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沉入与升腾

生命的沉入与升腾

——关于《金牧场》及张承志精神现象评价

这些年，当我们先后遭遇了福克纳、西蒙、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尤其是在和普鲁斯特一道静静地追忆了一段“似水年华”之后，再来重读张承志的《金牧场》，初读时由于那几种字体的变奏、几重时空的颠倒和几条线索的缠束以及几种人称的跳荡所带来的芜杂感、混乱感、晦涩感甚至是晕眩感，就几乎都要消失殆尽了。平心而论，你只要真正沉下心来读进去，你就会慢慢发现，这其实是一部并不难读的小说，或者说，它的外部形式并非杂乱无章，恰恰相反，这是一部整体上富于理性的、结构路向明晰可辨的作品。拆解开来看，它不过是在现时态叙述中（或曰第一时空——即主人公赴日本做访问学者破译蒙古文中古文献《黄金牧地》残本及其经历），插入主人公在内蒙草原当知青并随牧民迁徙阿勒坦·努特格草场的经历，红卫兵时期长征腊子口的经历，以及在西北腹地跟随杨阿訇密谒一处教徒圣墓的经历这样三条主要副线的倒叙或回忆。概括起来看，它不过是作家在对历史作共时性处理，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寻找“黄金牧地”——理想天国的精神和生命历程展现在深邃广阔的时空之中。这是一幅多层次的镶嵌式的油画，这又是一部多声部的复调式的交响诗，但它的丰繁复杂又统摄于一种凝重辉煌的色彩，回荡着一个高亢悲怆的旋律。

当然，我重读《金牧场》发现它的“并不难读”，仅仅是相对于20世纪那些或在精神追问或在形式探索方面处于前卫位置的经典作家作品而言，换言之，倘若以一般的阅读眼光来看，它仍然是一部读起来非常费劲，准确地说是非常费心的作品。读它之所以费劲、费心，并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它的内容。企图一目十行地去中间抓出什么主题词或关键句子你将是徒劳的，或者说你希望跳跃着去读情节的高潮或故事的转捩你也将会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张承志从来只看重生命的体验和心灵的历程，并以此不断地去逼近艺术的真境界和大境界。在他的字里行间，处处有他的血液和脉动，弥散着他的灵魂和精气神。读这样的作品，你只能用“心”去读，用生命去感悟，用身体去验证。他从来不以故事诱人，不靠情节炫技，至于“形式”——那也往往是生命冲动本身的结果——“……我深深悟到了一个关于本质和形式的真理。那就是：当你真正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激动大潮，当你宁死也要为这场激动写下一些为了自己的文字，当你捏着笔手发抖心在狂跳而枯坐半日一字不得愤怨得不能容忍自己时——那新形式就来临了。”见《荷戟独彷徨》，载《上海文学》1987第11期。。他是位赤裸着生命的“以血书者”，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提起笔来，如同切开了血管。”见《北方的河·后记》。追求真诚、庄严、崇高的人生态度，使他的笔下容不得一丝半点的轻浮、浪荡、调侃甚至幽默（在富于才华的作家中，张承志是比较缺乏幽默感的一位）。阅读张承志，我们也许少有轻松感、愉悦感、娱乐感，但是，我们的心灵常常为之震颤，心律常常为之加速，偶或灵魂有被怦然洞穿的绝望或快活。

这是属于张承志的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也是我“费劲”、“费心”重读《金牧场》所获得的一种艺术感受。而且我由此想到，《金牧场》比较典型和集中地反映了张承志逼近艺术的一种方式：沉入生命。

依我看来，获取或逼近艺术的方式可以有三种。第一种是直接浸泡在古老的、原始的或民间艺术的源头活水之中，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从中取一瓢饮，即可以一步登天，羽化成仙，就好比西北民歌之于王洛宾；第二种是徜徉于源远流长的文化大河之中，间接地从典籍辞章中汲取养分，增长知识，获得智慧，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就譬如说散发着浓郁书卷气的钱钟书的《围城》；第三种则是直接用生命本体去沟通世界，用肌肤去触摸，用心灵去碰撞，在无边的宇宙中无限地沉入，在沉入中获得生命的感悟，获得神秘的体验，再结晶为“神示的诗篇”。以此观之，张承志当属于第三种。当然，三种方式决非非此即彼，中间也决无楚河汉界，而常常是交叉互渗难分你我。就譬如张承志吧，他不是中青年作家中少有的正经学者吗？不是长期致力于爬梳研究乃至东渡扶桑去“访问研究”中亚新疆历史文化吗？与此同时，他又同样重视或者是更加钟情于民间文化艺术，从早期《黑骏马》中对蒙古古歌的倾心迷恋，到晚近对哲合忍耶秘籍的顶礼膜拜乃一脉相承。但是，比较起来看，从本质上看，张承志还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在他那里，富于灵性和神秘感的生命本体才是创造和激活艺术的“真主”。他在气势磅礴的《金牧场》行将结尾的时候神圣地宣布：“是的，生命就是希望。我崇拜的只有生命。真正高尚的生命简直是一个秘密。它飘荡无定，自由自在，它使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

