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和我们

《昆仑》和我们

——写在第一百期《昆仑》上面

题引

无论对于刊物还是作者，一百期都是个重要数字。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那只不过是一种夸张的比喻罢了——您不觉得一百年太久了一点吗？但是，如果把这句话套用过来说明刊物和作者的关系，改成了“十年树文，百期树人”，倒是比较实在了。

因此，编辑部希望在第一百期刊物上面，能有一篇文章侧重谈谈刊物与作者的关系问题。这委实是个好主意，是纪念文章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他们找到我头上却又有点儿所选非人了。多年来，我既从未参加过《昆仑》组织的任何笔会（讨论会除外），也较少在《昆仑》发表文章（一共四篇，一长三短，字数刚过两万而已，约占我批评文章总量的几十分之一吧）。我这样说的意思在于表明，我对编辑部的运作不甚了解，基本上是“刊物与作者（主要指创作家）”这一对“关系”中的“局外人”。而在我看来，能把这个文章做好的必须是“局内人”，也无非两类吧，一是编辑，二是作家，因为他们从组织一次笔会，策划一个选题，磨合一种思路直至切磋、修改、润色一部文稿，都躬亲其事，投入其中，甚至是两两相对，情投意合，所谓“如鱼在水，冷暖自知”。故而，在他们笔下必有许多“难与外人道”也少为外人知因此又恰恰最值得一道的酸甜苦辣，可我呢，作为一个批评家，从来只对“定型产品”的成败得失说长道短，至于此前的“生产过程”一般是忽略不计的。这又如何探得到他们之间关系中的甘苦与奥秘呢？

也许有人要说了：你可以调查了解嘛。是的，但问题在于，如果向编、创双方采访一番，搜索若干素材，再连缀成文，那会不会写成一篇报道，一篇表扬稿，一篇小纪实文学，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先进事迹材料呢？

总之，这篇文章是一份信任，却也是一道难题，让我却之不恭，受之尴尬。更何况百期刊物，几千万字作品，涉及作者数以千计，艺海拾贝何处着手？思来想去，无甚高招，我只有将多年来对《昆仑》、对较为熟悉的《昆仑》的少量作者、编辑的一点所见所闻所感一一罗列出来，统辖在《〈昆仑〉和我们》这个题目之下，也就权当我对《昆仑》百期的一次纪念吧。挂一漏万和褊狭失当都肯定难免，还请衮衮诸公多多海涵，小子先在这厢有礼了。

说说刊名，可以先从《昆仑》这个刊名说起。

重新翻阅《昆仑》，在1992年第一期上读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王传洪老社长纪念《昆仑》创刊十周年的《十年感言断片》。文章首先略记了刊名的诞生过程，说编辑部同仁在《东方》、《远望》、《中国军事文学》等几十个候选刊名中反复斟酌与琢磨，考虑到尽量淡化“军办”和“官办”色彩，最后大家才选中了《昆仑》，云云。《昆仑》究竟是淡化还是强化了“军方”色彩，可以另作计较，但我个人认为，以她十五年的历程来作验证，这个刊名是最好的，是无可替代的，是惟一的。

80年代之初，新时期文学有如冰河开冻，银瓶乍破，真是有声有色，声色俱厉，气势磅礴。当其时者，一家家大型刊物破门而出，一个个响亮的刊名就是一杆杆弄潮的大旗，立于潮头之上笑看涛走云飞，而且，一律闪射着独特的个性光彩和魅力。譬如南京的《钟山》，她在“空间”上为自己定位——一戳子打出个鲜明的地域印记，上挟金陵形胜的六朝王气，下携天翻地覆的慷慨大气，颇有挑战京畿文学重镇的雄强心志。再譬如北京的《十月》，她则在“时间”上为自己定位——远溯1949年的10月，近追1976年10月，双重政治时间之外，还捎带着一重自然时间：十月金秋乃收获季节之谓也。再者，据《十月》创办者张守仁先生回忆，当时定名为《十月》，明显受到了前苏联著名同名刊物的影响，表示了一种学习与借鉴的愿望。但在我看来，敢于重名，这其中未必就不包含了一股子向国外大刊“叫板”的心气儿。总之，那时候的刊名，个赛个的简洁而大气，响亮而有力，好叫又好听，好看又好记，既有形而下的具象，又有形而上的抽象，多义并存，寄意遥深，谁要想办一个好刊物，谁就得先起一个好刊名。

《昆仑》怎么样？

《昆仑》能在几十个候选刊名中脱颖出来决非偶然。具象的就不说了，仅寓意即可分几层解。首先是军旅意义上的，“巍巍昆仑”可视作“钢铁长城”的同义语，此一点无须赘述；其次是文化意义上的，文化昆仑或文学昆仑是一种标高，不妨理解为编者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努力方向，表达了一份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高远境界的神往之心；再次是军旅文学意义上的，以此“山”，喻彼“山”，意在倡导与掀起一场军事文学的“造山运动”，愿当代中国军事文学的“昆仑山系”迅速崛起于世界军事文学的风景线上……

不敢说《昆仑》已经是“名至实归”了，但也不怕对《昆仑》作一番“循名求实”的验证与清点。回望来路，我们分明看见，十五年里，《昆仑》的编者和广大作者在一百期刊物上面，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奋力登攀的脚印。

