中诸公深谋远虑的战略举措。自己无意中走进了时代的潮头、同时也就走进了历史。听着刘白羽先生的谆谆教诲，我一边不时跳出来提醒和感叹自己的幸运和幸福，一边又渐渐将这种暗自庆幸升华为一种庄严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朱向前啊朱向前，你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前辈作家的厚望与厚爱！

同时，我也常常感念王炳根先生的那个电话。

“密集型轰炸”的“天才式教育”

1984年北京的金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我整天陶醉在庆幸和惊喜之中，而天天都有新的惊喜接踵而至。说的就是课程设置和来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那真是个顶个的棒，一个更比一个牛。

按说，当时文学系草创之初，只有系主任徐怀中带一个老师，一个参谋和两个干事，真可算得是“白手起家”。可一张白纸，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师资，正好可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广招天下名士，“入我彀中”，为我所用。

系主任徐怀中时年五十有五，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在中国当代文坛深孚众望，又深谙创作规律。可他经常只带一个参谋，上高爬低，登门造访，坦诚相邀。这种诚实谦逊，遇事端肃、亲切平和又一丝不苟的为人，感动了所有的应聘者。于是乎，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澜、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李陀、张承志等著名作家们来了；李泽厚、刘再复、张炯、吴元迈、刘梦溪、刘锡庆、陈骏涛、雷达、曾镇南、何西来、刘纳、赵园、汪晖、季红真等著名学者们来了；吴组缃、吴小如、袁行霈、严家炎、谢冕、叶朗、乐黛云、徐晓钟、王富仁、童庆炳、孙绍振、洪子诚、钱理群、丁涛、赵德明、曹文轩等著名教授们来了……这都是当代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和教授，其中如丁玲和吴组缃先生，都已多年不登台演讲授课了，但他们却把毕生的最后一次演讲留给了军艺文学系。一时间，京西魏公村风云际会，名动海内。各路神仙、十八般武艺，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耕云播雨、点石成金。直弄得我们天天如坐春风，如梦方醒，如醍醐灌顶，如浴火重生。徐怀中先生笑眯眯地看着这帮弟子们天天都在凤凰涅槃般地进行自我扬弃与更新，欣喜之下非常得意。他将这种集授课者毕生研究之精华为一次讲座的授课方式称为“高信息强输入”的“密集型知识轰炸”，称为“就高不就低”的“天才式教育模式”。就在这种信息密集而系统松散之中，体现了徐怀中的匠心：冲击学员们固有的文学观念，让他们迎着八面来风的洗礼，山高水低随形发展，保持个性，挖掘优势，“各行其是”，最终培养出非标准化的“天才”。

实践证明，当年徐怀中先生所倡导的“讲座式”是有先见之明的，今天早已为全社会广泛欢迎。而他所网罗的那支院外名师阵容也基本成为了文学系一直沿用的固定师资队伍。其中，从学生到老师，我认为自己受益最多。当然，至今我也说不好，上述三路名师、三类讲座，究竟谁家对我启发最大，教益最深，影响最远，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各领风骚。但有一个角度可以比较，那就是1986年我毕业留系任教之后，有意识地观摩学习各路大家的授课艺术，自以为有了一点心得，不妨在此略作披露。

以我在文学系先学生后先生的双重身份观之，仅以授课效果或授课艺术论，一般说来，作家一路富于激情和经验，而弱于理性和概括，虽然生动风趣，最具可听性，但不便记录，难以复述；学者一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新见卓然，但容易流于刻板和枯燥，时间一长，学生们难免恹恹以致昏昏；比较之下，教授一路似有综合前二者之长而避其短之意思，既有逻辑的架构，又有知识的重点，既有理性的归纳，又有感性的表达，课堂效果普遍偏好。尤对我这个初登讲台的青年老师而言，较具可模仿性。譬如，吴组缃先生的幽默谈吐，袁行霈先生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孙绍振先生的快人快语、一剑封喉，钱理群先生的激情与尖锐，王富仁先生的深刻与沉重，丁涛先生华丽的措辞与炫技，曹文轩先生夹带乡音的朗诵，以及王扶汉先生用漂亮的板书大段大段地默写先秦散文……都从不同层面和侧面给我以影响，使我在较短时期内潜心揣摩授课效果（包括练习书法以提高板书水平）而有较明显提高，课堂上常在鸦雀无声中爆出笑声，课后也常被学生包围和追问，很快就在军艺脱颖而出，留校第三年便获全军优秀教员称号。

从1984年到1997年，从学生到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戏剧两系合并为“文学戏剧系”，文学方面只配备了副主任，实际上是以副代正），我前后在文学系待了13年。13年中，无论是当学生、老师还是领导，凡有名师名家来讲课，我都始终如一在讲台下洗耳恭听。也许授课老师和内容多有重复，但我观察学习的角度却不重复，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例子，从声调到语气，从手势到眼神，从站姿到板书，总觉得有听头，有看头，百听不厌，常看常新。打那以后，我的授课经验也渐积渐多，授课范围愈来愈广。尤其近年来，我的专题讲座《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广受欢迎和邀请，从国防大学、北大、清华、中国传媒大学等名校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学术机构，从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月末讲座”到全国各地论坛，直至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周末开讲”，讲了100多场，还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虽说无心插柳、歪打正着、撞中了选题，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是主要方面，但我的演讲风采也要对得起老人家吧。如果这也算一个缘的话，那就是在军艺文学系13年尤其是首届文学系两年听课听来的缘啊！

“地道战”与“借东风”

