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

吴三桂的命运过山车

祝　勇

苦难不是我们的泪点，幸福才是。

——一位友人

第一节　倾国之灾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有两匹快马冲入北京城，穿过一条条街道和漫天飞舞的冰霰，冲向正阳门内。街上有人循声望去，脸上露出惊愕的表情，嘴巴张成圆形。因为在城里，从来没有人把马骑得如此飞快，到了大清门的下马石前也不见减速。他们根本看不清这骑马人的面孔，只看到疾驰如飞的速度已将他们脑后的长辫拉成一条直线。但见多识广的北京人一定猜得出，千里之外又出大事了。这两匹快马在坚硬如铁的石板地上敲下一连串坚实的马蹄声，有一种催促人心的力量，但没有人猜得出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消息，更不会有人知道，建立不到三十年的大清国，倾国之灾已近在眼前。

两匹快马一路奔到兵部衙门前才停下，那两人飞身下马，脚步零乱地冲进去，双手抱着柱子，身体一起一伏，呼吸越来越浑浊和急促，身体深处甚至发出“哔哔剥剥”的爆裂声，终于，眼睛一翻，昏了过去。

没有人知道，他们已经马不停蹄，疾驰了十一个昼夜。

堂吏认出了他们，一位是兵务郎中党务礼，另一位是户都员外萨穆哈。他们是被朝廷派至贵州，备办吴三桂撤藩搬迁所需粮草船只的。他不知他们为何如此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只看到他们嘴唇哆嗦着，已经说不出一句话。堂吏急忙送水过去，看他们喉头一耸一耸地把水吞下去，才慢慢地睁开眼，几乎同时说出一句惊天的消息：

“吴三桂……反了！”

我无法想象康熙大帝在宫殿里得知这一消息时的表情，是震惊，是意外，还是愤怒？那一年，康熙才十九岁，有一张年轻俊美的面庞，自小在宫殿里长大，使他看上去文弱而俊朗。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一个经得起大事的人。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第二年就把权臣鳌拜拿下了。但是此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凶悍的对手，那就是身经百战的平西王吴三桂。

那或许是年轻的康熙第一次尝到被背叛的滋味，而且，居然有这么多人背叛他。且不说吴三桂——多尔衮、顺治、康熙三代都未曾亏待他，公元1644年的4月22日巳卯时分，吴三桂在山海关剃发的那一时刻，多尔衮就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授予他平西王的称号，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康熙又亲自提名，晋封他为亲王，使吴三桂成为得到清朝亲王爵位的第一位汉人，朝廷对他也达到了赏赐的极限，那位陕西提督王辅臣，也几乎是康熙最爱惜的将军。三年前，王辅臣准备离开京城前往甘肃平凉上任，康熙舍不得他走，对他说：“朕真想把你留在朝中，朝夕接见。但平凉边庭重地，非你去不可。”后来，康熙又说：“行期已近，朕舍不得你走。上元节就到了，你陪朕看过灯后再走。”临出发那天，康熙突然看见御座边上的一对蟠龙豹尾枪，就对王辅臣说：“此枪是先帝留给朕的。朕每次外出，必把此枪列于马前，为的是不忘先帝。你是先帝之臣，朕是先帝之子。他物不足珍贵，唯把此枪赐给你。你持此枪往镇平凉，见此枪就如见到朕，朕想到留给你的这支枪就如见到你一样。”

康熙话音未落，王辅臣早已跪倒在地，泪如雨下，久久不能起身。他抽泣着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不能稍报万一，敢不竭股肱之烽，以效涓埃！”

但王辅臣还是反了，跻身在叛乱的队伍中，与朝廷刀兵相向。康熙想必是被这一连串的“不可思议”打蒙了。他一心治国，却众叛亲离。那段日子里，他一定在苦苦思忖，到底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

第二节　午门以深

当年李自成败亡前，以火烧阿房宫的项羽为榜样，一把火烧了紫禁城。两天后，皇太极的遗孀孝庄皇太后带着七岁的顺治抵达北京，进入紫禁城，看到的只是废墟内部闪烁不定的火焰，和盘旋在上空的几缕青烟。

这个携带着关外的寒气与杀气的王朝，进宫伊始，就充当了消防队员的角色——不只要灭掉紫禁城里的火，还要灭掉全天下的火。顺治在装饰一新的太和门前颁诏天下，太和门的后面却是一片荒凉、一个破败不堪的巨大废墟，像一个被掏去内脏的遗骸，透着阴森和冰凉。

这就是大清王朝最初的舞台。

那时的天下，至少还有三个皇帝。大顺皇帝李自成，正从北京向他黄土高原上的老巢退却，打着东山再起的算盘；在西南的四川，张献忠建立了大西政权；而在江南，大明王朝还有一片残山剩水，供那些养尊处优的明朝官员们苟延残喘，崇祯吊死后第二十四天，消息才传到陪都南京，于是在一片吵吵闹闹中把朱由崧推上帝位，要化悲痛为力量，去继承崇祯的遗志。

这是一片盛产皇帝的土地。土地越是贫瘠，当皇帝的冲动就越是不可遏阻。他们眼中闪动着亢奋和凶险的光焰，自告奋勇地充当救世主的角色，不幸的是皇帝的名额只有一个，四海之内，只能有一个真龙天子。为争夺这个法定名额，他们彼此间要打出狗血，把流血和死亡，当作自己的选票。

四个皇帝中，只有七岁的顺治定鼎燕京，入主紫禁城，祈告天地宗庙社稷，取代了原来的明朝皇帝。

紫禁城，是天命之城，因为这座皇城自兴建那天起就是和上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紫”，就是紫微星垣（即北极星）。在中国古代的天象观中，天上的恒星分为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和二十八宿，其中紫微星垣居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那是天帝的居住地，名字叫紫宫或紫微宫。那么，天帝的人间代表——天子，也自然居住在人世间的中心，“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皇帝的宫殿就是中土，是大地的中央，它也必须以“紫”来命名，表明它与天帝的紫微宫处于相同的序列，因此有了“紫禁城”的命名。三大殿，对应的是天上的三垣，而最重要的寝宫乾清宫、坤宁宫，这一乾一坤，也包含了对天、地的隐喻，与乾清宫东面的日精门、西面的月华门，共同组成天、地、日、月。换句话说，偌大的紫禁城，那些星罗棋布、波澜起伏、由无数的直线和曲线组成的宫殿庭院，本身就是一个微缩的宇宙，尤其在夜里，当整个世界都黑暗下来，只有宫殿里灯火繁华，紫禁城就跟这宇宙星系紧紧地融在一起，没有分别了。皇帝就在这天地日月精华中“奉天承运”，他的每一举动，都代表了上天的力量。那条纵贯南北的中央子午线（中轴线），就是人间最重要的权力线，也是帝国内部最敏感的中枢主导神经。紫禁城把上天的意志完美地贯彻到了人间，在它的装饰下，权力不再是野蛮的化身，不再代表暴秦一般的霸权铁律，而是对天意的表达。它纠结（或者说绑架）了上天的力量，使它的主人有了空前的合法性，仿佛一件放大的龙袍，谁穿上谁就是正宗。