我与《昆仑》

就我个人和《昆仑》的关系而言，大致经历了“仰视”、“靠近”和“走进”三个阶段。

1982年初春某日，我在榕城某部宣传处办公室正要下班，偶然遭遇《昆仑》创刊号，信手翻捡目录，立即就被欧阳山、刘白羽、姚雪垠、秦牧、魏巍、徐怀中、李瑛、冯德英、萧三、林斤澜、刘绍棠、邵燕祥、张志民等一批文坛宿将的豪华阵容所震慑。也顾不上吃饭了，我首选其中的“后生小辈”、和我相识多年亦同居榕城的老朋友朱苏进的《射天狼》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吃”完之后，我再次被震动，合上刊物反复掂量，一时间生出“莽昆仑，横空出世”之快慰。凭直觉我预感到，新生的《昆仑》不啻发散了一个信息：继《西线轶事》之后，相对沉寂了一段的军事文学恐怕很快又要闹出大动静了。我在东南一隅遥望北方，捕捉着、谛听着从云层深处隐隐传来的军事文学的雷鸣。果然，先是《射天狼》好评如潮，紧随其后，《高山下的花环》从《十月》狂飙突起，并以多家电台、报刊连播连载的形式一夜之间覆盖全国，最大限度地张扬了军事文学的声威。如果说《射天狼》是一道撕开云层的闪电，那么，《花环》就是一声砸向大地的沉雷。它们南北唱和，互为呼应，一下子就打开了军事文学的新局面。以此为标识，军旅作家新锐军团开始步入辉煌，《昆仑》则堂而皇之地跻身于优秀大型期刊之行列。

两年多以后，1984年秋，我有幸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顿觉和《昆仑》靠近了许多。这倒主要不仅仅因为空间距离的缩短，而是因为三十余名同学中多有《昆仑》的骨干作者，他们参加过《昆仑》组织的笔会，和编辑们极是熟稔，呼应之间称兄道弟，出入编辑部如履平川，谈起刊物趣闻轶事如数家珍，加之常有编辑前来约稿、催稿、索稿，也依稀领略过几位的风采。虽然一时还不敢上前多有问津，但《昆仑》的神秘面纱已然褪去，不再高踞云端之上，而是实实在在的，让人既看得见又摸得着，还有可能够得上。

又过了两年多，1986年深冬，我开始走进《昆仑》。记得当时是资深的评论编辑黄柯先生来向我约稿，他说听了徐怀中部长的介绍，想请我写一篇关于莫言的短文。其时莫言正喷薄而出，我也在地方报刊发表了《天马行空》等一小批莫言评论。这次我写的文章叫《“莫言”莫可言》，刊载于1987年第1期《昆仑》。从此开始了我与《昆仑》的文字交往，至今已逾十载。回忆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从“仰视”到“靠近”再到“走进”，我与《昆仑》关系的演变说明了什么呢？是“昆仑”越来越矮了吗？当然不。是我自己从一名读者变成了作者，而这正是在《昆仑》的召唤、诱惑、激励和托举之下，我变高了。仔细想想，这难道不是最正确地反映了一个刊物和作者之间最理想的关系变化吗？试问，有哪一个刊物不是以不断地发现和推出新人新作乃至大家大作来作为自己的重要宗旨呢？又有几个作家不是靠刊物的培养、扶植、推荐和介绍才得以走上文坛走向社会最终成名乃至成家的呢？

当然，具体就我个人与《昆仑》的关系而言，恰如前面所说，我远非最典型者，或者说是最不典型者，典型大有人在。但“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下面不妨抽取两个个案来略加考察。

一个人

这个人是朱苏进。

如果非要从百期《昆仑》中找出一个最重要、最典型、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来的话，那么，还用得上我那句“名言”——

舍朱苏进其谁？

从创刊号上的《射天狼》到《引而不发》（1983年第1期）到《凝眸》（1984年第5期）再到90年代的《炮群》（1991年第2期），三部中篇一部长篇（其中两部中篇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占到《昆仑》同类奖的二分之一），是朱苏进对《昆仑》的主要贡献（此外，尚有不代表作家水平的报告文学《紧急出航》等篇章从略），也是《昆仑》对新时期军事文学的重要贡献。仅以量计，朱苏进也许不是《昆仑》作者中的惟一大户，但若以质量并论，恐怕就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了。十几年来，文学的繁华与喧嚣已被风吹雨打去，今日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说，上述几部作品基本上都可视为百期《昆仑》中的经典。有的亦可视为新时期军事文学中的经典，有了这几部“经典”的支撑，我敢大胆地再说一句“名言”——

朱苏进是《昆仑》中的“昆仑”。

这是一个标高，而且，这个标高几乎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一种“历史结论”——王传洪老社长在《十年感言断片》中记下了这样一段历史——

其实，《昆仑》第一炮的打响，和朱苏进同志的中篇小说《射天狼》有很大的关系。记得当时的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作家、戏剧家胡可同志是受总政文化部党委和部长刘白羽同志的委托，审读《昆仑》创刊号全部稿件的，这次审读实际上是一次新产品出厂前的总检验。他在读完这几十万字后兴奋地对我说：“我认为单凭这篇《射天狼》，我们就可以说，《昆仑》可以创刊，《昆仑》能够办好！”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从心里赞成胡可同志这个判断。

接下去，王文以近四分之一的篇幅大谈《射天狼》开创的若干“第一个”，并且毫不含糊地称许：“《射天狼》是《昆仑》的奠基之作。”

我想接过胡、王二位老前辈的话再作如下引申：

《昆仑》因《射天狼》而奠基，朱苏进因《昆仑》而腾飞。

实际上，朱苏进最初探索和发展个人风格，同时也是尝试和开拓新时期和平军营题材小说创作道路的努力，在《昆仑》上表现得最为强烈和醒目。虽然《射天狼》留给了人们许多“第一个”的印象，但更给我以新鲜刺激的却是其后的《引而不发》。前者体现了一种冷峻而成熟的现实主义风范，后者却反映了一种热烈而偏激的理想主义气质，这是朱苏进的“两极”，它在当年就已初见端倪。只不过两相比较，后者更容易窥见作家隐藏深幽的内心世界和瞬间迸发的耀眼才华。也许就是这一点吸引了我。读到它时，我已离开榕城在闽南某炮团当宣传股长了，记得当时兴奋难抑，按捺不住地给朱苏进写了一封长信。具体写了什么现在已无从记忆，但我找出了苏进当年的回信，从他的只言片语中也略略可揣摸出一些意思。苏进在1983年5月16日的回信中写道：

