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辨

“军事文学”与“军旅文学”辨

——兼论当代军旅文学的三个阶段

世纪之交，回望来路，新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五十年历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合拍。如果省略其基本停滞乃至荒芜的“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1976），并以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来作区分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80年代和90年代。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五十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显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但是，在回顾军旅文学五十年之际，不可不对“军旅文学”的称谓作一辩证。一般看来，这只是个题材范畴，它指的是以战争（和军旅生活）为主要反映对象的这一类文学，世界上较通行的说法叫“战争文学”。但是，在当代中国，“战争文学”的说法反倒较少采用。原因在于当代中国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军旅文学，其描写对象更多的是相关的军旅生活而非直接的战争内容，套用“战争文学”一说，显然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因此，较长时期以来，在指称这一领域的文学时，常常是“军事文学”和“军旅文学”乃至“战争文学”（多是针对纯粹战争题材作品而言）三种提法交叉并用。三者之间，若以历史论，“战争文学”一说最为资深，纵可以追溯到古代战争文学，横可以旁涉及俄苏战争文学；“军旅文学”一说出现最晚，但后来者居上，当属新时期中国军旅批评家的成功创造；“军事文学”一说亦属中国特色，具体出自何时何人何文也不易考，但早于“军旅文学”则是无疑。三者之间若以影响论，一度莫过于“军事文学”，它曾主要由官方和传媒正式使用，无形中带有“钦定”和“正统”色彩，久而久之，约定俗成，曾为业内人士和普通读者所认同。而三者之间的消涨则与当代军旅文学“三个阶段”的嬗变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

第一阶段即“文革”前十七年，最活跃的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他们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年轻的共和国一道成长，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文学创作，而且通常采用的体裁并获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是长篇小说。譬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的《战火中的青春》、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篇小说也多取材于战争年代，譬如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茹志娟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等。再加上收获于朝鲜战场的诗歌《把枪给我吧》（未央）、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小说《团圆》（巴金）、《三千里江山》（杨朔）等一批声名卓著的战争题材作品，战争文学成了此一阶段军旅文学的“主流”。上述诸作由于发行巨量，或搬上银幕、舞台，或进入中学、小学课本，都影响深广，有的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成为了十七年的经典之作。应该说，此一阶段是新中国战争文学的繁荣期，笼统冠之以“战争文学”也是比较恰切的和名副其实的。但是，恰恰因为它的过于突出，不仅是军旅文学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至少以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影响支撑了十七年文学的半壁江山，或者说在诸多方面还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所以人们反而不把它从当代文学中单独划分出来，作为“战争文学”予以特别的观照。换言之，在十七年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战争文学”有其“实”而无其“名”，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门类还没有“自立门户”，对它异于他类文学的规律性的认识与研究也还没有真正开始。

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套用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即“新时期”，具体说来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在这个阶段中，固然有“复出”的成名于“十七年”的前辈作家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李瑛、石言、黎汝清、叶楠、白桦、彭荆风等人的活跃身影，但比他们更为活跃而且人数更为庞大的则是一个突然崛起的以李存葆、朱苏进、周涛、莫言、刘亚洲、海波、刘兆林、乔良、钱钢、周大新、朱秀海、简嘉、唐栋、苗长水、何继青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体。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步入文坛时年龄多在三十上下。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手法，更带来了新的表现对象和题材。他们普遍缺乏战争经历，除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入“南线”收获少量的战争题材（如《高山下的花环》等）之外，主要的描写领域则是他们自己的军旅人生历程，即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这个领域的全方位打开，对于军旅文学来说是一次空前的开拓和极大的丰富，使人们无不惊讶于在战争之外，军旅文学还有一方如此辽阔的天空。以反映天南海北的五彩缤纷的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最后一个军礼》、《兵车行》、《敬礼，妈妈》、《雪国热闹镇》、《女炊事班长》、《秋雪湖之恋》、《三角梅》、《母亲与遗像》、《射天狼》、《凝眸》、《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将军吟》等一批优秀小说从新时期最初的几次全国评奖中脱颖而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兴趣和热切关注。它们与出自前辈作家之手的《东方》（魏巍）、《足迹》（王愿坚）、《湘江一夜》（周立波）、《我们的军长》（邓友梅）、《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邓友梅）、《西线轶事》（徐怀中）等获全国奖的战争题材小说相映生辉，构成了新时期文学园林中一道壮丽的风景线。这时候，无论是出于研究的目的，还是仅仅是宣传的需要，对它们都有一个“命名”的问题。何以名之呢？战争文学？显然不妥。此时的军旅文学已非十七年可比，其题材的广阔与丰富已远非“战争”二字所能涵盖。于是乎，一个比照“农村题材文学”、“工业题材文学”而来的行业性称谓——“军事题材文学”出现了。“军事题材”当然包括“战争题材”，当然也大于“战争题材”，它可以泛指一切和战争和军事相关的领域，比如军队，比如军营，比如军人，比如非战争状态下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如此等等，无所不包。“军事文学”从“军事题材文学”简化而来，它是对前此“战争文学”的发展与丰富，此一提法的出现并盛行，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包含了战争和非战争的军旅题材的军旅文学形态的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军旅文学”的提法开始四处蔓延，尤其是在研究领域和业内人士的书面表达中（囿于惯性作用，相当一部分人在口头表达中仍然沿用“军事文学”），颇有取“军事文学”而代之的趋势。很能说明它的影响力和合理性的一个现象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一批子概念和相关概念在各种媒体不胫而走，甚为活跃。譬如“军旅作家”、“军旅小说家”、“军旅诗人”、“军旅批评家”、“军旅小说”、“军旅散文”、“军旅诗”乃至“军旅歌唱家”、“军旅戏剧家”、“军旅摄影家”、“军旅散文家”、“军旅音乐”、“军旅戏剧”、“军旅美术”等，而且读来听来悦目悦耳。相反，如果将“军旅”二字置换成“军事”二字，则多有别扭之感乃至不通之虞。稍加词义辨析，我们将会发现，二者之间确有显见差异。“军事”指“一切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事”；而“军旅”指“军队，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均见《辞海》1979年版P372。区别在于：（1）前者指“事”；后者指“军队”——武装集团——从事武装斗争的人群，——军人，引申义隐隐指向人。（2）前者仅止于“事”；后者同时“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包含了“军队”和“战争”两个方面，正与我们所理解的包含了战争和军旅全部内容的“军旅文学”恰切吻合。（3）从字面上感觉，“军事”一词生硬、呆板，更具行业色彩；“军旅”一词软性、活泛，亦可作“军人的人生长旅”解，更具文学意味。