李自成也穿上了龙袍，也在紫禁城内登基了，但他没敢或者是没来得及与那条中轴权力线发生联系，因此没有成为真龙天子，他的大顺王朝也没能纳入中国王朝的序列。他在紫禁城西部的武英殿登基，也选择了向西逃亡，西对应着他的生门，同时，也是他的死穴。

顺治皇帝站立在太和门前，成为至高无上的帝王。他不仅接收了明朝皇帝的权威与荣耀，也将他全部的烦恼照单全收，曾经困扰崇祯皇帝的所有难题，如今同样都堆在顺治皇帝的案头，甚至，他的处境更加堪忧——黄土高原上的李自成、天府之国的张献忠这两个明朝夙敌依旧对清朝虎视眈眈，此外的南明政权，也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势力。他三面受敌，或者说，这个王朝诞生伊始，就处在敌人的包围圈中。

在收拾这片旧山河的同时，清朝也开始收拾这片残破的宫殿。建筑工地从午门开始，经三大殿，一路蔓延到东西六宫。这一时期，工匠像战场上的将士一样忙碌。在紫禁城的中央，在中轴线上，有成千上万的民夫在劳作。难道这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为艺术吗？凡俗而卑微的民夫出现在只有皇帝才能出现的中轴线上，出现在太和殿的中央，甚至出现在摆放龙椅的搭垛上。那搭垛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作“陛”，实际上是皇帝上下龙椅的木台阶，此时，只有那些身份卑微的民夫才是真正的“陛下”，而皇帝，则只能偏居在紫禁城的一隅，等待着紫禁城的建成。

巨大的宫殿又重新出现在红墙的内部，与原来的部分严丝合缝。午门，顺治四年建成；乾清宫，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建成，而它的真正完成，则是康熙八年，和太和殿工程一道完工的。康熙在保和殿住到十五岁，后来又在武英殿住了一年，自乾清宫重修竣工，康熙就移住到乾清宫昭仁殿，在此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后五十年。

吴三桂反叛的日子里，康熙就住在昭仁殿。昭仁殿在乾清宫的东侧，虽然与乾清宫相连，紧邻紫禁城中轴线，但在乾清宫这座显赫的寝宫面前，这座面阔三间的小殿还是十分不起眼。今天的游客来到乾清宫，看完了金龙盘旋的御座和御座上方康熙手书的“正大光明”匾，就会穿过龙光门，转到它身后的交泰殿和坤宁宫去。

公元1644年3月18，那个雨雪交加的夜晚，崇祯皇帝得知内城已陷的消息，说了声：“大势去矣！”就在昭仁殿，拔剑砍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昭仁公主。康熙没有住在华丽轩昂的乾清宫，而是选择了偏居一隅的昭仁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在四面楚歌中建立，天生就有忧患意识。康熙住在昭仁殿，那里记录着崇祯亡国的历史，有崇祯的提醒，大清王朝才不会重蹈覆辙。

那时他在昭仁殿里住了仅仅三年。他知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的道理，三年中的每一天，他都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地度过的——他每天凌晨四点以前就起床，坐以待旦，以防止帝王的安逸生活让他趋于慵懒和麻木。

很多年后，康熙皇帝为昭仁殿写下四句诗：

雕梁双凤舞，

画栋六龙飞。

崇高惟在德，壮丽岂为威？

一个王朝的权威性不是仰仗威严的宫殿建立起来的，而是看他的行为是否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

这样提防着，凶险还是不期而至。

第三节　复仇之刃

说起大清王朝的开国功臣，恐怕没有一个比得上吴三桂的。

那不仅仅是因为在公元1644年，统领大明王朝关外兵马的吴三桂背弃了与李自成已经达成的默契，把潮水般的大清军队放进关内，导致大明王朝彻底倾覆和李自成的功败垂成，更因为他紧紧咬住败退的李自成紧追猛打，直至将他彻底剿灭，在这之后，又替大清王朝铲除了南明政权，用弓弦残忍地狡杀南明政权最后一位皇帝——永历皇帝，让大清王朝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

吴三桂从山海关跟随清军一路进关，没有进北京城，就向着李自成败退的方向一路追去了。他没有时间进城，多尔衮也不允许他进城，因为他毕竟是汉人，多尔衮不准他先期进城，当然有他的不放心——万一吴三桂入宫，率先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大清岂不是前功尽弃？但吴三桂那时也考虑不了这么多，李自成是他最大的仇人，他不能放走他，他要追上他，亲手把他劈成两半。

那时的北京城里，几乎所有的宫殿都冒着黑烟，空气中弥漫着硝磺、桐油、烧焦的木头和人的尸体发出的呛鼻味道。与这座城池擦身而过，吴三桂一定会心情复杂地向城墙上方那片污黑的天际望上一眼。他心情黯然，它或许与街巷中那些仓皇无措的市民无关，甚至与那个走投无路的大明皇帝无关，而只关乎一个女人——他耳鬓厮磨的爱妾陈圆圆。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是他牵挂的了。他的父亲吴襄是被李自成在永平范家店斩首的，首级挑在竹竿上示众；他全家大小三十四口也在北京二条胡同满门抄斩，一个也没活成；甚至连他的忠诚都死了，大明王朝的纲常名教全是一通鬼话，李自成的大顺王朝更是贪婪到丧心病狂，它们都是一丘之貉，都不值得他去效忠。他的心，死了，再也没有什么人需要他牵挂了，他感到一种刻骨的轻松。假如说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陈圆圆。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也只有陈圆圆还能牵动他的一缕柔情。那时他一定会想，那个被刘宗敏霸占的陈圆圆，此刻正在何处？大顺军队仓皇逃亡之际，她到底是死，是活？是夹杂在流蝇一般纷乱的人群中逃命，还是被大顺军队胁持出走？想到这里，一种深刻的绝望与痛楚一定会深深地扯住他的心，让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痉挛。

