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火硝烟中的人性观照

炮火硝烟中的人性观照

——读朱秀海战争长篇小说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战争在每个人心中都有着不同的意义和解释。而在朱秀海看来，战争最终总是在与人性相关联。将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长篇《痴情》和《穿越死亡》与新近出炉的长篇《音乐会》做个纵向考察，我们将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首先，朱秀海总是选择一个宏观的战争场景（背景）来演绎人物命运，把战争作为一个巨大的人性试管，从中反复观测和试炼人性的光辉和晦暗。因此，也就构成了其创作的第一个特点，即擅长于战争题材的长篇巨制。

长篇巨大的包容量，通常能够让作者以从容的笔触、细腻的描写，围绕着人物命运、性格和心灵，入乎其里，出乎其外，纵横捭阖，尽展才情。朱秀海长期以来在长篇体裁里安营扎寨，同时又仰仗着长篇的阔大舞台，多方位、多层次地描绘了战争与人的尖锐矛盾，而人性的深度也在这种宏大叙事中得到了不断的开掘与推进。一九八九年发表的三十万字的《痴情》是一部以反映当代（南线）战争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家不仅以雄浑广阔的现实主义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逼真动人的、飘散着俄罗斯油画风味的战争画卷与战场景观，还更以道劲犀利的笔力和对人物心灵辩证的把握，为我们剖示了一场又一场关于战争与和平、关于爱国与爱子、关于人性与党性、关于奉献与自私、关于崇高与渺小的雷鸣电闪般的灵魂的自我拷问与抨击，不断地给我们以震撼与感动，这也使其成为了一部深入到了当代战争对人性的冲击、对伦理道德的洗涤、对整个社会的震荡的“战争后遗症”这一探寻与追问的先声之作。接下来，一九九五年的《穿越死亡》直逼战争现场，以洋洋四十三万言揭示了当代军人在战争环境中怎样锻造与铸炼出英雄品格，一个又一个普通军人乃至懦夫的精神品位和人格境界又是怎样经过战争迎着炮火与死亡而走向了纯净、升华与腾跃的心灵轨迹，可以说是对当代（南疆）战争给予中国军人的生命的洗礼经过深思之后的一部总结之作。二〇〇一年底发表的七十万字的《音乐会》则是一颗重磅炸弹，它回溯到离我们更为遥远的抗日战争当中，以秋雨豪领导的抗联十六军揭竿而起，与敌寇展开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最后悲壮地全军覆灭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为背景，以一个亲历战争的朝鲜小女孩金英子的视角带领读者深入到战争中去，将抗联战士慷慨赴死为国捐躯的英雄壮举和日寇令人发指的血腥暴行，以及战争的残酷惨烈和战争中人性的丰富、复杂、深邃表现得淋漓尽致。

除了宏大叙述背景的支撑，小说中颇具匠心的人物设置也使朱秀海战争小说中的人性探索别具张力。他总是巧妙地最大限度地将人物推向极致，使人物的弱小无助和战争的强大无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反差，在这种对比和反差中，人性撞击出来的火花就更为璀璨夺目。这就构成了朱秀海创作的第二个特点。

《痴情》中的司马丽君是一位饱经苦难的普通工人，“文革”使她失去了心爱的丈夫，可命运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又将与她相依为命的儿子送上了战场。然而更加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中，她发现被人们视为英雄的儿子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战斗英雄，自己因为儿子牺牲所得到的荣誉竟然是假的，命运将她剥夺得一无所有。《穿越死亡》中原先作为预备队的战斗力弱中之弱的三营九连三排鬼使神差而又别无选择地成为了能够去进行“634高地”攻坚战的唯一力量，只有十七岁并从小向往成为自然科学家的文弱少年上官峰竟成为了这个排的指挥官，置于死地而后生的险恶境地不难想见。在《音乐会》之中，作者更将一个最不应该出现在战争中的人物推向了最惨烈的东北抗联战场：朝鲜抗日志士的遗孤，一个正处于豆蔻年华、有着很高音乐天赋并一直梦想着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的花季少女金英子，在残酷的战争中目睹了母亲、弟弟、丈夫、自己视为亲人的秋雨豪叔叔、秋云阿姨和同龄的小伙伴小玉、卞霞、安福顺等人的相继惨死，以及第十六军悲壮的全军覆没……

