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诗词欣赏

秋风秋雨

王　鹤

一　闺秀

少女时代，父亲去湖南当官，她与家人也居住在长沙、常德等地。后来，她嫁给湘潭富商之子，婚后次年就生了儿子。

待字闺中那几年，她写了许多诗词，描写跟三四个知心女友的围炉暖酒、看花赏雪，以及闺中落寞、惜春伤别，基调是安闲、慵懒和舒适的。其中《子夜歌·寒食》写道：

花朝过了逢寒食，恼人最是春时节。窗外草如烟，幽闺懒卷帘。绛桃临水照，翠竹迎风笑。莺燕不知愁，双飞傍小楼。

这类诗词很多，比如“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杏脸褪红，桃腮中酒，多情月姊蛾眉皱”，“花映前川，人倚秋千，一曲清歌醉绮筵”等，都是中规中矩的闺阁情调：闲情逸致或轻愁浅闷。这些诗词流播出去，她被称为“女才子”。

出嫁后，婚姻有些失意，她不免郁郁寡欢。“独对春光抱闷思，夕阳芳草断肠时。愁城十丈坚难破，清酒三杯醉不辞。”“已拚此身填恨海，愁城何日破重围？”当然，烦闷之外，依旧有“浴罢兰泉，斜插茉花映翠钿”的闲适。

跟那些清楚标明是写给女友的诗词不同，她还有更缠绵低迴的笔调，写离别之痛或相思之苦，诗题简略，表达也比较含蓄。比如这首《秋雨》，写思妇对远行人的朝思暮想：

西窗剪烛话巴池，云黑应催工部诗。

恨入高楼人别后，寒侵斗帐梦回时。

菊花雾重秋容淡，桐叶声残夜漏迟。

最是淋铃闻不得，谢娘减尽旧腰肢。

《梧叶》同样愁绪满腹——秋风吹来寒意，梧桐落叶飘零，灯下十分惆怅，梦里难舍思念：

梧叶宵来拂画栏，西风已觉袷衣单。

十分惆怅灯无语，一味相思梦亦叹。

白雁声中秋思满，黄花篱畔暮愁宽。

却怜镜里容颜减，尚为吟诗坐漏残。

《送别》抒写离别之际的黯然神伤：

杨柳枝头飞絮稠，那堪分袂此高楼。

阑干十二云如叠，路程三千水自流。

未免有情烟树黯，相留无计落花愁。

送君南浦销魂处，一夜东风促客舟。

相留无计，一味相思，容貌憔悴，腰肢瘦损。她的多情、细腻、缠绵，女儿情态，跃然纸上。这类诗写得都不错，用典浑成，情致婉转。

假如，就这么长守深院，作为富贵人家的少奶奶管家理事，生儿育女，一路循常轨旧迹走下去，春愁秋恨，总会随着时间流逝，渐渐消磨吧？哪怕心事繁密甚至心有所属，心潮总会慢慢平息。而这个小有才情的女诗人，世人或许不会熟知。

看得出来，这是秋瑾吗？

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她那些叱咤风云、气冲霄汉的诗词，它们最有秋瑾的招牌式风格：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满江红》）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对酒》）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

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叱咤风云生，精神四飞舞。（《泛东海歌》）

尽管缠过小脚，秋瑾十四五岁时就学会了骑马和剑术。在湖南时，她固然也吟咏与闺秀身份吻合的清词丽句，但眼界也不狭窄，有不囿于家庭的大关怀。她特别钦羡秦良玉等有胆有略的巾帼英杰，“今古争传女状头，红颜谁说不封侯？”看见国事衰微，早就萌生豪情：“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到北京后，写给陶杏南（大均）妾陶荻子的《踏莎行》里，填满无限郁懑：“愁城一座筑心头，此情没个人堪说。志量徒雄，生机太窄，襟怀枉自多豪侠。拟将厄运问天公，蛾眉遭忌同词客。”抱负难以舒展的那种憋屈感，让她将自己比拟为被群小排挤、继而遭放逐的屈原——糅合了士大夫理想人格与悲剧命运的典范。

从《马关条约》到庚子赔款，眼见列强环伺、山河碎裂，国人忧心如焚，纷纷呼吁改良，或图谋革命。自秋瑾在北京接触维新思潮，前往日本留学，直到在绍兴就义，其诗风变得日益凛然、刚硬。她悲愤于神州陆沉，“亡国悲歌泪啼多”；也痛恨那些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蝇营狗苟的权贵，同时充溢着置生死于度外、“此生拚为同胞死”的壮志雄风。这类诗固然英爽豪迈，从诗艺上看则伤于直露、粗疏。她好像是迫不及待要喷涌、抒发，有点来不及、或不屑于去雕章琢句。

那几首特别能反映秋瑾火爆性情的《泛东海歌》、《红毛刀歌》、《宝刀歌》、《宝剑诗》等，更是写得比男人还剑拔弩张、锋芒毕露。如果说，秋瑾早、中期的不少作品，往往站在不甘受压抑、禁锢的女性立场，呼吁男女平权，鄙薄古往今来的男性奸邪；到后来，她在诗里干脆利落地抛弃了性别的困扰，从立场、立意到遣词造句，已经不由分说地转换角色，将自己定位为一个扬眉拔剑、叹息苍生、兼济天下的男性士人——有心报国，无力回天，知音稀少，英雄末路，甘洒热血，死而无憾。

二　女权

“革命”当然是秋瑾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她也热烈地鼓吹女权、唤醒女界。

在北京接触了新思潮的秋瑾，自号鉴湖女侠。那时她已有男女平权、振兴女学的清晰主张。吴芝瑛的《纪秋女士遗事》记载：

女士平生持论，谓“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

吴芝瑛性格内敛，告诫她出语谨慎。秋瑾则认为，将来女学大兴，自己的期望必定能实现，但眼下必须有人率先倡议。

告别家庭后的秋瑾，是精力旺盛的社会活动家。1904年，在日本留学的秋瑾创办《白话》月刊。当年10月的第二期，刊出她以白话文写作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唉！世界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秋瑾列举了男尊女卑传统下女人遭受的种种歧视与戕害——缠足，包办婚姻，男人的肆意打骂、偷鸡摸狗等，随即质问道：“上天生人，男女原没有分别。试问天下没有女人，就生出这些人来么？为什么这么不公道呢？”接着，秋瑾呼吁妇女们摒弃“夫为妻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陈词滥调，警醒自新，谋求解放。

1907年1月，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旨在宣传革命、振兴女界。她约请吕碧城等撰文，自己更是集编辑、撰稿、发行等为一身。她在《发刊辞》里感慨：今日之女界，固然在四千年的黑暗世界中稍稍透了一丝光线，但晨钟初动，宿醉未醒，人心薄弱，不能自立，“扶得东来西又倒”。因此，她激情四溢地期待，《中国女报》能发出全国妇女的声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后来，刊物经费困难，只出了二期。

为了让粗通文墨的女子也能阅读，秋瑾发表于《中国女报》第一期的《敬告姊妹们》，有意写得浅显活泼，仿佛有面对面促膝谈心的热忱、恳切：

我的最亲爱的诸位姊姊妹妹呀，我虽是个没有大学问的人，却是个最热心去爱国、爱同胞的人……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姐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还有那安富尊荣、家资广有的女同胞，一呼百应，奴仆成群，一出门，真个是前呼后拥，荣耀得了不得；在家时，颐指气使，威阔的了不得。自己以为我的命好，前世修到，竟靠着好丈夫，有此尊享的日子。外人也就啧啧称羡，“某太太好命”，“某太太好福气”，“好荣耀”，“好尊贵”的赞美，却不晓得他在家里何尝不是受气受苦的！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缎，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的紧紧地。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试问这些富贵的太太奶奶们，虽然安享，也有没有一毫自主的权柄咧？总是男的占主人的位子，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为着要依靠别人，自己没有一毫独立的性质。这个幽禁闺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觉得苦了。

秋瑾是无师自通的宣传家，循循善诱，娓娓道来，入情入理。那时距离新文化运动还远，她这篇白话文却是相当漂亮，有口语的鲜活灵动、爽口化渣，还深得明清小说行文的神韵，别有一番精致、筋道。