与少帅吴三桂的挺拔凶猛相比，李自成的败亡堪称狼狈。他们人马相撞，在满城飞舞的渣滓和灰烬之间，踉跄着逃出齐化门。然而惊魂未定，前面的战马就倒在地上，马腿绊在马腿上，结果是无数战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二连三地倒下，一股股的石灰粉扬空而起，迷瞎了人们的双眼，越是双手擦，石灰就越是往眼缝儿里钻。那是吴三桂预先侦察到他们的逃亡路线，在齐化门外的大道上提前挖了数千个陷阱，里面放上大水缸，水缸内装满石灰，又在上面盖好浮土，等着大顺军队马失前蹄。李自成的士兵们惨叫着，与战马绝望的嘶鸣声混合在一起，像旋涡一样在天空中盘旋着，很多年后，有人说每逢大雪之夜出齐化门的时候，还能听到这些恐怖的声音。

吴三桂像一只老鼠夹子，牢牢地夹住李自成部队的尾巴，让它痛不欲生，又甩不掉它。李自成匆匆涉过无定河，出城才三十里，就被吴三桂追上了。那时李自成的队伍带着从宫殿里掳来的物资辎重，还有宫人美女，行动迟缓，于是，李自成传出号令，甩掉那些辎重。吴三桂涉过无定河，一到固安，就看见那些零乱的金银衣甲，有的散落在道旁，有的斜挂在树上，像吊死鬼，随风舞动。

这仿佛是一场奇特的欢迎仪式，自从过了无定河，自固安到涿州再到保定，李自成的人马一路上都为吴三桂准备了金银财宝，挂在路边的树枝上，金光闪耀，吸引着吴三桂部下的视线。只有吴三桂目不斜视，他知道，假如被那些财宝引诱，去争抢“战利品”，就会失去宝贵的追击时机。他不允许自己有丝毫的犹豫，因为在他眼里，最大的战利品无疑是李自成的那颗人头。只有用那颗人头，他才能告慰自己的父亲和全家老小，也才配得上装饰他的战无不胜。

李自成退出北京那天，是4月30日清晨。四天后，距定州还差十里，吴三桂就远远地望见了前方的大顺军。大顺军负责断后的部将谷大成也看见身后地平线上飞扬的尘土。尘土渐渐消落的时分，铠甲和兵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奔跑的马蹄声也像海浪一样，一层一层地浮起来。他知道追兵到了，立即掉转马头，让队伍后阵变前阵，准备迎击吴三桂。转眼间，吴三桂的队伍就带着巨大的惯性，冲到谷在成阵中，双方厮杀在一起，仿佛两股混浊的旋涡，互相冲击和缠斗。大顺军疲于奔命，饥寒交迫，归心似箭，一心要离开这是非之地，早已无心恋战，更重要的是，在山海关，他们早已领教过吴三桂铁骑的厉害，所以吴三桂的骑兵一冲过来，大顺的阵势就乱了，人人自保，各自为战，谷大成大叫着，挥刀劈死了几名临阵退缩的士兵，却依旧制止不了颓败的局势。此时吴三桂已杀红了眼，脖子上青筋暴凸，挥刀斩去别人的头颅犹如斩下地里的高粱棵子，定州北十里的清水铺，已然成了一片屠宰场，地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鲜血从那些尸体里滋出来，力道强劲，在空气中划过一道道弧线以后，形成一摊一摊的血洼，如同画家在大地上涂下的亮丽油彩。

第四节　乱世佳人

一片兵荒马乱中，陈圆圆就混杂在那群满面血污、衣衫凌乱的女子中。她没有死。从后来的史料推测，李自成下令将吴三桂全家抄斩时，她应该不在北京二条胡同吴宅，而是已被刘宗敏掳至府中，溃逃时，刘宗敏必定是舍不得杀她，就把她和数千女子匆匆带上逃亡之路。吴三桂的队伍杀过来时，陈圆圆一定是远远望见了吴三桂，所以当其他女子们纷纷逃命的时候，她却孤身朝着吴三桂的战旗走去……

自从吴三桂在山海关听到陈圆圆被刘宗敏霸占，就再也没有得到过陈圆圆的消息。记忆中那个熟悉的陈圆圆被战火、浓烟和死亡一层层地遮挡起来，像一层厚厚的血痂，把他的心紧紧包裹住，让它变冷、变硬，失去了原有的温度和质感，他整个人都变成一个杀人的机器，幽暗、冷酷，没有了正常人的情感。所以当陈圆圆再度出现在自己面前时，他简直无法判断眼下是梦，是幻，还是无须质疑的真实。

可以想象那一夜会是多么漫长，她美轮美奂的面孔、玉一般的肩膀，乃至馨香入骨的气味，他都是那么熟悉。这些都曾在他的世界里销声匿迹，如今，它们都回来了，在他伸手可触的范围内。当他企图覆盖她的身体，在黑暗中寻找她温热的嘴唇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动作居然是那么的粗鄙和笨拙。在这凡俗的，甚至肮脏的世界中，她就是仙女，让他的生命有了希望和光泽。找到陈圆圆，等于让吴三桂找回了那丢失已久的魂。他那颗孤悬已久的心终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有了最初的血流。他不再晕眩，不再迷茫，而终于有了正常的心跳。

这一刻他才发现，深埋已久的爱情居然没有泯灭，他渴望这份爱情能让他的灵魂得到一个安歇之所，但陈圆圆终究不是止痛剂，也不是迷幻剂。时间一久，吴三桂心底的那份疼痛就会幽幽地泛上来。当新一轮的疼痛涌上来时，甚至会比之前更加疼痛。

