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

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

——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

一

人所共知，从农耕经济的立场看，土地乃中国国脉之所系。自汉代以来，我们的先民就开始了以铁犁和牛耕的基本操作方式与土地保持着一种“天人合一”、“安土乐业”的亲密和谐关系；两千余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躬耕于土地，收获于土地，在土地上创造了就世界范围而言最灿烂辉煌、最成熟也是最恒久的农业文明。它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不坠，像一团闪光的星云一样深邃博大而混沌，使人为之惊赞、为之咏叹，亦为之魅惑，吸引无数好奇者的目光和探询者的追问——近人或从天候地理角度切入，提出“内陆文明”说；或从社会结构方面着手，提出“乡土中国”说。

然而，再换一角度，我们又不难发现，作为完整中国的时空实体——广袤的乡土和蛰居其上的庞大的农民这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构成了两千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换言之，由谁来真正地（从劳力操作到利益分配）占有与掌握土地，始终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有一种所谓“大历史观”认为：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结构（亦可向前推到其它各朝），“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或曰地主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参见（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64。二者各自的涣散所造成的相互脱节也许是导致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难于爬梳与管理的重要原因，但更为根本和显而易见的却仍然是二者在土地问题上的利害冲突。一方面是带有皇权威严的律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方面是永恒的农民的梦想，“有田同耕，有饭同吃”。二者之间利益调适的消长起伏，影响乃至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兴衰进退。从《诗经·硕鼠》里的“适彼乐土”到《抱朴子·诘鲍篇》中的“顺天分地”，直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等等，都清晰地告诉我们，封建王朝下农民朴素的向往或革命的思想无不孕育于土地，萌发于土地而又归结于土地。绵延千年而不绝的农民的战争，毋宁说就是一场又一场土地的战争。本世纪初叶在“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下波澜壮阔地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与以往有根本区别，但就这一点而言也仍然是农民的土地革命的延续与深化。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而“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参见《国民革命与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也雄辩地说明了这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乃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的土地革命的胜利。

辩证地看，上述所说还仅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则如列宁所说——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便是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马克思说得更简明：小农经济必然产生专制政体，拥护封建皇帝。极而言之，崛起于土地、最终又匐伏于土地成了中国农民难逃的宿命。数千年来，深厚的乡土培育了中国农民勤劳、简朴、吃苦、耐贫、善良、韧性的美德和敢于反抗、勇于斗争的革命品质，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精神病菌，比如狭隘、自私、短视、保守、涣散的劣根性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等等。如此种种一旦化为民族的心理积淀和思维定势，就决无可能随着一场急风暴雨式的运动或几次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彻底根除。恰恰相反，“小农经济的农村社会结构，以血缘为纽带、封建大家庭为生产单位，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宗法关系和宗法观念远远不可能真正动摇”。参见李泽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思想散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由此观之，我们以往对于历史的农民革命及其成果乃至农民自身的过于理想化的理解与描述多少是有些失之于片面和简单的。农民文化的负面和局限性在农民革命胜利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遮掩与回避，难以彻底正视。然而，在今天的现实参照下，具体而言，就是说随着80年代以来急速展开的大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数新的观念、意识、行为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纷至沓来，以城市为“中心”，“反向”地辐射渗透于农村，在辽阔边远的平川山乡激荡起了或隐或显的回响与震撼，不同层面的农民文化中的负面开始被“曝光”，逐一显出其“旧”来。农民作为昔日土地的主人和革命的主力军突如其来地面对诸多两难选择或悖论，骤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焦灼、困惑与迷茫。

宏观视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无疑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经过长达百年的渐进，终于在20世纪末开始了突破性的“冲刺”与飞跃，它的深刻性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也不能不首先敏锐地体现在中国的“时空实体”——土地和农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变动我们可以指出两点。其一，土地从来是农民人生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与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却纷纷以“逃离土地”作为他们富于时代感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其二，农民从来是革命的动力和主力。然而，只有到了今天，人们才真正体验到，在农民革命胜利之后，在某些方面恰恰是要以改造农民自身来作为继续推动社会进程的代价。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立场”的反动，和对于革命的“角色互换”的自我意识，恰恰表现了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

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我们才充分注意到所谓“农民军人”这一角色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简单地说，它与上述两点变革特征有着最为直接的关联和沟通。第一，当代农村青年纷纷应征入伍，成为了穿上军装的农民。或者反过来说，由于中国农村的幅员辽阔，当代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仍然在于农民；第二，当代军营作为一座青春之门，一个人生舞台，一个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农民与军人的中介环节，它在不停地吸纳与容涵青年农民的同时，又对他们携带而来的农民心理、农民意识和农民文化作出“中和”反应，并尽情展演两种文明在其间相冲突、相碰撞、相妥协、相转化的复杂过程。因此，“农民军人”就成了一个双重身份和复杂性格的特殊“人物”，成为了一个我们观察中国社会的具有双向视角的绝佳角度：既可以从乡土和农民的视点来观照当代军人并加深其理解与把握，又可以从兵营和军人的视点来返观中国乡土的深层结构和当代农民的最新动向。

