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

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

——陈怀国的小说成长暨意义

当我欣悦地注视着陈怀国从“北纬41°线”稳健地来到了“无岸的海”时，我首先想起的是一件往事——

差不多就在一年前吧，军艺第三届文学系开学约两个月后的某日上午，一个肤色黧黑方头阔面的中等个学员悄悄地把一摞稿纸送到了我的桌子上。这位第一次来单独露面因而让我感到陌生的学员唤起了我的直觉。对这种不吭不哈不动声色的主儿你可要注意，正所谓“不叫的狗才真咬人”。

我顺手翻开第一页稿纸——

一方天地里祖上传下的说法，我们家乡一带，把入冬后的第一场雪叫毛雪，毛雪是引子，下欢了，铺够了，才是正经的大雪。

不多不少，刚刚读到这儿，我的心咯噔一下：正经的“大雪”莫是要来了？我翻回封面看署名——陈怀国。

这部稿子就是后来发表于1990年3月号《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毛雪》。

陈怀国由此率先“出线”，成了第三届文学系年轻作者中的“带头羊”。

现在，《解放军文艺》又隆重推出他的中篇新作《无岸的海》，并藉此把他介绍给全军乃至更广大的读者，我的欣慰之情自不待言。我自然会想到，当初，他从“北纬41°线”、从“毛雪”起步时，陈怀国的名字还全然不为人知，这不过才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在他的小说创作道路上留下了几个虽然不多但显然都比较坚实因而已逐渐引起广泛注意的足印。它们分别是短篇小说《在北纬41°线》（《解放军文艺》1989年11月号；《小说月报》1990年1期）、《荒原》（《青年文学》1990年5月号；《小说月报》1990年6期）、《蓝色黄羊》（《神剑》1990年4期）、中篇小说《毛雪》（《小说月报》1990年7期）、《农家军歌》（《昆仑》1990年4期；《小说月报》1990年11期）和《无岸的海》（其中，《荒原》和《毛雪》还即将由《中国文学》向域外译介）。

今天陈怀国的意义当然远不拘囿于第三届文学系了，他和一批正在或已经崭露头角的部队文学新人（仅就我所读到的小说方面而言，就有阎连科、李森祥、陆颖墨、石钟山、张惠生、陶纯、阿浒、赵琪、徐贵祥、薛晓康、胡玉萍、王秋燕等）一道，构成了军旅文学的“新生代”。他们的出现和迅速成长，无疑是对军旅文学创作队伍的适时补充，为打破与改变当前军旅文学的沉闷格局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关于这些，我已在《军旅文学的新风景》（见《解放军文艺》1990年11月号）一文中作过概略的阐述。我在这里还想重申并强调指出的一点是，他们这代人的年龄层次的意义。

我重视年龄层次意义的前提是部队兵员的变动性、时期性和阶段性，即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茬兵与一茬兵不同，一个时期的兵自有一个时期的特点。进一步说，文革时期与新时期的兵员状况就差别甚大（譬如文革时期兵员尤其是农村兵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多在小学层次乃至以下，而新时期兵员的文化水准一般都在初中以上；又譬如文革时期兵员中多有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子女，而新时期兵员中这部分人已急剧减少。等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军旅生活要求它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新的代言人（作家）。这一点与那些描写对象相对恒定的地方题材如乡土文学、市井文学等甚为殊异。返观一部当代军事文学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哪个时期的军队作家愈多，哪个时期军旅生活的文学化程度就愈广泛愈深刻。正是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群体的崛起，才使文革以来直至八十年代初这一历史阶段的部队生活和军人形象得到了空前的全方位的抒写、描绘与塑造。例如李存葆、朱苏进、刘兆林、刘亚洲、乔良、简嘉、唐栋等的创作。他们大都入伍于文革时期，写那段生活自是优势，亦是局限，即便还在发表新作，也难跳出那个历史阶段，无论是朱苏进的中篇《绝望中诞生》，还是刘兆林的长篇《绿色的青春期》，概莫能外。