一个新的问题此时会隐隐地浮上来，把吴三桂的心扯住——被刘宗敏霸占期间，陈圆圆会不会失节？关于这一隐私，我查遍史料，都没有找到答案。我想这一秘密一定随着主人进了坟墓，即使时人有记录，也未必靠谱——兵荒马乱，谁会在意一个艺妓的下落呢？而作为当事人，吴三桂和陈圆圆也绝无可能对外人谈及此事。陈圆圆固然曾是吴门名妓，色艺冠时，但中国历史上的名妓展露的通常只是绝技而并非肉体，陈圆圆后来被田弘遇收入府中，也是以歌妓身份供养，便于他结交名士。遇到吴三桂，才两情相许。这份深情，岂容他人染指？因此，他们重逢的喜悦里，一定夹杂着一种深刻的隐痛。我猜想这份疼痛一定折磨着他，撕扯着他，甚至控制着他。最终，那份椎心泣血的疼痛又彻底俘获了他，让他俯首贴耳，驱使他拿起自己的兵刃，继续复仇。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柔情的夜晚又是多么短暂。

芙蓉帐底，连鬟并暖，那绝不是吴三桂此行的终点，而只是他的起点。

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

天亮的时候，吴三桂又成为原来的那个吴三桂——那个属于战场的、杀人不眨眼的吴三桂。他的心被仇恨填满了，只有凶狠而持久的杀戮才能消解这份恨。在爱与恨的角逐中，占上风的往往是后者。

吴三桂披挂好铠甲，又上路了。他不知哪里是终点，或许，只有李自成的死路，才是此行的终点。他不知道，他估计得太保守了。这条路越走越长，他出大同，渡黄河，取榆林，逼延安，李自成丢了根据地，拔营南下，奔向湖北，吴三桂咬住不放，击溃刘宗敏、田见秀五千步骑兵，生擒了刘宗敏、宋献策，把李自成一步步逼入九宫山的死地。

李自成死后，仇恨也并没有在他的心中泯灭。他为这仇恨寻找新的猎物，那就是南明王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榔。朱由榔是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的孙子，明熹宗朱由校（天启）、思宗朱由检（崇祯）、安宗朱由崧（弘光）的堂弟。此时，他已是南明政权的第四代领导核心（前三代分别是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政权），而那个以明为号的国度，依旧延续着它从前的黑暗。对于这个流亡政权来说，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已经很小，但他们依旧死抱不放，每个人都想着自己，没人顾及国家的安危。腐败和党争对他们来说已成习惯，没有它们，他们活不下去，有了它们，他们又注定会灭亡。或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吴三桂的背叛有了理直气壮的理由。

永历带着他的一班文武狼狈逃向云南，进入昆明。但没有多久，清军就像奔涌的洪水，尾随而至。永历无路可退，只好越过国境，逃往缅甸。他带着他王朝的人马和百姓刚出昆明城西的碧鸡关，人马就拥挤踩踏，哭声震天，永历不禁下令停车，站起身来，扶住黔国公沐天波的肩头，回首眺望昆明宫阙，一行热泪滚涌而出，带着凄苦的哽咽声说：“朕行未远，已见军民如此涂炭，以朕一人而苦万姓，诚不若还宫死社稷，以免生灵惨毒。”说完，放声大哭。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辞世，康熙登基，永历的命运，不会因清朝皇帝的变化而有丝毫的改变。十二月初二，日已西沉，丛林笼罩在一片薄暮中。走投无路的永历，连同太后、皇后，依次坐上缅甸官员备好的轿子，向河岸走去，文武大臣和妻妾子女在他们后面一路跟随，一路哭泣。大约行了五里，就到了河岸，永历看见有几只船早在那里等候，就下轿登舟。船启动了，风从丛林里钻出来，在他耳边拂过，声音凄厉。这时天完全黑了下来，周遭什么也看不见，永历也不知船往哪里去。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个人涉水来到永历船前，背上永历就走。永历问来者何人，他说：“臣是平西王前锋高得捷。”永历语气平缓地说：“平西王吴三桂吧！现在已到这里吗？”没有沉默不语，四周转来他行走时哗哗的水声。

吴三桂就这样与缅甸王合谋擒获了永历。就在这一天夜里，吴三桂前往羁押地见永历，行了一个长揖礼，并没有跪拜。永历问：“来人是谁？”吴三桂沉默着，不敢回答。永历再问，吴三桂“扑通”一声跪倒，依旧不敢回答。永历第三次问，吴三桂才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永历叹了一口气，说：“朕本北人，死时要面朝北京的十二陵，你能办得到吗？”吴三桂面如死灰，只答了一个字：“能。”就出去了，从此再也不敢面见永历。

康熙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吴三桂下令，在昆明城外的篦子坡，将永历父子用弓弦勒死，然后将遗体运到城北门外火化，消尸灭迹。

据史书记载，永历被勒死的时候，昆明城突然响了三声霹雳，大雨倾盆而至，空中突然出现一团黑气，像龙一样飘忽游荡，徘徊良久，才缓缓离去。

第五节　山河泣血

党务礼和萨穆哈将吴三桂反叛的消息传入宫阙之前，这个帝国正按它固有的节奏有条不紊地行进着，就像一条河流，不徐不缓，却沉实而稳定。在岁月的更替中，康熙取代了顺治，一步步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不久之前，康熙皇帝刚刚根据太皇太后的旨意，加封了顺治的后妃，三位博尔济吉特氏分别被封为恭靖妃，淑惠妃和端顺妃，董鄂氏也被封为宁谧妃。对于那些宫墙深锁、罗幕轻寒的先帝宫妃们来说，这样的封赏多少也是一点安慰，至少，她们没有被这宫城孤立、忘掉。

冬至这一天，康熙前往天坛圜丘祭天，又派遣官员前往永陵、福陵、昭陵、孝陵奠拜先祖，苍茫的天地中，他感到一丝孤独和无助，就像一个孩子，要伸手牵住长辈们的衣襟。

之后，康熙又亲率文武大臣待卫等，前往太皇太后、皇太后所住的慈宁宫行礼，又前往太和殿，接受文武百官上表朝贺。

那是宫殿中最重要的三个节日之一，内廷通常要举行隆重的贺仪。昭仁殿外，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这后三宫就仿佛微缩的天地，在雪白的台基上展开。天刚微明，内銮仪卫就已经在交泰殿左右设好了仪驾，在交泰殿檐下设中和韶乐，在乾清宫北面的檐下设丹陛大乐。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是清代宫廷明清两朝用于祭祀、朝会、宴会的皇家音乐，融礼、乐、歌、舞为一体，文以五声，八音迭奏，是名副其实的雅乐。乐声中显示出皇家对天神的歌颂与崇敬，也渲染出皇权的神圣与威严。