那么，接下来的也就是真正让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即“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有没有可能成为了当代文学——再缩小一点范围来说就是新时期军旅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它又是如何萌发、演变和深化的？它表现出了怎样的风貌、情况和特质？它究竟给了当代军旅文学以怎样的刺激、挑战和启示？

二

在我对新时期军旅文学中的“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的表现形态做出具体描述之前，我想仍然还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前提做出某些说明。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对这一主题的阐释与理解，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即我已充分敏感到这一主题在理论意义上的重大与深刻，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它在实践运动中的滞后，或者说发展得还远不够充分与丰满。创作家们对此的切入多少还有些无意识或下意识，以目前的创作成果来支撑和论证它，就难免有羸弱或不堪重负之虞。换言之，即便是在今天来提出这一命题，仍然具有某种超前意味。所以，我不想完全地求证于作品，而情愿花费必要的篇幅进行理论的铺垫，哪怕有些大而无当也在所不惜，目的是期待引起创作者和研究者们进一步的理论自觉和关注。这和我在第一节中用了也许过于冗长的笔墨来交代此一主题的“背景”是出于同一角度的考虑，同时也是我在本文中审慎地选择了“相关阐释”这一角度的初衷。

首先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谓的“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在军旅文学中的表现重心当然是“农民军人”而非“乡土中国”，将它们并提仅仅是因为二者内在的血缘联系难以割裂。如不然，我们就该在乡土文学而不是军旅文学的范畴内进行讨论了（尽管这二者也时有交叉，但区别是更主要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后面做出分析）。

其次需要粗略界定的是“农民军人”这个概念。严格地说，军人就是军人，其信条、规范、准则、性质都应该是一样的，这是就普遍性而言。但就特殊性而言，军人又是千差万别的。仅从社会分层来看，现代中国军队的兵员构成就较之以往有了极大的改组和丰富，虽然主要兵源仍旧来自农民阶层。但也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非农民阶层（比如官僚阶层、金融阶层、知识阶层、职员阶层、工人阶层、市民阶层等），而不同的根源与出身就给不同的人群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并进而决定了各自迥异的面貌。在此一意义上说，“农民军人”是和那些非农民（阶层出身的）军人相比较而存在的，这是一个现代概念——是一个对社会结构进行现代分层以后的政治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一个超越政治或大于政治的浸润了深厚的农业文明色彩的文化概念。落实到本文中，它具体指的就是当代中国军队中那些从农村入伍的穿上了军装的农民，或者说从农民摇身一变而成的军人。如此而已。

80年代中期，我最初提出“农民军人”这一现象时，是从两个角度切入的。一是作为创作对象的农民军人。我充分注意到农民与军人之间的血缘联系，认为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感情，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并通过建设性的扬弃来重塑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农民军人，或曰农民军人的代言人，就理所当然地具有了把握与塑造中国军人的先天优势。但是，根据我对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周大新、朱秀海、唐栋等一批农民出身的青年军旅作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并非农民出身的作家对自我就有清醒的自审意识和自觉的批判眼光，而且“先天优势”反而常常成为了一种先定的局限。导致“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在军旅文学运动中应有的广阔前景未能充分展示，甚至还在80年代末期随着整个军旅文学运动的消解而一度湮没无闻。因此，当今天阎连科、陈怀国、陶纯、张香林、焦景周、蔡秀词、毛建福、何况、郭木、简直等一批新进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带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也许稚嫩但却更加丰富、更加复杂，至少是更加真实的农民军人形象登上军旅文坛时，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他们达到了多么高的艺术成就，而是庆幸“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终于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并且也给我提供了重新来认识、描述和论证军旅文学这一重要主题的可能性。