徐怀中的教育理念是包容大度，宽松自由，与北大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堪可一比。譬如文学系的两面大旗——主旋律大将李存葆和艺术前锋莫言，徐怀中都厚爱有加。对存葆这样的“特殊学生”——1984年9月30日晚上，李存葆就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建国35周年国宴。10月1日大阅兵之后，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文艺界的唯一彩车就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造型，尤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自费购买了两千册《高山下的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给了“文学黄金时代”最好的注脚。也因此，每天来自首都各高校团委、文学社的讲座邀请；各剧种的编剧、导演来洽谈“花环”的改编事宜；全国各大文学刊物的主编名编们来登门索稿者络绎不绝，不仅严重影响了李存葆的正常学业，我和他的室友李荃，整天价笼罩在“花环”的阳光雨露里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干脆，徐主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开学不久，就准其请假，躲到外面去赶稿了。结果第一学期末就赶出了十万字的大中篇《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当年度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又一次夺魁，使得新生不久的文学系声威大振。而莫言这样的“千里马”则是被徐怀中一眼相中，本来考试报名莫言就晚了一天，但单凭一个短篇《民间音乐》就打动了徐怀中，不仅破例收下了莫言，而且还在第一次全系集会上就七分得意三分遗憾地宣布：“可惜当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时，我没有看到《民间音乐》，否则，一定要投它一票！”语音未落语惊四座。可以想象，一言九鼎而出言谨慎的徐怀中这两句话对尚未出道的莫言具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莫言也很快就以《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以及稍后的《红高粱》等一批经典作品回报了徐怀中，并经徐怀中推荐发表，一下子就撼动了中国文坛，使文学系的育才功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传说”。而我从创作正式改弦更张做评论，应该说当自莫言始，并借莫言之红火也热了热身。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得来全不费工夫”。

徐怀中的胸襟决定了他的大家风范，即便在教学、文学以外，他也实事求是，不拘一格。譬如四人一间的宿舍本来宽敞明亮，忽一日就不知被谁革了新，用布帘将自个的小空间包裹起来与外“绝缘”。读书写作，各自为战。你熬你的夜，我睡我的觉，你面壁苦思冥想，我读书忍俊不禁，互不干扰，相安无事。于是就有人“报老爷，大事不好！”不料想，徐主任一巡视竟默认了。我想原因一是给这些老大不小的学生一点宽松优惠，二更主要的是尊重创作规律。当时我们的课程安排就是半天上课半天读书创作，创作这事嘛，恰如莫言一个不雅的比喻：精神排泄。“排泄”过程，岂能示人？你想，一会四人相对而视，一会外人推门探视，那谁还“创”得出“作”呢？于是乎，不出三日，全系都照此办理，倒也整齐划一了，只是进得任何宿舍，都是不见人影，只闻人声，你只能顺着布帘隔成的“地道”摸索前进，遂有“地道战”之美誉在首都文学界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再比如服装与跳舞。当年军装款式少、数量亦少，交谊舞对我们而言则有如天方夜谭。但随着文学系声誉鹊起，社会各界的采访、座谈、对话、宴请、联欢、舞会络绎不绝。一时间弄得我们这帮基层来的的土老冒们灰头土脸，手足无措。徐主任就鼓励我们先从“换装”入手。然而审美眼光不是一朝一夕炼成的，一不留神，某星期天就从文学系走出了很多“乡镇企业家”。于是乎，在系里第一个中秋节联欢晚会上，徐主任身着藏青色西服挽着夫人翩然入场。在大家目瞪口呆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就见徐主任从容迈步舞台中央站定，清清嗓子，自报曲目：“我先清唱一曲《借东风》，为大家助兴。”然后就咿咿呀呀、有板有眼地一路唱将下去，嗓音苍凉，韵味十足，风神飘逸，俨然马派弟子。大家都傻得忘了喝彩和鼓掌。接着，徐夫人——总政歌舞团原资深舞蹈家、编导于增湘老师就笑眯眯地开始为大家讲解和示范几种主要交谊舞的基本动作要领。本来还要找一两个男同学比画比画，可把大家吓得不轻，差点就要抱头鼠窜了。这时徐主任才宽容地放大家一马，说今天就这样子吧。跳舞其实很简单，毛主席跳舞就是散步嘛。关键是有机会多实践，出去别让人笑话咱军队作家哈……

徐主任如此苦心孤诣、身体力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第二天，我就直奔王府井，咬咬牙抱回了两套西服，引来全系一番热议和采购潮，一时间男女同学都纷纷以邀我为服装采购顾问为荣，并戏称我“领导文学系服装新潮流”（此事已有诸多同学回忆文章为证，此处亦不赘）。

徐怀中惊喜道：“朱向前跳出来了！”

真正值得在此一说并与我命运相关的是另一件事，是徐主任真正看重的学术交流，也即他所比喻的“搓澡”。意即鼓励同学们要像在澡堂子里一样赤裸裸地坦诚相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然而，就在全系第一次“搓澡”会上，我“跳出来了”。

那是入学第三天，徐主任召集全体座谈，希望以不同的文学观念和见解的碰撞和交流为契机，让大家迅速地互相熟悉了解。为了重视，他还事先找我们几个正副班长开了准备会，交代一旦冷场要我们带头发言。果不其然，主任讲完开场白后就冷场了。“搓澡”的愿望当然好，但35个“作家”，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互不熟悉，个性迥异，水平参差，观念不同，要袒露自己走进“澡堂”，是何等不易啊！尽管徐主任事先有估计，但也没想到水有这么深，足足有五分钟没人吭声吧。终于，我斗着胆子跳出来了！这一跳真是石破天惊。它留给人们的看法、感觉十分不同，但印象的深刻是一样的。