“你信中关于《引而不发》的评价令我极为震惊！犹如霹雳闪电，盲人也为之一振。真想不到，你除工于小说，还具备更多的经过改造的诗人气质。其尖锐有力让人不得安宁。喜悦冷却掉以后，又感到你的重誉使我难以下咽。

“大部分人都认为《引》不如《射》，只有你、范咏戈和一位不知名的《文艺报》的同志认为相反。我已经倾向于认为：《引而不发》廉价出卖了一个重要题材，它继承和发展了《射》的缺点，壮大声势，意念凸现为其主要特征，今天看来，不无后悔处。你关于‘兵的感觉’一段甚为精彩，可以作为我前段创作的精确总结和评价，今后，我想突破它。”

显然，“大部分人”的意见影响了朱苏进对《引而不发》的重新判断，也导致了《引而不发》的湮没不闻。此时我旧信重提，并不是非要给《引而不发》讨个什么说法，也不想证明自己是多么地与众不同，只是觉得，当年我们对于文学和自己的创作是何等的热情、执著、严肃和认真啊！令今天的自己既感动而又惭愧（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投入地写过一封关于创作的长信啦）。同时，我还想强调的是，《引而不发》虽然缺憾明显，但它依然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对于研究朱苏进的创作发展来说，它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射天狼》。它们是朱苏进在当代和平军营题材小说创作道路上迈出的最初的而又最具有决定性的两步，它们潜在地暗示出了两种趋向——沿着《射天狼》一侧，走出了《第三只眼》和《醉太平》；沿着《引而不发》一侧，走出了《绝望中诞生》和《炮群》。

《凝眸》是一个“两极”调和的产物，是朱苏进两种气质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一个标本。它精致的结构、复合的意象、微妙的感觉和富有弹性的语言，浑然合一得几乎无可挑剔，以我的预感，它将是朱苏进比较能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之一。至于《炮群》，可说的话太多了，我早已写过两万字的专论《“半部杰作”的咏叹》（《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1期），这里就一笔带过：《炮群》是百期《昆仑》中最有说道的作品之一。

行文至此，发现了一个问题：说了半天，似乎一直都在说朱苏进对于《昆仑》的意义。那么，换一角度看，《昆仑》对于朱苏进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仅仅是慷慨地提供版面和热情地组织讨论会或评论文章吗？

当然不。但我不晓内情，又确实说不出某部某篇稿子的修改过程或编辑故事。我只确凿地知道一点，即《射天狼》是1981年秋《昆仑》“创刊笔会”的收获，而《凝眸》则是1984年春“青年军人首都笔会”的结果，因此，曾有一度我对于笔会的重要作用感到神秘。

因为我们知道，在《射天狼》之前，朱苏进并非“文学新人”，他已当了五年专业作家并已拥有了两部长篇。但是，坦率地说，他的创作条件与机遇让我羡慕，而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才气和实力却使我心存疑虑。也许是我眼高手低吧，不错，正是这个几乎与生俱来的老毛病，害得我学诗不成学散文，学散文不成学小说，最后被逼上了文学批评这条“鸡肠小道”。可面对《射天狼》我感到惊奇，惊奇于作品本身在当时的清峻脱俗，更惊奇于朱苏进在一夜之间达到的老到成熟。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真的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不就是去北京开了一次笔会吗？难道说《昆仑》的笔会真有点石成金的魔力不成？待到后来我上了文学系，才对笔会的意思多少有一点明白。以我的猜想，一个高质量的笔会，并不是说准备了多少好编辑在那儿等着和你谈构思、编故事、出路子，手把手地帮着你改稿子（当然，这样的笔会也有，主要因作者而异）。它只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组织的一次战役行动，他把你们召集到阵地前沿，给你介绍战况、战斗进程、战争信息、战场态势，既让你高屋建瓴总览全局，又让你熟悉具体作战目标。他也许再给你提供几种预想和某些启发，然后，他就走了。剩下的，让你们之间去交流、去碰撞、去争执，或者是自个琢磨，至于最后谁能够攻下高地，那就全看你们自己的了。当然，最后他还是要回来的，他要回来验收战斗成果。这个时候，同样需要眼光，需要智慧，需要魄力，甚至还需要胆略和勇气。如此等等。我认为，朱苏进参加的笔会，大致都属于这一类。而这一切对于朱苏进来说，也就已经足够了。

《昆仑》给朱苏进提供出击之阵地，跃进之跳板，攀登之路径。此《昆仑》和彼“昆仑”孰先孰后的问题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换一种发问方式也许更容易成立：没有《射天狼》而可以有《昆仑》，而没有《昆仑》呢，朱苏进又当会如何？

“昆仑”因《昆仑》的托举而显其高，《昆仑》因“昆仑”的聚集而成其大。在我有限的阅读记忆中，堪称《昆仑》上的“昆仑”的新锐作家（作品）就还有：张承志的《金牧场》，刘亚洲的《两代风流》，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韩静霆的《凯旋在子夜》，莫言的《奇死》，周大新的《走廊》，苗长水的《战后纪事》，毕淑敏的《昆仑殇》，简嘉的《没有翅膀的鹰》，乔良的《远天的风》，江奇涛的《雷场上的相思树》，阎连科的《两程故里》，李镜的《冷的边山热的血》，张卫明的《英雄圈》，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赵琪的《穷阵》，张惠生的《旱舟》，陈怀国的《农家军歌》，徐贵祥的《潇洒行军》；周涛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马合省的《老墙》，李松涛的《无尽沧桑》，朱增泉的《京都》，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和《百万大裁军》，钱钢、江永红的《军长》和《奔涌的潮头》，王苏红、王玉彬的《中国大空战》，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何晓鲁的《元帅外交家》，铁竹伟的《霜重色愈浓》，江宛柳的《我在寻找那颗星》，陈道阔的《人民子弟》，李荃的《中华之门》，程童一等人的《开埠》……

