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广度和深度的文学长征

向着广度和深度的文学长征

——“长征文学”与王树增的《长征》

在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史上，“革命历史题材”是一个宏阔的命题，而“长征”是其中一个丰饶的领域。可以说，“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最悲壮激烈、最动人心魄的一页，对作者和读者都具有历久而弥新的吸引力。据我所知，围绕今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全国就有两百多部长征题材的图书问世；而依照我的阅读视野和经验判断，王树增的“非虚构类”纪实长篇《长征》不仅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极有可能是长征胜利七十年来最厚重的大书之一。

一

我个人认为，七十年长征题材的文艺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从长征开始一直到结束，贯穿了长征过程的始终。比如长征途中就有黄镇创作的活报剧《一双草鞋》、陈云（化名廉臣）的纪实文学《随军西行见闻录》，还有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沁园春·雪》等诗词精品。到了延安之后，一九三六年八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主席毛泽东亲自发起了长征征文，最后精选一百篇定稿为《二万五千里》，作者多是亲历长征的中高级红军将领，突出了时效性和宣传性，艺术性方面相对粗糙。

第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以为纪念建国十周年而举办的大型征文《星火燎原》为代表，收录了杨成武等红军名将的《翻过夹金山》《飞夺泸定桥》等记述长征精彩片段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章此后还被陆续收入中小学课本，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此基础上虚构、提炼而成的文学作品则有王愿坚的《七根火柴》等短篇小说，标志着此一阶段长征文学的艺术高度。此外，陈其通动笔于一九三六年的大型话剧《铁流两万五千里》，历经二十年，几易其稿，几易其名，终于在一九五六年改定为《万水千山》成功上演。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希图宏观反映长征的艺术努力，也成为了当时对长征的权威解读。稍后不久，由于优美、激昂的音乐旋律的托举，由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征组歌》的重要意义在于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突出重点的叙述长征的经典架构，“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等长征题材创作的要点开始凸显并固定下来，它和《万水千山》一样体现出长征文学叙述和党史、军史强烈的同构色彩。这一阶段的长征题材创作更加注重艺术形式的多样化和对思想的提炼、对艺术的打磨，同时表现出明显的宏大叙事倾向，但在深度的探索方面稍嫌不够。

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开始发挥文学的虚构特性，小说一度成为了表现长征的主要文体。以乔良的《灵旗》、程东的《夕阳红》、江奇涛的《马蹄声碎》等中篇小说为代表的一批作品开始注意到此前被宏大叙事所忽略、遮蔽了的小人物的命运，着重挖掘人性的深度与复杂。与此同时，董河汉的纪实文学《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和黎汝清的长篇纪实小说《湘江之战》等作品则第一次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红军的失败之役，呈现出浓烈的悲剧色彩。另外，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李镜的《大迁徙》也都从大全景的角度丰富和拓展了长征文学的表现空间。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中国，该书将长征概括为“人类求生存的一曲壮歌”，它超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角度，首次从人类精神的高度来肯定长征的意义，这也给当时中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以至于陪同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的长征文学专家王愿坚感慨地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写出一部自己心目中的长征呢？

是啊，回顾七十年的长征题材创作，这其中包括了小说、戏剧、诗歌、音乐、舞蹈、报告文学，林林总总，卷帙浩繁，虽然不乏精品名作，但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能与长征这一史诗相匹配的鸿篇巨制仍属罕见。如果要说艺术高度的话，我首推毛泽东写于长征期间的几首诗词。虽然短小，但是气魄宏伟，胸襟阔大，意境高远。长征途中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是毛泽东个人乃至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岁月，但压迫愈深，反抗愈烈，越是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越是迸发出生命的华彩篇章，这是毛泽东的个性使然，也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与缩影。毛泽东诗词超越一己之悲欢，超越政治与宣传，完全进入到一种超逸的、审美的艺术与精神境界，所以能够穿越时空，永葆魅力。这也是值得我们写长征时认真思考与借鉴的艺术经验。

二

综上，可以说以王树增的《长征》和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新一轮出版热为代表，长征题材的文学创作进入到了第四个阶段，而此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在表现的广度与挖掘的深度方面的双向努力。以《长征》的追求为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全景式客观再现，全球化认知高度”。

何谓“全景式客观再现”？第一，《长征》并非像以往那样仅仅满足于对某一局部、某一片段或某个人、某一方面军的长征的描写，它第一次把参与长征的四支红军主力部队等量齐观，纳入视野，几条叙事线索相互交错、同时推进。作家扮演了总导演、总调度的角色，读来确有一种航拍效果，全景鸟瞰，推拉摇移，东西南北，尽在斛中，全面而广阔地展现了长征宏大、丰饶而复杂的历史图景。第二，《长征》突破了只关注高层指挥机关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老模式。尽可能多地在历史长河中钩沉、捕捉到了大量的小人物、小场景和小细节，使一些湮没无闻的英烈堂而皇之地走入了煌煌史册，从而建构起了一个从下到上的红军英雄人物谱系，它的“纵”深与前一点的“横”宽，共同拓展了《长征》“全景”式的表现空间。

何谓“全球化认知高度”？那就是挖掘长征精神的普适性，深入到作为个体的红军战士的内心世界来探求长征精神的真谛，红军战士的心理和精神空间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作者试图探究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红军个体的精神信仰是怎样坚定地支撑着他们完成对自己乃至全民族命运的创造，从而将长征精神升华到了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高度。长征史诗的意义超越了党派、民族和国家，不仅仅属于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它也是属于世界的，属于人类的。

