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平原的野风继续吹着

嘉南平原的野风继续吹着

胡　平

一

1968年元旦这一天，上午十点半左右，柏杨家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接电话的妻子告诉柏杨：“检察官找你去验尸，说有人自杀在旅社里，留有一张遗书给你。怎么回事？”

当时正在《自立晚报》开专栏、深受读者欢迎的柏杨，满心纳闷，赶到台北市艋胛（即台北市西区名）的长沙街二段星光旅社。一位姓张的检察官等在那里：“这是死者留的唯一遗书，指名给你。所以就麻烦你来一趟了。”遗书内容是：

柏老：

以你老的盍（盖）世聪明，大约不难想象，我是谁了吧！现请你马上转告华银那个刘启光小子，当年在夏（厦）门的朋友的孩子自杀。吾父自被执法以来，该小子从未到过我家，料想为我花一点钱也不感到心疼才对罢！以往，感谢你的鼓励，特此为谢！吾父为张志忠，除了要刘董事长为我火葬，别无他事。

奖券两张，请柏老核对。

杨扬（思中）上

柏杨终于想起来了，杨扬是他的一个读者，去年10月间，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杨扬自称是江苏南通人，自幼随父来台。信中问了两个问题：是不是没有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如现役中，有上列事项，是否可申请退役？由此可以猜到，大概对方正在服役，又不想服役。柏杨对兵役问题一窍不通，当即回信建议，可直接向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去信请教。

张检察官将柏杨带上了旅社二楼，进入一个一床、一桌的小房间。他看到：这是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年轻人，尸体躺在床上，一手在外，面如白蜡。桌上有半杯白开水，床头有半个岛上特产水果芭拉。

张检察官取出一个像小块肥皂一样的白色东西，推测说：“这个可能就是毒药，至于是什么毒药，得带回去化验。”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对一个年轻如朝露似的逝者？向台北市警察局联络中心询问，总算查出华南银行刘董事长的住址。两人到了刘府，刘不在，刘的夫人看了遗书，坚称丈夫不认识杨扬，又满目狐疑地说：现在上门“打秋风”的穷人这么多，简直就无法应付！

两人怅然地回到星光旅社。张检察官表示可以收尸了，柏杨当即打电话到市立殡仪馆。不到二十分钟，殡仪馆的柩车来了。柏杨和旅社老板各买了一叠纸钱，在尸前焚化，然后在旅社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的目光中，将杨扬送走。回到家里，柏杨接到刘启光的电话。刘说，他过去是在厦门住过，但不认识张志忠，更不知道杨扬是何许人也。又问道：“他既姓杨，父亲怎么姓张？”并表示说，“穷苦之人，天下多的是，如果火葬需要钱的话，我站在同情立场，或可捐助几个。”

元月2日上午，杨扬的叔父张再添，和杨扬服役部队的长官，也从嘉义和高雄分别赶来。柏杨首先就问关于杨扬的姓氏疑惑。张再添告诉他，杨扬是从祖父的姓，祖父是入赘张家的。1968年，已是张志忠逝世的十四年后，其弟仍不知道或不敢吐实二哥的真实身份。张再添告诉柏杨：“杨扬的父亲自厦门回来后，就一直在台北，很少回嘉义。偶尔回嘉义，弟兄们也匆匆一面，只知道他在台北做贸易生意，杨扬跟他的妹妹，从小就住在我家，前些时，他的祖母去世，杨扬回来奔丧，也没有什么异状……”

元月26、27、28日，柏杨在《自立晚报》自己所开的《挑灯杂记》专栏里，连续发表了《杨扬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时想不开》三篇文章。在后一篇文章里，他感慨地写道：“呜呼，我老人家走投无路时，一死了之，还有可说，而一个正青春年少的小伙，前途充满了希望，有啥过不去的事，竟这么也一死了之，怎么如此的不开窍乎？他如果死前跟柏杨先生联系联系，听听我吹吹大牛，或许现在正活蹦乱跳地追女朋友矣。”

二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台湾光复。中共中央于延安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指定蔡孝乾为负责人。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间道潜行三个月，年底至苏北解放区的江苏淮安，领受华东局书记张鼎承、组织部长曾山及刘晓等人指示。在洽商确定来台干部后，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林英杰等人在中共华东局组织下，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

蔡孝乾祖上，为明朝郑成功带往台湾的三百个家族之一。其父亲是一家米店的账房，家里日子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他本人十五岁即参加日据时期的左倾团体——台湾文化协会，十六岁前往大陆，进入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就读。当时，有不少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如瞿秋白、邓中夏、任弼时等，都在该校执教。1926年7月，返台宣传革命，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并任机关报顾问和撰稿人。1928年4月，又参与台湾共产党的成立，被推举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1931年因日本殖民当局搜捕，他返逃大陆，到达中央苏区“首都”——瑞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年仅二十六岁的蔡孝乾，由此一下跃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据说，那时的毛泽东也很看重他，蔡通晓日文，曾翻译多册日文版马列主义书刊给毛阅读。此后，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目前可知的官方记录中唯一参加了长征的台湾人（另有一说，张志忠也参加了长征）。

张志忠，1911年出生。原名张梗，嘉义新港人。其父以在溪边种菜维生，因为家境窘迫，张梗在公学校毕业后不得不去一家商行做了学徒。同住新港的前清秀才林维朝（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曾祖父）惜其天赋，资助其到大陆进入厦门的集美中学就读。张梗在此积极参加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的活动，担任该会机关杂志《共鸣》的主持人。其后，有过一段在故乡嘉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当他再度回到闽南时，这个年轻人的心灵里已闪耀起社会主义的火焰，加入了共青团（c.y）不久，便升了“大学”（共产党）。当时比一般学生稍大几岁的他，很快受组织之命回台，重建“台共”党组。

1931年7月，上海日本领事馆警察署调查发现，在翁泽生、林木顺等人（均为老“台共”领导人）的指导下，在沪的台籍学生成立了上海台湾反帝同盟，其中牵涉到包括当时已返台的张梗等十三人，随即将本案移送台湾总督府。9月，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根据上海方面的名单正图一网打尽，张梗却成漏网之鱼，潜回大陆。1939年在山东投身八路军，改名张光熙，进入延安抗大接受一段专业的军政训练后，在八路军129师所属的冀南军区敌工部日军工作科担任干事。1945 年5月，再改名为张志忠的张光熙，从冀南军区兴奋而又神秘地消失了，隔年4月，他率领首批干部由上海搭船，由基隆港抵达台北。

作为老“台共”的元老级人物，谢雪红（1901～1970，台湾彰化人）似乎并不欢迎张志忠的到来，言行中对这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两脚的小腿肚圆滚饱满，像岛上拉人力车的车夫一样的后者怀有抵触。大概在谢雪红眼里，随着台湾的光复与回归祖国大陆，其组党纲领本为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三大主张的老“台共”——这盏日渐疏暗的灯火走下“楼台”是必然的了。几个月来她就在积极运筹能够集体加入中共的新“台共”方案，她相信这是一盏将活跃、明亮于海峡两岸的灯火，自然极不情愿将它交到一个空降于此的陌生人手里……