三

1982年，《高山下的花环》在回归革命现实主义的同时，不仅是回归了一种创作方法和原则，而且也回归了一种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多年来，我们只注意它的“突破”和创新，而忽略了它对传统的承续，以及和“十七年”某种范式的深刻的相似性。比如在评价“农民军人”的政治和道德标准的设置方面——来自沂蒙山区的农民之子梁三喜以及靳开来，和雇农出身的苦大仇深的杨子荣，其实都是革命品质的化身和英雄主义的载体，只不过后者是以一种深入虎穴的孤胆英雄式的方式表现之，而前者则是通过一种忍辱负重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平凡形象传达之。当然比较而言前者倒反而更加真实，因而也更加催人泪下。不过我想指出的是，二者在对农民军人的颂扬方面，都是不遗余力和不加保留的，在认识论方面，基本上遵循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即：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或者如毛泽东所规定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杨子荣们愈到后来愈加神话式的“高大全”自不必说了，就是李存葆也主要是着力于提升、弘扬梁三喜们身上的传统美德，而对其另一面则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更遑论“打击”与“否认”。靳开来违反纪律去偷砍甘蔗而导致触雷身亡，实在也算不上“缺点”，甚至毋宁说正是他实事求是、勇于正视现实的优点，他爱说点牢骚怪话也恰恰反衬了他心底无私、胸怀坦荡的磊落性格——李存葆是很懂得先抑后扬和欲擒故纵的——靳开来因此更加“完美”。为了梁三喜、靳开来这些农民子弟兵和他们身后的梁大娘和韩玉秀们，李存葆在《花环》中不啻喊出了两句话——“战士万岁”和“人民——上帝！”由此我们也强烈地体味到了洋溢在李存葆笔下的那种革命农民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这种对于农民军人的“偏袒”决不仅仅因为李存葆本人也出身农民，更由于一种认识路线和思维定势所致，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所致。李存葆其实是代表了80年代中前期的一种创作方向。推开来看，不光是在“前线”（南线）有一个《花环》，在更广阔的“后方”，在和平军营中，到处都活跃着农民军人闪光的身影和精神。——白雪皑皑的喀喇昆仑上，有老杨福们二十年如一日恪尽职守献身哨卡（唐栋《沉默的冰山》）；风雪茫茫的北方森林中，有韩国瑞独处深山维护着军用线路的畅通无阻（朱秀海《在密密的森林中》）……无论他们身处天南地北，也无论他们面对枪林弹雨抑或鲜花勋章，坚韧、顽强、勇敢、谦逊，如牛重负却任劳任怨，忠心奉献却不计报偿，就是他们的行为规范和标准形象。这一批“农民军人”构成了此一阶段军旅文学人物长廊中的英雄群雕。

率先谋求变化的还是李存葆，这种求变的企图表现在他发表于1984年底的中篇新作《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这部作品比《花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悲剧性，直接控诉“文革”的“趟政治雷区”的勇气，再次获得了轰动效应。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郭金泰、彭树奎、孙大壮等仍然是“农民军人”，但他们在这里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极左路线的牺牲品。他们的价值，就是“毁灭给人看”。一切罪恶统统归之于极左路线及其代理人，而他们却是完全无辜的、可爱的、甚至也是高大完美的。也就是说，这仍然是一曲悲歌式的颂歌，作家对他们行为价值的消解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精神价值的质疑。所以，李存葆在这里求变的企图实际上是落空了，或者说没有尽力去达到。但是他在理性上对这些悲剧性人物认识和把握的深度实际上已经提供了一种导致真正的变革的可能——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孙大壮，王世忠等人的死，不能完全归结于极左路线的重压，也在于他们的无知。在这些战士身上，生活的艰辛铸成了他们的美德，文化的贫乏造成了他们的蒙昧。嘲讽这些普通而可爱的战士，我落笔发抖，于心不忍。尽管我知道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只一次剖析的那种‘劣根性’是产生悲剧的土壤。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民是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见李存葆《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后记》，昆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带着朴素的感情再次高喊“中国士兵万岁”！同时，也不能不影响他更加全面、更加辩证因而也可能更加深刻地审视农民军人的根性和灵魂。

也许很难评判，也许“形势比人强”。当时的人们对作家们要求得并不太多。在对《坟茔》好评如潮的赞颂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类似如下的看法——“我认为《坟茔》可以说是一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壮美的悲歌和战歌。”见冯牧《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代序》，昆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党、国家、民族、人民是圣洁无瑕的，但这圣洁，是通过正义与邪恶搏战的电闪雷鸣，而愈来愈闪亮，愈来愈光辉，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是人民的胜利，党中央伟大决策的胜利，而小说把这巨大现实深刻表现出来，就是成功。”见刘白羽《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代跋》，昆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6页。——“圣洁无瑕”的农民军人的悲剧也必定以壮歌和颂歌的形式来传唱，这是一时之风尚，也是一时之局限。那么，颂歌式的“农民军人”主题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奏的呢？

四

1985年是个重要年份。这是个小说革命的年份。它的革命性不仅表现在小说技巧方面，比如说出现了先锋小说；同时更表现在小说观念方面，比如说出现了“寻根”文学。就世界范围而言，“寻根”——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寻找民族精神之根，乃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思潮。中国文学界“寻根”之滥觞，看似偶然，实则必然。有受世界性思潮诱发的远因，更有本国本土自身需要的近因。这是我们民族在开放之后，面对异域文化的挑战、挤压与刺激，重新设定我们的前进目标和出发点时的一种深谋远虑的文化精神的“返祖”与皈依。恰如寻根者们所说：“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见韩少功《文学的“根”》，《夜行者梦语》，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0页。在这种理性精神的导引下，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一批作品联袂出台，以其新颖而古旧的面目让人们瞠目结舌。与其说人们惊讶于其中所展示的蛮荒、刁横、古远的地貌、民情与乡风，还莫如说诧异于活跃在其中的人物的麻木、蒙昧与呆滞。丙崽诸君其面目让人陌生而又熟悉，不能不联想到阿Q的种种形状，从而豁然洞见我们民族的根性与负面，重又体味到“悲凉之雾，遍披华林”。

