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现实主义与颓败的精神家园

诗意的现实主义与颓败的精神家园

——与傅逸尘谈阿来长篇小说《空山》

傅逸尘（以下简称傅）：阿来的小说，我一直都比较关注，也比较喜欢。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尘埃落定》为阿来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此后十年间，阿来却突然沉寂了，据说是去经营《科幻世界》杂志了。直到最近这部《空山》的问世，阿来才让我感到他又重新回到文学中来了。我在第一时间阅读了这部小说，尽管相隔十年，我感觉阿来的创作状态仍然不错；虽然没能超越《尘埃落定》，但《空山》还是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我觉得长篇小说这种文体十分考验作家的耐力，一部好的长篇小说不仅要有庞大的故事结构，而且还要有生动结实的情节编织，更要求作家写作时的精神状态和艺术感觉长时间地处于良好状态。有些作家，甚至包括成就很高的著名作家，不但不同时期的作品水平不一，即便是在同一部作品里，前后部分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屡有败笔。阿来的耐力应该说是比较好的，他的长篇小说的叙事节奏从头至尾一直很平稳，少有突兀的大起大落，善于在平和舒缓的情节推进中聚积震撼人心的力量。《空山》在主题思想和故事情节方面谈不到有什么新奇或曰独特的地方，但阿来恰恰是抓住了生活常态中的细节，以突如其来的外部事件为背景，将故事主人公置于较为极端的生存境遇中来展现人性的复杂和深度。《空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随风飘散》，故事缘起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之后事态逐步升级，兔子之死引发两个家庭之间，具体到恩波和格拉之间的误解乃至仇恨，以至寻求理解而不达。但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读来却令人心生感念，欷歔不已，着实很见作者在叙事和塑造人物方面的深厚功力。我认为在小说的形式技巧方面，阿来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更新鲜的东西。总体来说，阿来应该还是属于老老实实讲故事的现实主义作家。《空山》在小说语言上延续了《尘埃落定》的语言风格：空灵飘逸而韵味十足。尤其是第一部《随风飘散》始终笼罩着一种朦胧的诗意，正如小说的题目一样，在平静而和缓的叙事中蕴涵着一种灵动飘逸的美感。不知道朱老师怎么看？

朱向前（以下简称朱）：你对阿来和《空山》的总体判断，我大致同意，也有同感。如果概括提炼一下，我认为阿来的写作风格可以称之为“诗意的现实主义”。

傅：这个概念似乎还没有谁使用过。具体怎么讲呢？

朱：阿来的小说首先是现实主义的，作为一个藏族作家，他对西藏的风土民情、历史文化、自然风物以及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细节都有较为准确的把握和独特的体验，这在他的小说中就体现为强烈的真实性和现场感。西藏我去过，因此读阿来的小说时便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阿来对西藏生活的描写很“像”。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个“像”字虽然不是一个多么高的标准，但要真正做到也绝非易事。其次，阿来对西藏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生存苦难的描写非常深刻，且极具痛感；但在对苦难的描写之上却始终弥漫着一种诗性的光辉，这一点，阿来的小说在当下文坛可以说是独特的。阿来最初是写诗出身，因此正像你所说的那样，他的小说语言灵动飘逸而富有韵味。他的小说的总体氛围与风格的诗意性无疑是受了诗歌影响。阿来的小说不回避苦难，但阿来的小说追求却是诗意的、审美的，给你一种新异和壮美的感觉。他的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大多是西藏较为原始、封闭的生活景象，他笔下的自然风光也大都是原汁原味的，加之对西藏地区无处不在、深厚而浓重的宗教氛围的描摹和烘托，阿来的小说在整体上就具备了一种迥异于其他作家作品的陌生感和神秘感。这种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和浮躁都市生活的题材本身就具有一种田园牧歌般的诗情画意。总体来看，阿来的这种我称之为“诗意的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在中国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