事后，陈道阔同学清晰地回忆道——

“徐怀中主任笑眯眯地宣布开会，说请大家座谈座谈艺术。那时，我们初来乍到，都惴惴地不知根底。大名鼎鼎的李存葆跷着二郎腿，只顾抽烟，好像那烟是公家的；‘不敢为天下先’的宋学武尽往阴影里躲，似混进来的见不得天光；莫言那时候还叫管谟业，整个儿小老幺一个，作一副憨厚态，很谨慎的样子……

“不知过了多久，没有人说话。

“突然——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突然，一声小心的咳嗽，掀掉了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空寂。

“朱向前，发言了……我有些感激地望着他。”（见《他有两把“刷子”》，载《作家生活报》1985年12月16日）

陈描写当时的尴尬情形与我的孤注一掷状，大抵是客观真实的。

16年后，莫言同学还依然对此记忆犹新——

“当此之际，这个朱向前自报家门之后，竟然滔滔不绝地做起了报告，从国际到国内，从西安到延安，从文学到艺术，一通大侃，令我们晕头转向。事后，有一些同学对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演讲欲望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却对他深感钦佩……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流畅的演讲之一，这毕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口若悬河的人。”（见《部长·教授·批评家》，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

显然，莫言有点调侃我的所谓“辩才无碍”。但不管调侃也罢，反感也罢，欣赏也罢，朱向前敢侃、能侃，恐怕就是我留给同学们的最初印象。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大相径庭。徐怀中主任就对此另有说法——

“我曾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35位同学一起学习过一段时间，我所能给予他们的太少太少了，倒是他们，常常在许多方面启发了我，帮助了我。就说向前吧，他最初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在第一次全系学员的讨论会上。——不知是由于新来乍到的生疏，还是作家的矜持，讨论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我作为主持人，心中不免暗暗发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几个事先打过招呼的班长们身上。果然，朱向前跳出来了，侃侃而谈，云山雾罩，居然一口气就讲了四五十分钟，且大有欲罢不能之势。使我惊喜的是，他不仅为讨论会解了燃眉之急，还表现出了较好的理论素质……从那以后，向前的理论热情被点燃了，不断地喷射出闪闪烁烁的火花。”（见《理性激情的开发》，载《文艺报》1988年10月29日）

当然，徐主任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决定和改变了我的命运！其一，经他鼓励和推荐，我在那次发言的基础上，写出了平生第一篇论文《小说“写意”初探》并很快就在理论批评的皇家刊物《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这对我此后走上评论之路的启示与激励作用不言而喻；其二，毕业前夕，在诸多高手竞争留校之际，在我与徐主任毫无个人交往的情况下，仅仅因偶然原因（我爱人突然被通知上中央党校），我才最后写信向主任表达了留京（还并非留校）愿望，不料立即就被主任决定留校了！我敢说，如果我自诩为千里马，那么徐主任相中我的第一眼就是因为那次发言。其实，如此大胆张扬的“演讲”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为什么有这一次？我只能说是前定，在那一刻，命运之神向我招了招手，而我抓住了它，如此而已。我此生搞评论、做研究、当教授的道路，实际上在那一刻就已经决定啦！

为此，我感谢徐怀中；感谢文学系；感谢军艺。

此后的情况如所周知，我在文学系前后13年，继续和文学系一道成长。尤其结合自己的评论专业，为以后的著名学员如阎连科、徐贵祥、麦家、柳建伟、石钟山、赵琪、陈怀国、李鸣生、王久辛、辛茹、张慧敏、唐韵等等的脱颖而出、推波助澜，从推荐作品、撰写评论到作序、评奖，无不竭尽绵薄之力。待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全军文学干部生源萎缩的大势，遂着手“转型”，一是升格大本，面向社会招生；二是开办军事文学研究生教育，1996年获准招生，1997年正式招收第一届军事文学研究生（至今还担任军事文学研究生导师），也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先河。从此，军艺文学系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庚寅立秋日改定于

江右袁州听松楼

上编：军旅文学

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

一个醒目的军旅文学现象长期为人们习焉不察——在新时期军旅文坛上特别活跃着两类青年作家：一类出生于军人家庭，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钱钢、简嘉等（实际上还包括绝大部分女青年军旅作家，如何晓鲁、刘宏伟、王海鸰、丁小琦、庞天舒等）；一类出生于农民家庭，如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唐栋、雷铎、周大新、陈道阔等。这种现象究竟包蕴了什么样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呢？本文即试图从他们不同的身世经历入手，主要取社会心理（上篇）和文化心理（下篇）两个角度切进，力求客观公允地通过两类作家的比较研究，来寻找他们各自的特点，进而涉及军旅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重要课题——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旅文学的文化背景的初步探讨。

一

广义而言，历史而言，我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数千年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农民的战争。本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也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农民。所谓出身农民家庭的青年军旅作家一般都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参军前就是地道的农民（李存葆初中毕业、莫言高小辍学、宋学武高中毕业后务农）。而所谓出身军人家庭的青年军旅作家虽然都是生于军营、长于军营，而后穿上父辈的军装，但实质上也大多是农民后裔，上溯到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也差不多都是农民了——和农民或亲或疏的血缘联系是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共同之处，这也是由中国革命和中国军队的特点与性质命定的。然而，一个是出生于直接的农民家庭，一个是间接的农民家庭，这就有了差异，这就使得他们像军旅文学大树上长出来的相距很远的两根枝桠。

我认为，基本的差异就在于军人家庭和农民家庭其政治地位、经济条件、文化教养、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并由此决定着他们相异的个人际遇和个别的情感世界等等。既然“存在决定意识”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种种不同势必深刻而久远地作用于他们的创作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我想在这里简要提示的是，从作家生成学和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应该特别重视童年生活对一个作家心理的深刻影响。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作家的创作实际上从童年就开始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严肃而悠长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参见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事实上，直接以自己童少年生活为蓝本创作而成的世界名著就颇为不少，如俄苏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英国劳伦斯的《儿子和情人》，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

