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合为时而著”

“中篇合为时而著”

此文系笔者为《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所作序言。题目改自白居易《与元九书》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见《全唐文》卷675）“时”，势也。此处可作时代、形势解。

——序《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

小引：

也许有一个当代文学现象长期为学界所湮没不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三十年（1949—1979）尤其是前十七年（1949—1966）里，作为一种文学体式，中篇小说与她的“姊妹”——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发展相比较，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当长篇蓬勃繁荣成为文学主流，当短篇佳作迭出引领一时风骚，中篇却还在蹒跚学步，呈现出严重发育不良的衰势。就此一情形而言，军旅小说亦不能例外甚或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妨从质与量两个方面分而述之。

先说质的一面。军旅长篇小说有一般人们公认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岩》、《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战火中的青春》、《欧阳海之歌》等诸多名震一时的“名著”。短篇小说亦有《党费》、《七根火柴》、《百合花》、《柳堡的故事》、《黎明的河边》、《英雄的乐章》、《古堡烽烟》、《开顶风船的角色》、《五十大关》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以及由此而成为名家的王愿坚、茹志娟等人。而中篇小说呢，似乎就不大好说了。名家（以中篇名世者）没有，名篇亦少，而且或是儿童文学，或是借助电影等传媒形式才获得广泛声誉（比如《上甘岭》、《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再说量的一面。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此番选编当代五十年《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时，才真正发现前三十年的军旅中篇小说是何等的少啊。尽管我们努力搜寻，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前三十年的作品仅占总量（二百部作品约近一千万字）的不到十分之一，而后二十年（1979—1999）的作品则超过了十分之九前30年军旅中篇小说作品少是主要的一面，但需要说明的另一面是，资料的匮乏和一些已故作家的难以联系，也给选编工作带来了难度并留下了不少遗憾。。

横向与长篇、短篇不能比，纵向与新时期的后二十年没法比。那么，当代前三十年军旅中篇小说严重滞后的原因何在？

当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与复杂的，但依我看来，当代前三十年（其实主要是“前十七年”，“文革”十年自不待言）军旅中篇小说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乃在于先天不足。换言之，当代军旅中篇小说这种特定题材的文学体式缺乏良好的承传与深厚的传统。“承传”一面我指的是现代文学，“传统”一面我指的是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

一

所谓“承传”不足，并不是说现代文学的中篇小说遗产还不足以让当代来继承传接。恰恰相反，中篇小说这种新式的小说体裁曾经在三四十年代迅速生长，获得过一个旺盛的生机勃发的早春时光。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7—1937）期间，共发表、出版中篇小说达二百部之多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上海文艺出版社。；而在第三个十年（1937—1949）期间，虽屡遭战争动荡之灾，出版的中篇小说也仍然达到了一百五十部以上参见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且不说这两个十年的中篇之和就可能远远超过了当代前三十年的中篇总量，更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还逶迤出现了茅盾的《林家铺子》、巴金的《憩园》、老舍的《月牙儿》、沈从文的《边城》、柔石的《二月》、萧红的《生死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等一批堪称经典之作的中篇精品。毫无疑问，这些小说都以其独特的价值成为了现代文学的宝贵遗产，应该说直接滋润了当代文学的发育生长。至于进入当代以后，中篇小说的良好势头为什么突受遏制，乃至严重萎缩，我想和相当多的作家尤其是久居“国统区”的作家的水平无关而和心态有关，和他们与新政权、新体制、新的文艺思想之间的磨合、调适不畅有关。要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大话题，须有专论方可能说清，在此姑且存疑。