其实，“军旅文学”最早见于80年代中期，虽然当时尚未有人对它作出精确的理论界定，并与“军事文学”比较优劣高下，但它以天然的合理性保证了它的生命力，一经出世便蓬勃生长，而且悄悄地从“边缘”进据“中心”，终于在90年代大行其道。那么，它为什么到90年代才盛行于天下呢？表面看来，是时间的力量使然，深究起来，则另有一条重要原因不可不察，即在90年代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军旅文学价值取向的悄然嬗变。如所周知，80年代的“军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还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特点，就使它在80年代中前期，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姻或暗合之际，常常拥有一种先定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又进一步引导了“军事文学”的价值定位。

然而，90年代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也带来了文学生态环境的遽变，政治语境迅速嬗递为商业语境，一元文化的格局裂变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分天下，政治主导下的写作演变为文化观照下的写作、人文关怀下的写作和回归艺术中的写作。而“军事文学”也在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中努力寻求将政治的优势转化为文学的优势，深入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特有的审美特点、文学品质和人文内涵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比如“军事文学”一向庄严辉煌、高歌猛进的英雄主义主旋律也在90年代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奏——朱苏进的《醉太平》企图以军队的大院来透视文化的中国，他慨叹太平盛世之中只能寻觅到“英雄的碎片”，在“祭奠英雄”的同时，他提出的问题却发人深省：在和平年代里如何保持英雄主义的品格？以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等人为代表吟唱的“农家军歌”虽然有失高亢激昂，却也充溢着一种“视点下沉”的底层关怀精神，真切地反映了转型期农家子弟兵的生存景况，风格沉郁顿挫，引起广泛共鸣，成为一个阶段内军旅小说的“主旋律”。此外，还有一部分军旅作家的价值取向，更加灵活也更加坚定。他们的题材选择就逸出了军旅范畴，步履坚定地直奔审美目标——周涛立于西部边陲，以天山长风般的大气、鹰隼般的锐利和哲人的睿智卓然成为90年代中国散文一大家；周大新的“长河小说”《第二十幕》、阎连科的现代主义“突围之作”《日光流年》、柳建伟的现实主义厚重之作《北方城郭》，均非军旅题材，但都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将作家个人的艺术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实现了各自的追求目标，成为了各自的代表之作，也成为了中国90年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与此同时，由于军旅文学自由开放品格所焕发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军旅作家如邓一光、尤凤伟、阎欣宁、阿成等人的热情关注，写出了《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生命通道》、《五月乡战》、《枪队》、《枪族》、《赵一曼女士》等军旅题材的优秀作品。而这两种现象在80年代都是难得一见的。

上述诸例，都或近或远、或隐或显地证明着，90年代的军旅作家（军旅文学）正在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过的“军事文学”，逐渐走出政治化、走出宣传化，而回归与创造更加艺术化更加审美化的军旅文学。提法的不同，多少反映了一种观念的变异。正是在此种情势之下，“军事文学”的淡出和“军旅文学”的凸显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从政治强势中降了下来的军旅文学，正在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姿态，融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格局之中。

（载《光明日报》1999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