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

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

袁　晞

赫鲁晓夫下台和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激动的声音犹如在耳，一晃已过去了半个世纪。这两个接连发生、看似孤立的事件，其实也有一些必然联系。

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右上方显著位置，以同一版上最大字号的黑体字刊登标题——赫鲁晓夫下台。

新华社转发的塔斯社莫斯科16日电讯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已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阿列克谢·柯西金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消息说：今天宣布，在10月14日（星期三）苏共中央举行了全体会议，研究了赫鲁晓夫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职务的请求。已经发表了苏共中央全会的正式公报，公报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今年10月14日举行了全体会议。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鉴于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请求。苏共中央全会选举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同一标题下的另一条塔斯社莫斯科消息说：这里正式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阿·米高扬（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本文注）的主持下，在10月15日讨论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问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尼·谢·赫鲁晓夫解除他职务的请求，并任命阿·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第二天，10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在通栏大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下，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成功进行核试验的声明和新华社的《新闻公报》。

声明说：“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声明写道：“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声明最后说：“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在刊登原子弹爆炸新闻的下方，《人民日报》刊登了我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祝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就任新职并同时庆贺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的电报。

赫鲁晓夫下台是突发事件，苏联国内外都没有估计到，中共中央也同样如此。

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负责苏联东欧事务的伍修权回忆，赫鲁晓夫下台的当晚，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突然打电话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我党中央通报。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是怎么回事，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交代中联部与他接谈，部里就由我出面会见了他。由于机关早已下了班，我就在家里的会客室接待了他。他当即向我告知了苏共中央10月16日的最新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柯西金接任其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留任最高苏维埃主席。”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外交部的《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报告》上批语：“江青阅。八月间的材料。到十月中旬发生突变，赫鲁晓夫倒台，末尾几条结论，有些估计不足。”

报告分三个部分，第三部分最后两条是：“赫鲁晓夫在领导集团内部还能掌握局势，但他的内外政策不断遭受失败，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必然会有所增加。苏联人民的认识水平、理论水平、实际斗争经验会逐步提高、丰富，会逐渐形成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强大的组织，发生更强有力的行动，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有几篇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档案记载。《关于主席团内部发生的问题和在苏共中央活动中恢复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决议》说：“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破坏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所犯种种错误和不当行为，中央主席团内部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极不正常的情况，从而使得中央主席团委员们难于履行他们担负的领导党的和国家的重大职责……赫鲁晓夫同志对待主席团和中央同志们的态度偏激、粗暴、无视他们的意见，以至在实际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决议所确定的路线方面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决议还说：“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1、满足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状况恶化提出解除他中央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2、认为今后再由一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二职是不适当的。”

在后来召开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中央主席团建议，在报刊上只公开发表决定的第一条，第二条在党内传达。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开幕词中也简要说到赫鲁晓夫的错误，他说在刚刚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全体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央主席团缺乏良好的工作气氛，中央主席团内情况不正常，其过错首先要由赫鲁晓夫同志来承担，因为他走上了破坏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突出对他的个人迷信的道路。中央主席团得出一致结论认为，赫鲁晓夫同志种种过分匆忙草率定下的方针和欠缺考虑的唯意志论的做法，给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制造了巨大混乱，造成了严重失误，却用无穷无尽地搞所谓改革与改组来加以掩饰”。

档案中的《苏共中央十月全会速记记录》也记录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受中央主席团委托向全会报告中央主席团讨论时对赫鲁晓夫所犯错误和行为不当的意见。

苏斯洛夫首先说：“我们所有人发言的一个基本点都认为，党的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党的列宁主义路线是正确的，不可违背的。这条路线无论在国内政策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动摇的。”