张志忠去岛内能跑的地方跑了一圈后，也显得颇为焦灼。这时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吴克泰，日后回忆道：“他回台湾以前，以为老‘台共’会掌握一部分武装，回来一看，什么也没有，很遗憾……一切都还要从头做起。”（《吴克泰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2000年版）或许因为有着129师的多年火线经历，这位当年沉醉于左翼理论形态的白衣少年，如今显示出对枪杆子的高度注意。

1946年5月底，张志忠和谢雪红信得过的属下杨来传前往上海，听候华东局的决定。华东局否定了谢雪红的方案，明确指出根据该方案成立的建党筹备会要解散，中共党章规定不能集体入党，只能个别审查、个别吸收；张志忠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代表，你们回去后要听张志忠的安排。

6月17日下午，在台北市内廖瑞发家，张志忠得以和老“台共”谢雪红系统的几位核心见面。因谢雪红目标太大没有到会，由其丈夫杨克煌代表。此次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并基本解决日据以来老“台共”内部的组织关系的分歧问题，为随后新“台共”的成立打下了初步基础。会后，张志忠和吴克泰见过一回面，他给后者透露，半个月前他回了一趟大陆，在上海结了婚，这次新娘也一同来了台湾。

蔡孝乾则迟至7月进入台湾。看架势，与张志忠一样，蔡孝乾也打算将要在岛上长期待下来，他身边也有女人，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老婆和小姨子。

8月，蔡孝乾、张志忠，邀请老“台共”部分领导成员谢雪红、陈福星、简吉、廖瑞发、张明显等人，在台北市永乐町迪化街的林梁材家中开会，宣布中共中央指示，正式成立中共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由此，可称新“台共”。

这些台籍干部，大抵多年避难于大陆，参与中共革命，和家乡早有隔阂，对于台湾在日本殖民近代化下的社会状况多有疏离。这使得新“台共”发展多有掣肘，其活动在原宗族亲属中拓展关系外，重点在吸收大学里具有高涨的社会主义理想却实无中国经验的知识精英。在一般社会群众中，党的力量仍然薄弱，当时新“台共”党员仅约五十人左右，最多不超过一百人。1947年2月底，席卷全岛的“二二八事件”中，“省工委”几乎没有作为，既丧失判断能力，又缺乏应变能力。只有个别成员如张志忠、谢雪红、杨克煌等人，积极参与其中，在台中发动了小规模的武装起义，但随着国军整编21师等部队登台后的高压态势，起义随即昙花一现。谢、杨两人乔装打扮，由高雄匆匆出逃，去了厦门。张志忠又成漏网之鱼，在忙着安排一些身份暴露的同志出走之后，他去了吴克泰的家乡宜兰平原，这里南北边都是大山，东边是约四十公里长的滨海浅滩。盛产粮食外，还可制糖、种烟草，渔获量不小，盐亦能从海水提取，木材可从太平山上源源不断地运下来，生活自给绰绰有余。大约张志忠日后有在此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此时他已是四十开外的人，《吴克泰回忆录》里写道：他“走路时身子有些向前倾斜，步子矫健，我怎么跟，也跟不上他。他走一段就停下来等我。我想，他这双铁脚板一定是经过多年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进入反攻阶段，国共战局迅速逆转。同年6月，中共华东局召开了“香港会议”，这是一次决定台湾未来政治格局的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台湾方面的人士，有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新“台共”重要干部十四人。会议否定了老“台共”纲领中的鼓吹台湾独立的“台湾民族理论”，主张“台湾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一定要和中国人站在一道”。

蔡孝乾有了将退潮后海滩上留下的困蟹一般的岛上红色革命，再度领进潮水的抱负与行动。新“台共”已形成“四大金刚”的领导格局，除化名“老郑”的蔡孝乾，还有化名“老钱”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化名“老刘”的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化名“老吴”的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长张志忠。

至国民党败退来台，“省工委”的组织，已遍及全台包括高山族在内各阶层各城镇，共计十七个市（区）工委及二百零五个支部，近十个武装基地。据当时官方统计资料，正式党员增至一千三百多人，可掌握民众达五万人。据此，“省工委”信心爆棚，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议书》：“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4月最为适当。”又设定1950年4月，作为岛内响应解放军攻台行动的时间。

三

大陆溃败后，蒋介石本有几个退守地区的挑选——大陆包括四川、云南的西南地区、海南岛和台湾。国府最后决定迁台，有一个重要原因，即1946年台湾光复一年后，蒋本人偕夫人来台视察所受到的民众的热烈欢迎，伉俪俩印象极佳：台湾百姓淳朴，物产丰富，岛上几无共产党的活动，一道深深的海峡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让多少年来搅得大陆无日可宁的共产思潮望洋兴叹。而一份来自美国国务院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报告也证实：“二二八事件”尽管表现有某种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色彩，但由于日本在治台期间，在舆论与教育上强力培养一般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感与恐怖心理，因此，虽有少数人涉嫌关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其影响力是“无足轻重”的。（见陈正茂《记光复初期中共在台之地下组织》，台湾《传记文学》2009年9月号）

但在20世纪，共产思潮可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散发“省工委”的机关刊物《光明报》。更有甚者，在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陈诚的办公禁地也发现了该报。蒋介石神色铁青凝重，限保密局长毛人凤一个月内破案。当时在该局担任二处处长的叶翔之，大胆分析，能印报纸而又被疏忽了的地方一定是学校，而且是中学，非大学，因为大学校园里，“我们的人多得很，有这东西早就发现了”。

随之，“台共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案”浮出水面，先后逮捕了四十四名“匪谍”及涉案分子。在审讯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时，身为台湾乡土文学杰出的奠基人之一的作家钟理和之长兄的钟浩东很是顽强，坚不吐实，钟理和的代表作《原乡人》中，有一句广为传颂岛上的话：“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但夜以继日、颠倒黑白的讯问，整得他精神濒临崩溃，一回恍惚间，他反问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老郑怎么样？