又一个人，这个人是海波。

如果要从《昆仑》发展史上找出一个堪与朱苏进这样的重量级作者相匹敌的代表性编辑来的话，非海波莫属。

在广大作者尤其是青年作者当中，海波的口碑甚隆，曾几何时，他几乎成为了《昆仑》编辑部的象征。1994年当他调离编辑部时，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慨叹：《昆仑》小说的“海波时代”结束了！

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文学化和情绪化，但事实本身却是胜于雄辩的。请仔细读一读下面这组数字——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2年初《昆仑》创刊到1991年的十年间，经由海波亲手编发的小说（含长、中、短篇）稿共三百零一部（篇），计六百七十二万字。其中，获全国奖的作品两部；获全国性奖的作品五部；获“八一”大奖的作品两部；获《昆仑》奖的作品三十部（篇）；被选刊选载的作品十八部（篇）；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作品十六部。共涉及作者（不含重复发稿者）二百一十九人。其中，发表处女作者三十六人；发表成名作者十三人（包括乔良的《雷，在峡谷中回响》，阎连科的《两程故里》，毕淑敏的《昆仑殇》等等）。共主办笔会二十余次，直接面对作者单个谈稿五百余人次……

不错，这确实是一份令人感叹的、一个编辑在十年中间高质高效工作的劳动与收获清单。但它仍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在每一个具体的数字背后，都可能饱含了难以言传的有形和无形的付出，丰富而巨大的内容。

就譬如说“笔会”吧。有专门读书或深入生活的，这是“务虚”的一类，名为笔会而不动笔，也可以算作一种“投资”和积累。更多的是“务实”的，要真刀实枪地练，而这个时候的刊物往往是“等米下锅”，笔会肩负“救急赶场”之责任，成败与否，直接影响到刊物的发稿质量。1982年，海波成功地主办了“桂林笔会”，收获了《白云的笑容，和从前一样》（刘宏伟）、《远方有一条流金的河》（徐军）、《咫尺》（江水）、《干杯，女兵们》（成平）、《二十四点与零点》（尹卫星）、《狭路相逢》（氐柟）、《一个中国伤兵的传奇》（李大明）等一批新人新作。他们在1983年的《昆仑》上面陆续登台亮相，不仅给军旅文苑吹来一股清新之风，而且及时缓解了小说作者队伍青黄不接的窘迫形势。

更辉煌的一次是在1984年。如果说“桂林笔会”还带有找作者与找稿子并且为刊物解燃眉之急的三重任务，多少还显得有点仓促和紧张的话，那么，这一次可就大为不同了——这是一次编辑部蓄谋已久、由海波担任组织策划的“集团冲锋”，它取名叫“青年军人首都笔会”，就已经透出了一股子大气与自信。它纠结了朱苏进、简嘉、唐栋、乔良、王树增等几名当时已头角峥嵘且正雄心勃勃的青年悍将，大有志在必得，一举拿下之气概。果然，他们不负众望，奉献出了《凝眸》、《没有翅膀的鹰》、《沉默的冰山》、《远天的风》、《鸽哨》等五部异彩纷呈的中篇佳作。它们在《昆仑》推出时，以刘白羽“致《昆仑》青年军人首都笔会”的一封信简为其鸣锣开道，再配以王蒙、徐怀中、王愿坚等人的评点以壮行色。一时间，真的是作品与评点相映生辉，新人与名家珠联璧合。这可算得上海波编辑生涯中的得意之笔，亦可堪称《昆仑》笔会中的经典之作。这次笔会的成果，大致代表了当时军事文学最前卫的探索意识和艺术追求，不仅相对集中地展示了军旅作家青年方队的整体实力，而且对整个军旅文学创作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从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差不多与“首都笔会”同时，海波刚好也完成了他的长篇《铁床》和中篇《黑草》。这是两部代表了海波创作水准的重要作品，置于笔会之中毫不逊色。但是海波没有。他不仅不让它们参加笔会，也不让它们占领《昆仑》，他毫无保留地把版面让给作者。于是，《铁床》给了《小说家》（1984年第3期），而《黑草》则成了1985年第1期《中国作家》的头题之作。这个举动被绝大多数人所忽略，但我向他表示敬意，因为我从中看到了一个优秀编辑的无私精神和宝贵品格。

粗略划分，从《昆仑》推出或成长起来的作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有比较丰富的创作实践，已经基本成熟或接近成熟（比如朱苏进和李存葆）。对于这类作者，编辑的主要任务不是帮助写作或修改，而是密切关注其创作动态，及时约稿、组稿、索稿，使其“大鱼”不得漏网；即使请来参加笔会，也是我前面所说的那种高质量笔会（例如“首都笔会”），编辑一般是动口不动笔，所花精力比较节省。第二类是有才华、有苗头、有潜力也有生活，但缺乏创作经验，写作不得要领，不仅需要“扶上马”，还必须“送一程”，才可能开窍出道，登堂入室。比如阎连科的处女作《小村小河》就是经过海波的耳提面命，请来编辑部修改达一个月之久才最终定稿，其后又接二连三地推出阎连科多部中篇并召开讨论会，才使其脱颖而出。对于这类作者，编辑必须实行“人盯人”策略，既要有诲人不倦的耐心，还要有全程服务的精神。第三类是完全看不见将来，只有眼前这个稿子具有某种修改的可能，但由于稿源、题材或生活面的需要，出于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希望的作者等诸多考虑，哪怕是一锤子买卖也得往下砸。这时候的编辑最难当，讲得口干舌燥还不见反应，便只有亲自操刀拔苗助长。稿子和作者都救“活”了还算是好的，稿子活了作者“死”了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很多情况下，编辑部面对的正是后两类作者。

