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怀中先生的三个比喻

关于徐怀中先生的三个比喻

徐怀中先生作文章有一大偏好：爱用主题式比喻。从50年代的“长虹”（《地上的长虹》）、“向日葵”（《十五棵向日葵》）、“雪松”（《雪松》），到60年代的“四月花泛”（《四月花泛》），再到八十年代的“天使”（《没有翅膀的天使》），再到二〇〇〇年的“日出”（《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这些比喻巧织细编，出现在文章回肠荡气之处，其兴味绵绵不绝灌输全篇，成为其中不折不扣的文眼。在此，我也学一招，借三个比喻，来说说徐怀中先生的过去和现在。

一报春的红杏

一九八〇年一月号《人民文学》以显著位置发表了徐怀中的《西线轶事》。这篇小说，恰如报春的红杏，宣告了两个春天的来临。

第一个春天，是针对军旅文学说的。说它报春，缘由有三。一是题材，《西线轶事》成功开启了用文学反映南线战争之先河，一时间描写当代战争的“南线”故事风云际会，《高山下的花环》等名篇佳作相继问世，构成了支撑80年代军旅小说辉煌的重要战线。二是思想，军旅文学的神韵皆出自“英雄”，但在“十七年”直至“文革”时期存在着“高大全”形象充斥的尴尬。新时期到来，日常生活的残缺和伤痛一再地反讽着军旅文学的“不食人间烟火”。《西线轶事》弥合了两者的矛盾，写得既有人间味又有飞扬感，通过体现苍凉人生和英雄生活所构成的内在焦灼，写出了“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军人，多舛的生活遭遇构成的心灵创痛和崇高坚定的爱国情感之间的张力，成功统合了反思意识和颂歌模式，为军旅文学进一步腾飞做下铺垫。三是美学，在结构上，《西线轶事》打破了“前十七年”以战争和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模式，没有写战争的腥风血雨、风云突变，而只是呈现战争背后的人情世态。它叙述的多是不连贯的事件、瞬间的场景和不可言说的心情——譬如女兵们找不到厕所、害怕尸体、心情紧张忘了口令、无缘无故的笑声等，以琐事写大事，以人情写英雄，将“大江东去”置换为“小桥流水”，先大事化小，再以小见大。娓娓闲谈之中举重若轻，平淡自然之中别出手眼。语言上，不加刻意但又字字斟酌，平淡而有味，普通又独特。

作为“万树红边杏，新开一夜风”的《西线轶事》，虽无后来《高山下的花环》那般轰动，但它在该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之中高居榜首的“人气指数”可以说和“花环”打了个平手。特别是它的“先行者”位置是不可替代的，它给予其他新时期军旅作家启示的潜意义更加不可估量，可以说，它启蒙和呼唤了整个军旅文学的春天，无愧于“当代战争小说的换代之作”。

第二个春天，是针对徐怀中本人而言的。一九五六年，他的长篇处女作《我们播种爱情》被叶圣陶先生推荐为“近年来优秀的长篇之一”。两年后，又被作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的优秀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并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域外出版，为他赢得了当代文坛的一席位置。一九五九年因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受到批判，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作者心灰意冷，十多年没有动笔。直至一九七九年到南线采访通讯连女兵时，仍无写作冲动。但正是这样一篇无意偶得的妙文，不仅重振了军旅文学的雄风，也送来了徐怀中创作的第二个春天。趁热打铁，他又连续发表了《阮氏丁香》、《一位没有战功的老军人》等中篇新作，在人物和题材上都别开生面。一九八四年，徐怀中出任首届军艺文学系主任。一年后，擢升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三年后升任部长。可以说，一炮而红的《西线轶事》让年过半百的徐怀中顺理成章而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地踏上了文场和官场的坦途，成为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主将和风云人物。

二集团冲锋的领军

一九八四年，文学系创建之初，只有系主任徐怀中，再加一个干事和一个教学参谋，可以算得“白手起家”。一张白纸，正好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师资，正好可以聘请社科院、首都高校和驻京作家中的名家教授来给学员们做“天才式教育”。

当时徐怀中五十有五，功成名就德高望重。但他经常只带一个参谋，上高爬低，登门造访，坦诚相邀。这种诚实谦逊、遇事端肃、亲切平和又一丝不苟的为人，感动了所有的应聘者。吴组缃、丁玲、刘白羽、王蒙、李泽厚、刘再复、汪曾祺、谢冕、张洁、李陀等名师大家纷纷走上军艺文学系讲台，耕云播雨，点石成金。一时间，京西魏公村风云际会、名动海内。徐怀中谦虚之下得意非常。他将这种教学方式称为“密集式的知识轰炸”，有时又自诩为“高信息强输入”，这种“就高不就低”的教育模式，在一种“残酷”和“松散”之中体现了徐怀中的匠心：改变学员的文学观念，让他们山高水低听凭发展，“各行其事”，最终培养出有个性的非标准化的“天才”。

徐怀中的教育理念是包容大度，宽裕自由，生活之中也力求解放。力邀爱妻为学员教授交谊舞（徐怀中的夫人是专业舞蹈教师，高级舞蹈编导）；鼓励学生买便装。以至于当时文学系的“个性主义”风行，每个宿舍被各种布帘分割，推门只见布帘不见人影，人称“地道战”。人人藏于自我空间之中，或经营文章，或伏案苦读，人人“乐耕乐织”。另一方面，徐怀中在鼓励开放率性的自我选择之中，还极力提倡学员之间“搓澡”式的关系，强调赤裸裸坦诚相见，互相切磋。