谷正文，山西人，晋地民国时期出了两大国民党特工，一是乔家才；二便是谷正文。后者六岁时开始看《水浒传》，听大人讲《三国演义》，对那种枭雄豪杰出生入死、兔起鹘落的冒险人生煞是羡慕。十岁时，随外祖母吸了第一口鸦片烟泡，十二岁又学三姑妈抽起了烟管，十四岁即被打发进了洞房。他几度进出北平，第一次来，在中央政治学校学习，因其伶牙俐齿，能言善辩，在校内广布声名。期间，戴笠来校巡察时点名要见他，和这个小青年聊了三个钟头；再来北平，凭一张假文凭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且是共产党外围组织——“民先”，即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抗战爆发，他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开始了长达两万多里、历时一年多的演剧生活。1938年9月间，剧团里荣高棠、陈荒煤、张瑞芳等多数人，决定通过西安奔赴延安，化名郭同震的他，却要和几个人一起过黄河去山东。在山东，他在省教育厅剧团干了一段，后潜入鲁南山区，拉起一支抗日游击队，自任司令。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活捉，竟被他神差鬼使地逃脱，又进林彪的八路军115师，据说做过侦察队长。抗战胜利后，正式进入军统，改回本名谷正文。虽然他是否真正加入过共产党，至今还是一个谜，但因其多年“零距离”接触，熟谙中共地下活动规律，加上对华北地区的广泛了解，博得了戴笠的赏识，被提拔为军统“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谷正文日后自称，当时国共两党在北平的情报斗争，其实就是他与中共北方局城工部部长刘仁之间的斗智比狠。

钟浩东的话，立刻引起了后者的注意：老郑？老郑是谁？我不知道。

哦！原来你还不知道，那就不说了。

谷正文笑着说：还是说说吧，我可有兴趣听呢！

钟浩东到死，都没有满足谷正文的兴趣。但谷凭直觉，钟浩东挂牵其下落的人，十有八九，其在共产党内的层级一定比钟浩东高，钟浩东是县市级委员会的负责人，那么，“老郑”有可能就是省级的负责人。

“老郑”这个称呼的又一次出现，是在两个多月后的陈泽民一案中。在高雄被捕后，原准备皮开肉绽、承受严刑酷法的陈泽民，被送去的地方不是监狱，而是保密局高雄组长黄昭明的私宅。一进门，大小两位黄太太略施粉黛，笑语盈盈，待以上宾之礼，二太太还将自己的房间腾出，让陈泽民住下。次日，谷正文满颐春风，登上门来：昨日陈先生受惊吓了，晚上休息得还好吗？

我是你们的敌人，你们还是将我投入大牢吧！

难道是敌人就一定得锒铛入狱，肃清“匪谍”就得关人杀人？

你的想法有点奇特，要不，你在玩弄什么把戏……

就算是把戏吧，只要能完成任务，态度何妨轻松一点！

陈泽民表示：我可以讲自己参加共产党及如何奉派来高雄活动的经历，至于你们一定想要的组织情况，以及我的上级，我不会讲，你的态度再轻松也不管用。

谷正文的语气煞是诚恳：你不想讲自己以外的事，我也不会逼问你。不过，我还是有办法，让你说出来我要的线索。

这话可就矛盾了。

不矛盾，我只是问，决不会动刑逼问。陈先生可以回答一些不至于让你良心过不去的问题。

随即，谷正文拿出在逮捕陈泽民时从他身上搜出的一本黑皮记事本，指着上面一页写有“老郑”的称谓：老郑是何方大圣呀？

陈泽民不肯详谈这位神秘人物。他只吐露，在会议上见过老郑几回，对其最深刻的印象，是此人有双精明、深不可测的眼睛。

不打不骂，甚至不伤及“良心”，再辅之以物质上的尽量关照，生活上的嘘寒问暖，“良心”便一点点萎缩，不那么含羞草一样地敏感，而后，萝卜糟了心似的木然，几近于物化，越来越接近，乃至突破原该铮亮似金丝银针的警觉底线。终于，有一说是30年代以“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而在上海加入中共的陈泽民，一点点开口了——在以后侦防组高层次的被讯问者中，大约都存有这一心理变局。谷正文气定神闲地等待着，犹如坐看夏日午后那积聚的一块块云絮，如何变灰、变黑，变得厚重起来，终于下起一场透雨。

此时，陈泽民胸中，尚无积聚有下场“透雨”的足够云团，但谷正文还是从他的口里套出了老郑在台北市泉州街26号的住处。

1950年春节，又一说是元旦这一天。侦防组多名干探埋伏在此多日，终于等到了老郑。第一时间赶来的谷正文，乍看到老郑，竟觉得有些突兀——面色光滑，嘴唇饱满红润，显然营养充分。一副大背头纹丝不乱，如黑高粱地一般众志成城。一身笔挺的深色西服，做工十分考究。西服里雪白的衬衣领结上，系着一条花色鲜明的领带。在北大中文系混迹过一段，谷正文也读过几本茅盾、巴金的小说，眼前的此人，无论如何不像共党营垒里的人物，即便如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和谈”，宴会上所穿的中山装也显得皱巴巴的，用料做工老土，而老郑却像是从《子夜》上海滩上的衣香鬓影、酬酢纷纶中走出来的人物……

在一场大迁徙还未结束，一切都显得仓猝、简陋的台岛，一片“克难”之风里，老郑的这副行头，显得十分触目，既表明主人颇为讲究物质生活，也透露出几分他疏离于危乱时局的自得心安。

关于“老郑”被捕后的情形，其叛变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坊间有言说不一的种种版本。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老郑，即蔡孝乾，很快就叛变了，导致大批“台共”组织的摧毁，及中共秘密内线的被捕，后者中著名的是吴石、朱枫。主办该案的谷正文的回忆录里，对此却另有说法，即吴石、朱枫被捕在前，蔡孝乾交代在后。但一个不可抹杀的事实是——作为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的中共最大叛徒，蔡孝乾对于台湾“省工委”的一朝倾覆，其大批组织成员及中共潜伏人员的被捕（总数一说四百多，一说千余人），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最大罪责。

四

1950年2月7日深夜，天气异常湿冷。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长张志忠和妻子季沄，在台北新公园附近的生春号中西大药房二楼被捕。在多起案子的口供中，已出现“季沄”的名字，经秘密监视其动静，发现季有丈夫叫杨春霖，但查核户籍，户主仍是季沄，杨反为家属，杨本人交游广阔，常在岛内上下行走，情形颇为可疑，经不断的跟踪守候，侦防组确认杨十有八九为“省工委”的重要人物。

谷正文在回忆录中说道：在保密局看守所，张志忠请求将其三岁的儿子杨扬接到所里，至少能在获刑前一起生活些日子。他答应了，并去看过杨扬，这孩子天真之中，带有一点惹人爱怜的慧黠。有钓鱼嗜好的谷，自称两次将孩子领出看守所，带到淡水河口垂钓。