“寻根”文学打着挖掘我们民族文化的审美底蕴的旗号，实则超越审美层区一晃而过，直抵民族政治文化积淀的内核。换言之，韩少功们其实是承“五四精神”，重操鲁迅刀法解剖“国民性”来也。

“寻根”文学就是带着这样一种重新审视与拷问我们的“国民性”（主要是“农民性”）的眼光、视域与思维而逞一时之盛的，并迅速逸出文学界，波及到思想界、文化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刹时间，各种观点、论调彼此唱和，蔚为大观。不知不觉中，那种通行多年的历史观被解构了，农民文化中的负面影响被揭示出来，农民头上的美丽光环开始黯淡，并从一种革命巨人的高度降到一个平面上，让人们得以平视乃至俯视，无数新的发现让人们有如醍醐灌顶，大梦方觉，耳边重又轰然响起毛泽东的教导——“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由“寻根”文学引发的“农民神话”的怦然坠落，使农民军旅作家们猝不及防地面临了双重挑战：一是你怎样正视作为农民子弟的自我？二是你怎样表现你笔下的农民军人？不难想象，他们在一段时间内的失落、彷徨、游移和心理不适是在所难免的。

莫言，作为此一阶段中农民军旅作家的代表，脱颖而出弹奏起了“农民军人”主题的变奏。他几乎一上来就跳到了和李存葆遥遥相对的另一个极端——以一种农民的自卑感和自虐感，取代了革命农民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金发婴儿》是莫言反映当代军人生活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农民出身的指导员孙天球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可笑可怜的角色。作为一个政治工作者，他一方面要教育刚刚移驻城市的连队官兵拒腐蚀永不沾染，一方面自己却长期偷偷地用望远镜从窗户里窥视邻近公园一座美女裸体塑像。以致有一次，卫生员悄悄给他的望远镜抹上紫药水他竟浑然不觉，当他的眼睑上戴着一副紫色“眼镜”走进饭堂时引起了全连大笑。然而不仅如此，最让他难堪的却是他妻子在家乡长期与人相好，小说的结尾是他回家捉奸，并亲手掐死了那个私生的“金发婴儿。”《金发婴儿》，载《钟山》1985年第5期。（试想想，指导员孙天球和连长梁三喜的形象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小说的感觉、语言和技巧无疑都是一流的，但更耐人寻味的却是孙天球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的猥琐行为和变态心理，和他所具有的尴尬的双重身份与反讽意味，以及作家在创造并描述这一切时既悲哀而又不无快意的复杂心态。

是的，莫言正是以一种对农民军人的刻毒的带有恶作剧和夸张成分的嘲讽来掩饰一种骨子里的自卑和自怜。然而嘲讽所带来的快意过去之后，肯定是一种更加深刻的难以排遣的悲哀。这种自卑和自哀是特殊的，是莫言之前同样以反映农民为主的所谓“乡土作家”和“准乡土作家”们所不曾有过的。韩少功们的“知青视角”和高晓声们的“右派视角”观测到的多是一种局外人的大夫式的“诊断”结果，深刻性或许有之，自卑感却由来无自。原因皆在于他们都只“当过”农民，而毕竟不是真正彻底的农民。至于五四那一代人就更不用说了，鲁迅、沈从文、茅盾、路翎等等，不是豪门大户的后裔，也是小康之家的子弟。正如李泽厚所指出：“中国的知识者本来大半出身于小康温饱之家，即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儿女们……如果说，五四一代尽管高喊‘劳工神圣’，赞美人力车夫，但最后仍然是坐了上去，‘拉到内务部西’”。李泽厚：《20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沈从文倔强不逊自称是“乡下人”的口吻和语气，其实并无自卑之意，或许倒还有点倨傲之气。此乃因为他这个“乡下人”只是相对都市人而言（他实际上也并不尊重都市人），而相对真正的乡下农民而言，他却是名门之后（他祖父沈宏富不是还当过贵州提督么？）完全具有经济、文化、地位上的优越。参见（美）金介甫《沈从文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2页。而这一切，都是莫言们所望尘莫及的。再比如，在整个当代文学中，莫言主要是以一个新乡土作家的面目出现的，可他笔下的乡土又是怎样的乡土？就连童年生活也充满了像《枯河》一般惨痛的记忆，而只能在心的一隅保留像《透明的红萝卜》一样的虚渺的梦幻。这和童年鲁迅跟着雇工的孩子去到撒满月光的金色沙滩上看守西瓜（《闰土》）的美丽场景相去何远，隔膜何深？所以说，对于莫言们而言，沉重的土地除了先定地给予了他们以某种特定地域文化的浸润之外还能有什么呢？一旦再把农民在政治上精神上、虚幻的支柱抽空之后，他们又凭什么能够不自卑呢？就连西方学者也看得很明白：“仅仅由于教育状况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化与意识的巨大差异就完全可以把这两部分中国人（农村人和都市人。笔者注）划分成两个种族。种族间的排斥感明显存在。高傲与自卑、怜悯与嫉妒、隔膜与挤入，成为城乡交往中的普遍性心理。”见（德）洛伊宁格尔《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2页。因此，莫言虽然还不至于以“乡下人”为耻，但也决不至于像沈从文那样津津乐道；或者像阿城那样，谈论起来悠游闲适而审美；又或者像史铁生那样对“遥远的清平湾”心心念念一往情深。莫言甚至对“农民出身”、“农民意识”一类话题“非常反感，而且痛恨”，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出身农民，还在农村呆了二十年，说我有农民意识，我不敢也不愿否认。”但接下来，他的反诘就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了——“问题在于当代中国，除了农民意识还有什么新的更先进的意识么？……难道出身高干家庭的干部子弟，他身上就没有农民意识吗？”引自《全国首届莫言创作研讨会纪实》，《莫言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问题当然问得不算错，但显然已经不是心平气和地在同一层面讨论问题了，至少也说明了一种心态的偏执。以此观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莫言在《红蝗》等作品中那种对都市人乃至都市文明的激愤了。