永远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是张承志精神的象征，也是《金牧场》的主题，亦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暂且按下。

我们接着说“沉入生命”。

张承志沉入生命的绝佳情境是“静夜”，是孤独的黑暗。他在《静夜功课》中写道——“清冷四合。肌肤上滑着一丝触觉，清晰而神秘。……我悄悄坐下了，点燃一支莫合烟。黑暗中晃闪着的一星红点，仿佛是一个异外的谁。或者那才是我。窗外阴云，室内沉夜；黑暗充斥般流溢着，不知是乌云正在浸入，还是浓夜正在漾出。其中那一点红灼是我的魂么，我觉得双目之下的自己的肉躯，已经半溶在这暗寂中了”——这是典型的张承志式的生命沉入。在静谧中，在孤寂中，如高人坐禅，如老僧入定，化入冥冥，谛听神谕，最内在最深刻地感知生命与世界。而这个时刻所获得的感觉就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谓的那种“艺术感觉”了。如果说那种“艺术感觉”是一种小感觉，是一种借助五官开放（如视觉、听觉、嗅觉等等）来获取并传达的艺术的灵气与悟性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大感觉，一种生命感觉，它不是艺术表达技巧和手段，它就是艺术本体。它也许不如那些小感觉那么灵动活跃和多姿多彩，但它却更浑厚、更庄重、更博大深邃。

“静夜功课”也许是张承志皈依哲合忍耶以后的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必修功课（“尔麦里”），但我却更愿意把它看做是张承志感悟生命的功课，修炼艺术的功课。这种功课使他常常能在瞬间穿越喧嚣和嘈杂的表相，迅速沉入宁静和孤独，一下子抵达生命的本质和世界的本原（在“静夜”或非静夜中都一样），抓住生命的高峰体验，谱写出艺术的华彩乐章。《金牧场》中如许的场面比比皆是——当他在草原之夜的毡包里倾听草潮由远而近奔涌而来的时候，当他跪在苇丛深处的青砖“拱北”面前手抓黄土仰望苍天的时候，当他伫立山岗俯瞰数千匹骏马如风暴卷过草原搅起一道遮天蔽日的烟尘之墙的时候，当他凝视夙谷纯净美丽的绿景任心中飘荡着惊奇的时候，当他在小林一雄那波浪如绸的蓝色的音乐之河中深情漫游的时候，当他在东京街头的车水马龙中踽踽独行的时候，当他纵马草原酒醉毡包悲声大恸的时候……当张承志用他那著名的带着凡高式的辉煌色彩的像岩浆一般凝重而滚烫的长句描述出这一切的时候，那就是他生命的暗涌和激流。

人们可以选取多种多样的视角、理论和方法来解读《金牧场》，但在这里，我却只想用生命的沉入来接近它。因为“沉入生命”是张承志体验人生的主要方式，更是他逼近艺术的主要方式，掌握了这一点，也就掌握了进入《金牧场》乃至张承志艺术世界的或一通道。否则，面对篇幅浩繁、时空深广、意象多变的“金牧场”，这样一篇区区短文还能够再做什么呢？

也许还可以再谈一点，即《金牧场》的思情走向或寓意。其实，如前文所述，《金牧场》乃是一首人类寻找精神天国的英雄交响乐，这也是诸多论家的共识，无须再予置喙。我觉得有必要细加辨析的是这个大共识之下的小歧义。即在评价《金牧场》和张承志精神现象时，如何把握历史的和道德的、审美的价值尺度的差异及其悖反。

我注意到已有不少论家在精神的或道德的层面肯定了张承志的追求之后，又在现实的或历史的层面提出质疑——“我敢冒昧地说，他对某种凝固的、神秘的文明史的热衷，使他未能跳出先在的经验模式的圈子，他的英雄梦一方面给他的作品带来了轰轰烈烈的美的效应，但另一方面，却漠视了他所礼赞的社会存在与文化存在中的局限性”见孙郁：《“绿风土”：张承志的圣火》。；“我认为《金牧场》里，有这种矛盾的集中显露。张承志所有小说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即对较原始淳朴生活形态的向往和讴歌。《金牧场》正是这种理想形态的象征。有一些很困扰人的问题是：这种生活有没有缺陷以及‘我’是否应投身于这种生活？我们是在哪一种意义上向往它？这种向往的终点是什么？”见徐亮：《惊人的偏执惊人的真实》。诸如此类，恕不一一征引了。但即便从这两段意见中我们已不难发现，持此论者都在使用双重标准评价同一个事物，结果或者是把“美”割裂了，或者是将自身置于矛盾的尴尬境地。