然后苏斯洛夫用很长篇幅概括了主席团成员们所谈的赫鲁晓夫的多方面的错误和不当行为，主要内容有：“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甚至在重大问题上也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将他自己主观主义的、往往是完全不正确的观点强加于人。他自命不凡，一贯正确，自认为拥有垄断真理的权利。凡所提主张或意见不合赫鲁晓夫同志心意的同志，他都会以盛气凌人的傲慢态度，给他们起各种轻蔑的污辱性的绰号，以贬低他们的人格。”“赫鲁晓夫同志已患上某种自大狂”，把胜利成果“全部记在他个人功劳簿上”，把缺点错误统统归咎于别人。赫鲁晓夫还经常玩弄阴谋手法，千方百计挑拨主席团委员相互争吵。“赫鲁晓夫同志狂妄自大，自以为他可以为所欲为。在他的活动中，近来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他采取的方针是摆脱中央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对他的监督，把它们的意见当成耳旁风。”“赫鲁晓夫同志肆无忌惮地鼓动对个人的吹捧。他逐渐地越来越强烈地期望能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和照片。于是，那些对他阿谀奉承之辈就全力以赴……”“他的特点不仅是极端粗暴、出尔反尔、放荡任性和心胸狭窄，而且他还热衷于发号施令，鲁莽行事，考虑问题先入为主，偏颇不公，易于发怒，尤其最近动辄指责他人，过分自夸而自信。”“赫鲁晓夫同志的大量意见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改组，简直把我们从上至下所有工作人员都折腾个够，瓦解了地方各级党组织，使它们丧失了信心。”赫鲁晓夫摆出一副教师爷架势，“很喜欢在毫无必要的情况下教训兄弟国家的领导人”。苏斯洛夫还说了赫鲁晓夫在领导农业和工作方面所犯的错误，给国民经济远景计划制造的混乱等等。

苏斯洛夫所说的赫鲁晓夫的缺点错误多是工作作风和个人性格方面，并一再强调苏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错误是赫鲁晓夫一个人的。

苏斯洛夫还说：“赫鲁晓夫同志承认了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他请求允许他不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

三大本《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中文版中没有记述赫鲁晓夫被搞下台的经过，只是书中附录的他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写的《回忆录写作出版经过》谈到了一些片断，这篇文章写于1999年《赫鲁晓夫回忆录》俄文版在俄罗斯公开出版发行之后。谢尔盖说，他用录音机录下了见证人1964年“十月事变”的讲述，他写道：“1964年10月发生的事情。现任高级领导人（指1964年时赫鲁晓夫的同事们——本书注）都在其中做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而且，最后援引了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结论：所发生的一切同党的原则性政策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一场‘宫廷政变’而已。”谢尔盖还说，他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记述1988年9月被苏联《星火》杂志发表，当时“是个爆炸性新闻”。

据罗伯特·肯尼迪在《十三天：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中记述，他的哥哥美国总统肯尼迪曾在维也纳对赫鲁晓夫说，他能迅速承认和谴责斯大林以及其他一些人的错误，但是，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他自己的任何错误。可见对手也看到赫鲁晓夫的毛病。

《赫鲁晓夫回忆录》正文前所收安德烈·比托夫写的一篇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文章《头顶最秃和胆子最大的人》中说，苏共最高层的“错误就在于让一个很有人情味儿的人上台执政”。在一些人眼里，赫鲁晓夫的毛病恰恰是他“很有人情味儿”，比起大多数表情死板、动作僵化的苏联领导人来说，赫鲁晓夫倒是有意思得多。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赫鲁晓夫大概是有注意力缺陷综合征，英文学名ADHD，俗称“多动症”，这种病的患者发病时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患者可以通过治疗改善。不过五十年前人们对这一病症关注不够，赫鲁晓夫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治疗。

在赫鲁晓夫下台后的第一个十月革命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11月5日就提前给苏联党政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发了贺电，节日当天的《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刊登了贺电（苏联领导人后来为此给中国领导人回了感谢电）。同日《人民日报》照例发表社论，题目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以通栏标题刊登在第一版下方。这一版的第二条是首都集会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刘宁一的大会讲话是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毛泽东删去了原稿中“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一句，并批道：“这一句，不宜在这个时候讲。”可见毛泽东此时对国际共运的认识与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时有了很大不同。

《人民日报》社论主要是正面论述中苏关系，对苏联新领导寄予一定的希望。在论述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四十七年的历史后总结了几条经验，只用一段话简要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社论的最后部分是谈中苏关系。

毛泽东在社论送审稿上批示“写得好”。他还在论述中苏关系的部分做了一点修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端仇视中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把中苏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看作是它征服世界的最大障碍。为此，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分裂中苏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以便各个击破。”（引文中用楷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本文注）