当然，莫言主要是通过《红高粱》、《红萝卜》等一批非现实军营生活的乡土题材作品来表达他对乡土与农民的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并经由对野性的呼唤与张扬，承接上了一度弥漫在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野兽气息”，目的仍在于“想将这份蛮野气质当做火炬，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引自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9月第3卷第3期。这种积极的努力和意义是有目共睹的，也毋须我再饶舌。但本文着重探讨的是莫言对当代农民军人的“变形”塑造（除《金发婴儿》之外，在他的两个小短篇《苍蝇·门牙》中对当代农民军人的漫画化荒诞化描写比之《金发婴儿》更远甚之），《苍蝇·门牙》，载《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2期。并由此透视出他深重难解的“农民自卑”情结。也许这种情结在莫言整个的创作中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在此一阶段“农民军人”主题的创作中却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对莫言本人而言，它一方面深刻表明了莫言与乡土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而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导致了他心态的偏执，影响了他对当代中国农民军人描写眼光的平和、公允、冷静和客观。对整个农民军旅作家群体而言，它也妨碍了一种心态的调整，既不利于对自我的重新定位，也不利于他们对作为表现对象的农民军人的重新定位。而不能对自我和对象给出一种与时代认识水准相适应的“定位”，这一主题也就容易变得悬浮、飘移和含糊不清，其表现形态也就不能不因此停滞乃至萎缩——李存葆等人此后的消遁固然跟个人的原因有关，但和这种因心态失落失衡以至始终找不准农民军人的重新“定位”，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作为对莫言漫画化、荒诞化处理手法的一种比照或者反拨，我们也注意到在此一阶段中，还有宋学武、周大新等人对“农民军人”主题的小心谨慎的推进与探索。在宋学武那里，身处前线（南线）的连长也罢，士兵也罢，负伤住院也罢，持枪警戒也罢，既没有英雄行为，也没有豪言壮语，心里渴望的只是“头上有一片阴凉”或“家中小院的那一片温馨”，颇有点“五母鸡、二母彘”，“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意味，本真倒是本真了，但终因格局的促狭而略嫌琐屑和小器（《山上山下》）。而在周大新那里，一个农家女子带着一身泼辣与豪爽走进了军营走上了前线，并以一种出格的方式表达了对参战小战士的怜爱，虽奇特而动人，但却过于戏剧化，理想多于现实，仍然让人嗅出几丝《花环》的气味（《汉家女》），都未能成大气候。（苗长水充满人情人性美的“沂蒙山系列”亦可看做针对莫言路数的一种反弹或另辟蹊径。但因苗不是典型的农民军人作家，故不列入本文讨论。）值得一提的倒是来自另一个“阵营”——来自军门子弟的青年军旅作家群体对于农民军人的评判。朱苏进、海波们犀利甚至有几分刻毒的“第三只眼”，将农村战士身心中掩藏的诸如狭隘、多疑等短缺一览无遗并给予毫不留情的揭橥与曝光。（《第三只眼》、《铁床》）不能说他们的观察不准确，不锐利，不深刻，但是因为他们那多少有些局外人的冷漠感和居高临下的俯瞰感，而在情感上不易被农民军旅作家和更广大的农民军人所接受与认同。