其实，在张承志那里，他的审美标准是惟一的，是始终如一从不矛盾的，那就是崇尚生命，崇尚自由。他沉入生命正是为了忠实于生命的本体感觉，为了坚执于心灵的内在体验。他的这种“忠实”和“坚守”是超越功利的，是超越政治、经济、时代和历史的。为此，他不惜和某种正宗的文化系统抗衡，甚至和整个物化文明的秩序决裂：——“让激流抛弃和超越我吧。我以真正的异端为骄傲。”（《金牧场》）“他”（圣徒马明心）“为我树立了以人的心灵自由为惟一判别准则的审视历史的标准。经济不等于时代……我的判断只忠于心灵获得的感受，我只肯定人民、人道、人心的盛世”。（《心灵史》）正是基于这样的准则，张承志不仅始终不改变他的知青姿态，而且还拒绝对红卫兵经历作出忏悔。他将政治反思和社会批判的任务交给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义无反顾地偏执地去红卫兵的狂热中打捞忠诚和信仰，去知青的岁月中赞美青春和热血，直至去到他的荒裸贫瘠的圣都西海固寻找精神导师，并且为此“举意”，粗暴地“反叛入伙”，成为了哲合忍耶的一名圣徒。从《金牧场》到《心灵史》，张承志一如既往地在他“精神的自由长旅”上高蹈远扬，如果说前期还有些许迷惘和彷徨的话，那么，到了后期他就更加纯粹明澈更加坚定决绝了。他从生命的沉入中腾跃升华起来，最终认定生命存在的唯一依据和理由就是：信仰。为此，他为哲合忍耶二百年的血腥历史长歌当哭；为此，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包括文学观念——“这种文学并不叫什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或精英现代派，也不叫阳春白雪。它具有的不是消遣性、玩性、审美性或艺术性——它具有的，是信仰。”为此，当商海滔滔物欲横流之际，他遗世独立，逆向时潮发出尖锐的战叫：“而此刻我敢宣布，敢应战和更坚决的挑战，敢竖立起我的得心应手的笔，让它变作中国文学的旗。”见张承志：《以笔为旗》。

张承志当然并非没有矛盾，但他的矛盾不在于他的审美标准和精神向度上，而在于他这个人自身，在于他的精神追求和现实生存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正如有的论者所挑剔的，《金牧场》中的主人公既然赞美草原，为何又要离弃草原而走向都市（大学）？还有敏锐的作家循此思路发出更犀利的质疑——“旅人（指张承志）似乎总被两个世界撕扯着，身与魂俱归大西北了，但我们常读到他写于中国最大都市里的文章……他经常登绝顶临风弹剑、一遍又一遍地宣称与这个世界一刀两断——只要说过两次，那么起码第一次是欲断而未断……”见朱苏进：《分享张承志》。我承认他们说的是事实，但他们对于作家的苛求却是我不敢苟同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什么评价尺度或标准，而恰恰是因为他们击中了“要害”——张承志的这种无奈，这种身陷两难的尴尬，恰恰反映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窘况。张承志是在这里代“人”受过。因为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进程也就是物化的进程，也就是自我异化的进程，每前行一步，离原初的人性、人心和人道就更遥远一分。在此情势之下人还能做什么呢？无非是频频回头张望，不断地重温旧梦罢了。文学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文学的本质说穿了就是挽歌，就是寻找人类在前进道路上失落的而又永远寻找不到的精神家园。在此意义上，每一个优秀作家都必定充满了堂·吉诃德色彩，张承志就是一个悲壮的堂·吉诃德。他在皈依了哲合忍耶的同时，也就卷入了一场文学上的精神圣战。他的意义不一定是要战取什么，而是反映出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和寻找精神家园的痛苦，只要把这种痛苦体验得愈深刻，他作为一个作家也就愈杰出，并不在于他住在内蒙草原还是西海固，北京抑或东京（何况西海固也在“奔小康”，总有一天也会被现代“化”掉的）。他穿行于都市与边地、繁华与贫瘠之间，灵肉因此被撕扯、被熬煎，被迫发出愈益嘹亮的呼号，对《金牧场》和《心灵史》都可作如是观。那个访日学者不是在东京的“温柔富贵乡”里感到透彻骨髓的孤独与寂寞吗？不是靠草原的温馨回忆和小林的粗野歌声来慰藉心灵吗？不是在拱北中的圣徒和《黄金牧地》中的勇士的召唤下奋然前行吗？……

肉身在现实中挣扎，灵魂在天国里飞扬，这就产生了诗。

张承志以一个哲合忍耶圣徒的身份和名义“重返”文坛，带着他的生命之作《心灵史》，带着他的人格和信仰的光芒，来为“人心”、“人道”而战。真主已经“全美”了他。对此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呢？

几经斟酌，最终我还是决定再引韩少功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他们的意义在于反抗精神叛卖的黑暗，并被黑暗衬托得更为灿烂。他们的光辉不是因为满身披挂，而是因为非常简单非常简单的心诚则灵，立地成佛，说出一些对这个世界诚实的体会。这些圣战者单兵作战，独特的精神空间不可能被跟踪被模仿并且形成所谓文学运动。他们无须靠人多势众来壮胆，无须靠评奖来求升值，他们已经走向了世界并且在最尖端的话题上与古今优秀的人们展开了对话……因为他们笔下的种种惊讶发现已经道破天机，具有神谕的品质……”见韩少功：《灵魂的声音》。

这段话当然是关于《心灵史》的恰切评价，但在同一意义上拿来评价《金牧场》，我认为也庶几相当。

（载《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