显而易见，“承传不足说”并非泛指，而是特指，特指特定的军旅题材领域内的中篇小说创作。以此观之，方才说的现代文学中的相关遗产实有不足。上述诸经典中均与军旅题材无涉，其余名家名作涉足此一领域者亦少。此间原因倒并不复杂，盖缘于这一批学植深、修养高的成熟作家基本都无从戎经历或军事战争。与此情形恰成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旅小说家们，多是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小知识分子（中学、小学文化者居多），他们多以战士、干事、文工团员、文化教员的身份在战斗中成长，战争经验丰富而文化（文学）修养欠之乃为其基本特点。战争结束之日正是战争文学开始之时。他们对于战争的歌颂、咏叹、回忆、倾诉大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两种形式（体裁）。一是长篇小说，带有相当浓郁的自传或纪实色彩，艺术上也许幼稚、粗糙，但以生活扎实，感情真挚胜出，成功者如《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日》、《红岩》、《铁道游击队》，等等。二是短篇小说，因其篇幅短小，毕竟易于学习和掌握乃至藏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毕其功于一役者亦不乏其人，成功者如王愿坚、茹志鹃、刘真，等等。如此一来，那不长不短、既需要生活（一定篇幅的容量）又需要技巧（如结构与语言）的中篇小说反而变得更难以驾驭了（君不见，一些五六十年代以单行本形式发表的十万字左右的大中篇，其实就是长篇的容量和架构，只是因为写法还不够丰富和细腻而无法深入和展开，从而把长篇写成了中篇）。简言之，正是现代文学军旅题材中篇小说作品和作家两方面的“承传不足”，从或一方面造成了当代前三十年长、短、中篇小说三种体裁之间严重失衡的奇特现象。

二

所谓“传统”不足即可泛指，它指的不仅仅是军旅题材，也不仅仅是当代，它指向的是新文学运动以降六十年（1917—1977）的中篇小说。到此，也许有人要问了，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前面你刚刚肯定了现代文学的中篇小说成就，现又何出此言？是的，任何判断都是比较而言的，是相对而言的，现代文学的中篇与当代前期比，堪称辉煌，但与同一时期尤其是同一作家的长、短篇艺术成就相比又如何呢？《阿Q正传》作为新文学中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自有其崇高地位，但鲁迅短篇小说技巧的圆熟老到则恐怕还要胜出一筹；而茅盾、巴金、老舍的主要成就当以长篇小说为代表则是无疑的，如此等等。当然，作家驾驭、擅长、收获何种文学体裁，与其气质、个性、才华特点诸多因素相关，但也必定与某一体裁的传统浸润的深浅相关。如果我们放开眼光来看，将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一整体观照，则很容易注意到，在长、中、短三种小说体式中，中篇小说是最缺乏传统的。就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从先秦时期的《山海经》到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从干宝的《搜神记》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从唐宋传奇到明清笔记，从“三言二拍”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短篇小说的历史足足有两千年之悠久。而长篇小说一路，从史传文学绵延发展而来，俟到明清之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逞一时之盛，标志着中国长篇小说已臻于炉火纯青之境。就外国文学而言，从古代的英雄史诗脱胎而出的长篇小说和从小故事、小笑话演变而成的短篇小说，似乎一开始就在两条轨道上并行发展，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一新生面。短篇小说方面，意大利和英国相继收获了薄伽丘的《十日谈》（1353年）与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1400年）；长篇小说方面，则在法国与西班牙先后出现了拉伯雷的《巨人传》（1534年）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1610年），开始了各自走向辉煌的历史。等到19世纪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梅里美、福楼拜、莫泊桑、狄更斯等一批大师奉献出一批长篇巨著和短篇精品之时，既创造了叙述文学中一座座难以逾越的高峰，也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竭的丰富宝藏。

而中篇小说则不然。在中国古代文学长河中，只有唐宋传奇庶几近之，然终于擦肩而过，向着短篇一路径自去也。而在外国文学传统中，中篇小说也似乎从未独立门户，它和短篇小说之间的篇幅界限也始终是模糊的、相对的。比如近代第一篇心理小说《克莱芙王妃》，在当时算为短篇，但在今天看来，则是近乎于小长篇的大中篇了。再比如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那些相对于长篇小说而言的短篇小说，于今算来，也都是中篇小说的规模了。这种形式（篇幅）上的模棱两可，至今使那些谙熟外国文学的专家学者难以给中篇小说准确定位，以至于在与世界“接轨”时，不得不将一些素来在我们观念中堪称中篇经典的著名作品（比如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以及《阿Q正传》、《红高粱》、《棋王》等）都当做短篇小说给处置了。参见柳鸣九主编《世界短篇小说经典文库》，海峡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为了避免此中尴尬，目前国内文学界通常采用了一个中篇小说的裁定标准，那就是篇幅在三万至十二万字之间。显而易见，这恐怕也是一种出于操作（譬如评奖）需要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它的幅度广阔的灵活性和两端（短篇与长篇）边缘的模糊性，是否也说明了人们对中篇小说特定规律认识上的灵活与模糊，因而还有待于深化研究与把握呢？——就像短篇的“横切结构”或精短意识与长篇的“长河结构”或史诗风格一样，中篇小说最鲜明的质的规定性（决不仅仅是篇幅）究竟何在呢？