秋瑾认为，妇女不必将一生荣辱，系于丈夫。但凡一个人有追求自由、独立的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而那些志趣、才学更高的女子，还可成就伟大的功业。她将女子自立的前景，描绘得十分明媚：

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归来得家族的欢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反目口角的事，都没有的。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独立、自强并非解决女性难题与困惑的万应灵丹，但在大多数妇女还身陷重重藩篱的一百多年前，秋瑾的呼喊，确实可以振聋发聩。此外，她还署名汉侠女儿写有弹词《精卫石》（原计划写二十回，写到第六回），以通俗方式，宣传妇女解放。

三　入京

1891年，秋瑾的父亲秋寿南应台湾巡抚邵友濂（著名新月派诗人邵洵美的祖父）之聘，赴台担任文案。后来邵友濂调任湖南巡抚，秋寿南也带着家人从台湾来到湖南，先在长沙候补，不久任常德厘金局总办，接着先后调任湘潭、湘乡等地厘金局。

秋瑾天资颖慧，过目成诵。除了吟诗填词，她也擅长刺绣，花鸟鱼虫，在针下活灵活现。只是天性不耐烦女红，很快就放弃了，依旧耽于书卷。

1896年，秋瑾与湘潭富商王黼臣的第三子王子芳结婚，次年生子。王家开有当铺，还与曾国藩之弟曾国潢合开有钱庄，富甲一方。王子芳曾经就读于岳麓书院，最得父母欢心。

所有人都说王子芳貌美。曾在京师与他共事的张翊六（后来其女儿嫁给秋瑾夫妇的儿子王沅德）在《子芳先生夫妇合传》里，说他“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张翊六同时也委婉地说，王子芳“读书善悟，不耐吟诵。作文写大意，不喜锤炼。不临摩碑帖而书法秀丽”。王子芳对学问和诗词文章并不孜孜以求，但天资还不错，不临碑帖而字迹秀丽。

与秋瑾家为世交、在湖南和北京都多有往来的陶在东说：“子芳为人美丰仪，翩翩浊世佳公子也。”弟弟秋宗章也回忆，姐夫“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只不过资质与造诣，远远逊色于姐姐。与这副秀美模样配套的，当然是王子芳阴柔、软糯的性情。秋瑾则恰好与之相反，有豪爽刚健的男子气，夫妻性格错位，“瑟琴异趣，伉俪不甚相得”。

1901年11月底，秋瑾的父亲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去世，哥哥秋誉章携全家扶柩来到秋瑾夫家所在的湘潭，租房安顿下来。一家老老少少，未免有坐吃山空之虞。秋宗章《六六私承》回忆，1902年年初，依照秋瑾的主张，由秋瑾娘家与王家合资，在湘潭城十三总开办了“合济钱庄”。

不久，王子芳赴京捐官，秋瑾与婆母、儿子随同前去，往返两月。他们在北京短暂居住时，秋瑾还有初来乍到、人地两疏的拘谨，“终日蛰居”，来客若非至亲，她都赶紧回避。

秋誉章乃一介书生，秋瑾那时在婆家还“日处深闺”，兄妹俩都不谙生意，且“胸无城府”，他们委托的经理人陈某徇私舞弊，监守自盗，钱庄很快就倒闭了。面对客户挤兑，秋誉章谨守信誉，“破产以偿”，秋瑾也典卖首饰还债。陈某还遣爪牙扮成贩夫，反复入店兑现，钱庄因此“又损资巨万”。秋家遭此大劫，“一败涂地，资产荡然”。秋誉章收拾残余，“罗掘所有”，只剩得数百银元，全家人与秋瑾洒泪分别，凄凄惶惶返回绍兴故里。

秋瑾女儿王灿芝在《我的家庭和生活史略》里讲述，“祖母性情暴躁而善怒，合家都怕她……她若是发怒，就必自长至幼，罗跪于她的膝前请罪，其怒始可平息。母亲性亦激烈，故婆媳之间，遂至积不相容。”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王子芳捐纳得授工部主事（后为户部郎中），秋瑾随他入京。在湖南时，秋瑾与当地名士，包括曾广铨（曾国藩孙子）夫妇等，不时酬答，已有诗名。刚到北京，她难免孤寂无聊，诗词里常有不逢同调、知音难觅的感慨。但秋瑾不乏社交天赋和热情，在风气更开放的京城，很快如鱼得水。她在邸报上见到秋家世交陶在东的名字，立刻主动前去拜访，以诗会友。她的诗作，逐渐在京城受到关注。秋瑾与吴芝瑛、陶杏南（大均）及其妾陶荻子等，也渐渐走近。

吴芝瑛字紫英，号万柳夫人，是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的侄女。她幼承家学，能诗文，擅书法，其《小万柳堂法帖》备受推崇。丈夫廉泉也精于书法诗词，任户部郎中，与王子芳为同僚，两家住得很近。吴芝瑛交友，眼风很高，但对秋瑾非常赏识，两人过往密切，随时唱和。廉泉开有“文明书局”，秋瑾在吴家接触到宣传新学的书刊，并通过吴芝瑛结识了京城的维新人士。日本留学热渐渐兴起，廉泉与日本友人合办了教授日语的“东文学社”，秋瑾与王子芳都开始学习日语。秋瑾给琴文的信上曾说，“夫婿近日亦习洋文”，那是她极为难得地以“夫婿”称王子芳的一次。

吴芝瑛的伯父吴汝纶是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日本著名教育家服部宇之吉来京师大学堂任教，吴汝纶考虑到北京妇女较为保守、封闭，便将侄女介绍给服部宇之吉的妻子服部繁子。秋瑾参加吴芝瑛与京师大学堂副教授欧阳弁元夫人发起的“妇女座谈会”时，结识了服部繁子。

服部繁子发现，她在北京接触的不少南方妇女，都很有进取精神，富于见识，不像北方官太太那么守旧。她也去过很多南方妇女家做客，她们大多做得一手好菜，吴芝瑛的烹饪就很出色。繁子应邀去过秋瑾家，感觉秋瑾对家务不太擅长，也不甚用心：家里很不整洁，书架上胡乱堆放着书籍和衣服，扔在屋角的瓜子皮、果皮，散发出一股馊臭。繁子没有见到两个孩子，秋瑾怕他们吵闹，让佣人带上街玩去了。

那时候，秋瑾的《宝刀歌》、《剑歌》等，已经和者如云。她的兴趣，当然不在料理家务。秋瑾的观点是：人生在世，应当匡济艰危、实现抱负，哪能让柴米油盐这些琐屑杂事缠身？她与王子芳到北京后，“独立门户，家务琐琐”，的确增添了矛盾。

秋瑾的我行我素、不拘绳墨，渐成鲜明风格。陶在东对她出门搭车的方式，印象特深：北京街头，车来人往，熙熙攘攘。路人突然驻足，有些惊诧地紧盯着一辆马车——一位不施粉黛、穿青布袍子的俊俏妇人，居然与车夫一起，跨坐在车辕上。北方妇人乘车，无一例外会垂下帘子，藏身帘后，只有车夫或奴婢才坐车辕。众人都看得稀奇，这女子倒是不以为意，手持书卷，神色自若。

服部繁子的《回忆秋瑾女士》提及，1904年阴历二月，繁子在妇女座谈会上初识秋瑾，此后秋瑾常去她家。秋瑾跟服部繁子讲述，小丈夫对她的意志和行动不加约束，自己非常自由。服部繁子拉着秋瑾的手说：“在家里你是男的，你丈夫是女的，你是你们家庭中的女王，不，是女神。”秋瑾的回答有点出乎意外：“夫人，我的家庭太和睦了。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足，甚至有厌倦的情绪。我希望我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不不，这并不是为我个人的事，是为天下女子，我要让男人屈服。夫人，我要做出男人也做不到的事情。”

服部繁子在秋瑾家见到的王子芳，却似乎缺乏强横之气：“白脸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他腼腆地对客人施礼，然后礼貌地退下。

秋瑾的生年，有1875、1877等多种说法，如果按不少研究者认定的1877年推算，她比丈夫大两岁。他到北京上任的1903年，才二十四岁，是长在优裕家庭、被父亲庇护的小儿子，羽翼未丰的外省青年。