让我们对这两类作家做一个粗略的考察。他们一般都在建国前后出生（上限到李存葆，1946年；下限到莫言，1956年），在童年、少年或青年前期，都或深或浅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里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两类作家虽然都经过了这场浩劫，却未能从中获取更引人注目的文学建树。这主要指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新时期十年迄今，他们还少有直接而深刻反映“文革”动乱的扛鼎之作；二是军队既没有出现“知青作家群落”，甚至也没有一个像张承志、阿城、韩少功、王安忆、史铁生这样以反映知青生活见长的作家。原因何在？这不能不归结到家庭所造成的他们个人在“文革”中颇为特别的遭际。

由于人民解放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文革”中的军队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当时中国社会翻云覆雨的政治风暴中，比较各级地方干部、知识分子乃至一般工人、城市市民来说，军队干部家庭的保险系数还是大的（少数高级领导除外）。子女们也因此多幸免厄运。当稍后的“上山下乡”大潮席卷全国之时，他们纷纷捷足先登，未及成年便少小从军，远离了痛苦旋涡。至于农民（主要指贫下中农）家庭所受到的“文革”波及就更见其微小了，他们的子女更多是中断学业回乡种地。（注意：“回乡”与“下乡”简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后者是进入了“新的世界”。）总观起来，“文革”的狂涛和“上山下乡”的巨潮对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家庭和个人的冲击，一般来说都是相对间接、相对温和的。所以，他们未能在直接反映“文革”动乱和知青生活两个方面问鼎新时期文坛，实在也是理固宜然。否则，情形又或将大有不同。就像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过程使诸多官宦殷实家庭纷纷崩败，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一大批旧知识分子相继经历了家道中落的类似遭际，并由此造成的间接情势预告着和决定了现代文学的大昌盛一样——“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常常能改变一个作家的人生道路和创作流向。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不写什么（“文革”和知青），并不等于他们不约而同地写什么，甚至相反。下面，先从不同的人物世界入手，来审测他们不同的文学世界。

如前所述，突如其来的政治动乱使多数当时正值少年的军人子弟过早地结束了充满憧憬的梦幻时代（刘亚洲十五岁，朱苏进、钱钢、简嘉等十六岁入伍），庄严的草绿军装几乎逼迫他们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从“摇篮”意义的军营走进人生意义的军营，一方面固然有助于强化他们对军人的理解和感情，使自己加速成为真正的军人，另一方面却也局限了他们的生活视野，造成了他们人生经验的“一元化”。此外，学业荒废导致中等教育的空白，又使他们的智力开发畸形拓进，知识结构较为偏仄。这就宿命般地规定了他们日后创作的题材和人物取向：军人—军人—军人。从《射天狼》一直到《第三只眼》，朱苏进基本上给我们展览的是一个纯粹的军人画廊。简嘉以《女炊事班长》发端，从士兵写到“士官”，如今正忘情吹奏着《青年军官进行曲》。比照起来，刘亚洲笔下的人物包容性更大一些，他在大力抒写“两代风流”的同时，还把笔触伸出国界，但国界那边也是一个个凶悍强猛的军人——从职业杀手“红色旅”到中东“恶魔”沙龙。

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少年从军相映成趣的是，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从军年龄往往偏大（宋学武二十二岁，莫言、雷铎二十岁）。这就从客观上玉成了他们更为丰富的社会阅历（莫言当过临时工，唐栋当过小学教师，陈道阔当过公社团委书记等），使他们至少具有了两个经验世界：一个是社会的（以农村为主），一个是军营的。因此他们多是“脚踩两只船”，一支笔又写军人，又写农民，而且往往把农人写得更生动——莫言自《红萝卜》到《红高粱》、《红蝗》，一直以写农人为主自不待言；宋学武一边经营他的南线“战争心态小说”，一边又念念不忘他的“嗑巴舅舅”和“大青哥”们（《干草》、《罩鱼》）；《野草闲花》系列中那一群鲜活孟浪的江汉女子简直使陈道阔笔下的全部军人黯然失色；周大新在摹写了众多军人之后，终于按捺不住画开了《豫西南有个小盆地》人物谱；雷铎则干脆指挥军人和非军人两个人物系列来合唱他那颇为庞杂的《人生组曲》；就是直面战争的《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奉献出来的最感人形象似乎也还是来自沂蒙山区的梁大娘和韩玉秀，而小说的重要主旨用作者的话来说则，正是“人民——上帝”！

熟识农人而多写农人，这对他们来说实乃顺理成章之事。问题的反面是，他们对职业军人的理解与沟通难以达到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那样的深致与直捷——他们既没有朱苏进笔下那样纯的“兵味”，也不能像乔良、钱钢那般迅捷地推出具有现代战争观念、军事学识和指挥素质的新型指挥员“雷特”（《雷，在峡谷中回响》）与“蓝军司令”们——反之亦然，当乔良笔下第一次出现一个南方山区的农民时（《灵旗》），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匮乏就使得这个农民——“青果老爹”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意象存在，而非人物的树立。

是的，人物世界的不同仅仅是外部形态的差异，更有意义的恐怕是从两类作家笔下相同的人物——军人的内在组构上，来开掘他们双方各自对军人所寄寓的不同的感情思考、价值判断、理想设计等。