遥想20世纪之初，一批新文学的先驱，立足本土，胸怀世界，在对域外新文学影响进行民族化改造的同时，大力推进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的革新。正因为此，鲁迅成为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一方面，他非常重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尤其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这一短篇、一长篇的经典文本有着独到而真切的理解，得其神韵和精髓；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取“拿来主义”态度，认为他写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鲁迅：《书信集·致董永舒（1933年8月13日）》。传统根深蒂固而又博取域外精华，因而别开生面、自创新局而又迅速圆融老到、蔚成大家。就像茅盾所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雁冰：《读〈呐喊〉》，载1923年10月《文学周刊》第91期。毫无疑问，鲁迅也罢，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也罢，他们从拓荒到收获，从继承、借鉴到创新，中国现代小说能在短期内获得高度成熟，与中外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精深传统是密不可分的，而中篇小说的稍逊风骚亦与此点暗合。我们至少可以说，缺乏传统，正是导致当代前期中篇小说羸弱的远背景和潜因素。我们指出这一点，恰是由于它向来不被人们所注意和论及，在此多花笔墨略作梳理，意在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以助力于问题的深入研讨。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说当代前期中篇小说萎缩的近背景和显因素。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作家队伍的重组与分化，由于部分现代作家的逐渐淡出和一批当代作家（不少工农兵作者）的迅速崛起，以及由此形成的小说体裁取向，50年代的中国文坛开始出现了长篇繁荣、短篇活跃而中篇式微的小说景观。在那个动辄以题材、主题、思想取胜的年代，对于中篇小说这种特定体裁的艺术规律的认识与研究基本上无人问津。相比较各大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对于长篇小说（作者）的扶植和以《人民文学》领衔的数十家（各省、市文联、作协主办的）文学月刊对于短篇小说的培养而言，全国唯一的一家足以容纳中篇小说的大型期刊《收获》就格外显得形只影单。从创作到出版，从作家到读者，中篇小说冷落在当代文学的边缘踽踽独行，以至于这种在现代文学中一度兴旺而终未成大器的文学体裁渐渐进入了一个长长的了无生机的“冬眠期”，并且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三

准确地说，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的大潮，启动于七八十年代之交。当时，长达十年的窒息思想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三年，而1978年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有如春风吹拂文化的原野，坚冰解冻，万物复苏，知识分子重新获得了思考权和话语权，实现了从政治高压和文化桎梏下的“失语”状态向自由、自主表达的“知识分子话语转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回顾当时的一段话就很有概括性——“很多很多盏晚上不灭的灯，很多很多张在小路上徘徊的脸，很多苦恼、很多疑问、很多告别、很多结束、很多狂喜组合在一起，在短短几年里面最后终于出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状态，这种新的精神状态觉得可以与别人交流，可以带动其他人一起来迎接我们民族的新时代，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显露出来了。……这个话语的转换是全民性质的、是民族精神的常态恢复。这也为类似的文章找到了以前很难有的、广泛的接受面。”见余秋雨、王尧《文化苦旅：从“书斋”到“遗址”》，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