因此，海波对自己和同仁们有两点要求：一是倡导当作家型的编辑，二是在编辑过程中要舍得“卖血卖骨头”。对于前者，海波身体力行，1982年即以短篇小说《母亲与遗像》夺得全国奖，是新军旅作家中的先锋人物，作家的名头大于编辑（其实此一特点并非海波独有，实乃《昆仑》编辑部的集体传统，譬如袁厚春、张俊南之于报告文学；程步涛、李晓桦之于诗歌；黄柯、叶鹏之于评论等等）。对于后者，海波是真舍得，只要你需要，他就舍得给，从思想到故事到人物直至人物对话，他都为你琢磨、出谋划策，直至最后操刀上阵越俎代庖，甚至把你的东西改得面目全非，整个儿散发出一股“海味”。我就亲耳听海波本人说过这样的事情：作者看到清样后给编辑部打电话，拒绝署上自己的名字而要求改署海波的名字，因为他不认识这篇小说，那里面已经没有几句自己的话了——对于这种情况，我的态度比较复杂。坦率地说，过于强加作者的编辑作风我是不大赞成的，《昆仑》小说的过于“海波化”也未见得是一件好事。它对刊物风格的多样化可能是一种限制，而对作者的生长也有削足适履之嫌疑。如果要推举一位同仁刊物的主编，我首选海波；否则的话，我真心希望他能更加宽容、兼容和包容一些。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一个编辑如此认真、负责、投入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把每一篇作品都视如己出，愿意倾其所有帮助其提高与完善，这样一种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和甘于为人作嫁的职业道德，让我们除了钦佩之外，还能够再说什么呢？

事实上，海波的两点自我要求也是自相矛盾的，“卖血卖骨头”——卖生活，卖情节、卖细节、卖点子、卖构思，什么都卖完了，那你自己还写什么呢？还怎么继续当作家呢？海波在自己创作的巅峰期戛然而止，以《黑草》作为小说的封刀之作金盆洗手，是否与此有关？

昨天，我为少了一个海波这样的优秀小说家而惋惜；今天，我为海波这样敬业的编辑家越来越少而怅然。

一个座谈会和一组文章

其实，上面说了这么多海波的“事迹”，大都是我读来的和听来的，没有一件是我亲历的。确实，虽然对海波认识很早，闻名更早，但由于彼此各色的个性再加之没有适当的机缘，所以，尽管我对他以“诤言”著称的鲜明风格甚为欣赏，也时常在一些会议上为他犀利到位甚至“越位”的“辩锋”暗中称快，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作过一次个人的沟通，彼此间始终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消除这种距离乃应了那句老话，叫“不打不相识”。关于那次由“打”而“识”的始末，前后迁延两年时间，从唇枪舌剑到化剑为犁，其间充满了精彩的戏剧性，充分反映了双方的典型性格，有机会我要单独撰文一篇以为纪念。在此暂且割爱。就在我们握手言和和相互沟通之后不久，我们之间“亲历”了一次“合作”。因为这次合作不仅关涉到海波个人，更关涉到《昆仑》，关涉到《昆仑》在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一种姿态，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略记于此。

1992年秋，我先应邀去广东沿海讲学并参观，再折回到武汉参加一个当代文学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最后又和王朔一行去了青岛。此番一月余的行程，使我大开眼界大受震动，到处不乏对商风商潮的惊呼，对严肃文学的哀叹，对快餐文化的暧昧态度乃至“狐狸心理”。有感于此，回京后我赶写了《1993：卷入市场以后的文学流变》等文章发表于《中国青年报》和《作家报》。对文学现状进行了描述与分析，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但也坚定地认为：“滔滔商海中，文学之舟将受到猛烈地摇撼乃至摔打，但决不可能被彻底颠覆。浪高一尺，船高一丈，真正的文学之舟永不沉没，它将载着人类的希望与追求，永远驶向精神家园的彼岸。”载《中国青年报》，1993年1月15日。

很快就接到了海波的声援电话，并说编辑部同仁近期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如何抗击商潮，使军旅作家振作起来，顽强坚持严肃的理想的军事文学写作。具体措施就是想先策划一个讨论会，后续举动相机酌定。考虑到当时传媒的声音纷纭多元，上面的导向还不甚明了，知识界的“人文精神”讨论亦尚未展开，在这种没有“参数”的情况下，一家军队刊物的“单独行动”是需要谨慎的。因此，关于会议议题的界定、会议规模和与会人员的范围等技术问题，我们又进行了多次电话磋商，等到编辑部最后确定方案，已经到五月份了。我翻阅日记查到：《昆仑》“关于商潮中的军事文学讨论会”于1993年5月6日上午在北太平庄书库会议室召开，有驻京部队评论家和编辑部全体约十余人与会。首先由程步涛和海波阐明讨论会宗旨和编辑部立场，继而引发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热烈讨论。我因为此前不久刚在文学系针对“一把剪刀闹革命”的“畅销书现象”作过反对“下海”的专题讲座，在讨论会上也就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发言，颇为编辑部同志所认同。此后不久又接海波电话，说编辑部最后决定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准备组织几篇文章一起发表，希望我将讨论会发言尽快整理成文章。由于我当时手头正在进行《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收尾工作，略微延宕了一些时日。转过手来完成海波的任务，已经是六月底七月初了，记得最后是赶了一个通宵才完稿，次日一早即通知殷实来把稿子取走了。这就是那篇《我为什么反对“下海”》。

文章以集束形式在1993年第5期《昆仑》的首要位置刊出，这种做法在一家以发表作品为主的大型期刊上也是罕见的。头题是由当时的编辑部主任程步涛亲自撰写的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文章《使命的张扬与责任的再树》，文章在严厉抨击了商风商潮对作家的侵蚀之后，断言“今天的这种拜金主义导致的价值观念错位、道德水准下降，必将给新世纪的交响带来不谐和的噪音”，因此，“在这种时候，作家的使命与责任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加以强调。以呼唤人类崇高圣洁的灵魂，以鼓舞人类为进步为理想而斗争的意志，以指出人类的尊严、正义与光明”。文章最后大声疾呼：“真正致力文学追求，甘愿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个人生存的作家们，高举起自己的旗帜来！”

殿后文章是殷实的《结束，或者开始》，我的文章居中。我的文章副题是“关于当前文人、文学、军旅文学的答问”，实际上也是一次自问。在文章的结束，我借用已故著名老评论家冯牧先生针对文人“下海”提出的一个口号“与其‘下海’，不如攀登”来忠告全军作家——“中国的军旅文学作家们究竟是‘下海’还是‘登山’，这将从根本上决定未来军旅文学的命运：跌落还是起飞”。