天色亮时，宫殿的轮廓一层层地自天宇下浮现出来，随着执礼太监的奏请声，皇后着礼服，仪态雍容地走出坤宁宫，到交泰殿升座。她头戴薰貂吉服冠，冠上缀着朱纬，均匀地覆盖着冠顶，冠上缀着的东珠，在冬日的薄阳下熠熠发光，坤宁宫外，皇贵妃、贵妃、妃、嫔等早已在交泰殿前站好。这时，中和韵乐响起，玉振金声，在冰凉的空气中荡远，第一乐章是《淑平之章》，歌词如下：

承天地道光，

嗣徽音兮俪我皇。

椒宫壶教彰，

万国为仪燕翼昌。

彤管纪芬芳，

春云渥，

环珮锵。

安贞德有常，

敷内政，

应无疆。

……

然而，透过这平和典雅、节奏缓慢的乐曲，在大地的远方，已经荡起一片尘烟。置身太平盛世，转眼就是祸起萧墙、山河泣血。

听到吴三桂谋反的奏报时，康熙皇帝面沉似水。他是那么的年轻，就像他统治的大清国，年轻、冲动、满怀理想与激情，却又要经过太多的迷乱、彷徨甚至挫败。

微小的昭仁殿，谛听得到天地日月运转的声音吗？康熙时常望着门外的风雨，遥想着在重重的宫门之外，在风雨之外，有连绵的战事正在发生。宫殿犹如江山，被凄风苦雨笼罩着，显出一派凄迷的光景。或许那时刚好有一匹载着驿卒的瘦马，跨过河水暴涨的卢沟桥，驰入风雨中的北京城，把来自穷乡僻壤的奏报，一层层地传入宫阙，呈递到他的面前。

康熙皇帝在昭仁殿里迎来了他执政生涯的最大危机。他面色沉稳，他的目光盯紧了帝国的版图，准备在这块巨大的棋盘上与吴三桂好好下一盘棋，看看到底鹿死谁手。康熙派孙延龄守广西，瓦尔喀进四川，停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两藩，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仇敌忾。那是一场看不见对手的鏖战，既考验果敢，也考验耐心。康熙和吴三桂，面孔分别深隐在紫禁城昭仁殿和昆明的平西王府，相距万里，却都能感觉到对方脸上的杀气。他们各自布下的棋子，在楚河汉界排开了阵势，为争夺每一寸土地而殊死拼杀。地图上的荆州，绝对是不能丢失的一个点。这春秋时楚国的大本营，自古是天下的要冲，在江汉平原拔地而起，扼守着长江天险，自它诞生起，就几乎与战争和死亡相伴随。荆州的历史，就是一部浴血史，层层叠叠的死尸，成为它成长的最佳沃土。这里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大意失荆州，往往会带来满盘皆输。康熙召见议政大臣等，说：“今吴三桂已反，荆州乃咽喉要地，关系最重。著前锋统领硕岱带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州，以固军民之心，并进据常德，以遏贼势……”

吴三桂棋先一招，康熙紧随其后，落子无悔。他们各自的棋子犹如一场疾雨，在帝国的大地上散开，随即隐没在那一片焦枯的土地上。

一时间，康熙无事可干，他感到极度紧张之后的突然放松。等待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有时，除了等待，世界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昭仁殿静谧无声，这寂静，也是一种彻骨的煎熬。

第六节　红亭碧沼

本来，吴三桂用不着再反了。

永历的死，标志着吴三桂的复仇大业已经圆满完成。他心目中的仇人，一个个地从世界上消失了，变成尸体，变成灰渣，变成微量元素。他剿杀了李自成，扫平了山、陕等地的贺珍叛乱和甘肃的回民起义，彻底铲除了南明的流亡政权，在完成个人复仇的同时，顺便也帮大清朝荡平了天下。

康熙登基那年，清朝的最后一个政敌——永历，已经被吴三桂在昆明篦子坡活活勒死了。所有的动荡，所有的离乱，似乎都因永历的死而宣告了终结。爱也爱了，恨也恨了，无论吴三桂，还是这个在战火中煎熬已久的国度，都应该歇歇了。

我相信在这段时期，无论昭仁殿里的康熙皇帝，还是镇守云南的吴三桂，都度过了各自生涯中最轻松、最惬意的时光。一座座崭新的宫殿在紫禁城内重新伫立起来，以宏大的规模宣示着这个王朝的野心，吴三桂也不甘落后，建造气势恢宏的平西王府。在遥远的云南红土地上，楼宇派生出楼宇，亭台复制着亭台，值得一提的是，王府的选址不在别的地方，而是恰在永历皇帝的故宫——五华山故宫。

当时有人这样描写吴三桂王府之富丽：“红亭碧沼，曲折依泉，杰阁崇堂，参差因岫，冠以巍阙，缭以雕墙，袤广数十里。卉木之奇，运自两粤；器玩之丽，购自八闽。而管弦锦绮以及书画之属，则必取之三吴，载不绝，以从圆圆之好。”陈圆圆当年“牵罗幽谷，挟瑟勾栏时”，怎会想到今天的光景！

除了王府，吴三桂还大肆兴建花园，比如王府西面的“安阜园”，广达数十里，流水碧波，有虹桥飞架，园内亭台楼阁，高达百余丈，园中松柏，也高达三丈。他在园中建了一座“万卷楼”，收藏古今书籍，“无一不备”。当然他还收集美女，为此，他派遣专人，到“三吴”地区挑选美女，后宫之选，不下千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吴三桂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乐土，每逢宴乐，吴三桂就会拿出自己的笛子，幽幽地吹起来，身边的宫人美女们窈窕伴舞歌唱。歌舞罢，吴三桂就命人重金赏赐，看到美女们争抢金银珠玉的身影，吴三桂放声大笑。

但吴三桂毕竟是一个重情意的人，无论他活得多么没心没肺，都没有忘记陈圆圆，因为她是他生死相依的伴侣。即使她曾被刘宗敏霸占，也没有影响他对她的爱意，这份感情，应当说难能可贵了。当朝廷降旨，将亲王的正室以妃相称的时候，吴三桂的第一心思就是把妃的名号赐给陈圆圆，陈圆圆说：“妾以章台陋质，得到我王宠爱，流离契阔，幸保残躯，如今珠服玉馔，依享殊荣，已经十分过分了。如今我王威镇南天，正是报答天恩的时候，假如在锦绣当中置入败絮，在玉几之上落下轻尘，这岂不是贱妾的罪过吗？贱妾怎敢承命？”