在北京被新风新潮激荡的秋瑾，之前对丈夫潜藏的不满，日益发酵。后来，当她与王子芳发生冲突时，在陶杏南、吴芝瑛家都住过。朋友们多次奔走调停，却收效甚微。

除了王子芳的绵软性格，陶在东也提到这对伉俪之间“根本参商”的另一层原因：王子芳的小京官身份，是靠捐纳得来的。从前，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人，对于以祖上功德封荫为官的子弟，尚且睥睨呢，何况是买来的职务？而捐官者如果以“附监生”的身份，能通过顺天府的乡试，获得举人身份，就算入了正途，也有人因此仕途通达。而王子芳曾经在湖南应试，名落孙山，科举这条路他根本没戏，“前途绝望”，这让秋瑾极为不屑，也最为痛心，每每提到，都声泪俱下，情绪激动。

好友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既为名士，也是举人。北京亲友中，陶杏南曾经以官费留日，陶在东也是举人。秋瑾遗憾于丈夫不能由科举的阳关大道取得上升之阶，对他的学问粗浅，更是非常蔑视。她后来创作的弹词《精卫石》有自传色彩，其中“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颇具自况意味；她也写过“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痛惜一代才女所遇非人。

1905年秋瑾在日本留学时写给哥哥秋誉章的信，流露了同样的情绪：“呜呼！妹如得佳耦，互相切磋（此亦古今红颜薄命之遗憾，至情所共叹），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她非常恼怒自己的包办婚姻：“使得一佳子弟而事，岂随（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

四　决裂

秋瑾还有一些写得极为黯淡、伤心的诗，似乎不像她惯常的语气：“琵琶一曲伤心调，旧人痛哭新人笑。”（《二月篇》）“将缣比素故输新，薄命休教怨不辰。”（《初寄》）“秋风一夕捐纨扇，零落人间弃妇恩。”（《古意》）

汉乐府《上山采靡芜》以弃妇口吻写成，秋瑾反用了其中的“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秋风纨扇，则是从班婕妤就开始的弃妇之叹。她写给吴芝瑛的《述怀示吴夫人》中，也有“人前强制伤心泪，暗惜年华似水流”的哀愁之语。

徐自华在《秋女士历史》一文里说：“女士东游前之历史不能祥知。窥其诗稿，得一二梗概，盖绿衣黄里，抱卫庄姜之憾，故弃家求学。”《诗经·绿衣》咏叹“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其主旨有的认为是丈夫怀念亡妻，另一解说则是卫庄公夫人庄姜自伤——《毛诗序》云：“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徐自华采用的是后一意思。她曾拿着秋瑾的诗稿当面探询，“君曰勿问，余已隔世！”秋瑾说罢长吁一声，坠下泪珠。

这些不为世人熟知的伤心诗，1930年4月最早刊于陈去病主办的《江苏革命博物馆月刊》，由秋瑾归国后关系最为亲密的徐自华提供。（见郭长海、李亚彬编著《秋瑾事迹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290—306页）

旧式女子，对丈夫另有新欢，多半是坦然接受，顶多暗自饮泣。但秋瑾哪里是逆来顺受的寻常女子？又在北京接受了男女平权、家庭革命的新思想。何况，她对王子芳早就累积了诸多失望与不屑，对他原本是有点俯视的，情感背叛遂给这桩根基失稳的婚姻，带来更为致命的一击。秋瑾的“弃家求学”，也就顺理成章。

1904年6月，秋瑾离开北京赴日本留学。1905年春，她回到绍兴老家看望母亲并筹集学费，之后再返东京，1905年12月从日本回国。其间，她一直没有去北京见王子芳，两人基本不通音讯，倒是有消息误传，说王子芳已经另外娶亲。

去日本前夕，秋瑾夫妇还曾一起到天津访友；服部繁子与秋瑾一道从北京启程时，也见到王子芳面带哀伤，携儿女和奶妈到永定门火车站送行，他要秋瑾一路保重，到日本后来信。他俩之间，就算裂隙已深，至少表面上还能敷衍。

1904年10月，服部繁子将返回北京，问秋瑾是否要给丈夫带什么口信，她说没有。

秋瑾有一首《重九风雨沓至，耳棘心芒，枯坐无聊，孤吟写愁》，笔调特别凄冷：

为甚秋阴不放晴，百端交集莽难平。

未能免俗恩成怨，无以为家我负卿。

回首可怜分袂日，痴心犹恋结褵情。

人生如有伤怀事，怕听酸风苦雨声。

重阳节是全家人一起赏菊饮酒、登高远眺的良辰吉日，秋瑾枯坐独吟的这一天，却是风雨联翩。天气阴晦难晴，更添愁绪满腹，她百感交集，无比伤怀。与丈夫虽已渐行渐远，回首婚姻里曾经有过的情意，却也让她不免徘徊与留恋。这首诗的语气，很像是她刚到日本的那年秋天，写给王子芳的。傲岸、泼辣、烈性的秋瑾，难得这样柔软、和婉地表达——有退让，带歉意，具温情：“未能免俗恩成怨，无以为家我负卿。回首可怜分袂日，痴心犹恋结褵情。”——虽然他们像很多夫妻那般，天长日久，积怨渐深，但从前毕竟还是不乏恩情的……她多少有重修旧好的口吻。

然而，这番低姿态的致意、表情，孤寂中流露的脆弱、伤感，却并未得到只言片语的回音——王子芳没有写信过来，直到秋瑾去日本一年多，他都与她未通一函。如此不加掩饰的疏离、冷漠，当然令秋瑾寒心，也极大地伤害了她的骄傲。而王子芳“停妻再娶”的消息，更让她难抑愤恨。加之在日本接触了革命派人士，思想更趋激进。随后，秋瑾给哥哥的信上提到王子芳，都是势不两立的姿态。

如果义断情绝，经济上就难免泾渭分明。秋瑾有一笔百元的款项，“误汇”到王子芳处，被他扣留，秋瑾让妹妹去帮忙讨回，每次提到此事，她总是怒不可遏。她的留学费用，是托陶杏南之妾陶荻子帮忙变卖首饰等得来的，王子芳并未助力。秋瑾中途回国筹措学费时，母亲四处变卖典当，设法替她凑了几百元。那时，秋家已经捉襟见肘。秋瑾在日本期间，非常节俭。学费、住宿、衣食、书籍文具、零用等，每月至少需要三十元。她出门为了省钱，从来不坐人力车，全靠步行。

无论经济宽裕还是局促之时，秋瑾都不吝财物，扶危助困。徐自华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说，秋瑾特别爱读豪侠传，羡慕朱家、郭解那类仗义助人的游侠。

1903年，秋瑾与王子芳从湖南到北京，中途在上海稍作停留，结识一位候补官员的妻子琴文，彼此投缘。当时琴文旅费不足，秋瑾慷慨解囊。到北京后，秋瑾在回复琴文致谢的信上，充满小事一桩、何足挂齿的洒脱、真诚：“区区数洋，古朋友有通财之谊，路中乏资，何人不有？谚云‘与人方便，即自己方便’，分所当为，过蒙奖许，益增汗颜。”

戊戌变法时，礼部主事王照被破格提拔为候补四品京堂。变法失败，王照获罪。后来他回京自首，被关在刑部大狱。当时，秋瑾正在变卖首饰，筹集学费，自己也非常窘迫。她与王照素不相识，听说吴芝瑛夫妇等正在设法营救王照，立刻拿出一部分学费，参与应急，并嘱咐不用提到自己的姓名。王照出狱后，与人说起秋瑾，总是感激涕零。

到日本后，尽管非常拮据，秋瑾依旧热心助人。东京留学生发起为万福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入狱案募捐，秋瑾最为积极，陈志群记得，她“囊中仅四十元耳，竟尽数捐之”。

秋瑾中途回国时，从日本带回一位被丈夫遗弃的女子蔡竞，后者缺乏谋生之路，无依无靠，整日以泪洗面。秋瑾在东京的同学处为蔡竞筹得回国路费和读国内手工学校的学费，并为之周全考虑：一年后待蔡竞能够自食其力，并择人而嫁，自己方可卸下责任，“凡人做事必须全始全终”。