这样的设置对于人物也许是过于残酷了，然而人性却借此得到了鞭辟入里的观测、检验、考问和纤毫毕现的表达与展示：司马丽君理智上知道很可能炸掉碉堡成为战斗英雄的不是自己的儿子，然而出于伟大的母爱，为了维护儿子的形象，她在情感上却又不愿接受甚至极力回避这一点，这里是人性中的理智与情感、伟大与渺小的纠缠执著；上官峰们在面对死亡时，感到的是死亡带给人生理与心理的冲击与挤压，他们奋勇战斗，更是为了战胜死亡，这里是人性中的恐惧与无畏、奉献与自私的生死矛盾的对立交织；金英子一次次在枪炮轰鸣的“音乐会”中呼啸突进，在血肉横飞的人狼大战中心惊胆颤，在母狼“花花”闻风起舞时惊喜交集，反复感受到的是人性与人性、人性与兽性、人性与狼性的对比、分野、升华或毁灭……

正是通过对战争中的人性多面而有深度的不懈追索，朱秀海才对战争作出了深入而独特的思考，而这恰恰构成了其作品的第三个特点。

《痴情》将人们的视线引到对于“战争后遗症”的关注上，《穿越死亡》则通过直面死亡、正视恐惧，穿越死亡、战胜恐惧的心灵历程，提出了“战争即是为了躲避和战胜死亡”的形上思考，而《音乐会》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通过特殊的人物设置与命运发展，将关于战争的思考引向全面和深入。

本来是属于男性世界的、“让女人走开”的战争却偏偏使得金英子这个羸弱少女卷入其中，我游击队将士三番五次为使其脱离虎口而将其送往音乐学院（虚拟的和平象征），却总是一步之遥，徒劳而返，令人扼腕长叹。而金英子最初对战争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日思夜想尽早脱离战场的描写，读来既令人心碎亦让人同情。因为胆小、怯懦、怕死原本属于人性的一部分，它理应得到我们的理解、宽容和包容，在正常的和平岁月中，它甚至不应该受到苛刻的批评和指责。作者选择了两个异国少年（金英子和松下浩二）的角度来反思战争，井不拘囿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是经由人性的普遍观照，获得了超越党派、民族乃至于国家进而达到人类共性的高度。那就是这场战争是正义与非正义之战，更是人性与兽性之战，而后一种定位因为少了相对性多了些绝对意义，而更加接近了战争的本质，也从另一个侧面指出了人性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劫后余生进入垂垂暮年的金英子接受采访时始终门窗紧闭，因为她心中有一块痛——她始终怀疑自己无意中也曾吃下了日本人烧烤的狼肉甚至人肉！于是，全书结尾处，她有如噩梦醒来般发出了“天崩地裂一般悲愤的呜咽”……我们为之无语，为之震撼，在谴责侵略战争的同时也隐隐悟到了作者对于战争所作的另一重思索：作为胜利的代表人性的一方同样需要对战争作出审视，即战争最终损害和异化的是人的本性。因而，整个人类都应该化剑为犁，珍视和平。不能不说，这样的对于战争的思考是独特和有深度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朱秀海以其三部战争长篇小说，为推进中国当代战争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接轨作出了积极探索和突出贡献，并因此而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战争文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朱秀海的战争长篇小说远非十全十美，仅以新作《音乐会》为例，如果从艺术上挑剔，就还有三个“度”的把握问题值得推敲。一是叙述角度：全书本是金英子的“录音记录”，文体定位应是个性化的口语，华丽、繁复、铺排的书面语显然与此相抵牾，可否视为作者对“叙述角度”的“越位”？二是叙述强度：作者激情饱满磅礴，但有叙述力度、强度过火之嫌，就像一位歌唱家始终定在高八度上歌唱，不仅歌者累，听者亦疲惫，而且还因此失去了张驰跌宕的疏密感和节奏感，对于叙述张力反而是一种弱化。三是叙述长度：七十万字的篇幅大可压缩，心理描写过于冗长、细碎，相形之下反倒显得情节性、动作性偏弱，读来常有沉闷之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书的可读性。——如何将文雅耐读与通俗好读水乳交融起来，是朱秀海今后战争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

（原载《西南军事文学》二〇〇二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