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反对“下海”

我为什么反对“下海”

——关于当前文人、文学的答问

我反对——当然是反对那些不该或不宜“下海”的真正具有文人品格的文人们“下海”，而对于另外一些原本就以从文作为“敲门砖”或“终南捷径”的本质上是商人的人来说，倒不存在这个问题——关于他们“下海”，其实可以换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叫做“商人归队”；只不过他们是在商品经济的今天，为自己的彻底“脱队”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恰如其时的机会罢了——他们自然不在我的讨论之列，此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是也。至于我为什么反对“下海”，近年来或撰文或讲课或发言，我都有过侧重点不同的阐释，因此，这里仅就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再分别简单地谈一下我的相关思考。

一工商时代文人何为？

20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济这个历史的巨大杠杆出现在中国也许有点姗姗来迟，但它一经撬动就无疑给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个加速度。然而，正因为它启动太快，造成中国从“政治/农业”社会到“经济/工商”社会的突转，才使当代中国社会像急拐弯中的列车，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重和倾斜——比如道德失范，比如价值系统的紊乱。与此联袂而至或者遥相呼应的还有，由于形而上学传统的薄弱，由于理想主义精神的极端匮乏，一旦高蹈的意识形态防线有所松溃，各种短视目光、功利心态、浮躁情绪和实用主义思潮便如春洪决堤汗漫而出，公然打起种种堂皇的旗号招摇过市。一时间，大有天下攘攘皆为利者、商海滔滔言必称钱之势。金钱似乎成了此一阶段衡量一切的唯一价值尺度。在此情势之下，刚刚从政治重轭下解脱出来的中国文人即刻又被经济大潮打得晕头转向摇摇晃晃，种种关于“文化流失”、“精神贬值”的惊呼、哀叹或诅咒依然被淹没在甚嚣尘上的拜金主义狂潮之中，连水花都溅不起一个。一夜之间，被甩出了主流意识形态边缘的中国文人们仿佛变得更加无所依附，找不到立锥之地了。于是乎，“注重经济效益”、“与市场接轨”、“化知识为金钱”等口号对中国文人产生了“挡不住的诱惑”，“下海”也便成了当前文人的“自救之路”——有的声称要“先商后文，以经济的自由来保障心灵的自由”；有的则干脆表示要“弃文经商”，直奔金钱而去，公然慷慨“下海”；至于羞羞答答的“隐形下海”者就更不计其数了。毫不夸张地说，突如其来的滚滚商潮在催动社会行进的同时，也给中国文人从行为方式到心理结构造成了巨大的震荡。

问题就这样被尖锐地提出来了——

工商时代文人何为？或者进一步说，在当今具有中国特色的前工商时代（或曰初级阶段），中国文人（狭义地说指作家，广义而言包括整个人文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他们到底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失落的价值？如何给自己定位？是“下海”经商、发财致富吗？是仅仅在金钱的拥有量上和那些摊主、小商贩、餐馆老板乃至公司总裁、董事长们扯平拉齐吗？如果真有这一天，那究竟是中国文人的升值呢，还是贬值？

在我看来，真正具有文人品格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就应该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时代的大脑和社会的良知。在当前商海横流而人们又往往以某种似是而非的历史表象（比如资本原始积累）为根据去批判传统道德同时否定道德本身，从而使一种非道德化倾向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潜伏病灶之际，决不应该去“赶海”蹚浑水，推波助澜乃至混水摸鱼。文人的“定位”恰恰是与这个“海”拉开距离，保持距离，坚定批判的眼光和权利，以自己清醒的头脑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创造与品格发出正义和理性的呼喊，既为这个时代人们的情感负责，提供一种精神的价值尺度和终极关怀，也为这个社会的经济活动负责，提供一种道德的前提条件和人文阐释——这才是工商时代中人文知识分子独特的责任和无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事实上，从宏观来讲，自清末开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经过百年的磨难、曲折、激荡和演进，现在已经到了亟待上轨定型的关键时刻。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展开的社会现实，使得这种对新的人文精神的文化和理论的呼唤更为急切。也就是说，几十年来在当代中国大陆所形成的“传统中国文化、狭义的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三分文化”（许明语）已经无法对当前中国社会做出合规律的阐释与说明。今日中国大陆推进的既非传统意义的经典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而与后工业社会理论就更是相去甚远。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混合型社会阶段，既有滞后的农业文化，也有先进的工业文明，还有超前的后现代思潮；历史还没有提供过相似的范例，以便当代中国的人文学者做出选择。另一方面，这种万花筒般的五光十色急速旋转着推进的社会实践运动本身，又无时无刻不在调侃着和消解着既有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长此以往，这个社会势必行为失范，走向无序和混乱；这个民族也势必精神落魄，走向涣散与颓败……