弟弟秋宗章回忆，秋瑾带蔡竞回绍兴老家时，秋家堂兄弟们还同堂共居，没有分炊，但家用已左支右绌。见秋瑾带人回来“吃闲饭”，背后啧有烦言。秋瑾心知肚明，却也装作不在意。她在浔溪女校教书时，有位吴姓女生因家贫可能辍学，秋瑾又给予帮助，将她送入宗孟女校。

留学阶段，经济压力一直非常困扰秋瑾。娘家式微，夫家富有却不施援手，王子芳不仅扣留她来之不易的这笔学费，还“篡取”她的珠帽、珠花等物，让性格刚烈的秋瑾，更添深仇大恨。她一再督促妹妹去催款，给秋誉章的信上说：“讨取百金，不妨决裂，因彼无礼实甚，天良丧尽，其居心直欲置妹于死地也。目我秋家以为无人，妹已衔之刺骨，当以仇敌相见。”1905年6月19日致秋誉章的信上，她对王子芳更是深恶痛绝：“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此等人岂可以人格待之哉？”

秋瑾一直让兄、妹帮助变卖自己留在北京和湖南的翡翠镯子、珠子等首饰衣物，无奈始终都没能顺利售出，她无比焦虑，每次去信给哥哥提起，都“焦急万分”。

那一百元很长时间未能顺利讨回，秋瑾对王子芳恨得咬牙切齿：“一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她说，自己处境如此艰难，王子芳还要截取钱物，“是欲绝我命也”。

从秋瑾1905年9月12日给秋誉章的信上可知，婆母致信秋瑾之母，想让儿媳回归。秋瑾说，自己正因为太了解王子芳，才与之决裂：“吾能决其终身不能改变其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自己离家才一年多，他怎么可能痛改前非？

当时，秋瑾去日本已一年半，王家人并无只言片语写给她或秋母，如今突然有此一举，她揣测，是王子芳的父母对另外两个儿媳不满，或王子芳新娶之妇“不佳”。还有一种可能是，从日本归国的湖南籍留学生，对自己有所褒扬，触动了王家人的虚荣心。当然，也许他们“偶发天良，稍久即泯”。不管怎样，秋瑾牢记着王子芳的“种种暴虐”，包括对她父母的“无礼”、“荒谬”行为，认定王家人“狠暴残忍无信义，兼而有之”。她让哥哥千万不要轻信王家，她已矢志与王子芳决裂，不可能重蹈覆辙。“决裂”二字，在秋瑾的信上频繁出现。她还考虑仿效“今日文明世界”的成例，与王子芳谈判离婚。

之前秋瑾给王子芳去过信，责备他扣留“百金”，还提出“经济困难，商借千金”。她对哥哥表示，如果王子芳不借钱或置之不理，就会写信去断绝往来，将来王家不得跟人说起有秋瑾这个媳妇。王子芳对她的窘迫袖手旁观，让秋瑾尤其恼火于这层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因为王家之富，人所共知，秋瑾在别处借钱，往往碰壁，别人还以为她装穷，“故无一援手者”。

秋瑾1905年6月19日致秋誉章说：王家待自己，比奴仆还差，“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报之，非妹不情也”。秋瑾坚信，自己脱离家庭后也能独自求职谋生，她已深思熟虑：“为人奴隶，何不自立？后日妹当可自食其力，何必为人之妇者？况仇怨已深，断无好结果。”同年10月6日的信上，她再次表示：“妹一人岂随（遂）不能谋一衣食者乎？处文明之世，吸文明之空气，当不甘为彼人之奴隶也。”

秋瑾有强烈的出人头地之心，也自信以后不会湮没无闻。她对哥哥说：母亲总是担忧女儿孑然一身，独自飘零。但扪心自问，自己并不愚钝，岂能甘于与世沉浮、一生碌碌无为？婚姻已经破裂，自己对男女之情，已不再萦怀，“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将来能够青史留名，“则平生愿足矣”。届时，不要让王子芳这个没天良的人，名字出现于我的姓名之间，“断不欲此无信义者有污英雄独立之精神耳。”若有人问到我的夫婿，哥哥说他死了即可。她也念念不忘对王子芳的仇恨，觉得不能报仇，“实平生隐痛也”。

有一些瞬间，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也会袭上心头，秋瑾便激愤地想到，以后若是衣食不能自给，就肯定要跟王家打官司，分一笔财产。“不成，则死之而已。”她的信里，不只一次提到“死”字，有了无牵挂的决绝。

秋瑾结婚时，王子芳只有十七岁。他俩的性格本来就有某种程度的阴阳倒错，偏偏他还比她年少，又不那么好学。女人对男人的爱恋，比较容易从她对他才识、风骨的仰慕中滋生出来，学问单薄、性格柔软的小丈夫，显然不能让秋瑾产生心悦诚服的敬慕；而她的傲然与强硬，日积月累，则可能让丈夫感到压抑难耐。如果王子芳学养深厚，才华纵横，气度雄阔，足以让女丈夫秋瑾折服，又能像那些成功的读书人一样，以科举入仕，或拥有应对世道变迁的优良资质，这个婚姻或许两样。

秋瑾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都通过中举而进入仕途，担任过知县、知州、同知等职，王子芳家则是富商，双方系官、商联姻。秋父虽非大僚，但毕竟有官方身份；王家没有功名，不过富甲一方。如果夫妻关系融洽，家庭背景的差异就不成其为问题。如果有了隔膜、摩擦，则任何由头都可能酿成争端。双方都可以站在各自的角度，自感优越，流露傲慢，释放冷气。尤其是，秋瑾的父亲去世后，两个家庭的“荣誉”天平迅速倾斜。待到两家合资开钱庄，秋家人管理不力导致血本无归，王子芳一定有过很多负面表达，从秋瑾声讨他“凌辱亲戚”、“铜臭纨绔”便不难看出。王家人也难免流露不快或不满，这类掺杂了经济纠葛、娘家婆家彼此嘀咕的家务纠纷，自然也很磨损感情，加深夫妻之间的裂痕。

当夫妻失和，婚姻里的恩怨情仇，往往犬牙交错、复杂含混。追究根由，有时候能从是非、对错中梳理出头绪，有时候则难以简单界定黑白。王子芳去世时，女儿王灿芝才八岁。她对秋瑾口中十恶不赦的父亲，印象不错：“面目俊秀，潇洒风流，颇有文名。”对秋瑾同样鄙夷的祖父王黼臣，王灿芝的评价也非常正面：“容貌修伟，器宇轩昂”，“生性慷慨，乐善好施”。

五　兄妹

留日期间，秋瑾给秋誉章写的十一封信，特别袒露心迹。除了声讨王子芳，她也事无巨细地关心着娘家人：对母亲的安康，十分挂念；操心侄儿、侄女的学业与前途，对他们进哪种学堂、学费如何设法，都不遗余力地谋划……既是为秋家的未来作长远打算，也基于她对文化的重视：读书之人，即便没有突出才干，总不至于过分差劲。秋瑾给侄儿的信里，谆谆教诲，要他们爱国，勤学，守礼，孝悌，也勉励他们为家族争光，“若能循良勉学为秋氏争荣光，方不虚生于人世”。这一年，她的儿子沅德八岁，也是念书的年龄，秋瑾却没有一句提及儿子。她离开王家，好像就只是秋家的女儿甚至秋家的儿子了，一心一念想着“为秋氏争荣光”，不可思议地淡化、淡忘了自己为人母亲的身份。

秋瑾还用了最大的热情与耐心，为哥哥谋职。秋誉章没能中举，此前通过亲戚关系在北京西城路工局找到一份工作，收入低廉，也不太稳定。秋瑾想让绍兴老乡与远房亲戚陶杏南帮哥哥谋一更为理想的职业。她让哥哥去信时记得提到，自己在北京时多蒙陶杏南夫妇青睐，一直心存感激。秋誉章曾经去联络过，秋瑾也从日本去信请托。

起初，秋瑾告诉哥哥：陶杏南已答应为他谋一差事，应该能帮上忙；江亢虎处只能得一点指点而已，若他能够出力是肯定会尽力的，因为江也是“维新中人，朋友中待人甚好”。后来哥哥提到，江亢虎的书信有语病，秋瑾遂不甚在意地说，此人读书不多，如果他可以助力，不妨虚与周旋，反之则可慢慢与之绝交。