的确，陈圆圆所要不多，油壁车、青騘马，几经离乱之后，从前的梦想都化作了现实，化作眼前的良辰美景，她还有什么奢求呢？至于王妃的封号，她是承担不起的，吴三桂这才把它给了自己的正室张氏。

但他还是为陈圆圆专门修建了一座花园，名字叫“野园”，在昆明北城外，是一片浩渺无边的花园。美人似水，佳期如梦，在这繁花似锦的春城，他无须再想死亡和离别。在碧园清风中入睡，睡时陈圆圆在他身边，醒时陈圆圆还在他身边。无论是梦，还是醒，都不能把他们分开了。怀抱陈圆圆的吴三桂，拥有的岂 止是美色，更是一番人世有情的温慰。有情人终成眷属，两情缱绻间，他此时的幸福，就像他的权力一样坚固，他可以完全凭借自己的意志来拼搭梦幻的楼台，他的梦没有人能撼动。

那段日子里，吴三桂常来野园，用月光下酒。酒酣时，陈圆圆会唱上一曲。歌声悠扬清婉，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和韶乐”，不是用来修饰辉煌的仪仗，而是诉说他们内心的幽情。“冲冠一怒为红颜”，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事了，吴三桂已不是那个怒发冲冠的少年，陈圆圆也已不是当年的美少女。但她虽已年届四旬，却依旧额秀颐丰、容辞闲雅，风韵却丝毫未减。吴三桂听得动情，就会拔出宝剑，随歌起舞。陈圆圆歌唱，吴三桂舞剑，两个人的眼角，都漾着几点泪花。

但吴三桂想错了，他的世界貌似坚不可摧，实际上不堪一击。他的奶酪，并非无人能动。那个人，就是万里之外的康熙大帝。

吴三桂太迷信自己手中的实力，这种实力给他带来一种虚妄的安全感——天高皇帝远，他与康熙至少是井水不犯河水吧。但他穿金戴银，吃香喝辣，搜刮民脂民膏，俨然成了一方诸侯，他的安全感，分分钟就会被皇帝撕碎。

——假若皇帝调虎离山，召他进京述职，哪怕是召他入宫寒暄叙谈，他能抗旨吗？

一入深宫，他岂不就成了皇帝砧板上的鱼肉？

就像孙悟空，终究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红亭碧沼，那是吴三桂的乐园，更是他的陷阱。

失乐园，是他无法抗拒的命运。

吴三桂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从那顶峰坠落下来，也只是转眼间的事情。

一个朝代，一个人，都是如此。

康熙削藩的圣旨一到，他才如梦初醒。

第七节　鸟尽弓藏

吴三桂纸醉金迷、裘马轻狂，对社稷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一个玩物丧志的开国元勋对于朝廷来说绝对是安全的同义词。吴三桂已经位及亲王，是一个汉族官员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又有美人在侧，他应当是无欲无求了。

假如说吴三桂还有什么心愿的话，那就是朝廷能让自己像明朝沐英，世世代代镇守云南，世袭亲王的爵位。但他想得太简单了。西寺落成时，吴三桂让盐道官赵廷标作诗一首。赵廷标脱口而出一首打油诗：

金刚本是一团泥，

张拳鼓掌把人欺。

你说你是硬汉子，

你敢同我洗澡去！

虽是玩笑，却暗含了一种警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功高盖主，更是人臣之大忌。因为他的功劳簿记得满满的，皇帝的英明就显不出来。自刘邦麾下悍将韩信到眼前的鳌拜，哪个功高震主的臣子不死得无比难看？更重要的是，昆明城里的万丈楼台，无疑是对紫禁城威严的巨大挑战，因为建筑本身就是野心的纪念碑，建筑的高度，标定着野心的高度。吴三桂的殿宇高达百丈，即使万里之外的北京，也无法视而不见。

危楼高百尺，下一句就是：手可摘星辰。

那颗星辰，就是皇帝朝冠上的那颗璀璨的龙珠。

昭仁殿里，康熙突然感到一阵冷风吹过自己的发际，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头顶那颗龙珠还在。

终于，一种警觉的目光，第一次自紫禁城的深处射来。

只是吴三桂毫无察觉。如花的美景和美女的细腰遮住了他的视野。

人到中年的吴三桂，不再有思考的能力。

十多年前，我的朋友张宏杰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吴三桂的长散文《无处收留》，我十分喜欢这篇散文。在这篇散文中，宏杰将康熙与吴三桂的冲突归结为二者道德原则的冲突，他说：“一条噬咬旧主来取悦新人的狗，能让人放心吗？一个没有任何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更可以为祸。”

相比之下，“康熙皇帝基本上是在和平环境下长大的，与从白山黑水走来的祖先不同，他接受的是正规而系统的汉文化教育。到了康熙这一代，爱新觉罗家族才真正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下的汗马功劳，他也不存欣赏之意。对这位王爷的卖主求荣，他更是觉得无法接受。对这位功高权重的汉人王爷，他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精辟，深刻，却不完全。

因为宏杰兄高估了康熙大帝的道德信条，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康熙也并非一个道德的完人，相反，他同样是一个过河拆桥、背信弃义的行家里手。本文开篇提到王辅臣，本来是康熙派到甘肃去平叛吴三桂造反的，他却因受到陕西经略莫洛欺压，逼他陷入死地，造成部队哗变，愤而叛清，向莫洛军营发起突然袭击，莫洛被流弹打死。从平叛到反叛，王辅臣命运的戏剧性转折让康熙百思不解，急忙召见王辅臣的儿子、大理寺少卿王继贞，劈头一句话就是：“你父亲反了！”王辅臣是骁将，他的反叛，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战略上，都给朝廷极大的打击。康熙忧心忡忡地对大学士们说：“今王辅臣兵叛，人心震动，丑类乘机窃发，亦未可定。”康熙不幸言中了，王辅臣的反叛，在陕甘引起连锁反应，绝大多数地方将领都加入到反叛的行列。陕西是战略要地，叛军向南可与四川叛军会合，向北可挺进中原，长驱直入帝都北京，而当时的清军正云集在荆州，准备堵住吴三桂这股洪水，北京城虚空，大清王朝已命悬一线。