概言之，80年代中后期的“农民军人”主题，在旧的价值体系已然崩毁，而新的价值体系又很不清晰明朗的文学形势下，处于一种探索的过渡性“变奏”之中。

五

进入90年代以后，如果说军旅文学还有什么可骄人之处的话，那就是“农民军人”主题的豁然展开。追根溯源，这一展开却是和一位退伍的前农民军旅作家的一部作品密切相关。这就是刘震云和他的《新兵连》。这部后来被研究者们“追认”为“新写实”小说的开山作品，就在于它较早地体现了“视点下沉”、“正视恶”、“探究生存本象，展示原色魄力”等一些“新写实”的基本美学特征。而这种种特征，恰恰击中了一批陷于农民军旅人生困境中无所措手足的青年农民军旅作家的要害，使他们幡然猛醒，从中看到了“……生活自身的朴拙、硬度和质感；……新鲜而酷烈的生存原色；……坚实的大地和大地上的风景；……不惮于‘恶’、‘丑’的严酷而粗糙的美……”参见雷达《关于写生存状态的文学》，《民族灵魂的重铸》，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看到了他们身边一群群朝夕相处的亲切可爱而又灰头土脑的农家子弟兵们，看到了生活中的种种美好的和丑陋的故事，而这一切，竟然就成了今天的小说，并且感动人。于是，被长期压抑的苦闷需要宣泄，被绿色包裹的青春热能需要释放，自卑感被一种正视自身的坦然所代替，被一种原来“别人也都活得不容易”的“发现”所安慰和平衡，被一种倾诉的欲望所冲决，于是，当代农民军人便也带着人生的重负走进了文学。可以说是“新写实”小说给“农民军人”主题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可以说，“农民军人”主题的重奏恰是“新写实主义”在军旅文学中的回响。和前一节所论及的军旅文学与“寻根”文学之关系一样，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运动中，军旅文学总是踩着“慢半拍”的节奏前进。我在80年代中就曾指出过这一点。可参见拙文《军旅文学：面临艺术变革的挑战》，《人民日报》1988年3月1日。

《新兵连》的题材取向直接诱导了陈怀国的《毛雪》。如果说前者贡献了一种“新兵现象”，那么后者则继续前推，推出了一种“前军人”形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军人的新视角，一个“从农民到军人”的首要环节。作品主人公“我”这个农家子弟在参军体检竞争过程中的挣扎与苦斗，既是惊心动魄的，也是具有普遍性质的。正如作者在另一部作品中所说：“好多人家熬红了眼睛，盼着把儿子送到部队去吃皇粮长出息，这等好事哪能便宜到一家？”“眼窝浅的，只指望孩子到队伍上去吃几年饱饭，用皇粮催催那还未长成的身子。眼光远些的……盼望孩子跑跑远门，见些世面，混出点名堂来，好让子孙们从此断了吃泥巴饭的命。”（《农家军歌》）——这就是时至今日，中国最广大的贫困地区农家子弟们最真实纯朴的入伍动机！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毛雪》和《新兵连》中所发生的种种明争暗斗，不难想象他们是带着怎样的精神、情感和心理的现实重负与历史局限走出土地，走向军营，走向现代的，而他们企望以此来“逃离土地”的梦想又多半是要落空的。这固然有历史的根性的制约，也有物质贫困所造成的文化匮乏的现实条件的束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陈怀国恰恰把他那一群来自鄂西山区的农村“老粗”们置放在核基地之中——一方面是刚刚从土地和历史深处走出来的人群，一方面是最先进最尖端的现代化科学研究，这种遥远如天上星辰的反差已经决定了这群人难以进入这种事业的“腹地”，而只能在偏僻的“边缘”干一些诸如守场、烧砖、最好也不过是开车之类的工作。这样，他们黯淡的军旅生涯的结局就已经是先定的和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无岸的海》就成了一个多层象征。一是它象征了核基地戈壁大漠的茫无际涯；二是它象征了农家子弟难以达到理想终点的军旅人生；三是具有更广阔的涵盖面及深刻性的象征，即象征了当代中国农民军人在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跋涉和痛苦寻觅。而相当多的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将难以找到他们的“锚地”与“彼岸”。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回头是“岸”——重新回到土地。

问题是回到土地以后的结局继续让人沮丧，《农家军歌》中的二哥、大哥相继退伍还乡，收获是“都从部队带回些习惯。二哥爱把那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大哥乡音土语少了一些，的、地、得咬字清晰。”并“乘着还穿着军装先拾掇了个女人”，再则因了复员军人与党员的身份当上了生产队会计，但最终又因为男女关系和经济问题自己把自己打倒了。显然，一身军装的替换，几年军旅的历练，不仅没能把他们的肉体从土地上剥离出来，也没能将他们的灵魂从土地中超度多少。那些和他们的生命一起从土地深处滋生出来的劣根性和优根性始终纠缠在一起，和他们相伴而行，相反相成，随着环境的改变而相互搏击着，相互消长着。假设大哥们一旦在部队提了干、掌了权，他们又将如何导演他们的人生话剧呢？