秋瑾1905年9月12日给哥哥的信上说，已经连寄两函给陶杏南，均无回音。满怀希望却事与愿违，她备受打击，不免寒心，抱怨道：这就是浙江人的通病，“只知自己，不知有他人，不照顾同乡”。她让哥哥不必再寄希望于陶杏南，要另外设法。同时愤懑于世风日下：如今连亲戚都那么势利，何况友人？如果我家稍有势力，陶杏南肯定会忙不迭地趋奉呢。

同年11月6日的信上，再提到陶杏南，已经语带鄙夷了：“陶杏南之人毫无学问，新学界殊不齿其人。”她转而又对江亢虎燃起希望，要哥哥与之结交：“江亢虎之人如好，何妨同其为义兄弟，将来亦可互相引进。”看得出来，秋瑾处事待人，有非此即彼的偏激，和陡峭的、情绪化的好恶转换。

秋誉章在北京求新职一直不顺，除了秋瑾托朋友帮忙，他起初曾打算去谋一县呈职位，之后又想去东北投靠亲戚找工作，秋瑾于是给在东北的陶在东（陶杏南本家）去过信。后来，秋瑾从1907年正月开始，在绍兴主持徐锡麟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秋誉章来到此校担任教职。可以想见，他那两年在外地谋职，一直都不那么顺利。

由于废科举、兴实学的呼吁，日渐高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慈禧太后下诏，宣布从次年开始，废除科举。各地的新学堂纷纷开办，1905年下半年，留日学生更是猛增。秋瑾见哥哥求职艰难，让他暂栖路工局，随即又动员他去日本留学。她预测，往后的趋势，“谋事非出洋一回不可也。”一个月内，她连去三封信劝说哥哥，为之谋划学费——让他去找叔叔借一笔钱，或去各处托人运动，申请官费。她自己更是雷厉风行，立刻去信给在绍兴的嫂子，让她向娘家（张家）为秋誉章借一千多元学费，以供三年之需。她一厢情愿地认定：待哥哥留日归来，觅得职业，归还这笔钱应当不成问题，想来张家没有理由不答应。

秋瑾有些冲动、急躁，行事似乎也欠深思熟虑：以秋家当时的家底，一千多元学费是天文数字；留学三年，对拖家带口的秋誉章，不是瞬间就下得了决心的；何况，秋家家道中落，他自己四处碰壁，不见得好意思向岳父家借钱。很快，12 月22日的信上报告，秋瑾已决定退学归国，她为秋誉章筹谋的留日计划，当然随之付诸东流。

秋瑾对娘家人确实一片至诚，除了到处托人帮哥哥找工作，在人际关系与人情世故上，也细加指点，倒像她是姐姐。她屡次提醒秋誉章，在北京多交朋友。随后去信，还要忙不迭地追问：哥哥最近交了新朋友吗？要择佳士而深交。——非常急不可待，就像布置了作业立马就想检查的老师。她多次叹息：祖父、父亲都无一好友，以致现在没有一个人对故人之子施以援手。秋家衰微，似乎不关任何人的痛痒。

秋誉章性格急躁，但处事比较被动，他生于1873年，已经三十余岁，儿女成行，还立足不稳，前程黯淡。秋瑾替哥哥忧心如焚，既有对他低迷处境的焦虑，也有振兴秋氏家门的急迫，多少还有一丝歉然：当年在湘潭时，是她主张将父亲的遗产拿去经商，致使一败涂地。否则，秋家老少何至于像现在这么山穷水尽。

1905年11月28日的信上，秋瑾再次感叹：兄妹们都没有亲戚朋友可堪依傍，“万事非靠自己不行，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告语者，惟妹耳，居无室家之乐，出无戚友之助，漂泊天涯，他日之结局实不能豫定也。”父亲去世后，秋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陡然滑落，她离开王子芳，自然也与王家的人脉隔绝了，想给哥哥求一理想的职务，八方请求却屡屡受挫，倍感世态炎凉；自己孤身漂泊，情感荒芜，前路渺茫……

种种失意和失望，让秋瑾的情绪极端阴沉、低落。她觉得，哥哥虽与自己同样无依无靠，幸而生为男子，未来应该不会太差，“结局似胜妹十倍矣……惟祈吾哥善筹自立之计”。她自己身为女人，又不甘为女人，身怀雄风，仗剑独行，感觉四处碰壁、束手无策后，不得不暂时退回到女人的身份，为自己的性别而叹息。同盟会成员王时泽的母亲曾与秋瑾在青山实践女校师范班同学，她记得秋瑾每晚做完功课，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

与年龄较小的王时泽写信，秋瑾往往署名“兄竞雄”。然而，竞雄兄在心灰意冷之际，却无法不生出作为女人的一点自怜自恨，“身为女子，亦无益于家门，无助于吾哥，不胜自恨。此后糊口四方，尚不知何地驻足也。”虽然女权呼声渐热，但职业女性的施展空间，却依然逼仄。秋瑾的黯淡心情里，既有对个人前途的忧虑，有难振家门的绝望，也有操心风雨如晦的时局，“不胜为吾四万万人一悲痛也！”

六　男装

1904年6月11日清晨，吕碧城睡意蒙眬，睁开眼睛，突然瞥见一双官式皂靴，踩在地上，她霎时吓得清醒了——自己的闺房，昨夜竟然有男子潜入？再定睛一看，秋女士正在用床头的梳妆盒，往鼻子上敷粉呢。

那时，吕碧城刚刚在天津《大公报》等发表了一系列诗文，高歌女权，提倡西学，名噪一时。《大公报》总理英敛之见多识广，也觉得吕碧城“力挽颓风，且思想极新，志趣颇壮”，不像寻常闺秀只晓得吟风弄月，如此眼界与才华，“裙钗伴中得未曾有”。

很快他就知道，还有另一位女子，同样胸怀高远。英敛之日记记载，友人从北京来，说有位嫁给王部郎的秋氏女子，也号碧城。没过多久，秋碧城果然与王子芳等一道来了天津，那时她即将赴日留学。北京很多人读了吕碧城的文章，误以为是秋瑾写的，她因此专程来天津拜访吕碧城。差役高举着她的名片，以不同寻常的口气通报：“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儿。”那时秋瑾着男装而仍梳发髻，吕碧城但觉她“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类”。两人相见甚欢，当晚同榻而宿。

秋瑾与吕碧城、英敛之夫人等一道访友、购物，6月13日返京。她认为，吕碧城已名声大著，自己理当避让，遂慨然取消“碧城”之号。吕碧城记得，当时她的名片上是“秋闺瑾”三字。秋瑾字璇卿，原名秋闺瑾，去日本后改为秋瑾。那个极端女性化的“闺”字，她肯定早晚是要删去的。而改号“竞雄”，则非常直观地表达了意欲争锋男性世界的壮心。

1904年正月，吴芝瑛正在帮助秋瑾筹备留日的学费。初七日，秋瑾携来兰谱，欲与她义结金兰，吴芝瑛欣然同意。第二天，秋瑾身穿男装，带来自己的一双补鞋、一条裙子，说自己以后不穿女装了，将这出嫁时的衣物送给盟姐，“为别后相思之资”。她俩随即一起痛饮。此后，两人几乎每天见面，一见面则不醉不散。

服部繁子在欧阳夫人家举行的那次“妇女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的秋瑾，就是一位“男装美人”：

高高的个头，蓬松的黑发梳成西洋式发型，蓝色的鸭舌帽盖住了半只耳朵；蓝色的旧西服穿在身上很不合体，袖头长得几乎全部盖住了她那白嫩的手。手中提一根细手杖。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胸前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得发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身材苗条，好一个潇洒的青年。

秋瑾次日拜访服部繁子时，聊起她那身西装。她说：“太太您是知道的，在中国是男子强，女子弱，女子受压迫。我要成为男人一样的强者，所以我要先从外貌上像个男人，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留辫子是异族人的习俗，不是中国人的装束，所以我穿西服。”服部繁子认为，女扮男装未免幼稚，由羡慕男子而模仿他们的衣着，其实有些卑屈。女子到哪里也是女子，要毫不自卑、堂堂正正地活着，才能让男人敬慕。秋瑾觉得，此话也有道理，不过愿意坚持己见。