朝廷实在没有力量再去对付王辅臣了，只能派了一些蒙古兵前往陕西征剿，天寒马瘦，数千蒙古骑兵集结在鄂尔多斯草原上，整装出发。但康熙深知，对王辅臣安抚为上，频频摇动橄榄枝，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不仅派人前往王辅臣营中，让他传达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王辅臣的儿子王继贞都派了过去，临行来还叮嘱他：“你不要害怕，朕知你父忠贞，决不至于做出谋反的事。大概是经略莫洛不善于调解和抚慰，才有平凉兵哗变，胁迫你父不得不从叛。你马上就回去，宣布朕的命令，你父无罪，杀经略莫洛，罪在众人。你父应竭力约束部下，破贼立功，朕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

送走了王继贞，康熙的心里还是忐忑不定。他在昭仁殿里徘徊苦思，然后走到紫檀长案前，提笔给王辅臣写了一封信：

去冬吴逆叛变，所在人心怀疑观望，实在不少。你独首创忠义，揭举逆札，擒捕逆使，差遣你子王继贞驰奏。朕召见你子，当面询问情况，愈知你忠诚纯正笃厚，果然不负朕，知疾风劲草，于此一现！其后，你奏请进京觐见，面陈方略。联以你一向忠诚，深为倚信，而且边疆要地，正需你弹压，因此未让你来京。经略莫洛奏请率你入蜀。朕以为你与莫洛和衷共济，彼此毫无嫌疑，故命你同往再建功勋。直到此次兵变之后，面询你子，始知莫洛对你心怀私隙，颇有猜嫌，致有今日之事。这是朕知人不明，使你变遭意外，不能申诉忠贞，责任在于朕，你有何罪！朕对于你，“谊则君臣，情同父子”，任信出自内心，恩重于河山。以朕如此眷眷于你，知你必不负朕啊！至于你所属官兵，被调进川，征戍困苦，行役艰辛，朕亦悉知。今事变起于仓促，实出于不得已。朕唯有加以矜恤，并无谴责。刚刚发下谕旨，令陕西督抚，招徕安排，并已遣还你子，代为传达朕意。唯恐你还犹豫，因之再特颁发一专敕，你果真不忘累朝恩眷，不负你平日的忠贞，幡然悔悟，收拢所属官兵，各归营伍，即令你率领，仍回平凉，原任职不变。已往之事，一概从宽赦免。或许经略莫洛，别有变故，亦系兵卒一时激愤所致，朕并不追究。朕推心置腹，决不食言。你切勿心存疑虑畏惧，辜负朕笃念旧勋之意。

这封信声情并茂，连顽石都能融化，王辅臣的骨头再硬，当然抵御不了皇帝的催泪攻势，史书记载，皇帝敕书一到，王辅臣就率领众将“恭设香案，跪听宣读”，向北京的方向，长哭不已。疾风夹杂着他们的哭号，听上去更加凄厉。终于，几经周折之后，王辅臣决定归降大清。这一捷报飞报北京，让康熙脸上立刻露出喜悦之色，宣布将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提升为“靖冠将军”，命他“立功赎罪”，部下将吏也一律赦免。

然而，康熙最终还是食言了，吴三桂死后，康熙并没有忘记对王辅臣秋后算账。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盛夏，正当清军如潮水般把昆明城团团包围的时刻，王辅臣突然接到康熙的诏书，命他入京“陛见”，他知道，兔死狗烹的时候到了。从汉中抵达西安后，与部下饮酒，饮至夜半，老泪纵横地说：“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刑场，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自绳自缢、用药毒死，都会留下痕迹，将连累经略图海，还连累总督、巡抚和你们。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极醉，不省人事，你们捆住我手脚，用一张纸蒙着我的脸，再用冷水噀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样。你们就以‘痰厥暴死’报告，可保无事。”听了他的话，部下们痛哭失声，劝说他不要自寻死路，王辅臣大怒，要拔剑自刎，部下只能依计行事，在他醉后，把一层一层的白纸沾湿，敷在他的脸上，看着那薄薄的纸页如同青蛙的肚皮一样起伏鼓荡，直到它一点点沉落下来，王辅臣的脸上，风平浪静。

王辅臣不露痕迹地死了，朝廷只能既往不咎。他以这样不露痕迹的“病死”假象蒙蔽了康熙，使他逃过了斩首，也保全了自己的全家和部下不被抄斩，但其他降清将领就没有他幸运了，自康熙二十年年底，清军攻下昆明，到第二年五月，不到半年时间，吴三桂手下大量投诚清朝的将吏被康熙下令处死，其中，从清朝反叛后又归降的李本琛、江义、彭时亨、谭天秘等均被凌迟处死，王公良、王仲礼，巡抚吴谠、侍郎刘国祥，太仆寺卿肖应秀，员外郎刘之延等等一大批从吴三桂部队投诚朝廷的将领皆“即行处斩”，为斩草除根，他们超过十六岁的子女也在被杀之列，其余家眷亲属，没有死的也都终生为奴，流放到东北的苦寒之地。康熙末年，王一元在辽东为官，沿途看见许多站丁，蓬头垢面，生活极苦，向他们打听，都说是吴三桂的部下，被发配到塞外充当苦役。著名清史学者李治亭先生在撰写《吴三桂大传》时曾经在东北走访当年被流放的吴三桂的部下兵丁后裔，他们说：他们的祖先早就传下话，当年凡副将以上的将领都杀头了。

康熙“赦免一切罪过，决不食言”的庄严许诺言犹在耳，转眼就是一场残酷的血洗，康熙的道德信条，显然也是靠不住的。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保持皇位的稳定是最大的道德，在此之上不再有什么别的道德。于是，“宁杀三千，不放一个”就成为中国皇帝最执着的信条。康熙无疑也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三桂完全是半斤对八两。

第八节　权力铁律

康熙与吴三桂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爆发，根本原因是——在极权社会，存在着一种权力守恒定律，即：权力总量是一定的，一个人的权力增大，就意味着另一个的权力减小。即使在皇帝与臣子之间，这一守恒定律仍然存在。