为了与苏联党政新领导打交道，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这一个十月革命节的庆典。《人民日报》社论说“凡是违背列宁主义、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违背十月革命道路、违背人民利益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迟早会被人民所抛弃”，要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取代。西方学者认为，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就是去看看是否发生了这种情况。在苏联新领导表示继续坚持赫鲁晓夫制定的从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二大既定方针的情况下，周恩来表明了中共的态度后回到北京，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赫鲁晓夫下台一个月以后，《红旗》杂志发表长篇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赫鲁晓夫做了盖棺论定式的总结，主要批判赫鲁晓夫的思想路线，应该说也是对苏共新领导失望后，对整个苏共的路线方针的批判。伍修权回忆说，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原来计划写十篇，才发表了九篇赫鲁晓夫就下台了，于是改写成这篇文章，“对赫鲁晓夫的路线及已进行的斗争，作了一个总结”。

文章开门见山地说：“赫鲁晓夫下台了。这个窃据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出历史舞台了。”“赫鲁晓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社论说，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也来谈谈赫鲁晓夫怎样下台的问题。“人们尽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

社论说，赫鲁晓夫做尽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坏事，并为他概括了十二条：一是反对斯大林；二是他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三是阻止中国建立自己的核自卫力量；四是阻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要求他们走所谓合法的“议会道路”；五是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六是替叛徒铁托集团翻案；七是把阿尔巴尼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八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任意造谣诬蔑，妄图颠覆中国。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在中苏两国边境制造纠纷，并支持印度进攻中国；九是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十是对兄弟党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十一是以老子党自居；十二是实行了一系列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修正主义政策。

《红旗》杂志的社论强调：“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这是对苏共新领导以健康恶化、领导作风等原因让赫鲁晓夫下台的批驳，是对苏共总路线的否定。

社论后面一些话是说给苏联新领导听的：“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从这篇文章可见，中共是全面批判赫鲁晓夫制定的苏共中央的思想路线，而不是像苏共中央那样只说他个人的毛病。不过赫鲁晓夫下台前几个月发表的“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有专门针对赫鲁晓夫个人品质的内容：文章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是以赫鲁晓夫做反面教材的，如“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这几条说的赫鲁晓夫个人品质的问题基本上也是苏斯洛夫所说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与苏联还保持着正常的国家关系，两国领导人还互有信件来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载有1965年1月5日毛泽东给勃列日涅夫的答谢电，感谢勃列日涅夫为他七十一岁生日发的祝寿信。毛泽东的复电，不如以往中苏友好时亲切热情，却也还是一种正常的往来。两人的信件也说明，双方对调整关系还有一线希望。但两封信件都没有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此后，还有一些正常的信件往来，到中国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后，中苏关系也进一步恶化，这样的信件就不再有了。

赫鲁晓夫与中国的原子弹也是有关系的。当年是赫鲁晓夫答应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由苏联提供技术，让中国的学者、设计师和工程师与苏联原子能专家协作。两国关系恶化后，苏联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写道：“正当我们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相关的中国专家培训结束了，而原子弹模型已经装箱。苏联核工业部部长（这个职务当时叫作中型机器制造工业部长——原书注）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包括一份模型发货决议在内。人们已经准备把模型发出，只等一声令下了！我们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我们很难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违约，而不把原子弹模型发出，中国将动用一切反对我们。从另一方面说，人家这么谩骂我们，向我们提出不可思议的领土要求，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将像恭顺的奴仆一样向他们提供原子弹吗？于是我们决定原子弹不发出去。”

中国对苏联的违约非常愤怒，更激发了自力更生制造原子弹的决心。原子弹爆炸成功，被中国认为是对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最有力的回击。不过这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不能怎么样了。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他在台上时，中苏论战是“通过指桑骂槐的方式进行的，但北京在这方面也不择手段”。“然而当我退休时，我从报纸上和广播中看到和听到了中国人谩骂我本人和苏联新领导的污言秽语。如此尖刻的咒骂从阶级敌人那里也并非可以常常听到的。”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充满警惕。1963年1月肯尼迪对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说：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将会“对未来人类，自由世界和自由地球造成很大威胁”；中国人“甘愿冒牺牲千百万条生命，来实现他们的‘侵略和军事政策’”，“因为他们‘轻视’人的生命价值”。