问题是今天，他们都已步入中年（多在四十岁左右或以上），二十多年的军龄就使他们与今天的兵拉开了起码二十岁的年龄的距离。他们的官阶都在中校团职以上（还不说都在专业创作队伍中呆了起码十年），这又使他们离部队的基层事实上已十分遥远。尽管他们可以下部队当兵代职体验生活，但终究难免要隔着一层。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无法继续写作了，恰恰相反，军旅文学的舞台上还得靠他们当主角，唱大戏。我想说的意思是，他们今后谁要写出了大作品，也多半仍然是写他最熟悉的有过切身体验的那段生活经历（或曰生命过程。就像是莫言的《红高粱》那样的历史复活，也仍然是他的童少年生活的历史幻化，何况这种历史题材具有相对恒定性的人生背景与文化背景，与急剧变动的当代军旅现实生活差不多是两码事了）。

“新生代”们与以上诸君的主要不同点就是年轻。他们大多入伍于八十年代，年龄多在二十五岁左右至三十岁之间，他们绝大部分至今仍然活跃在基层，当着连长、排长、干事、参谋，有的干脆还是士兵。换句话说，他们正行进在八十年代的士兵行列里。对于八十年代的兵们的理想、追求、痛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情趣、喜怒哀乐、发牢骚、恶作剧乃至青春的骚动等，他们都无须去采访，去“体验”，一切都如同己出，他们就是“他们”自己（可以参考陆颖墨的《寻找我的海魂衫》短篇系列，石钟山的“兵味”“兵趣”短篇系列，和胡玉萍的中篇《丫头，想当兵吗？》）。他们年轻，当然也就同时意味着人生阅历的短浅、思想认识的“近视”和艺术水平的稚嫩，但这些都无法妨碍他们成为这一代军人的“代言人”，这是他们的“专利”，谁也替代不了。真正写好这一代军人也许不是当下的事，也许是在九十年代乃至二十一世纪，那都只是个时间问题，选择的权利仍在他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文艺》1991年如此集中地推出新人，无疑是一个保证军旅创作代有才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文学战略行动，它势必对今后的军旅文学发展产生长久的影响。

再回过头来接着说陈怀国。

或许陈怀国恰恰是“新生代”里最不利于支撑我的“年龄层次意义”的一个了（如果仅仅局限于反映八十年代兵们的特点的理解的话）。但这也许又可能正是他的比较成熟与深刻之处，换个说法，也可能是他对我的观点的一种超越。是不是这个样子，可以不忙结论。请大家耐着性子看我将在下面专门围绕陈怀国“这一个”展开的具体辨析。

非常简单明了的一个事实是，摊开在我面前的陈怀国的这六部作品，已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链，即农家子弟们从土地走向军营到离开军营最终又回到土地的有序的全过程。借用他的一个小说标题来表达的话，那就是一首有头有尾的“农家军歌”。《无岸的海》作为其中的一环，我想把它放置于这个有机链条当中，和其他作品等量齐观并审察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不仅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支“军歌”并进一步把握住陈怀国，而且同样有利于我们对《无岸的海》本身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我不打算把《无岸的海》单挑出来额外多加考量。我首先想到的仅仅是，为了整体把握与分段论述的方便，必须把这根“有机链条”裁为三节。

第一节：《毛雪》。

我曾经从开拓与延展军旅文学创作题材的角度指出过《毛雪》的意义：它在刘震云的《新兵连》贡献的“新兵现象”基础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推出了一种“前军人”的形象。而“前军人”形象出现的意义又不仅仅标示着一种创作题材面的拓展，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军人的新的视角，一个当代中国农民“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的第一个中间环节。作品中的主人公：“我”、那个农家子弟在参军体检竞争过程中的挣扎与苦斗，既是惊心动魄的，同时也是带有相当的普泛性质的。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农家军歌》中有更明了的表述：“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当然，识见不同，希冀也有不同——“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大多是那些家里不太稀荒的人家，不愁肚子饥饱，盼望着孩子跑跑远门，见些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但无论出于哪一种动机，在庄户人眼中看来，当兵效命国家都应该是一种天职，所以：“说到流血打仗的事物，父母们也不私心，说是流血打仗乃当兵人的本分，皇粮养着身子，性命归了国家，丢了也是该着的事情，只当是在自己身上剜了一疙瘩肉去。”《农家军歌》中的这段引文，正好可以用来作为《毛雪》主人公“我”以及围绕“我”参军所展开的全部人们的行为的注释，并帮助我们理解成千上万的类似“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是带着何等样的精神、情感、文化和心理的历史重负与局限走出土地，走向军营，走向现代的。从“我”的身上，我们窥见了农家军人的昨天与前天，因而也就不难想见他们的明天。也许，在他们通往现代化的军旅人生长途上，争抢着体检参军的较量与淘汰，确实仅仅是一场“毛雪”，“正经的大雪”还没开始。