近年来张志忠“小腿肚圆滚饱满地”奔走于台岛新竹以北、以南的广大山区、平原。继在宜兰、台中等地勘察，筹组武装基地之后，进入1949年夏季，张志忠的活动进入了更加紧张而活跃的时期。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策反台北县三峡牛角山地区匪党武装基地案”的“案情摘要”栏记载有：在这个夏季，张志忠与“北部工委”负责人陈福星，进入海山区莺歌镇的乌涂窟山区，召集“各地区匪干，开办集体训练班……挑选积极分子，策动进入山区，设法购买枪支弹药，编组小型武工队，开展地下武装活动……形成游击根据地之雏形”。12月，在竹南地区的干部学习班上，除研究台湾山乡地形及游击战术之外，张志忠还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为题，讲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台湾目前的形势下应该如何发动群众、领导群众的道理与方法。作为农民代表，日后担任了苗栗县“工委”书记的刘云辉，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刘在四十四年后这样回忆张志忠：

他不会吹嘘一些大道理，而是看具体的对象，讲一些对方听得懂的话。好比讲，对待像我这样没读什么书的贫农分子，他就讲能让我了解的话给我听；而对曾永贤那样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他就讲更深一点的理论。曾永贤曾经跟我提到，他最佩服张志忠这个人了。他说，这个人知识渊博，无量无底！曾永贤更钦佩的则是张志忠坚决的革命性。我听说，他从少年时候就参加革命，光复后从大陆回来台湾，尽管回到家乡，却也没有踏进家门一步。他是搞地下工作的，由此可见他革命的彻底性！（蓝博洲《台共党人的悲歌》，台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

张志忠急切却不无缜密的目光，已经笃实地落在了新竹以北（台北县辖的淡水及桃园县）及以南（包括苗栗县）这一带：其后方是地形复杂的山峦，云雾缭绕，林涛起伏，适合建立武装基地；其前方多为滨海地区，与大陆的海上距离最近，而且多沙滩及平旷地带，利于解放军的登陆及展开。更让他觉得可添上几分胜算的是，这大半年来，他已在人员、物质上对此做了大量工作。在他所考查、或已吸收的人选里，有一些是从日军退伍的台籍老兵，如同越战归来的美国大兵一样，他们时下生活适应上普遍有些问题，而且饱受当局歧视；但他们却偷偷带有不少精良的日军装备返乡，包括了机枪、长枪、子弹、手榴弹等等。这些岛上特有人群的存在，使得张志忠以为拉起岛上红色武装队伍的梦想可以迅速成真。

打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起，满耳朵里是如长风般浩荡的“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歌声。张志忠从来有限的睡眠，脑袋都不是压着枕头，而是枕着兴奋。可现在他等来的却是如幽灵一样从哪个墙角里冒出来的谷正文……

十年前，即1940年夏天，季沄从上海通州中学高中毕业，考进国立暨南大学教育系。在中学已加入共产党的她，进入暨南大学后，著名中国文学史学者、作家郑振铎，恰是该校文学院长、教授，同时又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她学业精进，很快获得郑先生的激赏，星期天还常到郑家学习，常受其提点，先后在《文汇报》、《大公报》发表过文章。她本人的住处成为暨大中共地下党学生支部的活动场所，并任暨大中共地下党学生支部委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虹口、郊外开进租界。暨南大学忙着迁校，季沄受命与另两个同志一起，插班苏州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文史地专修科二年级，继续学业。同时任该校中共地下党学生支部书记。

当时是中共苏州市工委领导人之一的孔令宗，如是回忆道：“季沄同志等进入江苏教育学院时，苏州在敌伪统治下，环境十分险恶。他们根据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的原则，从头做起，在学生群众中交朋友，加强了日常的群众工作，经过他们深入细致的工作，打开了局面，群众基础扩大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当时，季沄不仅是一个学习成绩优良的好学生，更是一个年轻出色的党的工作者。”（《缅怀季沄烈士》苏州教育学院上海同学编《通讯》第五十二期·增刊——季沄烈士就义五十周年特辑）

季沄从该校毕业后，先后在苏州中学、省三中担任历史和语文教员。她一边教书，一边继续秘密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季沄奉组织之命，由苏州回到上海。1946年夏，调入中共华东局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着手台湾地下工作。

也就在这里，父亲本是银行中高级职员、从小有着小康生活，喜好读书、刺绣、听京剧唱片……学习生活一丝不苟的季沄，与出身、阅历大相径庭的张志忠的命运发生了交集。不能说是一见如故，天作之配，但因为相同的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处世为人的朴素、朴实，倘若说张志忠这样是如宝岛的山水一样有几分天然，季沄如此则有几分后天，属于教养学养所致。曾和她同过事的人、她曾教过的学生，在几十年后回忆起她来，许多人说季沄的穿着像一个来自苏北农村的青年大姐，她也像大姐一样赤诚待人，乐于助人。他们还因为一个总在激情燃烧彼此心灵的共同使命，走到了一起。

1946年6月，两人先以夫妇名义结伴由沪赴台。来台之前，季沄通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在沪设立的招聘委员会考试，受聘为中学教师。张志忠以“杨春霖”之名，在台北市新公园附近的衡阳路上开设一中西药行为身份掩护。其后，因夫妇俩应付各自职业身份的事情，又忙于组织内的任务，自“二二八事件”后，张志忠更处于夜奔日伏、罡风疾雨的境地，正式婚礼始终未能举行。但两人的情爱蓓蕾徐徐绽开，结出了果实，根据季沄日后的家书，乳名小羊的杨扬的出生日期是1947年6月4日。此后，他们又有了一个女儿，还没来得及取大名，乳名是阿梅。

杨扬进监后，虽然在保密局南所院子里有时放风可和父亲一起嬉戏、散步，但并未能与父亲生活在一个监舍里。1997年8月7日，当年同是白色恐怖受难者的萧素梅女士，向蓝博洲先生回忆：

当时，那间一个半榻榻米大的押房，连我就有十一人，再加一个大约三岁多的小男孩。睡觉时，我们只能像排沙丁鱼似地侧着睡：每个人只有五六寸宽、不到一个人长的空间可躺，脚无处伸，身子也动弹不得。白天，大家都靠墙壁，面对面，分两排坐……

小小年纪的他，应该生活在自由社会里，无拘无束、活活泼泼、快快乐乐地成长才对；但是，无辜的他，却跟着母亲被禁锢在监牢里头，受这种人间地狱的罪；他不但没有活动的空间，两条大腿还被蚊子、臭虫、虱子叮咬得像红豆棒冰一样，花花的。我心想，真是苦了做母亲的，奈何在牢房里，又能怎么样……（《台共党人的悲歌》）

当三岁儿子小羊那颗如雨中鹌鹑一样瑟缩的小脑袋埋在了夫妻俩的胸口时，在涌起从未有过的浓烈的血缘之感、肌肤之亲外，他们的抱死之意却异常决绝。对此，张志忠，日后有众多的史料、评说可以为之佐证；季沄，虽长期湮没于两岸历史烟云，远没有近些年来朱枫在大陆的知名度，但所幸的是有个纯粹是台湾本岛人的蓝博洲，多年来形单影只自费往来于两岸，不顾车马劳顿，辗转于岛内与北京、上海、南通等地，钩沉发隐，刮垢磨光，终于渐渐清晰其身影。在张志忠弟弟张再添，季沄的妹妹季容、季同，及二弟季鑫泉处，他见到了季沄写给两岸家人的一些信件。其中，有1950年10月托其弟媳、张再添之妻蔡芬日后有机会时转寄给在大陆的父母的一封信：