亨利·基辛格早在五十年前就说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他在1961年出版的《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代表着西方的观点。

基辛格把将会有核武器的国家设定为“第X个国家”。他写道：“虽然核武器将使第X个国家造成损害的能力大大提高，但它们大概不会改善小国对核大国的战略地位。没有一个可以预见的第X个国家——中国可能是例外——能够招架得住核大国的先发制人攻击。任何一个可以预见的第X个国家——中国又可能是例外——对核大国的突然袭击都不能大大地削弱后者的报复力量……”

因为这些“例外”，让基辛格对中国发展核武器非常警惕。他说：“所有非核国家俱乐部的成员国合起来大概也不能对共产党中国施加有效的压力。”

他写道：“如果中国还是坚持要成为一个核国家，这将怎么办呢？我们也许不能——甚至苏联也不能——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中国在1975年可能拥有像苏联在1960年所拥有的那种核能力，这种前景使人感到可怕。对一个表现对人类生命这样冷酷无情的国家来说，很多关于互相威慑的想法都不适用。”

他把中国领导人说得相当恐怖：“在领导有六亿人口的国家的狂热分子看来，所谓恐怖均势似乎并不那么可怕。甚至公开对人口中心进行的战争，在中国看来，也可能是可以忍受的，并且也许是统治全世界的最好方法。据说周恩来曾经对一位南斯拉夫外交人员说过，如果发生全面核战争，结果会只剩下一千万美国人、两千万俄国人、三亿五千万中国人。因此，问题就成为：在这种危险发展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举动，单纯相信将有一群比较仁慈的领袖人物代替目前掌权的那一班人。我们能够允许中国不受控制地发展毁灭人类的能力吗？”

在美苏正在寻求控制核试验的情况下，基辛格认为，“一旦已有的核国家同意禁止试验，世界舆论将迫使所有其他国家跟着走”，但中国又是个麻烦事儿，“为共产党中国议订一个周密的控制制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由于人们很难看出，在我们已经停止试验之后，共产党中国能得到什么好处作为签订协定的交换条件”。

基辛格在书中探讨了对共产党国家的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说法是，苏联正在发生不可避免的转变。随着它所生产的消费品增加，它将成为一个思想意识不那么浓厚和斗争性不那么强、越来越注意物质舒适的社会。“根据这种理论，西方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必须是促进这种有益的演变。”另一种说法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在工业化之后和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化非但没有产生民主制度，而且可能消除使它发展的经济因素。”基辛格说：“共产主义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发展。如果希望共产主义会自动变为民主政府，那是没有根据的。”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似乎还没找到控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适当方式，基辛格在国际政治领域是主张“均衡”、寻求“交换”的，此时，对中国也没想出为达到均衡的交换条件。

周恩来说过发生全面核战争会死多少人的“恐怖”说吗？没有查到记载。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有些类似。基辛格写《选择的必要》时还不认识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是把二人搞混了？不过可以肯定，他的书中的话应该是针对中国领导人的言论的。也就是十年以后，基辛格认识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彼此还很有些欣赏），他渐渐改变对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认识。他在近年出版的《论中国》中写道：“对中国经受得起核战争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多次沉思，不时还语带洒脱诙谐——因为中国人多到连核武器都无法赶尽杀绝——这让一些西方观察家以为他的精神有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的决心，因为这引起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博士先生是不是忘记了，他以前也是认为中国领导人“精神有问题”的观察家中的一员。

1964年中国有了原子弹，加入了美、苏、英、法的核俱乐部。但领导六亿人口的“狂热分子”，并没有率先使用原子弹。美国曾想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碍于苏联与中国还是表面上的盟友而没有进行；后来中苏发生边界冲突，真刀真枪地开了战，双方都死了人，苏联军方有人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时毛泽东和尼克松又相互伸出了橄榄枝，想到美国的因素，苏联人没有动手；因此中国也没有核打击和核报复的机会。

核大战终究没有在地球上发生，人类幸甚。

《随笔》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