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什么样的“大雪”呢？

第二节：《在北纬41°线》、《荒原》、《蓝色黄羊》和《无岸的海》。

对于陈怀国笔下的农家军人来说，这场“大雪”可以是旷辽的戈壁、粗砺的风沙、寂寞的岁月和繁重的劳作对他们生理的和心理的承受极限的一种检测；也可以是包括价值准则、行为方式、道德标尺等在内的军营文化对他们因袭与承传的农民文化的一种击打与渗透；更可以是对一个遥远而又切近、缥缈而又实在、美好而又残酷的梦想的追寻与失落。无论是那位在“北纬41°线”的茫茫沙海中终年跑车的“红鼻子老兵”；还是那个在“荒原”深处守着一个山洞“一眼眨了十三年”的“老万”；抑或是“守一眼井，堵一条路，在试验场最北边的这方世界一杆枪背了十四年”最终企图和一只“蓝色黄羊”亲近而不得的“老丁”；以及在那“无岸的海”一般的“罗布泊西部边缘阿什干以南”的戈壁滩中的一个窑场里无休无止地做砖的“何黑子”、“老维”、“宝福”、“朱全”们——他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对簇新的人文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许都从或一侧面与层面展现了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勤劳、朴实、坚韧、顽强等。烧砖也罢，开车也罢，守洞看井也罢，不管是一年半载中紧张剧烈的体力牺牲，还是十三四年里默默无闻的青春奉献，都无怨无艾，恪尽职守，始终如一，让你无可挑剔。然而，即便如此，在他们军旅生涯的尽头也终于没能升起理想的彩虹（没有一个人“穿上了四个兜兜”，如愿地“逃离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一个最简单朴素的愿望，即看一眼自己竭尽全力为之服务的核试验的“蘑菇云”的愿望也不能满足。“老丁”退伍前夕在去参观的途中半途折回；“老万”只在离队之际听到“一阵隆隆的雷声从远方滚过来，脚下有一阵震动。”随即，“向遥远的莫合尔山好一阵张望……”最遗憾的是“红鼻子老兵”到了现场也错过良机，只有把希望寄托于“新兵的来信”。至于《无岸的海》中那个一百多号人集体撤离窑场时望着烟囱被炸而感叹“妈的，那团火，还真有点像蘑菇云”的结局，就不仅仅让人觉得失望与怅惘而是很有些悲怆的意味了。陈怀国如此无情地逐个击破这些农家军人们的希望，也许是出于一种潜意识的“农家情结”作祟，但在我，却从这不约而同的收尾中读出了一个深刻的寓意。

殊堪玩味的是，这群农家子弟都属于同一兵种：国防科工委亦即火箭原子弹研制兵种。虽然这是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军旅生涯对陈怀国的特殊馈赠，但它无形中却包蕴了一种独特的意味。这个意味就是刚刚从土地和历史深处走来的人群与他们所从事的最先进最尖端的科研事业形成了一种同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尖锐对比与巨大反差。事实上，这种遥远如天上的星辰的反差已经决定了这群人难以进入这种事业的“腹地”，而只能在非常遥远的边缘干着一些诸如看场守井烧砖最好也不过是开车之类的工作。这样，他们暗淡的军旅生涯的结局就已经是先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了。看不见蘑菇云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罢了。