父辈血统的遗传，军营摇篮的熏陶，可塑性极强的年龄和入伍的特定历史环境，使军人家庭的后裔们迅速适应了部队的艰苦生活，并在摸爬滚打的砥砺中开始体味军人的艰辛，在钢铁条律的钳缚中冶炼军人的气质，在把高山般的功劳铺得又平又远的奉献道路上咀嚼军人生涯的价值。他们认定只有在这国防绿中才能找到童年的梦想——生长于斯，风流于斯。简嘉借他的人物之口热情煽动：“小伙子，穿军装吧！……干得好，营长、团长、师长、将军就是你的未来……”（《士官生》）。朱苏进则把“我要当将军”五个大字刻在每个人物的骨子里。他们由此产生热爱，像农民眷恋土地般眷恋绿色的营盘，像“数学家爱古怪方程式”般地热爱手中的武器（《射天狼》）。因此，刘亚洲在赞唱“两代风流”时激情如瀑，钱钢在讴歌“蓝军司令”时豪气似虹，海波能把一张冷冰冰的“铁床”写成有体温有个性的活物，简嘉则在最普通平凡的军旅生活中发现永恒的“绿色幽默”，更有朱苏进将对连队生活精确入微的观察、冷隽深沉的思考和怦然大跳的爱心一齐溶入笔端——《射天狼》里那一段对枯燥干巴的队列动作的富于神韵的描写几乎成了人人激赏的经典性文字。他们心目中的战争使命高于一切，为战争的到来和最终消灭而厉兵秣马，枕戈待旦。一个个胸藏韬略，身怀绝技，即便在日常生活和平时训练中的举手投足也无不符合战时规范，表现出优良深厚的军人素养。一旦上了战场就更是如鱼得水，哪怕没有建立殊勋的壮烈之举也会有意无意地展示一种技艺、一种胸襟、一种风度。他们都深知自己是合格的职业军人，也因此而“傲”气冲天，更因此对那些非职业军人的种种失缺如眼睛里容不得沙粒一样不堪忍受。譬如对某些农村战士的种种陋习、毛病，便常常具有异样锐利的“第三只眼”，深、准、狠地一一发现，并带着一种优越感居高临下地给以尖利讥刺或暴览。相反，对职业军人的某些短缺却予以宽容，视而不见乃至欣赏、玩味。同样的“第三只眼”投射在南琥珀身上就比投射在李海仓、宋庚石身上要温和得多。

现今，选择军职作为自己终生事业的人在我国毕竟还少，尤其对广大农村战士来说，应征入伍不过是一方面尽义务服兵役，一方面碰碰改换命运的机遇。总之，是作为人生的一段插曲来对待的。这与数千年小农经济的心理积淀有关。譬如农业文化所决定的农民土地观念，经过几千年的“土地革命”（从农民起义的“均田”口号一直到我党我军“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诸运动）不断得到强化。他们参军的出发点是土地，最终归宿亦是土地——解甲归田。所以，他们在感情上不大容易对军人职业产生亲和力，相反倒容易滋蔓排斥力——当然，这还由于他们从农村带来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作风、得过且过的人生哲学和斤斤计较的处世态度等等，都与部队的钢铁纪律、昂扬斗志和不无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生活方式等等的格格不入。他们即便穿上了军装，心地里也依然种着一缕洋溢着小农意识的温情脉脉的梦想。他们表面上可能俨然一个十足的现代军人，骨子里却更可能接近一个地道的传统农民。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应该对他们有着较为切近真实的摹写。

不选择军职为事业也就不以职业素养（风度、仪表、技艺等等）作为评估军人的准则。评判军人的标尺与其说是现代的，不如说是古典的。

勤劳、朴实、坚韧、顽强，如牛负重却任劳任怨，忠心奉献却不计报偿，可以一边藏着“欠账单”一边血洒疆场。这是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精神的崇尚，一种“战士万岁”的英雄主义的呼喊——李存葆笔下的军人多是这种革命农民形象的写真；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折光加以凝聚和放大，加以提扬和净化，以道德伦理的力量感化人、教育人，催人泪下，激人奋发（在唐栋、周大新等人的作品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努力）。李存葆的作品洋溢着一种优秀农民的自豪感。与李存葆遥遥对应的是站在另一极的莫言。莫言对农民军人身上的“优根性”照样喝赞，对其劣根性也不想有所讳言，更不愿加以美化——他总是和盘托出，鱼龙混杂，同一个人物身上往往兼有善恶两面甚至多面，而且他还似乎有“审丑”癖好，对其“劣根”的描述不遗余力乃至夸张漫画：指导员孙天球表内不一心理矛盾，用望远镜偷看雕塑裸女成癖，以致被战士捉弄，大出洋相（《金发婴儿》）；余占鳌们“精忠报国”又“杀人越货”（《红高粱》）；《苍蝇·门牙》极尽暴览荒唐人事之技能等等。从中我们不难咀味到莫言心中那种农民自卑心理的凄凉和自我嘲讽的快意。宋学武似乎处于李存葆和莫言之间——对于提炼农民身上的传统美德，他缺乏李存葆那样的热情；而对于农民军人心中的历史陈垢，他又比莫言更能宽容。因此，他比较持平地写出了一种本真农民式的军人形象——当将军的梦想同样不属于他们，坚守阵地的连长负伤，临终前神往的不是鲜花和勋章，而是恬静温馨的农家小院——颇有点“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意味（《心慰》）；两个在前沿担任警戒的战士关心的不是毙敌立功，而是想家或者盼望头顶上有一片小小的阴凉（《山上山下》）——他们大都忠厚本分，却又不乏农民的狡猾和幽默；他们有时也精于算计，更多的时候却表现出一种达观——“这样可以，那样也行，或许更好些”——从《山上山下》、《这边那边》、《洞里洞外》的题目中似乎也透射出些许宋学武式的农民辩证法的智慧。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是宋学武笔下农民军人的生活哲学。