傅：我觉得阿来小说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描写、阐发一个如何宏大的主题，也不在于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抒发个人的新鲜而深刻的思考，而是在于对某种深邃而幽远的意境的着力营造，以及在这种富于哲理和禅味的意境中寻求对普遍人性的洞微知著般的审美观照。这正是诗歌所要追求的带有文体艺术特征的美学意蕴，所以，我非常赞同你对阿来小说的这种理论概括。其实一种艺术风格也好，或者艺术方法也好，仅仅表现为一种艺术观念和美学趣味；更深层的东西则是作家对社会人生，对历史现实的一种哲学表达。“诗意的现实主义”在《尘埃落定》中就有鲜明的表现，或者说已经形成了这样的美学风范；到了这部《空山》，不但没有中断，可能还因为篇幅相对短小而彰显得愈发强烈。《随风飘散》和《天火》这两个小说的题目本身已经蕴涵了丰富的内涵和意境，这也正是阿来在小说中所要努力表达的。你不能说它没有思想与深度，但就小说本身而言，我觉得它的“诗意”性远远地超越了它的思想性，这正是阿来小说的成功之处。思想与深度是蕴涵在诗意的叙述与描写之中的，而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

朱：《随风飘散》的故事写了工业文明对机村的原始生态的侵入和破坏。公路的延伸和汽车的到来打破了机村的宁静，使人们陷入了躁动不安的情绪之中。《天火》描写了“文革”对机村的传统秩序的颠覆，天火所造成的灾难也可以理解为现代化进程对人的精神和心理造成的异化。在政治运动中，人们突然之间便陷入了变态和疯狂的状态。这一点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但这就是现实，阿来的描写很到位，也很有深度。

傅：《随风飘散》和《天火》这两个部分在“所指”上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要表现新旧时代之交机村原本静谧和谐的生活以及人们平静祥和的心态被一个突发事件所引发的混乱打破，故事的主人公们突然间陷入了一个或极端或尴尬的境遇。然而我以为无论是《随风飘散》中的谣言还是《天火》中的天火，或者说政治运动都是作为一种背景存在的，这些外部事件无非是为主人公们搭建了一个不由自主却非登上不可的舞台而已。小说中的人物依照各自的性格和心理动机在这一舞台上进行表演，人性中的卑微和高贵、冷漠和温情在这里交织碰撞。我觉得在《随风飘散》中，冷漠和猜疑构成了小说的基本色调。格拉和母亲桑丹是作为灰暗生活中的唯一亮色存在于机村人的心目之中的，这样一对可怜的母子能够在机村中生存下来并且平安无事更是被机村人看作苦难生活中的心灵慰藉。然而，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到来之际，经年累月的困苦生活使得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性暴露无遗，机村人们心底里仅有的一点脉脉温情被互相猜忌和全身避祸所淹没。此后的小说便是围绕着人性中温情的复苏和理解宽容的达成而展开的。格拉这样一个弱小无助、单纯明亮的孩子为了寻求理解和宽容所做出的努力和挣扎使得世俗社会人心的冷漠和粗暴表露无遗。阿来经由《随风飘散》传达出一种强烈的悲悯意识和博爱、宽厚的人道主义情怀。而这样一种生命意识和道德叙事无疑是当今社会生活中极为稀缺和宝贵的。

朱：我之所以把阿来的小说风格定位为“诗意的现实主义”，就是因为阿来的小说中既有对人生际遇和生存苦难的深沉、厚重的现实书写，又有一种飘逸高远、富于哲思、意境深远的诗意表达。我以为富于哲理和审美的诗意正是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较为缺乏的。现在的很多作品执拗地将生活的片段和破碎的场景原生态呈现给读者，或者对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进行直录式地书写。这种写作方式固然较为快捷、直观地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原生态，但对于长篇小说本身而言，却是以丧失和淹没作家创作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为代价的。长篇小说不应该只满足于给读者讲述一个精彩好看的故事，文学阅读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活动，而文学创作的基础又离不开现实生活，因此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应该寻求审美表达与现实书写的完美结合。

审美追求与题材超越的悖论

傅：其实《随风飘散》的故事很简单，人物也比较单薄；《天火》相对复杂一些，但在题材和故事走向方面也说不上多么新颖和独特。可是阿来恰恰是把这样相对简单的故事写得丝丝入扣，在波澜不惊的情节表层下酝酿着跌宕起伏的情感波折。《空山》带给我的阅读感受不同以往：我不是被什么紧张激烈的故事情节所吸引，而是被作者所营造出来的一种情绪、氛围所笼罩。阅读之后会觉得意境深邃幽远，回味不尽。