《无岸的海》同样是一个象征，而且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多层次象征体。一是它象征了戈壁大漠的茫无际涯；二是它象征了农家子弟难以达到理想终点的军旅人生；三是超越了题材本身因而具有更广阔的涵盖面及深刻性的象征，即象征了当代中国农民军人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跋涉与痛苦寻觅。相当多的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将难以找到他们的“锚地”与“彼岸”。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回头是岸——重新回到土地。

他们重新回到土地又将如何呢？

第三节：《农家军歌》。

我们不妨把这部作品视为陈怀国给他这首完整的“农家军歌”暂时画下的一个句号。

带着深重的希望和同样深重的失望，二哥和大哥相继退伍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土地。他们的收获是“都从部队带回些习惯。二哥爱把那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剃头也极讲究，每月两次，剃得极短，能看得见白晃晃的头皮……大哥乡音土语少了一些，‘的’、‘地’、‘得’咬字清晰”。并“乘着还穿军装先拾掇了个女人”。此外，二哥用腿的伤残换得在砖瓦厂吃一份“皇粮”（妻儿仍然吃“泥巴饭”）。大哥则因了复员军人与党员的身份，由一个普通农民上升为一个特殊农民，当了生产队会计，后又在男女关系和经济方面搞得不清不楚，最终自己把自己给打倒了。

这样的结局委实有些让人沮丧，但更发人警醒。问题的关键在于，一身军装的替换，几年军旅的历练，不仅没能把他们的肉体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也没能将他们的灵魂从土地中超度多少。那些和他们的生命一起从土地深处滋生出来的诸如狭隘、自私、保守、目光短浅与斤斤计较等农民根性也始终与他们身上全部的美德与优质纠缠在一起，相伴而行，相反相成，随着环境的改变而相互搏击着，相互消长着。假设大哥们一旦在部队提了干掌了权，他们将会如何演出他们的人生话剧，我想对我们来说也只能是一个谜。

从《毛雪》中的“我”开始，离开土地走向军营，经由在“无岸的海”一般的军旅岁月中的肉体并灵魂的挣扎与奋斗，沉落与升华，最终在这里又回到了土地，匍匐在土地。这就是陈怀国为他笔下的鄂西山区农家子弟兵勾勒出来的一段生命轨迹，亦可看做是当代中国大部分（至少是贫困落后的地域）农村兵员青春旅程的或一廓影（虽然其中有百分之几的提干比例，但毕竟是极少数）。据表层考察，这样一支“农家军歌”咏叹的是当今中国一代农村青年生存状况的拮窘和走出土地的人生道路的艰难；但从深层发掘即不难看到，它通过对农家子弟进入现代军营的坎坷际遇的抒写，已然昭示了他们最终进入现代文明的艰难。“农家军歌”，就是这两种艰难行进中的二重奏。这个“二重奏”直接给我军现代化的进程提出了一个急迫尖锐的课题，即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过的：“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我向来认为，中国军队的基本成分是农民，中国军人的心理不可能不笼罩上农民文化的折光，质言之，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就是农民心理，军营文化的深远背景就是农民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就无以了解中国的军队，此其一。其二，我们民族的“优根性”和“劣根性”都通过农民军人而相对集中地体现在军队中。那种种弱弊不仅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自行消除，相反只会在现代化推进中愈加暴露。因此，我们在大力强调发扬革命传统的同时，也必须对那些非革命传统进行批判与扬弃，对小农意识进行教育与改造，否则就很难承载重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军人品格的历史重负。正是从这两点意义出发，我重视这一首完整的“农家军歌”的客观效应，并把它看做是陈怀国相比较于“新生代”的深刻与超越处和他对当前军旅小说创作的一个贡献。