“天降大任于斯人。”当此之际，历史的期待和现实的要求都把目光共同指向了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尽快地建构起一种富于当代意识和新的人文色彩的精神架构与文化体系，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支撑和精神导引。从逻辑上说，这种要求是现实的也是可能的，因为任何社会都应该有与之相应的理论说明。但是，从实践来看，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众所周知，七十年来的中国并没有进行过一场持续不断的文化建设运动——“五四”时期凌厉浮躁并过早地转向于政治，80年代外（政治）强内（学术）虚又过早地走入疲软——两次小高潮都未能在文化建设上取得更大更多的实质性成果。内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在的客观环境，比如动乱（包括战争与政治）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学人培养和学术研究条件与氛围的破坏；也有内在的主观因素，比如现代学人过于深重与膨胀的政治情结造成一种“政治/学术”的双分情势，引导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政治第一，学问第二（“出则为长，退则为家”），侵扰了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平常心与恒定力；还有源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理想的偏颇：“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短处即实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重实际而轻精神，乃至可以出不少“世界之富商”，而缺乏“世界之思想家和艺术家”。（陈寅恪语）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上对终极关怀和精神追问的传统性淡漠，最终导致了近代哲学——文化之魂的萎缩……凡此种种，都从或深远或切近的不同角度制约了现代中国人文学界的创造激情与活力，使得近百年的文化转型期中几次最关键的历史机遇对新生文化精神的期待一次又一次落空。以此观之，可以说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真是任重道远而又困难重重。

再换一种观察角度来看，也许能把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看得更清楚一些。就现代文化学术建设而言，“五四”运动虽未达到原本应该达到的高度，但毕竟产生了胡适、梁漱溟、顾颉刚、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大师及其创造成果。相形之下，往后几十年的创造活动反倒只见得热情有余而内涵不足。原因如前文所述，救国图强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和冲动一方面使学人难以冷静地给自己“定位”，总想介入主流意识形态，每每将学术主动地让位于或服从于政治——抗战初期有一句名言，说“偌大一个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借此极而言之，整个中国大陆又有几张纯粹的书桌？像钱钟书这样几十年“无为而治”（学）的特例真可算得是硕果仅存了；另一方面更为致命的是，训练和培育学人的土壤屡屡“地震”，造成当代学界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以目前的中青年学者为例，他们基本上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是在“造反”或“上山下乡”中度过的，可谓先天不足，虽然后学有成，但也是亡羊补牢，比起真正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那批现代大师来确难望其项背。我们对当前西学的难以深入和对传统国学的无法衔接就使得我们的学术活动始终无法定位——既找不准明晰的文化背景，也树不起坚实的理论支点。粗粗一看，所谓的学术著作也算是荦荦大端，汗牛充栋，但是扪心而问：往后看，又有多少是谈得上对前人有所超越的呢？往前看，又有多少是可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与淘汰的呢？以此观之，又可以说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真是任重道远而又身单力薄不堪重负。

历史的要求对现实的挑战就是以如此巨大的反差形式鲜明地凸现出来了。明乎此，关于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在中国前工商时代究竟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的答案难道还不够明确，还不够尖锐，还不够急迫和刻不容缓吗？