例如“以文会友”。入学第三天，徐怀中召集大家座谈，以不同的文学观和见解的碰撞为契机让大家迅速熟悉。当天，身为副班长的我，已经被提前“动员”，见已冷场，便大胆冒出来，竟谈了四十分钟“小说写意”。后经徐怀中老师鼓励，这番“神来之侃”整理成《小说“写意”技谈》发表在了《文学评论》上，成为我的文学批评处女作。正式堂皇的“搓澡”还有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和朱苏进的《凝眸》等作品的讨论会，靠着这些规模或大或小的“搓澡”，军艺文学系学员互相挑刺、互相激励、互相较劲，以一批批作品不断地冲击中国文坛。

如果说李存葆是成名以后上的文学系，那么莫言则是正经由文学系培养出来的。首先，他的入学报名就晚了一天，徐怀中读了他的《民间音乐》就破例收入门下，并在开学第一次集会上就不无遗憾地表示：“可惜当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我没看到《民间音乐》，否则一定为它投一票。”上学期间，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等一批作品的发表都和徐怀中的推荐有关。甚至到毕业几年后，莫言第一次的转业念头，也是被徐怀中老师诚恳打消。这一方面是珍惜莫言，另一方面又是为军旅文学的全局着想。莫言是徐怀中的高徒，徐怀中是莫言的恩师。有这样的老师，才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的领军，才有这样的战士。

徐怀中这个老师，当得有新鲜的一面，也有古朴的一面。用新方式拔高，用旧师德做底，探索创新同时归于正，他是一个领军，撑起一方天，前后兼顾，调度适当。正是这一份荫庇，才使得我们保持了一种不安分又自然的热诚和天性，去无所顾忌地冲锋陷阵。

三住在老年身躯里的小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徐怀中曾十分投入地参与了改写电影剧本《大决战》。九十年代初从部长岗位退下来以后，就只以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名义参与一些文学评奖的组织领导工作，一如既往地发现和提携文学新人。期间，还风闻他对某种传统气功颇为迷恋，也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偶或见面，果然就是鹤发童颜，可见得道颇深，功力匪浅。叹羡之余，也常常为读不到先生的新作生出几分惆怅。

殊不料，一九九九年，七十岁的徐怀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短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讲的是一个赤裸的神秘女人漂流到连队驻扎的小岛，后又投海自杀神秘失踪的故事。女人来去匆匆，文章也是以一个又一个悬而不解的迷局铺陈了现代人无法索解的绝望。文章风格奇诡，若说是先锋，但语词地道，简约凝练，一派现实主义作风。但若说是传统小说，情节结构又出神入化毫无逻辑。徐怀中的名字标在上面，让人大呼意外。

一年之后，徐怀中又在《人民文学》第一期发表了短篇《或许你曾见到过日出》，全文围绕女孩脸上“一抹极淡极淡”的微笑，以“妙园日出”为喻，写了一个军事学博士不期然间遇到却再难割舍的一段诗化情感。文章自然平淡到极点，直接使用谈话口吻，流畅朴实。不但仍与以前自己的风格不同，就是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相比，也是另一个模样。就这两篇文章，按其风格，若是开出五十位作家的名单，让所有熟悉徐怀中的作家、评论家去挑，也不会挑中徐怀中这个名字。

按年龄和资历，作为曾跟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历史老人，徐怀中是绝对的“老一代革命先辈”。阅历、年龄、眼界和知识结构在老一代的身上，曾是资源，却极易变成障碍。正是如此，时代的脱节，资源的用尽，使得无数年迈作家或颓然停笔，或徒然重复写作，新作不断，但了无新意。徐怀中却不然，从《我们播种爱情》到《无情的情人》，到《西线轶事》，再到“日出”，所作不多，但篇篇迥异，而且变化的幅度如此之大，堪称老作家中的一绝、中国当代文坛的一奇。溯其根源，一是童心，二是赤心。童心、赤心相通相融。若无赤心，只是“为文造情”，文章流于肤浅和卖弄；若无童趣，赤心或许变为迂阔，没了灵性和味道。在童心处超脱、在赤心处回归，正是徐怀中做人和为文的精要之处。

佛家语说：初心便是正觉。我说，童心养育文学。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说过一段名言可和上面两句话互为发明，互为诠释。巴翁如是说：

“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严肃而悠长的岁月中，没有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作家。”

以“童心说”来检测，徐怀中先生正是年龄越长，童心越彰，可谓住在“老年身躯里的小孩”。一方面，求新求变时，不计利钝，不计毁誉，“恶作剧”式地玩它一个底儿掉；另一方面，“玩”完之后却又有些羞涩怯人——据我所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写就之后，徐怀中先生迟迟不敢出手，几经家人、亲友讨论鼓励，迁延一年之后才终于送给编辑部。这一“勇”一“怯”，何其天真可爱，烂漫魅人。“返老还童”者，“老小孩”者，此之谓也。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20世纪上半叶，齐白石先生“衰年变法”，从此画风大变，豁然进入一新境界。如今，徐怀中先生古稀变法，亦为世纪末的中国文坛留下一段颇堪玩味的佳话。它也许只如彗星划过，但依然以它短暂却是真正的光芒照亮了不无麻木的文学天空。令我辈仰视、感叹、良久无语。

（原载《北京文学》二〇〇四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