学者的“话语转换”成果“显露”为论文或专著，而小说家们的“成果”当然“显露”为小说了，而且主要是中篇小说。这是因为作家们对于祖国、民族、家庭、个人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莽荡沉浮、聚散离合，有着太多沉痛的回忆、深刻的反思、愤怒的鞭挞、热烈的欢呼、明亮的憧憬……十年压抑，一朝喷发——数千字的短篇，容量太小，不足以表达；数十万字的长篇，工程太大，来不及等待；三五万字的中篇则恰好，讲述一个故事、一段经历，笔墨淋漓而篇幅适中，十天半月甚至一周就可一气呵成，心情急迫而运思从容。尤有意味的是，与作家们这种倾诉情境构成对应关系的读者们的倾听情境——读短篇尚不过瘾，读长篇还耐不得烦，一个晚上读完一个中篇，刚刚好。有鉴于此，独具慧眼的编辑家们又推波助澜，烈火烹油，相继创办了《十月》、《当代》、《钟山》、《花城》、《中国作家》、《昆仑》、《小说家》、《小说界》、《中篇小说选刊》等数十家以刊发或选发中篇小说为主的大型期刊，和作家与读者一道，同构共荣了中篇小说的繁荣景象，顿使中篇小说成为了新时期文学大潮的主打和当代文学的新宠。客观而言，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夜走红，并非当代中国作家中篇文体意识的自觉，而是一种时代的选择。正如古人所云“佳篇合为时而著”，时也，势也。此中篇之福，作家之幸，乃时代之需、人民之选也。

时至1979年，已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丛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等中篇名作面世。待到1980年，谌容的《人到中年》、王蒙的《蝴蝶》、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宗璞的《三生石》、刘绍棠的《蒲柳人家》、蒋子龙的《开拓者》等优秀作品声威大振，使方兴未艾的中篇小说势头更加如火如荼。据不完全统计，到80年代初，中篇小说的年产量已达数百部之多，甚至超过了前三十年的总和，而且不断持续增长，到80年代中期，年产量已突破了千部大关。与此同时，中篇小说作家和中篇小说文体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共同走向成熟。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自1917年以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终于在80年代迎来了中篇小说的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并且以此修正了当代中国小说世界的长期失重，真正奠定了短、中、长篇小说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中篇小说的热潮，伴随着“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等旗号呼啸前行，滚动发展，推出了一批批新人新作，直至90年代中期长篇小说热卷土重来，中篇小说的旺势始见弱化而趋于平缓。

四

相比较当代文学，军旅中篇小说的腾飞有一点滞后。虽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先后有邓友梅、徐怀中等发表了《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阮氏丁香》等中篇名作，但毕竟还是“单蹦”，形不成阵势。而且，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团——青年作家群尚未发动。真正标志着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集团冲锋的“信号弹”，恰是1982年问世的两部中篇小说——朱苏进的《射天狼》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一南一北，相继打响，震动全军乃至轰动全国。不仅宣告了新时期青年军旅作家的集群崛起，拉开了新时期军旅文学进入高潮的序幕，而且以此为象征，开辟了反映“和平军营”和“当代战争”两条战线，召示了一大批青年军旅作家在这两个方向上频频出击、大显身手。待到1985年，莫言的著名中篇《红高粱》又开辟了第三条战线——“历史战争”，引导一批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作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至此，80年代“两代作家在三条战线作战”的格局形成，新时期军旅文学也借此进入了全盛时期。

如果说，前十七年军旅文学的主要成就以长篇小说为标高的话，那么，80年代军旅文学（小说）的突出收获则以中篇小说为代表。尤其是80年代长篇小说的歉收，更加反衬与强调了这一现实。笔者曾经对80年代军旅小说的总体成就作过一个概括性评价，在此用来评价中篇小说也庶几相当——