认真检视李存葆、莫言、宋学武以及他们的同类作家，将不难发见，他们艺术心灵的触须对职业军人多少有点迟钝，有点“隔”，而更钟情于农民军人。可又正由于他们每一个典型人物的背后都站着千千万万农民军人（尽管近年我军兵员构成略有变化，但农村兵源还占主流）和积淀着广袤深厚的农民阶级的“集体无意识”，所以作品往往能比较真实地反映部队的诸多重要方面，并引起广泛的理解与共鸣。这是理所当然的，又是值得警醒的。

我的小结将强调指出双方的局限所在——

由于过分地强化军人意识，或忽略民族心理（主要是农民心理）素质的溶渗，由于过分地凸出当代意识，或不善于以历史眼光（“历史的意义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艾略特语）来观照当代军人，就容易使得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给他们所钟情的“职业军人”头上戴上虚幻的理想化光圈。再加上欠节制地借鉴外国军事文学，又渐次滋生了某种“洋化”倾向，而把某些表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当做传统心理嬗变或观念更新来大加吹涨。这样就不仅局限了他们笔下的精神世界和描写天地，而且还使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减损了历史穿透力和人物的民族本色乃至真实性，无形中妨碍了他们在塑造真正的中国军人典型、抒写真正的中国军人心态诸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与前者相反的是，农民青年军旅作家们还缺乏用当代意识观照历史，缺乏用一种与现阶段民族进取品格相一致的军旅生活观念审视农民军人的自觉性。换言之，即缺乏一种清醒的自审意识或自觉的批判眼光。这就使他们熟知中国军队的基本成分——农民这一先天优势难以发挥，反而常常在理想人物身上表现出与旧传统的熟练衔接和与新观念的陌生碰撞。应该说，我们民族的“优根性”和“劣根性”都通过农民军人相对集中地体现在军队中。在我军草创时期“劣根性”的种种表现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等等（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仅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完全消除，相反只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愈加暴露或变相更生（如“当兵镀金”、“当兵吃亏”、“铁腕人物崇拜”、“农民英雄主义”、“现代军阀意识”、“清官治军”思想等等）。因此，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们在大力强调发扬革命传统的同时，如果不能对那些非革命传统进行批判与扬弃，也就很难承载重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军人品格的历史重负。

发现差异，也就是寻找“合点”，通过差异的互参观照，寻找双方的互补结构。我认为，这种互补结构（或曰“合点”）之一就是中国农民的心理基础。

任何一个军人都必定带有他本国、本民族、本地域的心理遗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决定着他的精神气质、思维模式乃至行为走向等等，并由此构成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军人特点和差异。中国军人既推重项王的壮士气概，又崇尚周郎的儒将风范；既称道大智大奸的曹操，又彪炳大忠大愚的岳飞；既歌赞“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雄豪气，又抒发“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凉情怀。同样是勇敢，却又很不同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即便仅从性爱道德入手，也很容易找出和西方军人的差别。所有这一切，又都和我国的农民分割不开。中国历代兵源主要来自农村，因此，中国军人心理不可能挣脱农民文化传统的笼罩。质言之，中国军人的心理就是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数千年的农民战争形成了我国军人独特的战争观（“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人生观（“大丈夫当提七尺剑建功立业，岂可与草木同腐”）、生死观（“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胜负观（“胜败乃兵家常事”、“不以成败论英雄”）、荣辱观（“士可杀不可辱”）、英雄观（“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等等。它就像一条幽邃的地下长河涌动在中华民族意识的岩层里，流贯在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血脉中。所以，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情感，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也才有可能分辨良莠、鉴明优劣，在今天心理嬗递、观念演变和意识更新的大潮中，对其做出深层性的开拓和建设性的扬弃。

如是，就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总体而言，都应该清醒而坚定地立足于自己最熟悉的情感经历和生活领地，同时注重用历史眼光观照现实，以当代意识反思历史，从民族心理中提炼军人品格，在军人形象里传达民族之魂。就像《红高粱》通过农民武装的抗日故事，剥开民族精神的复杂内核；又像《第三只眼》经由军人生活的具体写真，达到民族心态的哲学抽象，以历史感获取作品的穿透力，以民族性扩拓作品的辐射力——并在这四者的交叉点上确立自己的文学整体意识，努力构筑起中国军人形象山系，使之毫无愧色地耸峙在世界军事文学的漫长风景线上。

二

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给我们酿就的文化有两大类。一是典籍文化（即文字文化），约有3000余年历史。其中战争文学自《诗经》（《采薇》、《枤杜》、《出车》等）以降，经先秦诸子（《左传》、《战国策》等）、《史记》、唐（边塞）诗、宋（抗战）词，一直到《三国》、《水浒》，亦是源远流深，浩如烟海。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在这方面（还包括老一代部队作家作品）的承传，一般来说并不带“类倾向”的大区别，因此不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还有一类是非典籍文化（即非文字文化）——由于我国疆域辽阔而又封闭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内陆文化结构，使得悠远的文明传统被浸染上了十分鲜明的地域色彩。非典籍文化正是如此——它主要指的是特定地域所独具的乡风乡情、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间艺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等。这类文化造成了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童、少年时期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并进而决定了他们日后迥然相异的文学气象。