朱：总体来说，阿来在他的小说中所传达出来的审美追求与我的艺术观念不谋而合。我觉得艺术，包括文学，最核心的本质意义就是审美；而不同的事物，其审美价值自然有高低之别。在我看来，越是原始的、自然的东西越具有审美价值。由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西藏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在中国的版图上受到现代化进程眷顾最少的地方，有些地区较为完整地保持着原始、封闭、自然的状态。这种状态很祥和，很富有诗意，也很适合人类栖居。而如今工业化进程裹挟着我们越走越远，越来越远离质朴和自然的人性，现代化本身对于人类个体来说甚至可以说是反人性的。《空山》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与传统生活秩序以及思维方式的碰撞中，将普遍人性中温暖而质朴的一面凸显了出来。藏区是阿来的一座生活宝藏。阿来观察生活的基本视角是现实主义的，但对生活本身又加以美化和艺术化，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大自然，看待生活中的苦难，以悲悯的和人道主义的情怀来观照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这种“诗意的现实主义”在阿来的作品中，从《尘埃落定》到这部新作《空山》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但是随着描写对象的改变和时代背景的向前推移，阿来的这种风格似乎又产生了某种新的变异。具体来说，在这部《空山》中就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在小说的情节线索中，突如其来的现代化进程除了令机村的村民手足无措，陷入恐慌以外，对于阿来的写作而言也构成了某种挑战。比如以公路、汽车为表征的工业文明对原始生活状态的侵入，这个就很难处理。就好像一幅中国画，你画山山水水、花鸟鱼虫、自然风光还好，但画面中要是出现飞机、汽车、拖拉机就不好办了，哪怕是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也会破坏整体的艺术效果。文学和绘画是相通的，阿来的小说可以对应为绘画中的中国画，在《随风飘散》中虽然是虚写公路、汽车，但总感觉着别扭、不太协调。

《天火》也存在这个问题，但好在“文革”被幻化为一场山火。山火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与小说的基本场景倒还算搭调，而且阿来对于山火的描写颇为出色。十几场大火各有特色，没有雷同的。阿来肯定也亲眼见过不止一场大的山火，但必须承认阿来的想象力是极为出色的。以火来虚写“文革”这场政治运动，既象征着那种红旗飘飘的气势，也渲染了人们心中的那种政治狂热。《空山》是阿来“机村三部曲”的第一部，按照现在的进程，第二部、第三部必然会延伸到改革开放，甚至20世纪90年代，小说的场景也必然会向城市转移。我觉得脱离这种原始、封闭、自然的状态转而去描写都市生活，这可能不是阿来所擅长的。我觉得阿来似乎应该坚守住原始、自然的西藏这块独特的写作资源，坚守住诗性的写实风格。从这个角度来说，《空山》不如《尘埃落定》完整，也不如《尘埃落定》那样在写作特点和个人风格方面那么鲜明。这里面是否预示着一种潜在的写作危机也未可知。

傅：阿来的确很擅长以诗意的美感来描写西藏这块较为原始的土地，在生存的苦难中彰显人性温暖的光辉。但是我觉得文学也好，其他艺术形式也好，最起码应该具备两种精神，就是勇于超越自身的精神和积极介入现实生活的精神。原始、封闭的藏区当然是阿来的生活源泉和最重要的写作资源，从《尘埃落定》到《空山》，阿来也逐渐形成了他本人独特的写作风格；但我以为作家的写作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创造过程，当某一作家的作品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或者艺术风格时，也就意味着这位作家必须要放弃某些已经获得的赞誉或者说已成习惯的东西，开始新一轮的超越。这个过程是艰难痛苦的，当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甚至于对某些创造力和精力趋于衰竭的作家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尘埃落定》的影响力至今还持续不衰，普通读者包括批评界对于阿来仍然抱有巨大的阅读期待，这种阅读期待是和《尘埃落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尘埃落定》为标高和参照系的。但对于阿来这样一个年富力强、正处于巅峰状态的作家来说，不应该被文学以外的东西束缚住手脚。《空山》与《尘埃落定》相隔了十年，阿来如果不拿出一些新的变化我倒觉得不正常了。即便如此，我还是以为阿来并没有完成自我超越，如果说阿来是在重复自我可能有些苛刻，但最起码这种寻求突破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尘埃落定》的确可以列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但如果出现第二部《尘埃落定》就毫无意义了。