父母亲大人：

你们身体都健康吗？自从三十三年（1944年）儿在家度暑假，至今已有好几年不见面了，来到台湾后，时常想回故乡一行，但总未如愿，深深觉得遗憾。

回忆儿时，天天读书上学，跳绳，踢毽子，时光荏苒，儿时不再，儿现已是中年人，目前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男叫小羊，女孩阿梅，都已会走路，牙牙唱歌，终日为儿女忙碌，正如二三十年前，母亲大人为我们兄弟姊妹忙碌相似，自己觉得做母亲辛苦，因而时时记起远在千里外的双亲。

这里是小羊叔母的家，环境很好，四周是山，中间是自来水的发源地，倘交通方便时，永泉（笔者注：季沄大弟）可来台湾嘉义市山仔顶净水场蔡芬家，可以看到两个小孩。蔡芬的爸爸蔡招财先生，已在净水场服务三十年，一找就可以找到。

台湾的气候很好，嘉义山仔顶的气候更好，大人们如有游性，将来可来观光。（引自《台共党人的悲歌》）

此信虽然隐去她来台的任务、现已入狱的残酷事实，但字里行间已透露出生离死别之情，并有交代一双儿女去向之意。在致父母的“诀别书”之后，季沄还给不久前已由看守所送回嘉义张志忠老家抚养的杨扬写了一封信：

……小羊已经大了，你比妹妹大两岁。爸爸妈妈都坐笼子，你要好好的在家玩，明年还要读书，长大了可以写信给爸爸妈妈，送东西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很爱你。从前你天天用药水布洗嘴洗牙齿，现在大概不洗了。你要和阿妈说，要天天洗嘴，还要洗手洗脚洗身。我在这里等爸爸来，等你们家中的信。新历过年时，最好和阿叔来台北，让我看看你乖不乖？（同上）

从最后一句话来看，季沄此时还没有料到，她的在生日子，已经等不到明年的新历过年了。1950年10月18日，季沄与四名男性“匪谍”在马场町被执行死刑，年仅二十九岁。

五

1950年5月13日，政府发言人沈昌焕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向中外记者公布“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秘密组织”破获经过，内称：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于三十五年（1946年）4月，迄今已届四年，“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洪幼樵，“省工委”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长张志忠等四人，均已先后捕获，并经说服转变。现蔡孝乾等四人已联名发表：《告台湾全省中共党员书》，劝告共匪尚未就捕之党员及干部，从速依照政府规定之自首报到办法，向政府坦白自首，并交出一切组织关系，停止一切组织及工作之活动。

第二天，5月14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是“准备应付战争台风”的斗大黑字。第二版和第四版，则以巨大篇幅刊登了蒋经国的上述谈话，还载有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与陈泽民等四人“亲笔签名”的所谓《联名告全省中共党员书》：“现在全省的组织已全部瓦解，各级的领导机构已停止活动，绝大多数的党员干部正在等候政府当局的处理。但时至今日，还有部分干部和党员，畏罪逃亡，深受颠沛流离的痛苦。我们……愿最后以台湾‘省工委’的资格，对全省中共党员进一忠告，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规定的自首办法，自动交出一切组织关系，以迅速终结整个案件，而澄清台湾的社会局面……”

照片是一张拼凑加工而成的五人合影，中间一个女性是朱枫，两边四名男性则是四巨头：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陈泽民。从显得模糊的照片来看，面对镜头，穿着粗布衬衫，头发中分的张志忠，四方脸上仍流露着一股坚毅，嘴角泛出的浅笑却有些微妙，既像是对当局这种老掉牙的“心战”伎俩的不屑，亦像有几分诸葛亮式“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自嘲……

依据日后的境遇与结局，这五人合影中，至少张志忠和朱枫是被合成进去的，关于他的“亲笔签名”，也肯定是伪造的。蔡孝乾的签名，却绝对不是伪造，而且，似乎他不满足于这“合影”和“联名”告书，他还要单独出场，鹤立鸡群，让舞台上的聚光灯全部打到他一个人身上。半个月后，即6月1日，蔡孝乾在《中央日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当晚8点钟，他的声音又出现在岛上城乡的无数个高音喇叭里：“……我要向台湾同胞，尤其是向尚未自首的中共党员们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峻的集团，对党员的控制，是一贯使用严格的纪律，我在中共党内二十五年，期间不知受了多少痛苦和折磨，也不知受了多少压迫和欺凌，但是我是没有任何办法反抗的……”用国语说完一遍以后，他又用闽南语说了一遍。

作为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蔡孝乾的叛变及其现身说法，无论是对新“台共”组织的破坏力，还是对岛上本翘首西望的人们的心理杀伤力，都是巨大的，难以估量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台湾“省工委”这一庞大的系列案里，视死如归的“江姐”不多，乞生拒死的“甫志高”不少。有些人即使最后走上了马场町，也不具有英雄主义气质。在审讯室里，他们本已在精神上死过一回，刑场上他们在肉身上再死一回，这只能寓意政治格杀的狡黠与残忍，以及一般人身陷其中的渺小，与命运的不可掌控。

有关早期政治案件的最重要纪录《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已成为当下每一位研究上世纪中叶台湾政治史的人必读的资料。书中，一份档案文号“44901-444048”的文件，在对“台湾省工委”案的综合检讨中，直指：“共匪各级组织基础与忠实程度，均不够坚强，一经破获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

想想不过几个月前，那是怎样的一股豪迈劲头：“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随即，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南方进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如日中天。台北郊外草山上惊魂未定的蒋介石，虽不算茕茕孤影，但环顾身后左右，已始呈树倒猢狲散之相，昔日党国要人，或滞美国不归，或停香港顾盼，打太极拳者，打自家算盘者，大有人在。

更加速红旗飘飘插上台湾岛的是：一边，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云集福建，征集不易的机帆船上，宁可少运兵员，也要装上人民币和大肥猪，以开张新政权和开庆功大会之用，其志在必得之意，可谓呵气成云；另一边，1950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外交白皮书，对蒋介石无异于釜底抽薪，白宫已清楚地表明将放弃国民党。5月17日，美国驻台“大使”斯特朗，从台北向国务院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间发动进攻。”电报里，斯特朗建议减少美国官方人员，警告所有美国公民迅速离开台湾，转移精密仪器等。