“大致可以这样说，80年代的军旅小说紧随当代小说的步调，以思想解放为发动，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主潮之中，在三个层面上急速向前推进。一方面是在思想深度上，一跃而过‘瞒和骗’与‘假大空’的屏障，向现实主义的纵深掘进，勇敢破除左的束缚，大胆揭露现实矛盾，正视‘军人是人’的命题，寻觅和平时期军人的价值定位和战争中人性的裂变与闪光，反思战争，在颂歌与悲剧的悖论中探索英雄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把握；二方面是在题材广度上，从雪山哨卡到火箭基地，从女兵王国到受阅方阵，从将军到士兵，从历史到现实，从天空、海洋到陆地，展开了广阔壮丽而绚烂的人民军队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表现现实军营生活方面，比‘前十七年’有了无可比拟的丰繁与多彩……三方面是在艺术形式上，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立足本土又面向外域，走出俄苏战争文学的单一影响而迎向八面来风，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到拉美的魔幻主义种种新潮中吐故而纳新，在叙事结构、表达语言和感觉方式等诸多方面不断接受挑战，实行变革……总之，80年代的军旅小说挣脱了以往许多羁绊与桎梏，完成了革命性突进，涌现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名篇和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部分作家作品甚至已经表现出了努力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的企图与追求，军旅小说再度成为当代文学一个独具特色和无可替代的组成部分，为新时期文学的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见朱向前《军旅文学史论》第17—18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80年代，在军旅中篇小说创造方面有上佳表演的主要作家有：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朱苏进（《射天狼》、《凝眸》、《第三只眼》、《绝望中诞生》）、莫言（《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金发婴儿》）、刘兆林（《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船的陆地》、《黄豆生北国》）、乔良（《大冰河》、《远天的风》、《灵旗》）、苗长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染房之子》、《犁越芳冢》）、周梅森（《军歌》、《大捷》、《国殇》）、徐怀中（《阮氏丁香》、《一个没有战功的老军人》）、彭荆风（《师长在向士兵敬礼》、《云里雾里》）、韩静霆（《凯旋在子夜》、《战争让女人走开》）、朱春雨（《沙海的绿荫》）、江奇涛（《雷场上的相思树》、《马蹄声碎》）、张廷竹（《支那河》、《黑太阳》）、唐栋（《沉默的冰山》、《愤怒的冰山》）、李镜（《冷的边山热的血》、《重山》）、周大新（《走廊》、《铜戟》）、王树增（《黑峡》、《鸽哨》、《红鱼》）、李本深（《沙漠蜃楼》、《吼狮》）、崔京生（《他和他的倒影》、《神岗四分队》、《第六部门》）、简嘉（《没有翅膀的鹰》）等。而女性作家成平的《干杯，女兵们》、刘宏伟的《白云的微笑，和从前一样》、王海鸰的《尘旅》、丁小琦的《女儿楼》、常青的《白色高楼群》、于劲的《绵亘红土地》、毕淑敏的《昆仑殇》、张欣的《遗落在总谱外的乐章》等清丽、柔婉之作，也不失为80年代军旅中篇方阵中的万绿丛中一点红。

五

进入90年代以后，骤然加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文学的失重，更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失位。对抗“消解”正是军旅作家们面临的严峻课题。在挑战与机会并存、淘汰与新生同在的双向动态演进中，军旅中篇小说和作家队伍出现了新的分化和新的景观。关于90年代军旅小说的几个重要特点，如：一、一批新人崭露头角（如“农家军歌”）；二、部分中年作家转入长篇创作等，笔者最初于1991年在《涌动的潜流——近年军旅小说形势分析》一文中提出并有详尽论述（见《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关于90年代军旅文学生态环境的变化（如“双重夹击”与“双层消解”等），笔者亦颇关注，并在《中国军旅小说：1949—1994》（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5期）一文中作出过最初判断，而在“90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军旅人生小说·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判断。中篇小说作为二十年来军旅小说的重要文体和重要收获，也最典型地受控于以上特点和背景，故尔此处（亦包括上一节对80年代的描述）多沿用笔者的相关论述。特此说明。

首先，是一批崛起于80年代初的青年作家，经过十余年的文学训练和人生历练之后，艺术技巧、思想修养和生活积累都臻于成熟，开始跃进一个新的境界，创作重心从中篇小说向长篇小说转移，先后创作出了《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孙武》、《末日之门》、《遍地葵花》、《兵谣》、《走出硝烟的女神》、《突出重围》、《英雄无语》、《亮剑》等长篇厚重之作，不仅弥补了8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歉收”的缺憾，而且还使长篇小说取代中篇小说成为了90年代军旅文学的主要风景，初步实现了长篇军旅小说继“前十七年”之后的再度繁荣。不过，在这支人到中年的成熟作家队伍之中，依然还有不少执著于中篇创作者，譬如张卫明（《英雄圈》、《双兔傍地走》）、何继青（《兵道》、《军营里的股民》）、黄国荣（《履带》、《尴尬人》）等人都写出了新的中篇代表作。而非军旅作家邓一光（《父亲是个兵》、《大妈》）、尤凤伟（《五月乡战》、《生命通道》）等人的加盟，亦在另一侧面支撑了军旅中篇小说阵容。此外，一些女性军旅作家不断地超越自我，也在中篇创作上有所作为，譬如庞天舒的《蓝旗兵巴图鲁》、曹岩的《棕色雪天》、裘山山的《结婚》等，也都是90年代的可观之作。