刊物出来后，在军队文坛激起一些反响。9月份，中央反对拜金主义的力度加大，“导向”已经鲜明。而且，由同年第6期《上海文学》的一篇批评家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所引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已经逸出了文学圈，开始蔓延波及到整个知识界，一片群情汹汹、众志成城之态势。相形之下，《昆仑》这一组文章所包含的锋芒和锐气反而被淡化被稀释乃至被淹没了。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在9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一度“失语”、文学理想似曾“失落”的特定时期，《昆仑》作为军事文学的重镇，它并没有犹豫更没有沉默，它是敏锐而坚定的，果决而勇敢的，它及时地发出了正义的呼喊，有力地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一群人和三代人

我们可以把《使命的张扬和责任的再树》看成是《昆仑》抗击商潮的一篇战斗檄文，也可以读作“昆仑人”一次集体心声的夫子自道或精神写照。前面所说的海波的个人风格也许不能代表“昆仑人”的全体，但他强烈执著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却与全体“昆仑人”如出一辙，海波仅仅是其中的一分子。在今天纪念《昆仑》创刊百期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个群体，这就是曾经在《昆仑》工作过和至今仍然在《昆仑》工作的全体“昆仑人”。他们是——

张忠、凌行正、李大我、袁厚春、程步涛、海波、黄柯、佘开国、张俊南、冯抗胜、刘成华、罗来勇、江宛柳、李晓桦、叶鹏、郭米克、丁临一、殷实、张鹰、余戈……

这其中，有的人已经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更多的人却是因为工作需要先后调离到了新的岗位。但是不管人员如何变动，一种“昆仑人”的精神却有如薪尽火传，程程相递。这是一种为繁荣军事文学而披荆斩棘的开路精神，这是一群为部队作家尤其是青年作者攀登文学“昆仑”而甘于奉献的铺路人。

屈指细数，《昆仑》百期十五年，在这个阵地上坚持最久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海波，他从1981年筹备创刊到1994年调离，前后达十四年；另一个是张俊南，他从1982年加盟《昆仑》直到如今，中间扣除两年在军艺文学系读书，前后也是十四年。他们是一种巧合（时间），两种典型——如果说《昆仑》长期以来以中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为两大“支柱产业”的话，那么，海波就是小说类的“掌门”，而张俊南则是报告文学类的“领军”。对于海波的功绩，我们已在前面作过概略的评述，在此，我们想把张俊南作为“昆仑人”的又一个代表和另一种类型再作简要介绍。

说来惭愧，我和俊南虽然在首届军艺文学系同学两年，但却对他知之甚少。只是近年来随着和他的作者（主要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接触增多，才逐渐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尤其是这一次，为了写这篇文章而重新查找《昆仑》目录，于不经意间偶然发现，多年来，俊南以基本放弃自己的创作为代价，在不哼不哈之中，为扶植和荐举部队报告文学的新人新作方面已做出了一番显赫的成绩。自1987年他接手主抓《昆仑》的报告文学以来，大部分精品力作都是被他“抓”出来的，比如：《南京大屠杀》（徐志耕），《毛泽东以后的岁月》（王立新），《江西苏区悲喜录》（何晓鲁），《侨乡步兵师》、《大势》（中夙），《跨越苍茫》（咏慷），《瘦虎雄风》（杜守林），《余秋里与中国石油》（陈道阔），《星辉》（张嵩山），《中华之门》（李荃），以及王苏红、王玉彬的历史题材系列作品等等。

为什么不用“编”、“编发”、“编辑”而单用一个“抓”字呢？因为难就难在一个“抓”字，高也高在一个“抓”字，特点全在于一个“抓”字。它与《昆仑》的小说不同，小说多产自于笔会，通常是（主要指80年代）以集群方式运作；而报告文学则基本与笔会无涉，主要是以编辑和作者“一对一”的形式进行“跑单帮”。先是编辑从大量的信息或少量的来稿中“抓”准一个选题，然后“抓”来作者，再一块儿下去“抓”素材。俊南平均每年要陪三四个作者下去跑素材，每次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动辄跑遍大半个中国。在陪同采访过程中，一路帮助作者分析材料、清理思路、提炼主题、研究结构，待到将一部报告文学的整体框架乃至细部处理都“抓”出来之后，他这才回到编辑部去坐等“编辑”。说起来，最后的案头编辑工作只是这“抓”的过程中微不足道的尾声了。所以说，这如何不是“抓”呢？别的报告文学编辑怎么当的我不知道，反正张俊南是这么“抓”的。

我们的老同学李荃在《中华之门·后记》（昆仑出版社1990年1月版）中的一段话，道出了张俊南“抓”稿的三分情形二分艰苦和五分作用——“由于我不是一个有经验的采访者，他在《昆仑》编辑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陪同我采访了整整五十天，并得到了编辑部领导的支持。切磋、分析、选择采访对象、把握结构。在云南，我们一同乘车在路旁一侧就是万仞峭壁的山路上疾驰，汗透衣背；在广州，采访之初不顺时，他焦虑得一个喷嚏竟流出一大摊鲜红的鼻血……在文学系时，他是个沉默寡言、不显山露水的人，五十天的朝夕相处，我才知道这位同学的实力，他是一个作家，更是一位好编辑。在分手前的长谈中，他最后说：‘只有把边防放在历史、社会的大背景中，才能写出一种大气来！’他给我在后期的单独采访奠定了一个好的经验基础，他分别时留下的话也是我始终力图把握住的主调。”

今天，当旁人来读这段文字时，也许很难体察到作者所表达的这一份感情的凝重与真挚。1990年1月，在天津港边防检查站召开的“《中华之门》首发式暨研讨会”上，当李荃讲到上述情形时，这位倔强的山东大汉竟然哽咽无声语不成句，而此时，坐在会场一角的张俊南却双手捂面，悄然起身离去……这突如其来一幕震惊了全场，寂静中，有一股真情的激流在与会者的心中飞溅，我的热泪夺眶而出。