差可堪慰的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一批人文知识分子冷静地选择了文化渐进主义立场，开始沉下心来研究与创作，准备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长远建设而艰苦跋涉。这种顶着欲海商风而回归扎扎实实的“求智传统”（余英时语）的行为令人肃然。如果就“微观”角度来说，它确实表明了这些知识分子个人的一种操守与品位，亦即我所强调的“文人品格”——我所谓的文人品格当然不是传统酸儒的方巾气、冬烘气和迂腐气，而是代表中国文人传统中具有宗教意味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的、至今仍然富有活力的那一部分。比如“修齐治平”、“兼济天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亦忧退亦忧”的忧患意识（虽然不必郁结成深重的政治情结，但像陈平原先生所主张的以一种“学者的人间情怀”和道德良心来关爱天下，对政治发言，却仍然是可贵和可敬的）；比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独善其身”的清高与傲骨；比如“语不惊人死不休”、“字字看来皆是血”的艺术执著和献身精神，等等。我想，今天来倡导和光大这种“品格”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往近里说，它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活”的因素，可以帮助当代文人对抗现今大陆中国的欲海横流，从而坚守自己的“岗位”与情操；往远里说，它作为东方儒学传统中的精髓，对西方后工业文明的种种痼疾和缺落也不无疗救和补充的作用。因此之故，我在本文启首就提出并在行文中多次强调这个“文人品格”，实在是把它作为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从事艰苦坚韧的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人格前提来看待的。相比较学养与方法，它恐怕是更重要的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就可能有了精神的内力与定力，就可能保障当代（尤其是中青年）“文人”现在开始从“求智”入手，进而对中西方文化做出创造性整合，经过一代乃至几代人的努力，最终完成现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舍此，当代文人就有可能放逐精神与理想而计较现实的利害得失，心有旁骛，为车子、“帽子”而“学术”，为票子、房子而“艺术”，乃至于“见小利而忘大义”。（就像一部分“文人下海”那样）如此一来，我们对于未来世纪中国文化精神建设的前景还能再指望什么呢？

二文学到底是什么？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大得吓人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先哲们早已有过不同定论的问题——比如高尔基的“人学”说；列宁的“齿轮螺丝钉”说；鲁迅的“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说；毛泽东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说……都从各自不同的或作家或文化批判家或政治家的立场对文学做出了自己的理解或要求。凡此种种，人们也都早已耳熟能详，无须在此多加置喙。我在这里只能是从本文的特定角度——文学与金钱的关系来发问：文学究竟是一种心灵的倾诉、灵魂的敞开和精神的自由表达呢？还是一种用以赚钱和发财致富的手段与工具——或者干脆说是一种商品？

当然，也可以说文学是一种特殊商品，因为它具有“文化/商品”的二重价值。但在我看来，文学首先是一种心灵活动的记录，是精神追求的物化呈现。商业效应则是它的副产品，是在它进入社会流通领域以后实现的。而此前在作家那里，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写作动机。以金钱的诱惑而不是以心灵的表达作为驱力的写作，按照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来看，也只能叫做“异化写作”，一种“心为物役”的写作。从事这种写作的人，严格地讲应该称作“写手”或“写匠”，而不是作家。这个道理我想是无需赘述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定时期内，文学这种特殊商品在“文化/商业”效益二者之间往往并不等值，甚至还表现为悖反。也就是说，文化品位越高的，商品价值越低。譬如从中国文学史看，文人中当大官者不乏其例，而成为富翁者却鲜有其人。特别是一些杰出文人距离金钱尤其遥远。有两个人所共知的著名例子，杜甫和曹雪芹。前者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圣，晚年却“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后者是“传神文笔足千秋”的天才，生前也是“举家食粥酒常赊”、“争教天不赋穷愁”。当代西方文坛的情况亦颇类似。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有一年在美国也只卖出一本。克洛德·西蒙的《弗兰德公路》1960年问世时几乎无人问津，直到198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满法国人还在到处打听：谁是西蒙？——他们的作品在事后或身后几十年乃至数百上千年被认可被推崇并获得巨额奖金和大量利润，绝对是他们写作之初所没有想到的。要说明他们与金钱的关系，正用得着一句偈语，叫做“无心恰恰用”。