我之所以特别提到“农家军歌”的客观效应，是因为我感觉到陈怀国的主观意图并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并没能以我军和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与目标为参照，去审视与观照农家子弟兵整体素质上的巨大落差。更多的是带着“农家情结”站在这一群体的情感立场上，比较客观真实地去描摹他们的生存原态与心灵历程，并给以同情、怜悯、惋叹或歌赞。而明显缺乏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与深刻的自审意识。就比如“老丁”、“老万”这样的人物，恪尽职守孤身置于大漠荒原中十几年，以至不得不向黄羊、蚂蚁、狗去寻求情感交流与心理对应，最大地表现出了人的生命个体对于长期寂寞与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承受极限，固然令人感佩。但是，我们在崇敬他们的克己坚韧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的同时，会不会对他们混沌麻木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地打发时光的生命方式感到惋惜与焦灼呢（他们难道不可以在这种无价奉献的漫长过程中通过种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进化与升华吗）？正是这样，在他们的故事中既表现了部队日常任务完成的艰辛与出色，也展示了我军整体现代化进程在某些局部（或个体）上的迟缓与停滞。因而，面对这样的英雄，我的心情就不仅仅止于颂扬，或者感叹。

无疑，要把“农家军歌”谱写得更加深沉浑厚和有力度一些，陈怀国还必须尽快从一己（或一群）的情感局限中超拔出来，以一种宏远的目光和深邃的哲思，去对农民——军人——现代化的三角关系或三维结构作出全新的多方位与多层次的比较研究和探寻追问。因此，无论是他笔下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农家军歌”，都还远远没有唱完——“大哥”“二哥”不是都怪自己这个兵“当得窝气，没当明白”，最后促使五弟“我”又穿上了军装么？而且，“老万”的妻子生了一个白胖小子之后也“来信”告诉我们：“这小子像他爹，长大了是块当兵的好材料”……

现在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谈谈“农家军歌”的艺术特色了。

与陈怀国的文化承传和抒写对象相适应的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风貌（从带有浓重自传色彩的《毛雪》中又可看到刘恒、李锐、刘震云诸君的新写实主义的余绪）。支撑这种风貌的首先是来自切实人生体验与生命历程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语言因此而朴素、平实、简约和洗练，语气亦因此而不浮夸张扬、咋咋呼呼，只是“低调”地含蓄婉转地娓娓道来，十分讲究感情的节约与内敛，情绪的控制与压抑，从而就有了一种凄恻的艺术情调蔓延着、弥散着，变得有几分隽永，有一些余味，耐得住半天咂摸。常常能把一种意绪提炼成一幅看似平淡实则有些“余味”的画面，或是浓缩成几句吞吞吐吐欲说还休音在弦外的话语。下面的句子是比较典型的——“皱皱巴巴的戈壁滩看上去并不坦荡，只有些空洞的感觉。已是早春天气了，罗布泊刚开过的季风收拾了头年秋末落下的那场大雪。还有些残雪膏药片子似地巴在皱起的阴处，使黄不溜秋的天地间多了些余味。”（《蓝色黄羊》）“十多年老狗陪着老万安稳度日，清闲自在，偶尔对了落日残月空叫几声，弄出点声音，倒也消了老万的寂寞，省得老万自己喊叫。想热闹的时候，老万就照准老狗的半截秃尾踹上一脚，狗就尽了所能，曲曲折折地叫出许多复杂的内容。”（《荒原》）“这是一个没有太阳的阴天，爹怕拿不准时间，老早就带我出门。妈说：‘去早了冷得慌。’爹横妈一眼：‘金贵！’然后抹一把鼻涕，就领着我早早地来到大队的场院上，等待目测。”（《毛雪》）

由此已然见出了陈怀国的白描很有了一些简洁传神的意思，人物对话也颇准确与性格化了。此外，他在捕捉与选用细节方面还很见功力（甚至还为这种功力所累）等。这些都是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基本功，陈怀国也都有了一定的磨炼，并且达到了相当的火候。那么，陈怀国还有什么毛病吗？

毛病当然是有的。而且我还不准备以“虽然……总之……瑕不掩瑜”一类的句式来结束这篇已经不算太短的文章。我认为那样做，是对一个文学新人极不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我打算至少再写一千字的意见。