张俊南这么个“抓”法，怎么能不抓出好稿子呢？在关键时刻，为了作者、为了稿子，他总是舍得把自己豁出去——1996年某日清晨，他家因邻居失火而引发火灾，火势来得凶猛突然，慌乱中他只顾得披上一件夹克，却本能地抱上案头的一摞书稿窜出去了。待来到楼外空地上，看着熊熊火舌吞噬四楼的家时，社里的同志都过来宽慰他，他却抖索着身子嘿嘿直傻乐，一脸破财消灾的“幸福表情”。此刻，他是真正的身无长物，只有掖下那一摞书稿——一部外地作者刚刚寄来的书稿。海波、刘立云、余戈等多位目击者向我讲述那一场景时无不感叹唏嘘，而我则想，那部书稿的作者真当为此一哭！

在对待稿子和作者的问题上，海波式的“痴”和张俊南式的“傻”都并非绝无仅有。以我的耳闻目睹，就还可以补充两个例子。其一，1984年秋天，首届文学系刚开学不久，时任《昆仑》编辑的袁厚春已得知李存葆正酝酿一部重头大稿《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便三天两头来我们宿舍找存葆软泡硬磨，先是活生生地将“版权”从一家地方刊物“挖”了过来，继而又火烧火燎地催着存葆尽快上马开工，最后为了解决工学矛盾，干脆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名义代存葆向军艺请一个月假，“秘密”将存葆转移到据说是长城脚下某部的僻静处，既消除了夺稿大战的隐患，又保证了作家的创作时间和精力，使得这部稿子顺利完成，并在当年第6期《昆仑》上隆重推出，在翌年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再登榜首。其二，今年春上某日，我突然接到《昆仑》青年编辑余戈的电话，向我打听一个叫詹文冠的人。说是他从自然来稿中读到詹文冠的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恕我违命》，写得很有才华，很有想法，很有基础。可是来稿上没有联系地址，只是从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推测此君恐怕是海军作者。经与海军文化部方面查实，詹文冠乃海军某部战士，曾上文学系自费进修。于是，顺藤摸瓜摸到我这儿来了。我答复余戈，詹文冠确实曾在文学系进修一学期，但此后不辞而别，一去有如黄鹤杳然，两年中只给我来过一次电话，报告他正在沿海一带流浪，白天打工，晚上写长篇，准备以此方式向军事文学攻坚并献身……最后，我所能给余戈提供的准确情况仅一条，即詹文冠乃江西省九江人氏。我以为此事到此已了。孰料不久就接到余戈从九江来电话，说他已利用公差四川的机会专程绕道九江，现通过军分区和各县人武部查阅历年征兵名册仍不得要领，希望我能再提供一点新的线索。在我的建议下，余戈在九江电视台打出了“寻人启事”，后又几经周折，终于和仍在外地打工的詹文冠取得了联系。截至我写此稿时，詹文冠已在《昆仑》编辑部改稿，编辑部决心要抓出一部长篇精品。《恕我违命》最后是否能以“精品”告终，还得看詹文冠的造化，我们可以暂且搁置不论。但这一则余戈“寻找詹文冠”的故事发生在90年代的今天，用“文坛佳话”来形容已不足以表达它的意义。它更像一则“海外奇闻”——今天，还有哪一家编辑部会如此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地去寻找、去关注、去厚爱一位如詹文冠者的无名小辈呢？

然而，《昆仑》做到了。我们不妨将其视为一种象征，读作一则寓言——一种“昆仑人”精神承传不息的象征，一则“昆仑人”为军旅作家攀登文学昆仑而铺路不止的寓言。回望百期《昆仑》，在“昆仑人”的肩膀上，耸立起了一座又一座“昆仑”；在《昆仑》的山腰上或山脚下，正跋涉着一队又一队冲刺军旅文学高峰的登山队或探险家。

十五年以来，直接或间接由《昆仑》推出的新军旅作家（作者）大概已数以百计。以年龄来粗略区划，可将他们分为三代，第一代即50年代前后出生者，比如李存葆、朱苏进、毕淑敏等，他们或者在《昆仑》一举成名，或者在《昆仑》发表扛鼎之作，或者以《昆仑》为舞台，长久而持续地在上面展示他们的创作实绩与实力——军艺文学系前两届学员共约80人，几乎无一人不曾当过《昆仑》的作者，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主力作者，除了前文提及的部分作家之外，还可以信手列出诸如雷铎、李本深、沈石溪、张波、何继青、张廷竹、金辉、王海鸰、于劲、丁小琦、常青、贺东久、陈云其、孙泱、李忠效等一个长长的名单。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前代作家，共同创造了80年代军旅文学的全面辉煌。第二代即60年代前后出生者，比如阎连科、赵琪、陈怀国、裘山山等，他们大多崛起于80年代后期，是当前军旅文学创作队伍中的活跃分子。若以军艺文学系角度看，“他们”包括了三届往后的学员中的佼佼者——其中不少人是凭着在《昆仑》发表的一二部作品考进来的，又是拿着发表在《昆仑》上面的新作走出去的。比如石钟山、王久辛、曹宇翔、吴国平、何光喜、毛建福、涛涛、王曼玲、郭木、周建等等。手头有一个典型例子，1993年第3期《昆仑》集中选发了第四届文学系学员的毕业作品共六部中篇，作者为柳建伟、陶纯等人。此一“专号”足以说明若干问题。第三代即70年代前后出生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自1992年以后开始在《昆仑》的“山外山”上朝着主峰引颈眺望的，但也不乏少数少年得志者已经崭露出矫健的“登山”身手，比如文学系九三级战士大专班中的李亚、卢萍、赵伟、简直、杨锋、韩文华等人。开辟“山外山”专栏，无疑是《昆仑》具有深谋远虑的一项战略举措，“山外山”中，蕴藏着军旅文学的后备力量，从他们之间，或将走出一批真正的跨世纪的军旅文学新人亦未可知。