当然，与此相反的另一类“作家/金钱”的关系倒未必就是“用心恰恰无”。他们的艺术品位并不高（有的还十分低下），其商业效益却惊人的可观。他们的价值取向就是媚俗从众，或者干脆赤裸裸地追逐金钱。他们也很成功。在当今以大众传媒为主导、以复制浅薄为特征的消费文化排天而来之际，在一张歌星演唱会的门票被“炒”到数百元仍炙手可热的工商社会中，一本刺激性的新奇古怪的畅销书动辄销售数十万册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只是这种一次性的“快餐文学”的尸骸也像快餐饭盒一样扔得满地都是。这就叫做“有一得必有一失”，“熊掌和鱼不可兼得”。

或问，为什么文学的“文化/商品”二者之间总难以等值？或者雅俗共赏的口号总会变成一厢情愿的叫喊？要说原因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也简单，盖因为内中有一个文化发展的“锐角定律”在焉。何谓“锐角定律”？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是呈“锐角”形前进的，在这个三角的最顶尖最前卫（也就是最“高”）的部位，始终都只是少数的小量的精英，从创造和接受的双方来看都是如此；而愈往后（亦是愈往“低”）则愈呈扇面形展开。但是，这个整体的推进却是依赖于那个尖顶上的精英文化的牵引的；反过来说，精英文化正是通过自己的渗透与普及使全社会的水准不断得到提升。因此，在文化积累和艺术创造的领域中，经济效益不宜作为价值尺度予以过分的倡导。尤其是精英文学往往难有太多的市场和效益。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它的市场在思想者中间，它的效益在民族文化的创造与积累方面，它的价值更具历时性和穿透力。它不仅标志着我们时代文学的水准，而且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的高度和心灵的深度，同时还捍卫着我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和再生能力。一个不是过于功利的民族和社会应该对它表示足够的尊重和珍惜。

然而，工商社会总是现实的和势利的。于是，“球”又被踢回给了作家：你到底要什么？是钱还是精神？是追求物质的享受，还是执著于心灵的自由？于是，文学被分化了，作家被“选择”了（实际上是社会与作家的双向选择），一部分作家“下海”了。对于这一部分作家和文学，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什么。（关于纯文学、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化与分野以及前景预测，我已另有专文阐述。参见《1993：商海滔滔中的文学之舟》，《中国青年报》1993年1月8日、15日。）本文着重要谈的就是“纯文学”。

那么，本文所指的“纯文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呢？简短捷说，它是对时代的普遍的重大问题和人类的永恒的生存困境做出深刻的追问和思考并以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加以尽可能完美表达的文学。具体一点说，可以做如下的分层表述。

文学是痛苦的产物。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古今中外说法颇多。司马迁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厨川白村说“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海明威说“不幸的童少年是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钱钟书说“写忧而造艺”……大师共识，痛苦的人生体验和情感经历是文学的源泉。但我所说的还不是具体的一人、一事、一时、一世的痛苦，而是一种形而上的涵盖了整个人类根本生存困境的永恒的痛苦，它主要指向精神的层面。比如人与人之间无法彻底沟通而带来的孤独感；比如人的欲望与能力之间的巨大落差所带来的渺小感；比如死亡带给人的悲观绝望，等等。这都是人类不可能从现实中从根本上克服的种种困境。正是为了从精神上宣泄痛苦、战胜痛苦，人们才需要文学——在文学中渴望沟通与理解（对抗“孤独”），在文学中实现欲望与梦想（战胜渺小），在文学中让精神传之后世（超越“死亡”）。因此，文学是痛苦也是悲观的产物。

文学是矛盾的产物。我们向来比较强调某种观念对于文学创作的导向以及文学作品对于社会生活的导向。因此，作家的观念或思想如何，就有被抬高到不仅仅关于创作成败甚至关系到国家兴亡的不恰当的高度。而事实上呢，很多作品并不能成为生活的指南和教科书，很多作家也无法提供人生的答案。我们信奉已久的“只有大思想家才能成为大作家”的教条在现实中常常受到质疑与挑战。一种相反的情形是，不少人恰恰是因为陷入了个人的、社会的、时代的和人类的深刻矛盾之中扯不清理还乱遂和盘托出从而成了大作家的。从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曹雪芹，莫不如斯。就以曹雪芹为例，你说他是什么思想？《红楼梦》简直就是儒释道加民主博爱加爱情至上加“女权主义”的大杂烩；而且，他并不对这种种互相矛盾着冲突着妥协着的思想进行更多评价，实际上他也无法评价（评价的工作只能交给那些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们去进行），他只能将自己丰繁芜杂的人生经验和感叹注入笔端，浇铸出一座同样博大深邃的艺术迷宫，最后连他自己都在里面迷失掉了。同样，读完它，我们都能感到一种巨大的魅惑与迷失。于是，《红楼梦》超越时空成为不朽。从此一意义上是否可以说，因为世界是矛盾的，文学也就不能不是充满矛盾的；只有矛盾才能产生深刻，而只有深刻的矛盾才能产生伟大，而伟大的作品才能带来超越……