阎连科笔下的农民军人恰恰从这里开始起步。如果说，从《毛雪》中的“我”开始，离开土地走向军营，经由在“无岸的海”，一般的军旅岁月中的肉体和灵魂的挣扎与奋斗，最终又回到了土地，匍匐在土地，陈怀国的“农家军歌”侧重唱出了一群农家子弟的肉体“逃离土地”的失败与悲哀的话，那么，阎连科的“农家军歌”集中咏叹的则是他们的精神“逃离土地”的失败与迷茫。

阎连科是带着他20年“瑶沟”岁月的烙印和15年军旅生涯的体验来吟唱他的农民军人咏叹调的。他笔下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和自己经历相似的农民中的人尖子，不仅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狡狯提了干，而且一般都已当上了基层主官：连长或指导员。比起他们那些早已退伍还乡的老乡和战友们来，他们是幸运的佼佼者，但比起他们的人生目标来，他们又仍然是“无岸的海”中的苦苦泅渡者。其实他们的目标并不高远，甚至可以说很渺小很卑微。农民军人都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当将军的梦想一般与他们无缘，他们具体向往的只不过是再往上“爬半职”，当个营官，解决家属随军，彻底地“逃离土地”——“能让老婆孩子进厕所用上卫生纸也就对得起这一世人生了。”（《夏日落》）祁连长最大胆的一次想象就是站在阅兵台上触景生情想象自己当了团长——“那个时刻，是何等灿烂，何等辉煌，妻子为自己荣升团长而不知如何是好；孩子上学，兴许可以用小车接送；父母为儿子是一位团长，到镇里赶集时，镇长一定要拉到家中吃饭，到了县城，县长也要问一声，家里有什么困难……”（《和平雪》）在阎连科看来，这已经有点想得太离谱了。实际上，从连到营的半级对他们来说也总是高不可攀，似乎唾手可得而又遥不可及。这就是阎连科精心为他的主人公们设计的一道“坎”，这是两个阶层之间的一个衔接点，连长指导员们因它的诱惑和刺激而拼搏而跳跃，企图一举跃过“龙门”，而现实又常常使他们铩羽而归。在这个痛苦支撑的漫长过程中，土地的浓重阴影不仅压抑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更笼罩着他们的心灵和精神。

在常态环境下，祁连长和杨指导员是一对“爬坎”的好搭档，为了争任务，评先进，各自调半级，他们绞尽脑汁上窜下跳，送礼、游说、拉老乡，封官、许愿、搞平衡，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配合得天衣无缝，指挥得游刃有余，农民的智慧与狡诈表现得淋漓尽致（《和平雪》）。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非常态环境下，在一个战士盗枪自杀的突发灾难降临之际，赵连长和高指导员就成了一对“爬坎”的“敌人”，昔日生死与共的战友瞬间反目成仇，相互推诿，栽赃乃至陷害，或者下跪求情，或者金钱收买，以恶对恶，以毒攻毒，虽然最后仍是良心发现，义气为重，但其间自私到极点的种种无赖行径也足够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夏日落》）。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他的主人公们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辩护理由，这就是一种“农民逻辑”——炊事班长给连长下跪为的是转志愿兵，转了志愿兵就可以吃商品粮，可以找到老婆，而他兄弟八个中六个打光棍；连长给团长下跪时说的是：你不是农民不知道农民心里想些啥，我做梦都想把老婆孩子户口弄出来……

难道土地对于农民（军人）的禁锢就真有这么可怕吗？也许我们有理由怀疑阎连科的“农民逻辑”的真实性。但是，我们如果对他的“瑶沟人”悲惨的生存境况记忆犹新的话，我们又无法不相信“逃离土地”对于农民（军人）不可抗拒的巨大迷惑力。这或许也正是阎连科们坚持直面人生的写实主义精神，重视与强调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立场，尊重与理解农民军人们对于切身利益的需求和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共产主义者从来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相反，他们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物质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加潜在的危险和更加发人警醒的问题是在另一面，这些连长指导员们运用“农民逻辑”指导下的充分农民化的手段、心计和思维来谋求彻底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与命运，不是已经陷入了一个循环论的“怪圈”吗？即农民是不可能真正战胜自身的，即便他们的户籍乃至妻子儿女的户籍脱离了土地，他们的精神却依然在土地上爬行；或者说，土地的幽灵仍将长时期地游荡在他们的心空。