多余的话

客观视之，百期《昆仑》和它的三代作者随着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走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轨迹。它在80年代末期步入低谷，近年来一直处于低谷徘徊和奋力爬坡的窘况之中。此间原因，并非全在于刊物一面，亦非全在于作者一面，乃由于文学生态环境的改换使然。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开，当代文学在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之下，已不断地从中心走向边缘，从热点跌入冰点。比较之下，军旅文学的处境尤为严峻。早在几年以前，我就曾撰文指出过军旅文学将面临着“双重消解”的潜在危险——一曰“观念形态的消解”，即军事文学原所包蕴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使它从一个先定的高度被降到了一个平面上，还原为一种创作题材的专门指称。它的某种失落和无所附丽，造成它重新定位的一种困惑与迷失，不少作家将在这种调适与转换中失去优势乃至竞争力。二曰“组织形态的消解”，即军事文学所惯用的“集群运作方式”（如80年代初期成批次的作家轮番上“南线”采访、80年代中期“重走长征路”的超长途体验生活以及大量的笔会等等）为经济规律所制约而逐渐成为了一种历史，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散兵游勇式的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活动”。因此，80年代建立起来的军旅文学的基本格局渐行“消解”。如今，军旅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当代文学的重镇地位，都已经是岌岌可危了。人们与其说是关注它的整体，还莫如说是关注它的个体以上详见拙文《农民之子与农民军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几年的实践证明，我的上述言论绝非杞人忧天，恰恰相反，诸多事实已被我不幸所言中，当前军旅作家队伍的流失（改行、转业或出国如刘兆林、张廷竹、李延国、严歌苓、丁小琦等），创作重心的转移（转向非军事题材的影视、商业性的畅销书等），投身于军事文学的新人锐减等等现象，都在频频向我们拉响警报。就我个人的研究领域而言，近三年之中，认真追踪当下军旅文学创作态势的文章仅做过一篇，即研究朱苏进、韩静霆、朱秀海、乔良等人的几部长篇新作的《90年代：长篇军旅小说的潮动》（《文学评论》1996年第1期）。所余主要精力，均用在“回顾”或“怀旧”一方面：或对新时期军旅文学运动做出某种阐发与总结，如《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和《新时期中国军旅小说的基本格局》（《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1期）；或干脆对整个当代军事文学进行一种历史的清理与爬梳，如《中国军旅诗：1949—1994》（《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2期）和《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4》（《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5期）。我的研究重心的“转移”，有自己人到中年“怀旧情结”滋生的驱动，有科研课题的需要，但同时也确实囿于当下军旅文学精品力作的匮乏，缺少可言说性与可操作性，从而不得不“舍近求远”去回溯历史。这大概也就反映了创作对批评的一种制约——或如某些人所言，是批评对创作的一种依附吧。

具体落实到《昆仑》来看，近年景况也颇为窘迫，不如人意处亦不在少数。譬如缺乏深沉厚重、大气精美的能在全军乃至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缺少能敏锐及时、深刻犀利地反映部队现实生活与重大矛盾的成熟之作；又譬如缺少一支稳定的呈梯次的作者队伍，尤其是不能连续推出一批引人瞩目的文学新锐，并能迅速顶替前代作者逐渐“隐去”的空缺位置，从而肩负大任，独当一面；再譬如刊物多年来以为旗帜和号召的英雄主义与阳刚之气正在稀释与淡化，逐渐被一种世俗之风和庸常之气所取代；还譬如刊物的“拳头产品”小说的创作态势日见式微，将越来越多的版面拱手相让于报告文学……所有这一切，都从方方面面“消解”或销蚀了《昆仑》所曾达到过的高度和“含金量”，使其作为一家具有鲜明个性与风格的全国性大刊刊物的定位受到了空前的质疑与挑战。处于此种情势之中，《昆仑》究竟如何是好？

按理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越是在军事文学面临“消解”之际，越需要一种召唤，一种凝聚，越容易反衬出一方阵地的重要，也越容易托举起一个刊物的品格与特色。具体而言，如果能在重新组织作者队伍方面做出某种努力，那就将功莫大焉。众所周知，由于各自的局限性，前述三代作者都存在一个亟须重新深入生活或拓宽生活层面的紧迫问题。分期分批、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三代作者到全军各典型部队去参观访问乃至深入生活，不仅可以起到补充创作素材、激活创作思维之近效果，还可以收获凝聚“军心”、鼓舞斗志之远效应。刊物的稿源之丰富，质量之提高，面貌之刷新也将是指日可待的。

作如此之建议，显然大有“站着说话不腰痛”之嫌疑。它的实施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恐怕正是当前刊物的“难言之隐”。如果它暂时只能作为纸上谈兵式的理想设计，那么，我们还可以退而求其次，从现实出发，再考虑一种改良方略或“保守疗法”，即将《昆仑》改为长篇小说专刊。此一方略，可以说一方面是为现实所逼迫，另一方面却也是因现实所需要。它起码包含这样三层意思：一，它顺应了当前各方重视长篇创作的大势所趋；二，它为愈来愈多的成熟的军旅作家的长篇新作提供了首发阵地（亦不妨碍作品在该社出书，或者正可起到广告促销作用），并以此为特色和其他军队文学刊物进一步拉开距离，明确定位；三，由于长篇稿源的“少而精”以及相当一部分稿件可能和本社其他部门共同编辑或交叉操作，刊物甚至还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再度压缩人力、物力和财力……

好啦，几句“多余的话”本属多余，早该打住。只是借此《昆仑》百期之际，我从一名忠实读者、作者和军旅文学研究者的角度瞻前顾后，不揣冒昧作以上进言，无非是表达一种复杂心情和真挚祝愿吧。

愿《昆仑》和我们同在。

《昆仑》，珍重。

1997年6月30日深夜

“香港回归”前夕于京西魏公村

（载《昆仑》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