朱：我觉得《空山》在艺术风格上不如《尘埃落定》表现得那样完整和充分，这是否和《空山》的结构有关？

傅：《空山》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而是由两个独立的大中篇构成的。这两个大中篇之间除了部分人物和故事发生的场景有些许重合之外没有更多的联系。而且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结构上和容量上的巨大差异，也决定了《空山》不可能像《尘埃落定》那样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完整地表现一个时代的历史进程。我甚至觉得不应该以长篇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空山》。在出场人物的数量上、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上、故事发生的场景和空间方面，《空山》都显得比较单薄和狭小，但同时在对人性的挖掘方面则显得较为纯粹，也较为深入。我觉得《尘埃落定》和《空山》已经是属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品了，这十年间作家本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从《空山》中，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阿来似乎在寻求一种改变，很明显地，如果说《尘埃落定》时期的阿来是沉浸在对西藏的过去和历史的缅怀与冥想的话，那么《空山》时代的阿来无疑已经跳出了故乡那种原始、封闭的生活状态，开始在无可阻挡的现代化进程中，寻觅依然存在着，只不过渐渐被人们遗忘了的，人性中、人的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东西。虽然《空山》只是“机村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们还无法预测后两部出来之后，这个三部曲的整体面貌会是怎样，但我觉得从《空山》开始，阿来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作时期。至于说阿来是否只能写过去，只能写那种富于诗意的原始、封闭的西藏生活，我是这样看的：也许几十年以后，事实证明了在阿来的众多作品中确实还是原来的那种风格最好，但至少现在来看，《空山》无论是在作品结构、情节编织、小说语言、人物塑造、叙述节奏的把握还是在思想内涵方面的开掘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对于像阿来这样一个拥有丰富生活阅历、掌握圆熟小说技巧的年轻作家而言，写作危机似乎不会这么快就到来。当然，阿来的“诗意的现实主义”在遭遇现代化生活场景的时候能否还继续地保持原有的“诗意”实在是还无法预料，但我们也没有理由要求阿来的创作始终保持在这样的“诗意”之中，阿来完全可以用新的风格，新的方法去写作新的现代化生活。

“向后看”是为了表达“向前看”的理想

朱：你的这种表达在观念上与我就有了一定的距离，这就是代沟。现在似乎是没人再使用这个概念了，但我认为在现实中仍然是这样一种存在。我认为，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曲挽歌，寻觅、捡拾、记录着人类前行过程中失落的东西。而这些被人类抛弃的东西一旦会聚起来，就会成为人类记忆中的精神家园。《空山》就是这样一首挽歌。新旧时代的交替必然产生冲突，而当这种全方位的激烈碰撞停歇之后，人类面临的就是无限的怅惘和永恒的怀旧，因为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天火》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个沉重而感伤的主题。一场山火毁灭了森林和村庄，伴随而来的政治运动摧毁的却是机村人对传统生活秩序和宗教信仰的虔敬。巫师多吉代表着机村人心目中传统而神秘的宗教信仰，也是传统生活秩序的维护者，最终他将自己的生命献祭以守护危难中的机村；民兵队长索波则是极端环境中国家暴力机器的掌握者，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年轻的一代人接受新鲜事物、新鲜观念的激情和对政治运动的盲从心理；格桑旺堆处于两者之间，既无力阻拦政治运动对机村生活秩序和权力体系的颠覆，又极尽所能挽救受山火威胁中的机村，正因为他始终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他的行动也就染上了几分悲壮的色彩。我觉得《天火》最精彩的地方是结尾，当运动结束，一切归于平静，机村已经面目全非的时候，曾经最为激进的民兵队长索波一个人走到村外，看到村外的溪流、花草，心中颇为伤感；然而当他遇见巫师多吉的毛驴时，眼泪却如潮水般涌出。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这个曾经激进、盲目而冷漠的青年人心底的温情在顷刻之间被唤起。索波的眼泪中蕴涵着很复杂的情感，既有懊悔，也有怀旧；既有失落，也有感伤。在这里，再宏大深刻的主题都不如对普遍人性的深层挖掘震撼人心。《空山》中这两个被你称为大中篇的小说，通篇的叙事都很平稳，少有大的起伏；但故事的情绪这根弦一直都绷得很紧，叙事的节奏也很紧凑，都是在结尾处“刷”的一下子，舒缓下来，小说在读者的情绪达到最高潮的时候戛然而止，留下了无尽的余味。这种写法很高明。无论是《随风飘散》还是《天火》都传达出这样一个主题，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享受到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的同时，也渐渐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感伤和怀旧的情绪每每会触碰到人类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的宝贵东西必然要到文学作品中去寻找。我觉得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反人性的，在心底里人类还是要寻求一种生命的原始状态和灵魂的自然栖居，我觉得乡土文化是最符合中国人的本性的。且不论古人“穷则独善其身”归隐山林，娱情山水的处世哲学和生命自觉，时至今日，中国的现代性发生已经一个世纪了，在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大凡是可以列为经典的作品，基本上都是描绘乡土中国的。像陈忠实这样的作家，一部《白鹿原》就足够了。我想除了其他的复杂原因之外，乡村较之城市更具备审美的价值和可能性这一点对于作家创作取向的重要影响是不应被忽视的。在中国工业化、都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就是一曲挽歌，寻觅和承载着渐趋失落的精神家园。阿来的小说无疑也是极具怀旧和挽歌气质的。