其次，是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的小说新人，在80年代军旅小说的辉煌日渐暗淡的沉寂中乘虚而入脱颖而出，为90年代军旅小说最初的艰难启动率先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他们以更加个体化的“青春角度”切入当下的军旅现实生活，以浓郁的自传色彩和个人人生经历或心灵历程，真实自然地流露与传达出了行进在八九十年代之际军队现代化进程中当代士兵的体验和情感，并以此填补了前代作家在追踪现实军营生活方面逐渐“淡出”的空白，再次印证了军队生活的文学反映必须在不同的时代找到不同的代言人的特殊性。参见朱向前《艰难行进中的“农家军歌”》，载《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1期。而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则是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这批小说新人最初的出道或成名之作基本上都是中篇小说，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90年代军旅中篇小说创作的主力军，其“首发阵容”是——阎连科（《乡难》、《和平雪》、《夏日落》、《大校》）、陈怀国（《毛雪》、《农家军歌》、《黄土地，绿军装》）、赵琪（《四海之内皆兄弟》、《苍茫组歌》、《穷阵》）、徐贵祥（《潇洒行军》、《弹道无痕》、《决战》）、张惠生（《旱舟》、《少小离家》）、石钟山（《大风口》、《父母大人》）、柳建伟（《王金栓上校的婚姻》）、陶纯（《坐到天亮》、《营地之光》）、陆颖墨（《白色潮汐》、《战争寓言》）、刘静（《父母爱情》、《寻找大爷》）、衣向东（《老营盘》）。

就量而言，90年代的军旅中篇小说比80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像阎连科这样产量高达三十余部的“中篇大户”，80年代就无人可比。但是，和整个军旅文学的声势和影响一样，90年代的军旅中篇小说较之80年代又多有不及。当然，其中文学生态环境的改变导致文学的边缘化是其主要原因，但作品的冲击力（包括思想的锋芒、艺术的创新和作家的激情等因素）的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譬如“农家军歌”一路，虽然推进了“农民军人”主题的深化与发展，更加切近了当下中国农民军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景况，并且真实反映出了他们在此间复杂的变化过程，但缺憾之处也所在多有——“比如他们过于倾心对生存状态的关注而忽略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显见得还缺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烛照……”参见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载《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此外，艺术形式上还缺乏更多新颖独特的创造，以至于共性多而个性少，作家之间的“靠色”和作家自我的重复几成趋势，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品与作品之间甚至还不易辨识，有“农家军歌”式的丘陵连绵，而无《高山下的花环》、《第三只眼》、《红高粱》式的奇峰兀立，如此等等。

纵观当代（军旅）中篇小说五十年，不难望见：前三十年（1949—1979）沉寂蓄势，弯弓待发；新时期（80年代）繁华一季，尽得风流；转型期（90年代）高潮退后，余波绵延。其沉浮演变的轨迹，折射出了文学生态环境（时代）对一种文体兴衰的复杂影响，预示了中篇小说的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同时，也留下了进一步认识与把握中篇小说内在规律的诸多课题，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思考与研究。

六

最后，再对《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的选编思路作如下几点说明。

1.范围。凡五十年来（1949年10月—1999年10月）在内地（不含台、港、澳地区）公开发表、出版的军旅题材（以描写军人、军营、战争、军事事件等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小说均在选编之列。

2.篇幅。沿用目前国内通行的中篇小说字数标准：三万至十二万字。

3.既考虑广度，尽量覆盖军旅小说家队伍，尤其是前辈作家作品尽量收入；也注意重点，对在军旅中篇小说创作的质与量两方面有突出成就者的作品酌情多选。

4.为保留真实的历史面貌，对少数有争议但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亦照原貌收入。

是为序。

2000年10月5日—11月10日

于京西黑白斋

（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