鉴于此，我把影响两类作家童、少年的非典籍文化背景区分为两个“文化摇篮”（“军营文化摇篮”和“乡村文化摇篮”）来进行比较。

军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说它是特殊的，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如与乡村文化、都市文化乃至工业文化、市井文化等的比较）。它是特定的军事实践活动的产物，包括军队的生活样态、军人的外部行为、军营建筑、军事设施以及战争景观、战场风貌等。在这样的文化摇篮中降生、长大的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完全承受着一种国防绿色的文化乳汁之哺育——父辈们包裹着绿色的戎马经历传奇般惊险又迷人，神话般遥远又亲切，是他们绿色的童话；那绿色的军装、哨兵、岗楼、队列，绿色的牵引车、伪装网、迷彩服，都在他们脑海里投下了神奇的绿荫。还有那大院里雄壮的口令、嘹亮的军歌、悠长的军号，往来人们的言谈举止、风度做派，以及屡玩不厌的各种战争游戏等，都渐渐内化积淀为他们的文化心理定式——他们仰慕天上的战鹰，崇拜地上的火炮，神往海中的军舰，梦幻着可怖而又瑰丽辉煌的战争奇观。军营文化摇篮造就了军中文化的骄子——否则，我们依然很难理解刘亚洲何以有“攻击，攻击，再攻击”的个性，朱苏进怎么能将枯燥的队列动作描写得有声有色有气势，简嘉为什么能从连队生活中源源不断地生产他的“绿色幽默”；很难理解一切拂耀在他们笔端的军人气质光环和展示在他们笔下的军营文化景象。这是一种渗透血液的遗传，一种深入骨髓的领悟，一种天人合一的“胎教”。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对此只能自叹弗如。对特殊的军营文化的特殊把握是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的优势，但这种特殊性又形成一种限定。反过来说，纵向比较来说，军营文化又是普遍的，即由于军队的严格制式化、规范化，使得天南海北的军营都差不多，乃至每一个家庭都很类似。这种文化摇篮的高度同一性对每一个有独特美学风格追求的作家来说，又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比较而言，乡村文化既有普遍性，更有特殊性。它的普遍性是从历时性看，几千年小农经济积淀在广袤乡土上的农业文明基本传统的内在机制是一致的。它的特殊性是从共时性看，在我国，由于文化渊源和地理环境、自然气候等的不同，又形成了南方、北方或长江、黄河文化的相异；而南方文化又有吴越文化、楚文化之类的区别，楚文化还有湘西、湘南的划分等。这就使得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们虽然同来自农村，其文化背景却又风貌各异。如莫言的古齐特色（山东高密）、宋学武的东北特色（辽宁铁岭）、周大新的中原特色（河南邓县）等。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首民歌、一窗剪纸、一台社戏、一声号子、一缕炊烟、一点渔火、一头牛犊、一条猎狗，都与当地的历史、人生具有某种别样的关联。它总是精心地保留着恒久的以往，并始终不渝地培植着未来，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年复一年地进行着文化的遗传与渗透。占有一块包藏独特文化意蕴的乡土无疑是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的幸事。就像美国南方批评家史伦·塔特所说：“地区主义在空间上是有限的，但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因此，我想毫不隐讳地指出：没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或是自己从那儿生长出来的地域文化作为自己毕生创作的坚实依托，是大部分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难以弥补的一大缺憾。

当然，从狭义的角度看，军营文化摇篮对于军旅文学的创造也许是得天独厚的。但是，广义而言，对于文学而言，乡村文化摇篮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我不想从更多的角度和层次展开论证，我只想指出一点，即乡村文化摇篮处于大自然的怀抱，而军营文化摇篮却相对地置于现代文明包笼之中。进一步举例说，常常出现在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笔下的充满生命意识和宇宙气息的或雄宏或清丽的自然景观（如莫言洸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宋学武鹰击鱼翔的大草甸等），在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笔下就很少看到。而这恰恰是作品内容、氛围和魅力的重要构成，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历史感、一种文化感和文学意味。在众多的部队题材作品里，我们读不到这些，我们常常抱怨读那些作品更像是读一个详细的部队情况反映或生动的军事训练报告。

我如此推重大自然之于文学的作用，有必要简略陈述理由如次：1.人与大自然的依存关系。从人类发展史看，人来自自然，而又存活于自然。2.艺术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这乃是由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所决定。艺术离自然越近也就越有生命力。3.中国文化与自然的特殊关系。农业经济决定农业文明生长于乡土（自然）之中，加上作为儒道补充的庄禅影响，使艺术的生命与其说活泼于政治，还不如说璀璨于自然。4.作家与自然的契合关系。5.语言与自然的内在的至关重要的关系。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就此展开充分论证，但通过上述提示，我想我们对大自然、对大自然孕育的乡村文化摇篮的重要性和优越性，该当有所认同了。就譬如说对于莫言与大自然的亲和——他对大自然细入毫芒的观测，奇异超人的“感觉”，色、香、味、形交融的表现以及由此传达的某种人类精神气息，也就不难理解了吧。朱苏进就曾站在另一个文化圈聪明地看到了——“莫言他不同。莫言除了痛苦的少年以外，他一回家乡就会自然地掉进那块红高粱地里，……回顾痛苦的少年，他就自然会有一种说不清的家乡的滋味从灵魂里流过，他未必要花那么大的力气。他有那种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自然感”。当然，反过来也许也一样，让莫言离开他的土地来写职业军人的“两代风流”，他也会愧叹弗如的。但是，无论如何，莫言能在他那“邮票”大小的“高密东北乡”的方寸之间展开人物系列和历史风云长卷，洋洋洒洒地急速推出上百万字的长、中、短篇作品。相比之下，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有谁握住了这样一方“邮票”呢？如果说莫言的创作是开掘露天煤矿，一片一片地广采，那么朱苏进则是打井钻油，一眼一眼地深探。这除了主要制约于不同的创作个性之外，是否与他们各自占有的“邮票”不同有关呢——譬如说莫言可以天马行空，恣意挥霍他的矿藏，而朱苏进则必须画龙点睛，缜密使用他的储存。