解放军进入台湾已然是箭在弦上。这内外交困的孤岛，仿佛弹指之间便可拿下。大约，这便是蔡孝乾为首的“四大金刚”，也是“台共”各级组织里大多数人马对当时局势的判断。

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金门之战，却几乎全军覆没。11月5日，三野七兵团进攻舟山群岛中的登布岛，又严重受挫。两仗失利下来，中共高层深感大规模跨海作战显然不能率尔操觚，而风急浪高的台湾海峡，也决非浩坦长江可比。1950年6月24日夜，金日成的军队全面突破三八线，攻势凌厉，南韩军队狙击不利，伤亡严重。

当晚，在东京的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该计划的内容主要有四点，其第二点是：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政府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国重新开始对台湾的援助计划，派来军事顾问团，并承诺在未来五年里将提供五亿美元以上的援助。几成“破落户子弟”的国民党政权，开始坐上西方冷战阵营的餐桌，围起绣花的餐巾，晃起了银光闪闪的刀叉……

1950年6月前后——时局的扑朔迷离，风云突变，不但让坐着过山车的蒋介石，由低一头转到了高一头，也让蔡孝乾的命运充满了戏剧色彩，不过，他是由高一头转到了低一头。多少绮丽的兴奋，转为了急剧的失落；由何等的淋漓元气，转为欲诉无声、绕树三匝似的倦怠。此刻，蔡孝乾心理的脆弱，恰如台湾“省工委”的脆弱：没有电台，少有武器，在当局眼里不过几根烧火棍，甚至没有船只，一旦危急，无法撤往大陆，而坚守孤悬海天无际的区区台岛，根本没有回旋余地……而个人品性也是重要的。谷正文在回忆里说：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

四名台湾“省工委”领导人的落网，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是一场其重要性不会亚于金门“古宁头战役”的胜利。顿时，在保密局和保安司令部，对于这四名“共匪大头目”的杀议，可谓蛙声一片。谷正文独持另说：如果把“肃谍”工作看成是一盘棋，棋下到这里，输赢已成定局，剩下的棋子，怎么折腾，也只是残局了。既然如此，何不放他们一条生路，实在留不住的，以后下手也不迟。保密局长毛人凤认可了“另说”，批了八个字：化敌为友，藉敌歼敌。

这时，四个人都关在台北的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此处原是日据时代用来收审犯了军法军纪的日本军官，建筑结实、稳重，寸余厚的桧木地板，配上工整的砖砌厚墙，插翅难逃。在宽不到五尺，长有九尺，高有一丈的囚室里，一般要关五六个人。

在蔡孝乾所在的囚室里，有一人叫徐会之，陆军中将。抗战八年里，任国军军长，兵团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任汉口特别市市长。大陆变色前，曾私下和同乡林彪见面，企图斡旋国共和谈，为林所拒。来台后即失去自由。还有一人叫钟山，进来前是陆军防卫总司令部政治队中校队长，该队成员，多为随国民政府迁台来的武汉大学学生、职员。钟山留有遗稿《大冤狱》，其中有这样一段——

过了几天，“四大金刚”的首脑蔡孝乾，在中午被提走了。徐老大（会之）告诉大家，真的共产党员走了，我们可以放心说话、谈笑，没有人打小报告了。他认为“四大金刚”一定会被任用，因为凡是午饭时提走，都是要任用的。依他年余经验，天亮前提走是枪毙，早上提走是转押，午后提走是任用。他认为“四大金刚”的老大蔡孝乾，最低是少将，其他三人是上校。才过了几天，传闻便证实了他的说法。我们问他何以明白这些？他说，自“宁汉分裂”起就是这样：凡是匪谍，策反后一定任用。倒凡是自己人，被认定是叛徒，那就难逃判刑或处决……（钟山《大冤狱·二》，台湾《传记文学》1994年9月号）

在军法处看守所，有两人留下了有关张志忠的记录。一个是参加过张志忠在十三份地区主持的干部学习班的石聪金。几十年后，老人向蓝博洲回忆了他与张志忠短暂见面的情况。大约是在放风的时候——

张志忠看到我，立刻走过来，把我紧紧抱住，轻声又很诚恳且隆重地说：“我对不起你们……”然后，我向张志忠报告说：“十三份被破后，陈福星拍拍屁股，就自己跑到苗栗地区，同时还封锁苗栗的基地，不让其他人来：到最后，陈福星领导的莺歌组织黄培奕等所有党员，全都自首了……”张志忠听到陈福星这些人叛变，摇头说：“唉，我错了！”我接着又向他报告我的情况说：“我被捕后，跟萧道应有组织关系的同志，就只剩赖阿焕一人在逃了。敌人要派我出去抓赖阿焕，我拒绝了，可敌人一定要我去。”他听了后，随即劝我说：“如果敌人要你出去，你就答应吧。只要坚持立场，出去可以做很多事情，还可以保护赖阿焕逃亡，出去吧！”他看我还在考虑，于是又劝我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失掉联络的党员，二十年以后再联络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台共党人的悲歌》）

龚德柏，则有一段日子与张志忠同囚一室。前者发现后者每天的“营养费”有二十元，而自己仅有三元，连抗战中对日伪谍报工作贡献良多、因与毛人凤冲突而罹祸的本党“同志”——原军统局北平站站长乔家才，也不过六元。所谓“营养费”，是在押犯人一般的粗劣膳食之外，狱方根据上峰指令或医生嘱咐，给病体羸弱犯人和特殊犯人增加的菜金（龚德柏《蒋介石黑狱亲历记》）。由此可见，监禁期间，张志忠在生活上获得了充分的“礼遇”，表现出当局对在“台共”里掌管枪杆子的这位领导人的极端“重视”与高度“期待”。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三人，在生活上也都“享受”到了某些优待。

1950年4月的一天中午，谷正文在外面餐馆叫了一桌酒菜，说是请他们吃饭。此前，四个人当然没少碰在一起，那是在那些激动人心、憧憬如暗夜里闪烁的烛光一样明亮的会议上。此刻，却是在“革命”已经恍若一场大梦逝走，囚禁则如每日面对的电网高墙一样阴鸷的环境中，四个人头一回坐到一起。气氛尴尬而又压抑，各人脸上的或愤懑、或自嘲、或讥讽，还有隐隐的惕惧，更是一纸笔墨难以形容。

酒过一巡，谷正文打破了沉默：你们承不承认失败？

他接着说：是的，你们失败了，彻底扫荡你们在台湾的全部棋子，只是早晚的事情。早年我也参加过共产党，贵党不是喜欢开民主生活会吗？那现在也开一个，你们检讨一下为什么失败。

一阵死寂后，骤雨般的排挞而来。几乎所有的矛头，都是冲着蔡孝乾而去：工作作风的轻浮、独裁、骄横；在社会各界，尤其在企业界，明里暗里打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台代表处”招牌；侵吞华东局给予的一万美金的经费；四处炫耀其“省工委”最高负责人的身份，恨不能在全岛的富人里广而告之；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两人几乎天天在西门町的波丽露西餐厅吃早点，在名酒家山水亭吃饭，在永乐町的剧院看戏……过去老百姓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受大员是“五子登科”，现在还没有胜利，你就比国民党还国民党！