秋瑾缠过足，后来放了足，鞋内需垫棉花，到底不像天足那么自如，所以在日本老师印象中，她走路还是“莲步蹒跚”。

秋瑾的异母弟秋宗章在《六六私承》里回忆，1906年初，秋瑾回到绍兴后，换下和服，身穿一袭月白色竹布长衫，梳辫子，穿皮鞋，“俨然须眉焉”，她去照相馆留影，“英气流露，神情毕肖”。直到就义，秋瑾不再穿女装。

1906至1907年，秋瑾常到杭州、上海等地，或与徐锡麟等密谋议事，或在学生与新军中发展光复会会员。她在杭州住在小客栈荣庆堂内一处隐蔽的房间。新会员都称她秋先生，秋先生身着玄青色湖皱长袍，头梳辫子，系玄青色辫穗，足蹬黑缎靴子。

在浔溪女校教书时，秋瑾有一天曾不无得意地对闺蜜徐自华说：自己女扮男装，旁人几乎看不出来。后者有点不以为然：男人与女人，丰神态度毕竟不同，怎么不能辨别呢？莫非人人都有眼无珠？秋瑾说，那我明天就请人装扮起来，试试你的眼力。第二天是星期日，秋瑾果然约了几位学生，身着男装到宜园摄影，拿照片来请徐自华品题。徐自华一一点评：小淑（徐的妹妹）文秀，欠点潇洒；希英魁梧，而缺少跌宕；韵清软弱，一看就是女子。唯独秋瑾，“英爽倜傥，最占优胜，亦乔妆日久之效果也”。秋瑾大笑：品评得妙！“面首三十，只中一人耶？”她建议与徐氏姐妹共摄一影。徐自华说，你这般装束，我不便奉陪。秋瑾笑骂她“迂腐顽固”。（徐自华《秋瑾轶事》）

秋瑾主持大通学堂时，每天坐船来去学校，一双黑色皮鞋，一袭鱼肚白竹布长衫，梳一条辫子。别人说她是“男装到底”，只是没有剃头。秋瑾在大通学堂设体育会，率学生作“兵式操练”、到野外学射击，她也身穿男式“体操洋服”，骑马出入城中。对此，绍兴士绅很是不以为然，群起而攻之。

在绍兴时，秋瑾经常去各校发表演说，宣传爱国精神，灌输革命思想，启发民智，提倡男女平权与改良风俗。1906年冬她曾去绍兴府中学堂以《雪国耻》为题讲演，许柏年在《秋瑾的演说》中回忆，她西服革履，夹着黑色皮包走上讲台，“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令人肃然起敬……她足足讲了两三个钟头，真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亦皆凝神注意，毫无倦容”。

秋瑾不仅写有“英风豪气动诸侯”等慷慨奔放之诗，摄有英姿飒爽的舞剑照片，也确实喜欢舞刀弄剑，“时有侠气扑入眉宇”。寒光霜刃绕身，比起男式装束，更为醒目地彰显了她的雄豪气度。

中途从日本回国，经过上海那次，秋瑾曾给吴芝瑛讲述留学的艰苦，并出示她新买的倭刀，说自己只身万里求学，往返海船，只搭乘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不起，所赖以自卫者，惟此刀耳，故与吾形影不相离”。畅饮之后，秋瑾拔刀起舞，唱起日本歌，让芝瑛的女儿以风琴和之，“歌声悲壮动人”。

那把倭刀，她白天佩戴，夜间则在置于床头。有一天，她与徐自华在庭院纳凉，新月如钩，轻风吹拂，微醉的秋瑾，兴致勃勃，挥刀起舞，“阴风冷气，飒飒逼人。月色刀光，辉映莫辨”。这时，徐自华的女儿阿蓉手持几朵晚香玉，来让妈妈给她穿花球。穿花球是女童、少女的家常闲趣，最能凸显娇弱、柔嫩的小儿女情态。此刻，花与刀的反差如此之大，又颇具象征意味。秋瑾一看，把晚香玉放在地上说：“此何时，尚欲穿花球耶？可来，余教汝刀法！”阿蓉靠着秋瑾，长时间摩挲倭刀，对妈妈说，自己也想要一把。秋瑾大喜，抚着阿蓉的背说：“好女儿！有英气！胜汝阿母多矣！他日我当将此刀赠汝！”（徐自华《悲秋记》）

大通学堂开学时，绍兴知府贵福与山阴县知县李钟岳都莅临参加典礼并致辞。贵福根据秋瑾的别号“竞雄”，赠她嵌字对联：“竞争天演（或作‘竞争世界’），雄冠地球。”她的“先从外貌上像个男人，再从心理上也成为男人”的夙愿，在某些时候，是否达成了？

后来，贵福下令搜捕大通学堂并迅速处决秋瑾。临刑前，她对李钟岳提出三个请求：写信作别亲友；临刑不能脱衣带；不得枭首示众。李钟岳同意了后两条。在生命尽头，秋瑾没有忘记女性知识分子的尊严。她的性别意识，其实从未模糊。

七　闺蜜

吴芝瑛和徐自华，是秋瑾后期走得最近的两位密友。她俩都曾以沉痛笔调，追忆秋瑾，吴芝瑛写有《秋女士传》《纪秋女士遗事》等，徐自华写有《秋女士历史》《秋瑾轶事》《悲秋记》《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等。

两人都对秋瑾的豪纵尚气、能言善辩，印象深刻。吴芝瑛说秋瑾“每稠座论议风发，不可一世”。“芝瑛守家学而秋好为高论，以此每见必以箴规之言进，秋不服即相争，争不已，家人辄进酒一醉而罢”。

徐自华说，秋瑾“丰貌英美，娴于辞令，高谭雄辩，惊其座人。自以与时多迕（即违背、抵触），居常辄逃于酒”。酒酣耳热，则悲歌击节，拂剑起舞，气势如虹。秋瑾在“稠人广众，论议锋发，志节矫然（即孤傲、坚劲），人辄畏重之，无有敢一毫犯其词色者”。

吴芝瑛和徐自华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秋瑾的刚直爽烈，也让她容易树敌。吴芝瑛回忆，“女士生平好侠负气”，遇到“不达时务者”，往往当面指责，丝毫不留情面，因此不少人对她怀恨在心；徐自华也说，秋瑾口角不肯让人，遇到顽固者，甚至当面讥诮。她也劝过秋瑾：锋芒太露，恐遭人忌。

有一次，秋瑾、徐自华与吕女士在上海同游张园。小憩喝茶时，恰逢某留学生带着一个雏妓，乘马车而至。他们在临近的茶座，恣意笑谑，秋瑾喟然叹息：看到留学生的腐败模样了吧？我要过去劝谏他。徐自华笑着阻拦：这些家伙在学校待了半年，好比鸟入笼中。如今来到这花姣柳媚之地，正欲赏心悦目，关你什么事？吕女士也附和：暑假归国的留学生们，大半都携妓作快意之游，你怎么干预得过来？秋瑾不听，起身以日语问询并交谈，留学生面露惭色，雏妓则气得怒目走下台阶，独自乘车而去。徐自华打趣秋瑾，此举大煞风景。秋瑾也笑起来：“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徐自华《秋瑾轶事》）

秋瑾经常很伤心地对徐自华说，自己喜欢广交朋友，遇到妇女界名人，便会登门拜访。但所遇之人，大多沽名钓誉，徒有空言。屡次扫兴，不由得心灰意冷。相对来说，男学界倒还有几个人物，女学界少有出类拔萃、可引以为同志的。徐自华说，留日女学生里，总有佼佼者吧？你是否太自负，所以曲高和寡。她随即列举了最著名的几个人。秋瑾回答：你既然说她们有名，请问哪位肯为公益事奉献，牺牲一己？别人都说我目空一世，你与我相处，应该知道我并非自负之人，但实在不屑于搭理那些庸脂俗粉，“余之感慨，乃悲中国无人也”。

1907年春，秋瑾在杭州筹备起义时，曾与恰好去省城的徐自华相遇。她觉得首期《中国女报》比较草率，自己又头绪繁多，想让徐自华驻上海代理几个月。徐自华因母亲生病而推辞，秋瑾颇不高兴，责备她“忘公益，恋家”！并作诗规劝。就连陌生人都要干预，秋瑾对待闺蜜，当然是有话则说。