当然，有了优厚的文化摇篮并不等于就有了优秀的文学创造，尤其是乡村文化与军旅文学之间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因为乡村文化直接受益于非典籍文化，而非典籍文化一方面植根于原始淤积，一方面又制约于封建经济，同时也就注定了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较之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更难容受现代文明（包括军营文化）的渗透与嫁接。单以创作手法和艺术形式论，李存葆、宋学武、唐栋、周大新等比较偏于传统，都不如刘亚洲、乔良、海波、简嘉们来得那么新潮和洋气。即便是被人视为“现代派”的莫言，其骨子里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继承也比后者要明显得多。从历史的应然性看，这或许是乡村所带来的弱弊，弱弊之一便是乡村文化的地域性（如自然风貌的特殊、人情民俗的不同、方言俚语的歧异等）。不可否认，这正是我在前面所特别强调的乡村文化的重要生命源泉。但反过来说，这种文化的地域性又进一步建构了整个文化的大封闭系统。乡村文化天生地只钟情于历史文化的已然态，天生地迟钝于外界刺激。现代文明迷人的微笑和现代意识神奇的魅力同样难以使它有动于衷。这就导致了弱弊之二，即对现代文明有意无意地排斥。从莫言的《欢乐》、《红蝗》等晚近作品对都市文明的贬责中，我们多少可以嗅到一些浸润了小农意识的狭窄意气。所以，我们看到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的出色表演要么是历史战争题材（如《红高粱》等），要么干脆就是乡土题材（如《红萝卜》、《干草》、《野草闲花》等）。这与其说是他们对现代军营文化缺乏兴趣，还不如说是他们在寻求乡村文化与军营文化的交汇点时常常陷入迷惘。问题正在这儿，就以小说语言为例，利用一种方言为基础有利于寻找独特的小说叙述“调子”。可是，军队成员来自天南海北，所操语言南腔北调，于是作家们又不得不使用“公约数”最大的普通话来覆盖它们。如何借助方言寻求一种反映当代军人生活的小说文体是一个全新课题，目前几乎还看不出有谁在这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尝试。（至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普遍未能谙熟某种方言，那是军营文化摇篮带给他们的又一缺失，也给他们的小说文体追求增加了更大的难度）。问题甚至还不止于此，即便是在乡村文学的创作中，他们的优势也未发挥出最大效应，也还少有利用方言之便来追求小说文体的自觉意识。比起地方那批小说文体的爱好者（如阿城、韩少功、何立伟等），军旅作家在这方面就太缺乏兴趣了。

由此看来，尽管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文化摇篮”互有长短，但都依然面临一个“扬长补短”的共同课目。这里就不得不涉及“第二文化摇篮”这个概念。如果说一个军旅作家的军前主要生活基地可以构成他的“第一文化摇篮”，那么军队就成了他的“第二文化摇篮”。而不断延伸与深化对于“第二摇篮”的熟知与理解，又是一个涉及作家的生活观念与心理状态改造的大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摇篮”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军队成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带着各自的文化步入现代文明军营之中，那种种不同色彩、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乃至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在这儿相互摩擦与渗透，相互冲突与妥协，不断进行着新的碰撞与组合。从狭义的角度看，它既是多民族的，因而也就丧失了民族性；它覆盖了整个中国，因而又消除了地域性。我们只有对多民族、多地域的文化积淀加以比较、研究和考察，并作为我们的参照系，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当代意识对其进行宏观开放的哲学熔铸和审美提炼。所以，不断熟知与理解“第二摇篮”的过程，对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来说是“扬长”，是对“第一摇篮”的提高与深化；对于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来说则是“补短”，是对“第一摇篮”的补充与更新。无论前者抑或后者，真正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第二摇篮”（包蕴了部分军营文化的一个团、一个连乃至一个班），便必须再把它融入到一种地域文化（军营驻地或生活基地的特定文化背景）中去，和那儿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生活形态、人物心理相契合，形成一种有地域色彩的军旅文学——就像刘兆林扎根于白山黑水的“雪国小说”（或曰“冻土文学”）系列，又像唐栋立足于喀喇昆仑的“冰山小说”（或曰“西部文学”）系列等。这样一种综合过程对于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来说是“扬长”，他必须也必然会和“第一摇篮”相交会，从而产生一种边缘撞击，带来文化背景的重建与再造；而对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来说则是“补短”，既是他那相对狭促的“第一摇篮”的横向拓展，又是纵向“寻根”——寻找到一个更为宏阔浑厚的民族文化依托。（实际上也是一种“沟通”，因为军营文化原本就处于整个中国文化乃至特定的地域文化包围之中）如是，一种既有文化感而又有历史感，既是军营化而又是中国化的军旅文学形态可望生成。

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文学）形态——它既排斥了民族性和地域性，又包容和呈现出更广泛更深刻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它是我们整个文化传统的特殊体现和聚集，是动态深化和延展。它首先是中国化的，同时又是军营化的。在国防绿色的掩映中，在炮火硝烟的烛照下，它将呈示出无限绚丽多彩的奇异风貌；它正是一个迷人的文学王国，像只对军旅文学作家钟情的文学少女——惟她的独特美貌，要得到她的青睐就愈困难，而愈困难，就愈为有志于军旅文学的青年作家们提供了大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充分认识到展开与深化军旅文学文化背景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并投之以巨大的热情与毅力，就一定能在中国文化雄深宏广的背景下开出当代军旅文学的新生面。

我的分析表明，两类青年军旅作家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又共同植根于中国农民心理和民族文化背景的土壤之中。因此，我想这样推测他们的前景——寻找合点：寻找军人与农人的合点；寻找军营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合点。不断地寻找合点，又不断地发展差异；再在更高层次上寻找新的合点，发展新的差异……将是两类青年军旅作家在长时间内要经由的螺旋回环道路。这是现实的急迫需要，也是未来的热切召唤，更是历史的必然赠与。

（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