陈怀国的长处是写得比较扎实与绵密，但过实过密就容易让人觉得“满满当当”，而缺少了一种有张有弛的节奏感和疏密相间的韵律感，以及蓬松飘逸的空灵感。以他的代表作《毛雪》为例就看得很清楚，优缺点如同一母所生的孪生兄弟，成也在“实”，败也在“实”；成在生活的扎实与感情的真实，败在艺术的太“实”与太“满”。我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在这部三万字中篇的十三节里，每一节中都写了三个以上的事情（或细节，甚至从“目测”到“量血压”的体检过程，依次有序地桩桩件件写了过来），虽然其中不乏精彩感人之处，但实在是写得太“实在”了，直让人觉着实事多而意境少，不仅可惜了素材，而且降低了艺术品位。有一位作家说过一句话：用五个好细节就能写一部好中篇。这或许有点夸张。但我也曾对陈怀国说过一句话：小说低手是把一大堆事写得没什么事，而小说高手是把一点点事写出一大堆来。关键是看你能否写得进去，化得开来。陈怀国是“进得去”，但往往有点“浓得化不开”。这大概与他善于捕捉细节的功力有关（即前述的为其所累），亦与他崇尚厚重力戒轻飘的美学追求有关。但据我的理解，厚重并不等于材料的铺排与细节的堆砌。与此同理，空灵也不是空泛空洞与轻飘，而是一种空濛灵动的意境，一种深厚底蕴上洇开来的灵性和弥漫着的灵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学境界。厚重的也可以是空灵的（远的不说，就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红高粱》等，难道不都是既厚重又空灵吗），只不过是更不容易做到罢了。所以，当初在看《毛雪》初稿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一点却没有让他这样去改，正是觉着这是一个需要假以时日来修炼的功夫。

今天再来谈这一点就很有必要了。因为总观陈怀国的全部创作可以看出，他的局部描写的优势已经演变为他的整体感觉的劣势了。这具体表现为他在艺术结构把握上的局限性。他比较擅长驾驭的是比较单线的（人和事）结构，《毛雪》虽是中篇，其实也不过写了一事（参军体检）三人（“我”、父亲、大哥），而至于一人一事的《荒原》、《蓝色黄羊》等就写得更为从容一些。因为这种结构即便是情节细节比较铺排，也不至于引起混乱。而他对于复线结构的把握，就显得吃力乃至于力不从心。《农家军歌》和《无岸的海》中较主要的人物都是八个，线索自然也多一些，发展演进起来就有点乱套，有点线条庞杂，头绪不清。《无岸的海》过了第八节，人物的性格和情绪都开始失控，情节的逆转略显突兀与生硬，往后直至结尾的笔力也明显减弱。尽管这两部作品的局部仍然很见功力，仍然表现出了他的全部优点（比如两部作品的开头，比如《无岸的海》中的“场长妻子洗澡”、“赏月”、“赛歌”等章节都称得上精彩），但都无法掩饰整体结构上的缺陷。这是令人遗憾的。而且我还注意到，陈怀国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基本上都是依时间顺序来推进情节、展开故事与构建框架的。这也多少表明了他结构方略的不够丰富和手法的不够多样化。

此外，他对单线结构的偏好已经开始导致了某种程度的重复，包括人物的类型（“老丁”、“老万”型）、性格、情绪、心态，以及和这一切紧密相关的语言。譬如这样一类词句的出现频率就比较高：“遥远”、“空茫”、“含糊”、“糊涂”、“久久”、“极生动”、“来来回回”、“曲曲折折”、“好一阵张望”等。

还有一些作者直接站出来的抒情与议论（如《无岸的海》第五节中关于宝福的黑木耳的“想象”，第八节中关于照相的抒情等部分）也都明显多余。

我曾在前面对陈怀国和“新生代”们年轻的优势和“专利”什么的着力给予过肯定，我认为这都是必要的和重要的。但惟其如此，同样不遗余力地指出他们的不足与毛病，也许是更为必要和重要的。因为我对他们充满希望，所以我不惮作出这些苛刻的挑剔，并且但愿它不是隔靴搔痒或不痛不痒，而是真正能对陈怀国有所启示，有所触动。

陈怀国的路还很长，从思想到艺术的修炼都刚刚开始。他起点的高度也决定了他继续行进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陈怀国的创作本身就将是一首“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我关注的是今后——

陈怀国，你的播放着“农家军歌”的创作之舟，将在小说艺术的“无岸的海”中驶向何方？

（载《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