徐自华、徐小淑姐妹与秋瑾，有“异性骨肉”之谊。秋瑾在浔溪卧病时，两姊妹伺奉汤药，无微不至。在秋瑾感召下，徐氏姐妹加入了同盟会与光复会，对秋瑾宣传排满革命与妇女解放，她们多方支持。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时，经费困难，徐自华姐妹勉力捐资一千五百元，使刊物得以投入编印。1907年五月，秋瑾筹备浙江起义，军饷匮乏，求助于徐自华，后者将自己的妆奁细软（价值三十两黄金），倾囊献出。徐自华早已丧夫，父亲又刚刚去世，并不宽裕。姐妹俩都非常赞赏、敬佩秋瑾，只是没有像她那样挥戈上阵罢了。

每个人因为性格、处境、志趣等不同，会选取不一样的人生路径。这本是人之常情，即便亲如手足，也宜彼此尊重，容忍并理解各种选择上的差异。秋瑾却有点一根筋，她见了徐氏姐妹，就一阵猛劝，遗憾于她们眷顾家庭，不能与她同泽同袍。写给她俩的诗词，也是一再劝勉。《柬徐寄尘》说：“祖国沦亡已若斯，家庭苦恋太情痴。”“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希望她换下闺装，拿起武器。秋瑾跟徐小淑有师生情分，所以她的《赠女弟子徐小淑和韵》更是直言不讳：“我欲期君为女杰，莫抛心力苦吟诗。”

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秋瑾，要慨然肩负起天下的兴亡，固然胸襟广阔。但是别人那些不一样的意愿，也宜顾及——想照顾老小，或潜心学问，甚至虑及自身与家人的安危……任何选择都有其理由，哪怕这理由显得细微。可她就这么一直说，锲而不舍地说，多少会让人感到压力吧？当一个人气场强大、能量充沛又自居正义、正确时，容易在不经意时，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人。这种热狂浓到极致，就容易构成道德上的居高临下与偏激。

徐自华在秋瑾身上，常常能感到这种说一不二的强势。然而，她也说，秋瑾虽然喜酒善剑，放纵自豪，行事不拘小节，看似张扬，但其本心，“殊甚端谨”。她跟秋瑾亲密无间，感情深厚，所以能拨开那些蒺藜似的、凌乱的尖刺，看得到秋瑾惊世骇俗外表下的端正，还能领略到她机敏有趣的真性情。

徐自华字寄尘，工诗词，后成为南社早期成员。她任吴兴浔溪女校校长时，从日本回国的秋瑾在该校短暂任教，两人成为知交。她在《秋瑾轶事》里忆起，她俩一相识，就仿佛老友，一天不见，便觉沉闷，要问妹妹小淑：你秋姐今天咋不来呢，生我的气了吗？

秋瑾与徐自华经常“拌嘴”，当然不是斗气。两人都反应灵敏，言语俏皮，幽默风趣，闺蜜之间，遂有那种特别默契、快意的戏谑、调笑。有一次秋瑾预计出门三四天，结果两天就返回了。徐自华询问缘故，秋瑾笑着说，怕你“望陌头杨柳”。她以“忽见陌头杨柳色”、想念夫婿的思妇打趣徐自华，后者说她张口就开玩笑。秋瑾的玩笑，脱口就以男性自居。

有一天，两人将同赴上海。小婢晕船，未及给徐自华梳头。秋瑾自告奋勇：我替你梳，“胜尊婢万倍”。徐自华笑曰：“何福得此侍儿！”

女士曰：“子不见陈淑兰赠外诗。”余曰：“处处欲占便宜，却出语不祥。”笑曰：“子怕我溺死，我必不如是死。”执镜自照，曰，“好头颅，孰断之？”余恶其语，夺镜，失手堕地碎。女士大笑曰：“子欲吉语，偏是恶谶。”（徐自华《秋瑾轶事》）

女诗人陈淑兰的丈夫自沉于水，她后来殉夫，之前有诗仿佛一语成谶；隋炀帝揽镜自叹，“好头颅，谁当斫之”，不久死于非命。秋瑾与徐自华都心知肚明，她的反清活动，冒着生命危险。徐自华为之担惊受怕，秋瑾自己却随口就是“死”字，略无禁忌，泰然自若。之前她也对徐自华说过：“我生平喜为人所不为之事，死且不惧。”

她俩有一次读小说《女娲石》，徐自华戏云，秋瑾很像书里的女杰琼仙——颇自负，尚义气，好胜心强。秋瑾“扑哧”一笑：好冤枉！我在你面前何曾自负过？徐自华也笑起来：你对我不仅不倨傲，还极其温让。这就像唐太宗看魏征，“人云疏慢，我见其妩媚耳”。

秋瑾善豪饮，有海量，酒后尤其谈笑风生。徐自华不喜欢喝酒，却常常被秋瑾灌醉。有一天，她临窗执卷，被秋瑾一把夺去：“女学士，请别看书了，看我舞刀如何？”随即取出倭刀，“盘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剑斫地之气概”。

秋瑾收刀后问徐自华，自己像哪位古人。徐自华戏云，你好兵器，刚毅英武，像孙夫人，不知哪位是你的刘（备）先生，见了你战栗而下跪？秋瑾拍着她的肩头说：你擅诗文，不亚于徐淑，我为你再觅秦嘉好吗？徐淑与秦嘉是汉代诗人，也是一对深情夫妻。徐自华以那时孀居妇人的下意识反应，失笑道：怎么说起这些匪夷所思的话。秋瑾笑着说，我跟你一样，你可以寻觅秦嘉，我也有我的刘先生。话里显然有隐情，徐自华没有再问。也可能，她不便多加透露。

秋瑾在浔溪女校的几个月，与徐自华朝夕相处。但她显然没有提到过自己的两个孩子，以至于徐自华发表于1907年11月的《秋女士历史》，颇不确定地写道：“一子一女，有云系妾出，未知孰是？”

秋瑾离家后，儿子跟着奶奶，女儿被寄养于秋瑾的谢氏友人家。她在那里未受善待，衣衫褴褛，头上生了虱子。后来，王灿芝由谢家女仆送归湖南。秋瑾遇难后，周围人冷眼斜睨，祖母“每见即骂，稍有过错就打”。那段孤苦、凄凉的往事，让她不堪回首。

作为“女匪”的丈夫，王子芳的处境可想而知，他饱受惊吓，日渐消瘦，在家养病两年后去世，年仅三十。

八　革命

刚到北京时，秋瑾致琴文的信里，曾自我评点：“瑾生不逢时，性难谐俗。”其实，她很快就“躬逢其盛”——“庚子事变”后内忧外患的时局，使得维新派人士救国图强、倡议新学、呼吁民权与男女平权的声音，日渐响亮。秋瑾原本有普通闺秀少见的特质：兼济天下的抱负，建功立业的热望，不甘为男人附庸的阳刚。那个从千年沉寂与凝固中开始松动的时代，迸射着求新图变的火星，恰好点燃了秋瑾，她的救世之心、豪侠之气，顿时炽烈地燃烧。做小姐、少奶奶时被传统习俗约束的张扬、激烈个性，以及对婚姻的不满，此时恰好成为高效的助燃剂。

不过，一句“性难谐俗”，颇准确地勾勒了秋瑾天性中不落流俗的耿介，以及跟环境易于冲突的躁烈。

服部繁子的《回忆秋瑾女士》对秋瑾不乏赞誉，但字里行间，也能看出她的诸多不以为然。一来，服部繁子自称孔子的信徒，也崇奉“万世一系”的天皇，她对秋瑾既危险又激进的思想，不能苟同，觉得她患有“革命”这种当时中国的流行病；其次，她不那么喜欢秋瑾的奇装异服和另类做派；最重要的是，秋瑾随她去日本后，入学困难，她请服部繁子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疏通，才得以进校学习。不久，秋瑾见了服部繁子，却一再抱怨，学校伙食既差且贵，学校把留学生当作商品牟取利益，未免贪心。后来，她写给服部繁子的信上，继续陈述学校的不完备、教师才疏识浅等。校方来信给繁子说，秋瑾曾写信给下田女士发牢骚。另有不少人告诉她，“秋瑾在东京批评了日本的女子教育，特别对下田先生进行了人身攻击”。