张志忠指着蔡孝乾，捶桌大骂，杯盘欲裂：早知有今日，老子真该先一枪毙了你！

在谷正文与台共“四大金刚”的交手印象里，陈泽民温文儒雅，软中有硬。洪幼樵学识颇丰，性情外露，是“四大金刚”里活得最久的一个人。蔡孝乾则人品低劣，虚伪，完全没有信仰，却是钻营进了中共高级领导层里的一个人。谷正文评价最高的，是在妻子季沄牺牲三年半后，以尾生抱柱式的固执，仍坚定随之而去的张志忠：

……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失去领导能力，张则坚持其武装斗争作风，搜罗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处武装基地。此作法为蔡以中央名义所否决，认为台省山林不深广，交通又方便，不宜作游击战。张与蔡不和，四人先后被捕后，蔡、陈、洪皆投降，唯张一人不降，虽多方诱导，但坚持一死。后蔡、陈、洪三人，全为保密局聘为“匪情研究室”研究员，张则未供一人，未供一事，与其妾同遭死刑。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可称唯一硬汉。（谷正文《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台湾《传记文学》1995年1月号）

在台共党员二千余人中，张志忠并非唯一“硬汉”，至少慷慨赴死的郭琇琮、许强、季沄等一些人，亦是“硬汉”。如郭琇琮，原台湾大学医学院外科医生，参加“香港会议”回来后担任台北市“工委会”书记，淡眉静目间有一份从容笃定气度。他临终前写给妻子的遗书是：“雪娇，请交待爸爸、妈妈，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请勇敢的生活下去……”但关于张志忠的宁死不屈，还可引为佐证的，有高文章的回忆，当年因“参加朱毛匪帮的外围组织——台湾民主同盟”，高被判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他曾与张志忠关过一个号子：

在保密局隔壁一号房，关有张志忠，他被特务刑求后会敲墙壁告诉我，不要随便认罪，一认罪后，必死无疑。张志忠全家都被枪毙（笔者注：此处有误，儿子未死），当局要他自新，他不肯。我记得十月一日那天，他还高唱：“起来！我们不要做奴隶……”后来被带去枪毙。（《高文章先生访问纪录》，见《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

此外，“二二八”事变后逃往大陆的吴克泰，此前担任“台湾省工委会学委会”书记，他在晚年回忆文章里，也认定张志忠是台湾地下党的铁汉，据说，甚至有蒋经国亲自到保密局监牢多次劝降，张志忠不为所动，只求速死。

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被绑赴台北马场町枪决。得年四十五岁。两天后，在老家的其弟张再添，接获当局通知后北上，处理后事。遗体火化后，骨灰带回嘉义新港家乡安葬。

经多年核实，1998年1月，大陆有关部门确认张志忠为烈士。

出狱后，蔡孝乾、陈泽民、洪幼樵三人，加入保密局大陆“匪情”研究室，保密局内部常戏称该室是“匪谍处”。开始待遇表面上与同级人员一样，但毛人凤以为他们不宜在保密局内办公，得另外安置别处，为此加派了严密的警卫，以防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惩处叛徒”。蔡等三人非常不快，抗议说：“我们已经自新了，还监视我们干什么？”保密局撤走了警卫，但每人配了两条德国大狼狗。当时岛内经济不佳，而这些狼狗要吃牛肉，据说每月牛肉所耗，便相当于一个少校的薪水。

陈泽民、洪幼樵二人，在保密局“匪情”研究员任上，晋升上校，直到退休。陈泽民“研究成果”不详，关于洪幼樵网上可查的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著有《香港对抗共匪暴乱之研析》、《大陆的政治经济形势》等书，80年代仍有《中共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书出版。而蔡孝乾，任保密局“匪情”研究员外，还兼有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1956年起，转任“国防部”情报局研究室少将衔副主任，兼“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1968年以来，他以“江西苏区回忆”和“红军西窜回忆”为主题，撰写了二十四篇文章，连载于台湾《中共研究》杂志，1970年汇编成册，命名为《江西苏区·红军西窜回忆》，分别在台湾、香港发行。此外，还著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台湾》、《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等长文，在1970年前被翻译成数国文字。1982年10月病卒于台北，终年七十四岁。他和前小姨子马雯娟终有一子，名蔡艾安。

更应该说到季沄。

就在前文引用过的季沄写给远在大陆的父母、并托弟媳蔡芬日后有机会转交的那封信后的第七天，即1950年10月17日，与她同监号的难友计梅真（三十五岁）及其同案钱静芝（三十岁），被执行枪决。那天清晨四五点钟，难友们都还在睡梦中，看守来叫醒计、钱两人，她们从容地穿上衣服，梳好头，走到门口；当各自看见对方从隔壁房走出来，钱静芝对计梅真说：还好，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两人牵手走出甬道。

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一辑“匪台湾省工委会邮电总部计梅真等叛乱案”的“案情摘要”栏称：“计梅真、钱静芝，于民国廿七年秋季，及廿八年春季，先后加入匪党，曾在上海活动多年；至卅五年9月，计、钱两匪奉匪华东局之命，联袂来台，投充台湾邮务公（工）会国语补习班教员，同年10月与上海共匪派来之章天鸣联络；卅六年夏，即由匪台湾省工委会负责人蔡孝乾领导。曾分别建立台湾邮政管理局、台北邮局、台湾省电讯管理局及妇女等四个支部……”

季沄与计梅真、钱静芝，都是江苏人，她们都是从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而走上红色革命之路的，从上海来到台湾的时间不过相差几个月，或许来台前她们在沪上地下活动期间就认识，或许来台后在蔡孝乾的领导下她们之间也有过交集，但在两岸尚看不到有关资料；我们亦无法知晓，季沄眼看年纪大自己六岁的同号难友、江苏老乡计梅真坦然走向死亡时的内心起伏，但通过蓝博洲先生的极力“打捞”，我们知道了在这六天后，即10月23日，季沄在写给儿子小羊的第二封信的最后附笔里，似乎漫不经心地提到一句：

计梅真阿姨在临死前，还问我小羊回去好吗？计阿姨很爱小羊的，不是吗？

母亲的监号曾经是杨扬的“幼儿园”，他在这里住过八个月。

11月10日，这天是星期五，季沄再给杨扬写了一封信。这是她生前从军法处看守所寄出的最后一封信——

给你一张画像，一张圣诞老人，你猜猜看，是谁替小羊画的？还是台中张（金杏）阿姨，看着你寄来的照片，一个晚上画好，大部分都像，只有画片上的嘴比你的真面目漂亮些，不要弄坏，请阿叔找张玻璃纸罩在上面，贴在墙上，小羊对小羊说话：“爸爸妈妈都不在家，小羊不要哭，和阿卿一同好好的玩，礼拜天，爸爸妈妈就坐火车回家了！”……这里的阿姨，时常也想到小羊，愿你在家健康，她们都不会像计阿姨、钱阿姨会死掉，她们将来会出去，你会看到她们的。