长征的伟大实践证明了人类无论处在怎样的险境、绝地之中，只要有理想作为支撑，有信念作为牵引，就能产生一种精神，一种一往无前、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有了它，就不仅可以在枪林弹雨、大河绝壁、雪山草地中顽强生存，而且还能英勇战斗并且突出重围，赢得胜利，追求光明，走向辉煌，创造史诗。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奥秘所在，也是长征精神不朽的根本原因。西方评选一千年来影响人类历史的大事中，中国入选三件，其一就是长征。这也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中国，全人类都需要长征精神。而当下中国，在一个物质极大发展了的社会环境中，更加需要打通对于长征的民族记忆，并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强化和振奋国人精神。

饶有意味的是，王树增已然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报告文学作家，然而他本人却并不认同“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提法，情愿采纳世界通行的“非虚构类”写作之说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对曾经发生在历史进程中关乎民族、社会和民众命运的重大的人与事有高度的敏锐性，能够对这些人与事作出作家自己的具有创见的评判，并用具备文学品质的表述风格，鲜明而具有责任感地对人物和事件与读者一起作出饶有趣味的、富于思辨意义的解读。”此中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描写的广度（即“关乎民族、社会和民众命运的重大人与事”），二是思考的深度（即“作出作家自己的具有创见的评判”），三是文学性（即“具备文学品质的表述风格”）。前两层意思已有论述，现在说说“文学性”。王树增之所以如此看重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原因就在于他原本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和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家的新闻出身不同，他有扎实的文学底子。

王树增的文学底子在“非虚构类”纪实长篇《长征》中有两点突出表现，一是语言，二是细节。王树增的语言脱胎于小说，比一般的报告文学语言更富弹性，更具张力，更加生动鲜活。更加细致入微，更加细腻滋润。更加适合营造气氛、意境和情调。这是他的禀赋所系，与刻苦、模仿、追求无关。这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优势。而至于细节的运用就是他的小说技法的挪用了，但他比一般的报告文学作家对细节捕捉更敏感，运用更灵活，安放更妥帖并更具匠心和诗意。例如在这部近七十万字的大书的结尾，却写了一个掉队的名叫朱家胜的红军炊事员独自挑着牺牲了的战友的东西在黎明时分到了陕北根据地，红军战友迎上来接过担子，往他手里塞了个热乎乎的芋头，一个干部还拿出针线包为他缝补那件破衣服——“那是他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离开根据地就一直穿在身上的一件单衣。天边那片朦胧的亮色逐渐扩大，苍茫的河山骤然映入红军战士朱家胜流着泪的双眼——雪后初晴的黄土高原晨光满天，积雪覆盖下的万千沟壑从遥远的天边绵延起伏蜿蜒而来……”这是一个经典的王氏结尾，先“尽精微”：“担子—芋头—缝补破衣服—泪眼”，然后再“致广大”：“千山万壑”奔来眼底，最后以毛泽东词《沁园春·雪》收束。此时百感交集，悲欣交集，无声胜有声，四两拨千斤，一人静场反倒比千万人欢呼雀跃、红旗招展更加激动人心，冲击情感。这就是以小胜大、巧用细节的胜利。

大体说来，作家在《长征》中常常用小说的细节来刻画与塑造人物，用散文的语言来写景状物，用议论来表达思辨和评判，用诗情来营造意境和氛围，整体呈现出一种跨文体写作的风貌、独特的个人风格与审美特性。但是过于强调“非虚构写作”或急于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划清界限，也使得作品面目暧昧。比如全书虽然大量引征文献与资料却又不注明出处，实为纪实又貌似小说。说是纪实又无可稽考，容易使人心生疑窦。因为长征史毕竟为国人所熟悉，更何况不少史料还见仁见智，人言人殊呢。作家可以有自己披沙拣金的甄别与选择，但加以注释，既便于读者沿坡讨源，也给自己留下余地与空间，岂不两便？而且真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加强真实性，有百利而无一害。但对于真实、对于历史的还原却必须有作家的甄选和经营，否则深陷其中亦不堪承受其重，譬如书中关于四支主力红军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行军路线的精细描画，令人读来就时有晕头转向之感，反而不得要领了。

总之，长征不易，《长征》亦难。王树增为此至少也经历了三层意义的“长征”：一个是实地的长征，反复亲临现场考察采风，感同身受；二是调研的长征，大量的采访，长期的积累，两百四十万字的调研笔记，水滴石穿；三是写作的长征，五载寒暑，废稿三十万字，也是一场拼智力、拼毅力、拼体力的马拉松。《长征》已经胜利了，但最终的庆贺为时尚早。王树增是个“干大活”、有“野心”的作家，他的宏大计划是用《远东朝鲜战争》（二〇〇〇年出版）、《1901年》（二〇〇二年出版）、《长征》（二〇〇六出版）和《1911年》、“抗日战争”五部“非虚构类长篇文学”来构建他个人心中的宽广而有深度的中国近现代史。王树增是一个具备优秀作家的激情、想象与悟性，同时又具有军旅作家的英雄情结、使命感和责任感，还兼具学者的冷静、理性与学识的难得的文学将才。他向着广度与深度的文学长征已经路程过半，我们祝贺他，我们期待他！

（原载《文艺报》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