秋瑾是憨直、激愤的批评家，但凡低于预期、不合心意，则不管不顾，直抒胸臆。但她面对服部繁子批评下田歌子，无论如何，欠缺容忍与圆融，也不近人情。服部繁子当然非常不快。

秋瑾在日本时广为交游，结纳同志。宋教仁日记里，有他常去找秋瑾开会、长谈的密集记载。她是慷慨激昂的演说家，激情澎湃的鼓动者，有侠义之风，具领袖气质。留学生们集会，往往以秋瑾莅临为荣；每当她登台讲演，“其辞悲感激切，烫人心魂”。听众热泪流淌，沾湿襟袖。

几名江苏籍留学生发起组织演说练习会，秋瑾欣然加入，被推选为会长，该会还办了几期《白话》杂志，秋瑾积极撰文。

1904年秋，秋瑾在日本加入洪门三合会，被封为白扇（军师），次年春，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1905年夏加入同盟会，被推为浙江省主盟人。

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统治，除了用舆论宣传警醒社会、唤起民众，也崇尚暴力手段，积极筹措暗杀与起义。秋瑾留学期间学会了射击，黄兴在横滨制造炸弹，她也参与练习。1906年夏，秋瑾与陈伯平、张寄涯在上海试制炸弹，三人都喜欢喝酒，那天微带醉意，赶制炸弹，结果轰然一声，弹药爆炸，陈伯平伤目，秋瑾伤手，幸而无大碍。

撇开革命家的身份，留学生秋瑾依然出众。当时《女子世界》等报刊做过留日女生的报道，有一则消息说，东京的一百位左右女留学生，著名者有三十人。其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后与章士钊结婚）、陈撷芬等，长于汉文者有秋瑾、林宗素等。“日本学者见之，群啧啧叹服。”

秋瑾还与陈撷芬等积极酝酿，于1904年10月恢复共爱会（共爱会成立于190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妇女的政治团体），定名为“实行共爱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旨。”她们制定了详细的行动纲领，由之前在上海主办过《女报》并担纲主笔的陈撷芬任会长，秋瑾任招待。

陈撷芬是《苏报》主办人陈范的女儿，《苏报》曾因连续刊登文章呼应邹容的《革命军》、怒斥清廷、鼓吹革命而为当局忌恨。陈范后来携两妾、两女流亡日本，“贫困无以自给”。加之实行共爱会倡议取消纳妾、“恢复女权”，秋瑾发动女学生施加影响，陈范同意让两妾与自己脱离关系。

1904年冬，陈范忽然要将在横滨念书的陈撷芬嫁给广东商人为妾，留学生们闻之大哗。秋瑾召集会议，依据实行共爱会的章程质问陈撷芬，后者答以“事出父命，不得不从”。秋瑾驳斥道：“逼女作妾，即是乱命！事关全体名誉，非取消不可。”陈撷芬赧颜退席，随即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退婚。

1905年11月，为限制留日学生的反清活动，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准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章程》（俗称《取缔留学生规则》），引起留日学生公愤。留学生们最后分为罢学回国的激烈派与忍辱求学的和平派，秋瑾当然属于激烈派。她首先响应停课的呼吁，积极登台演说，还参加纠察队，阻止那些试图悄悄去听课的学生，她被称为“女丈夫”。在一次同乡会上，秋瑾怒斥汪精卫、胡汉民、鲁迅等忍辱求学派为“死人”，宣布判处他们“死刑”。

12月8日，陈天华蹈海自杀后，秋瑾等义愤填膺的同学，决计立刻归国。当时她就读于青山实践女学校速成师范科，日本老师对她印象深刻，劝她不妨忍耐半年，坚持到完成学业，但秋瑾不为所动。在浙江同乡会上，她以一贯的激进姿态，从靴筒抽出短刀，插在桌上，厉声道：“倘若回国后有人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卖友求荣，吃我一刀！”

1907年春节后，秋瑾去安庆与徐锡麟密议皖、浙两省联合起义计划，随即前往湖南湘潭王家。秋瑾弟弟秋宗章的《六六私乘补遗》记载，秋瑾主持大通学堂，经费困难，左支右绌。光复军成立后又需筹饷，购置军械，她苦心孤诣，典质借贷，直至山穷水尽。

1907年春，秋瑾回到湘潭王家，王子芳还在北京，王父乍见秋瑾，非常惊讶，转念一想，“弱女子穷途来归，亦属事理之常”，遂对她慰劳备至，希望儿子媳妇能破镜重圆，还赠给秋瑾数千元。几天后，秋瑾伺机出走，携款返回绍兴。秋宗章述及此事时说，姐姐此举稍显“机智”，一定非她所愿，只是为了革命，取变通之策。

王子芳侄女王蕴琏的《回忆婶母秋瑾》，所记与秋宗章略有差异：“我四五岁时，看见秋瑾婶母来我家……听我母亲说，秋瑾婶母曾向她家娘要钱，家娘不理她，秋瑾婶母就把刀子向桌子上一砸，扬言要杀一个人。她家娘家爷（家娘、家爷即公婆）见她这样凶猛，就要管家的拿了四千元给她。”（《湘潭文史资料》第一辑）

无论细节怎样，秋瑾的确曾回湘潭王家取款。这符合她一贯的思路：王家人反正是守财奴，取他们的钱财，“无伤于廉”。

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在安庆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绍兴知府贵福得到密报，称革命党人秋瑾等密谋六月初十起义，遂于六月初四派兵包围大通学堂，抓捕了秋瑾等人。六月初六，她以谋反罪被杀于绍兴轩亭口，绝笔“秋风秋雨愁煞人”。

同盟会骨干冯自由后来在《鉴湖女侠秋瑾》一文中说：秋瑾“行事之勇敢，任事之忠纯，处事之公正，虑事之周密，临事之沈毅，不独在清季浙江党人中无出其右；即以全国党人而论，亦属凤毛麟角。自瑾死后，浙中各会党如丧考妣，元气大伤，殆呈一蹶不振之象”。

女人洒尽鲜血，尤其能激发大众的关注与同情。在民间报刊的叙述中，一个家世优越、受过良好教育、能诗擅文、侠骨义胆的女子，“惨被株连”，蒙冤含恨，喋血刑场，加倍惹人同情与痛惜。秋瑾赴死，让民众对专制者更添质疑与义愤，郁郁不平与悲歌慷慨之气，在落日黄昏的大清帝国，久久激荡。

勇猛、豪迈、有感染力的革命家，似乎都挟带着那种易燃易爆易挥发的特质，秋瑾也不例外。这位女杰为四万万国人、为二万万女同胞振臂挥戈，满腔激越，其个性也不乏激烈和偏执。

秋瑾的《感时二首》，最能流露她既悲国运又伤身世的双重忧愤：“祖国河山频入梦……雄心壮志销难尽。”“炼石无方乞女娲，白驹过隙感韶华。瓜分惨祸依眉睫，呼告徒劳费齿牙。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漂泊我无家。”国家残败衰微，自身漂泊无依，家国之痛与家庭之悲，交相纠缠。

在秋瑾天风海雨般的浩荡、雄奇之外，还有属于自身的愤懑、焦灼；她悲天悯人的高风亮节里，有时也难免掺入一点个人欲念。然而，我们却并不觉得她的形象轰然坍塌，她从云端降下来许多，有了尘世的愁烦、苦恼，私底的哀痛、绝望，包括寻常人的小心眼儿小情绪，种种人之常情与无可厚非，或者可惜可叹。正是这些烟火气，使她的故事更立体、更饱满；那些正大光明背后横亘的怨念、愤忿，让她的刚硬轨迹，增添了情理的依据、逻辑的支撑。

舍生取义，是个体生命最为极致的奉献，世人不必怀疑其真诚。当然，是恩断情绝的婚姻、四顾迷茫的前途，让她的义烈之路，走得更为无羁无绊。

时代的悲情、激愤，个人生活的苦闷、彷徨，加上天性的刚猛、好强，共同锻造出独一无二的秋瑾。她好像横空出世，实则早有伏笔，其来有自。

《读库》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