傅：关于审美原则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乡村就一定比城市的审美价值要高，因为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生活基础的改变必然要带来人们审美心理的嬗变，而这种审美趣味的变化又势必引发艺术形式的革新。就拿中国画来说吧，传统的文人画已经不复存在了，现代的中国画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的油画技法。中国画的传统审美趣味是写意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具备写实的功能。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艺术，这当然包括它的形式。中国画其实还是处在变革的十字路口上，传统，现代，复古，实验水墨，莫衷一是。说文学是一曲挽歌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文学具备怀旧和记录历史的功能就把文学这种形式限定在只能描写过去，对于中国的发展实际而言，就只能描绘乡村生活这样一个狭窄的空间。我觉得无论是“诗意的现实主义”还是被冠以其他的头衔，作家始终要关注当下的现实，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否则现实主义还叫什么现实主义呢？当然了，文学要和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但这个距离要多远才符合标准呢？毕竟对于今天而言，昨天就是历史。我觉得作家仅仅写作挽歌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应该有积极地介入现实的勇气和责任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中国作家还没有一个真正地把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所蕴涵着的巨大而深远的内涵写出来。长篇小说在诸种文体中是最适合肩负起这样的使命的，在此种情况下再大力提倡中国的作家写过去，写乡村，我想可能是一种本末倒置。中国的社会生活的重心已经逐渐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了，政治、经济、文化，甚至话语权，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问题是出在作家身上，中国作家在思想、情感、观念诸多方面都还没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在面对复杂而深刻的现实生活的时候，是一种茫然无措，一种漠不关心，一种闪烁逃避，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下文学最令人忧虑的问题。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正是出大作品的最佳时期，中国社会既波澜壮阔又严酷悲壮的现实图景特别需要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去关注和描绘，所谓大作家、大作品，只能在这样的题材里诞生。因此说，阿来的“机村三部曲”如果真能像您预测的那样写到改革开放，写到20世纪90年代，反倒说明阿来是一个有出息的作家。

朱：我所谓的“向后看”，其实表达的是“向前看”的理想。作家作为社会的良知，对现实总是持批判态度。他批判现实的主要参照无非两个，一是“向前看”——营造理想的乌托邦；二是“向后看”——寻找失落的精神家园。一个“向前”，一个“向后”，其实都是一个作用，那就是作家们认识、思考和批判现实的参照。乌托邦也好，精神家园也罢，可能永远见不到、找不着，但是必须有它。就像夜行者仰望的北斗，给你引领和召唤。你永远也走不到那里去，可是没有它你将会迷失自己。现代文明给自然生态和人性、人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逆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肯定文学的永恒的意义。而《空山》就是这样一部找寻、重建失落了的精神家园的作品。至于“机村三部曲”的第二、三部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原载《芙容》二〇〇六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