一位母亲，向只有三岁的儿子，在情不自禁地编出的一个谎言的掩饰下，委婉地，一点一滴地，透散出自己即将别离人间的信息。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残酷、更悲怆的情境吗？还有比这更无奈也更决绝，更肝肠寸断亦更光耀七星的牺牲者吗？

1993年5月28日，台北市南郊的六张犁公墓附近。此地原本是一个叫作六张犁的丘陵，在此可以眺望到台北市的街容。六张犁名为公墓，这时还是一片乱葬岗。旧墓风化，新坟侵入，犬牙交错，漫漶难分，如果不是立有纳骨塔，路人很难想到这是一片公墓。一个叫徐锦广的老头，客家人，干的是捡骨活，台湾人叫“土公仔”，即按家属要求，从已经倾塌的老墓里捡出已故亲人的骨殖，一一洗净，晾干，再放进陶瓷罐子保存。他在这里干了两三年了，这一天，他无意中帮助白色恐怖受难者曾梅兰寻到了后者苦苦寻找了三十年，也是白色恐怖殉难者的胞兄徐庆兰的一方很小的墓石。墓石只有十五厘米宽，略为倾圮地露在地面上的部分，约莫只有三十来厘米高。泥土把墓碑上的字都糊上了，只露出比较清晰的“徐”字。此后几天，两人拿起镰刀砍去密密麻麻的菅草、芒草、野芋和野月桃，又意外地发现四周还有三十七个形状类似的墓石。次日，曾梅兰打电话给当年同监的一个难友，时为“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北分会”会长的林丽锋。在林丽锋的带动下，互助会全力投入其事，一些当年的难友和遇害者家属也闻讯而来，先是找到当年参与下葬的几位老人，众人以地毯式的搜索，在六张犁大小不等、相距不远，亦被荒烟蔓草给覆没了的三个分区，共清理出二百一十九座坟茔。此后，又在六张犁一处简陋如工寮的房子里，发现存有六百一十五份骨灰，已在2011年初经徐宗懋等人的努力，返回大陆故土安葬的朱枫的骨灰，便在此处找到。

据长期研究白色恐怖时期“匪谍”案，并致力于受难者平反的原台湾大学教授王晓波先生的看法，六张犁公墓所浅浅掩埋的这批冤魂，都是1949年到1954年之间，枪决后没有家属领回埋葬的受难者。当年他母亲章曼丽遇难于马场町，家属亦无人在侧，遗体由尚在宪兵服役的表兄代为火化，并存放于台北市东和禅寺，否则，大概也会在六张犁的荒烟蔓草里变成一块小小的墓石……

而季沄，也曾草草浅埋在这里。

六

1997年，岛上解除“戒严”后近十年了，张再添才向采访他的蓝博洲先生袒露了杨扬的真实身世：

新港国小毕业后，小羊还继续读初中。初中毕业后，他就不愿继续升学，出去做事。他一直认为，我对他的管教是一种束缚，所以总是反抗。后来，他不知怎么又跟那些坐牢出来的阿姨们联络上了，我觉得那是最大的错误。因为这些阿姨们太疼惜他，对他太宠了，不敢管教他，也就让他养成依赖的心……就在小羊自杀前不久，他阿公去世了。因为他的收信地址不清楚，我也就没法通知他回新港奔丧。

后来，张再添收到他的贺年片，才知道他投军了，并有了他的地址。叔叔给侄子写了一封信，盼望春节军中若有假期他可回来看看。杨扬并没有春节回家探亲。当张再添收到小羊的回信时，文字里已透露出走到人生尽头的灰暗与决绝。

叔叔：

我不知应向您说些什么，事已至此，不必为我婉（惋）惜，多我一个，于事何补呢？是不是应高兴我这样的决（抉）择，自此以后，您又可少掉一宗烦脑（恼）了。很多事要说，但都说不出，如您要留下回忆的话，附上胶卷一张，不要的话敬请毁掉罢！祝我完成愿望！我闭目沉思中国的一切，我热爱它。

混蛋的家伙杨扬上

当年季沄的狱中难友许金玉，告诉蓝博洲：“有一次，小羊向我们透露，他盖了印，写了什么切结书，要被派去大陆做情报工作。我和老辜及刘玲玲就和他商谈，劝他绝对不可以去。他知道问题严重了，可不知怎么甩开问题，很痛苦。后来，他就没再来找我们……”

据谷正文在《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里的口述，杨扬之所以会在遗书中提及华南银行董事长刘启光，是因为张志忠夫妇临刑前不久，将一封密信缝在了杨扬的衣领内，交代他：平常不要拿出来，要是有一天遇上了什么很大的困难，再把它打开，拿去找刘启光伯伯……

1968年元月2日上午，张再添赶到台北殡仪馆。次日，杨扬在殡仪馆火化。张再添又像当年二哥张志忠被枪决之后一样，抱着杨扬的骨灰罐，回到新港老家，然后把它附葬在父亲张志忠与母亲季沄（衣冠冢）的墓穴里。因为有个衣冠冢，季沄最后的归宿，算是和丈夫张志忠及儿子杨扬团聚一处。

《台共党人的悲歌》一书的“尾声”一节里，写到1993年12月22日，蓝博洲在张再添和许金玉、老辜夫妇的陪同下，驱车前往那处荒凉的墓地，寻找那座寂寞的坟冢——

在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的县道公路旁，有一处杂乱无章、蔓草丛生的墓地。墓地里头安静地坐落着一个矮小而不起眼的红砖砌成的坟墓。这座立于1968年（丁未）的坟冢，墓碑上头的刻字显示：死者祖先的原乡来自福建诏安，内葬逝者张公梗、季氏沄夫妇附男杨扬。

几十年来，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家三口的简陋坟墓：更没有人想到，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吧……

午后四点钟左右的冬阳，暖暖地照着荒凉的坟地，风吹过来，这里那里的杂树与恣意生长着的茂密的杂草于是随风摇摆……

“我知道，小羊十二万分不愿意去当国民党的兵；而他在部队也常常受到欺负。我认为，这应该是他自杀的原因吧。”张再添先生在清理干净的坟前告诉我们。

然后，他似乎是在向兄长、（嫂子）交代，感伤地说道：“小羊的妹妹，她算是卫生习惯最好的，但还是于廿六岁那年过世。”（笔者注：阿梅大专毕业之后，不幸得了大肠症，前后动了三次手术。）

嘉南平原的野风继续吹着……

《随笔》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