上述也许仅仅是我们的一种诠释，实际上表现在阎连科创作中的情形要比这种清晰的梳理复杂得多。他一方面对于连长指导员出于土地的压力而做出的全部努力给予情感上的同情、理解、宽容乃至鼓励，这无疑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瑶沟人”的儿子的农民军旅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农民军人深切的爱与知；而另一方面，来自土地的“引力”——来自深厚乡土中所孕育了数千年的善良、正义、亲情等等民族美德的引力，又迫使他不得不在道德上一次一次地回归土地。《中士还乡》和《寻找土地》从题目到内容都明白无误地指示了这种倾向。中士旗旗为了同情一个“手骨关节粗大”像父亲一样的老农民，在关键时候放走了一个“贼”，同时也就放走了立功入党提干——“逃离土地”梦想成真的宝贵机会，但沟口村父子的窘境和战友们无言的谴责又使他不得不皈依农民式的善良的道德规范。个人利益和集体（农民）道德的冲突，就造成了中士最终无功而返（乡）的悲剧。这是一次纪律向人情的妥协，是一次历史向道德的媾和，也是阎连科内心矛盾的一次表露。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乡土文明的一次胜利，是对那些连长指导员不择手段“逃离土地”方式的一次批判。但这种批判又是何等地苍白无力——中士还乡以后，不仅订了亲的对象避而不见，就连妹妹在内的亲人也骂他“窝囊”，他将怎样重建他的人生呢？为了一种情感上的平衡而自甘于龟缩在黄土上扒日子，这是不是符合中士的性格逻辑？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有点太传统太不现代了？

这与其说是中士的矛盾，还莫如说是作家自身的矛盾。对传统道德伦理观的反叛与认同，就构成了阎连科农民军人主题全部创作的最大悖论。这是他的矛盾所在，困惑所在，也是他的深刻所在。他真诚而坦率地描述并承认这一切——“我们谁都想从那泥潭走出来……朝着我们向往的粉红色的境界走过去，洒脱地走过去……可是，我们始终还是走不出那泥潭。”

六

当然，阎连科、陈怀国们的“农家军歌”刚刚唱了个开头，要指出他们的稚嫩或缺憾之处是毫不困难的。比如他们过于倾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而放松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太着力于细节的丰满与真实而忽略了对其根源与背景的挖掘；自传体角度的切入常常导致自我陷入太深而不易超越，知之深爱之切又往往影响了批判的力度与锋芒，理解与认同混淆，同情与妥协伴生；抓住了农民军人与土地复杂的悖反关系同时也将自己置入了一个新的困境之中；显见的还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烛照（至于他们在艺术形式上还缺乏更多新颖独特的创造，那是另一个专门话题，这里只能付之阙如了）等等、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无法否认，他们的出现与努力，毕竟给“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气象。回顾前文的描述，可以比较清晰地望见，农民军人形象经过80年代热情澎湃的“英雄化”与心理失落的“非英雄化”的两极描写之后，至此开始心平气和地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自我状态，开始贴近了当今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生命意识和生存景况，并且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的变化过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把关注的目光瞄准了农民军人与乡土中国这一主要症结，既注意到了前者对后者的反叛，更注意到了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就在这双向逆反关系所构成的张力场中，展开他们的艺术世界。他们的“农家军歌”从表层考察看，咏叹的是当今大陆中国一代农村青年走出土地的人生道路的艰难，但从深层观测就不难发现，它通过对农家子弟进入现代军营的坎坷际遇的抒写，已然昭示了他们最终进入现代文明的艰难。——“农家军歌”就是这两种艰难行进中的“二重奏”。这个“二重奏”给当前的军旅文学创作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塑造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当代中国军人形象，和如何重铸与军人品格相一致的当代中国军人的民族魂，并以此给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精神的参照或引导。

循此思路前进，我们就不可回避地要面临一个急迫而重大的课题：必须大力加强对“农民军人”这一文学主题的深度创作与研究，加强对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复杂关系的辩证把握与理解。原因很简单，正像本文开篇所阐释过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中国军队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可以说，不了解乡土（文明）就不了解农民，而不了解农民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军队。尽管今天的中国远非昔日可比，尤其是都市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借助改革开放的翅膀挣脱了土地的禁锢，翱翔在现代化的自由空气之中，但是亦如一位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整体，比城市人口多出两倍的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你无法抛开它不计。而这个群体一旦冲出闸门与城市社会混为一体时，这个整体社会的人群素质就比单独的城市社会下降了几个层次，而这种低素质的人群才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内容。”尤其在当今的社会分隔被打破之后，农民和军人常常出现大幅度的频繁的“角色”互换，从而使得军队成为观测真实中国的一个“活动窗口”。我们只有立足于“乡土—农民—军人”这三者之间关系的动态考察，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住与描写好农民军人。而真正写好了农民军人，就不仅能反映出军队的本质，也能通过或一侧面反映出整个当代社会的本质，反映出中国历史变革的艰难与沉重和时代更迭的浪花与潜流——这或许就是“农民军人”文学主题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据此，我再趁机修正我在80年代提出过的一个观点——80年代，我曾根据农民子弟军旅作家和军人子弟军旅作家（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简嘉等）一度双峰并峙、双水分流的创作态势，预言军旅文学将由这两类作家互补同构，共同推进参见拙文《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现在，我愿意把更大更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农民军人这一面。

（载《文学评论》199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