文学是挽歌，是重温旧梦。这是就它在当今愈来愈突出的“心态平衡”的功能而言。因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总是要以自身的“异化”作为沉重的代价的，这异化又主要表现在道德和审美两个方面，这也就是我们在评价社会发展时，历史的、道德的和审美的尺度常常不能统一的缘故——比如社会的进程往往是通过战争（暴力）和经济（金钱）的杠杆来撬动的，而文明的进步又总是通过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同时也不免是破坏自然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战旗取代了酒幌，刀剑斫伐了鲜花，警报驱散了鸽群，金钱算计了友谊，阴谋扼杀了爱情，而烟囱则遮蔽了高山流水，楼群挡住了清风明月，冰冷雷同的钢铁制品闯进了千家万户，毫无诗意的工业、科学、商业语汇充斥了人们的大脑……情感道德和审美诗意的失落感就这样追随着人类前行的足音。用什么来慰藉人类的眼睛和心灵？文学，只有文学。在文学中保留一缕淳朴、善良、宁馨的脉脉温情，在文学中追忆一幅原始、古朴、诱人的自然风情。文学的本质任务就是寻找人类在前进道路上失落的而又永远寻找不到的精神家园。它总是在人类前进道路上向后频频回首，每一次前进都伴随着一次回归过去与自然的冲动。对于生命个体，它往往惊叹逝去的青春岁月（如童少年生活、初恋、爱情等），为之眷恋，为之吟唱；而对一个社会与时代的告别就更是缠绵悱恻、惊心动魄——譬如《红楼梦》作为一曲哀艳的挽歌，正是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逝去前流连忘返的“临去秋波那一转”，因而“回眸一笑百媚生”。

这就是我对文学本质的部分理解。为了不至于引起歧义和误读，我想还有必要补充说明三点。1.文学是悲观的产物，但文学本身并不悲观。现代文明不管推进到哪一步都无助于缓解人的根本痛苦，相反只能加剧人性异化和情感失落。这种异化和失落愈巨，它带来的艺术的抗争力量就愈大；人类需要倾诉的怀念愈多，需要表达的痛苦愈深刻，就愈应该产生好作品。2.“挽歌情结”并非倡导恋旧怀古，而是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应该在精神上遗世独立，在心灵中对抗现代文明的物化进程，表达出人在这个进程中的本体痛苦——他对这种痛苦体验与表达的深度也就决定了这个作家的“深度”。一个优秀作家应该真实地记录下他那个时代人类痛苦心灵的颤抖的频率。3.文学挽歌“向后看”的形式实质上表达的是向前看的理想，只不过它是通过对人性的呼唤和对自然的回归来塑造更合乎人类愿望和本性的“精神家园”。尽管这个家园是一个“乌托邦”，但“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它能实现与否，而在于它与现实的对立，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意义……乌托邦的一个建设性功能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社会生活的本质，指出我们新的可能性。乌托邦是人类持久的理想，是一个永远有待实现的梦。乌托邦的死亡就是社会的死亡。因为它不会再有目标，不会再有变化的动力，不会再有前景和希望”。（张汝伦语）

有趣而又令人尴尬的是，这样的文学主张既带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而又有超前的现代意味，它本身就提供了一个两难命题：一方面是物质贫困的挤压，一方面又是精神失落的痛苦；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还未能充分得到现代文明的物质享受，一方面却要主动承担现代文明的精神重负——这是否就是当今第三世界文化或发展中国家人文知识分子的困境？我答：然也。这也正是今日中国作家别无选择的宿命与使命。

（载《昆仑》199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