清朝皇帝虽然成了紫禁城的主人，中轴线上那一连串做工考究的龙椅收容了他们在马背上颠簸已久的屁股，对于执政者来说，这很重要，因为像暴秦那样“仁义不施”、仅凭实力裸奔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天意成为对皇权最合理的解释，天意解决了帝王们对自身政权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的普遍焦虑，但无论皇帝怎样为自己寻找上天这个靠山，在这个一望无边的国土上，他依旧只是一个孤零零的个体，是“孤”，是“寡”，他永远作为一个单数，而不可能以复数的形式存在。那黑压压的多数会让他心生恐惧，显然，要让天下臣服，仅凭虚无缥缈的天意是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可靠的制度安排。

集权，还是分权，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哈姆雷特的问题同样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关系到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大主题。朝代就像钟摆一样，在集权和分权的两极间摇摆不定。夏朝和商朝是集权的，大禹创立夏朝，规划出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九州五服”的天下共同体，在中华大地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聚合，但过度集中的权力却导致了帝王们的荒淫无度，导致国家沦亡，这两朝的末代皇帝桀王和纣王，也从此成为暴君的代名词。周朝是分权的，公元前1046年一个春天的夜晚，伐纣的牧野之战结束后两个月，周武王双目低垂，苦苦思索着强大的商朝灭亡的原因，终于从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理论得到启示，开始分封制，“一家的天下”变成“大家的天下”，把单数变成复数，借此增强帝王权力的稳固性，没想到过度的放权导致了中央权力的“空心化”，使天下大乱，周朝在四面楚歌中彻底灭亡。汉初分王，唐代藩镇，试图建立“你好我也好”的“公天下”，但“七王之乱”、“藩镇割据”却又成为各自朝代最恐怖的记忆；宋代生怕皇权旁落，把权力攥出了油，把天下的将军当贼防，但权力集中带来的腐败，最终让这个王朝死无葬身之地，“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江山传到明清两朝，这一政治困境也击鼓传花似的传到这两代皇帝手里。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削藩”，导致了自己权力的倾覆，清朝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而分封诸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精忠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藩王，但仅过了二十多年，“分封”的恶果就显露无遗，藩王们割据一方，尾大不掉，使藩地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不仅侵蚀着皇帝的权力，而且所有的行为还都让皇帝买单。这是在吸皇帝的血，榨皇帝的骨髓，让康熙皇帝奋起自卫，开始了“平三藩”的大业。此后的权力钟摆，就只向皇帝一方无限靠近了。天下之事，天下人再也无权染指。清朝不仅像明朝一样不设宰相，而且连明朝那样的“内阁首辅”也没有，皇帝赤膊上阵，董事长兼总经理，康熙设立的“南书房”、他的儿子雍正设立的“军机处”，都是皇帝的跟班打杂，目的就是为了集权力于皇帝一人。康熙还不过瘾，又发明了密折制度，全国上下遍布皇帝耳目，普天之下无论官员动态、匪患盗患还是菜价米价、夫妻吵架，都可以写成密折呈入宫中，由皇帝一人亲览，以便未雨绸缪。明代东西厂、锦衣卫固然恐怖，但这是有形的恐怖，它的形状就是东西厂、锦衣卫的形状，而在康熙的时代，告密制度则几乎扩散到整个官场，这是一种无形的恐怖，更加深入骨髓。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父亲曹顒、叔叔曹頫，都成了康熙的情报员，他们主持下的江宁织造，除了充当为皇帝采办丝织品和各种奢侈品的机构，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特务机关。

雪片般飘来的密折成为大清皇帝永远做不完的家庭作业，长长短短的句读里，藏着许多人的噩梦，连红极一时的曹家也不例外。

有清一代，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上的峰值。为了维系这种皇权而建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从而使政府效率的降低和腐败在所难免。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曾经提出一条定律，即：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所以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虽然看上去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原理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倾向于任用两个（或多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以此类推，则庸人越来越多，机构也越来越膨胀，政府变得越来越无用。

这种皇帝权力的最大化固然带来了清初的盛世，但是“一统就死”的效应并未发生改变，空前的盛世，是以空间的禁锢和僵化为代价的，透支了皇权的生命，并最终断绝了皇权的后路。有清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朝，清朝之后，这种垄断性的权力在这片土地上再无市场。

第九节　低级错误

权力如同喝血，越喝越渴，无论对紫禁城里的康熙，还是平西府里的吴三桂，都不例外。因此，康熙与吴三桂之间为争夺有限的权力资源而爆发的冲突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个性的冲突，而是命运的冲突。他们或许都不想冲突，但他们都躲不开。

只不过康熙和吴三桂都犯了低级错误。

在清初的这盘羿局上，年轻的康熙和踌躇满志的吴三桂，都算不得高手。

真正的高手，不是忙着自己出招，而是对对方心里想什么心知肚明。

尽管吴三桂天高地远，乐以忘忧，却不足以打消皇帝对他的顾虑。他自恃有军队，有地盘，更不差钱，就更大错特错，因为他越是如此，在康熙看来就越不顺眼。

但吴三桂最大的错误并不在此，而在他不应该心急火燎地杀死永历。永历已经逃至缅甸，穷途末路，小阴沟里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只要他在，朝廷就不敢动吴三桂。可以说，永历非但不是吴三桂的敌人，反而是吴三桂的护身符，吴三桂非但不能抓他、杀他，而且要护他、养他。永历的生老病死，决定着吴三桂的安危。吴三桂的福音，原竟不是出自朝廷的恩典，而是来自永历的赐予。

只要飞鸟不尽，良弓就不会被束之高阁；只要狡兔不死，走狗就不会被红烧了下酒。

水至清则无鱼，包括吴三桂这条体肥肉厚的大鱼。

他的恩师洪承畴在离开云南时曾经忠告吴三桂：“不可使连续一日无事。”但吴三桂并没有深刻领会老师这句话的深意。虽然后来不断在云南制造些小乱，借以向朝廷要钱和索功，但都是小打小闹，亡羊补牢。

在养敌自重这方面，他比不上晚清军机大臣袁世凯的一根手指头。

而康熙的错误则在于，在“平三藩”的问题上过于急躁冒进。那时的康熙，血气方刚，眉宇间闪烁着指点江山的气概。大事不着急，“平三藩”本可以慢慢来。“三藩”之中，平南王尚可喜最乖，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的春天里上疏康熙，要求放弃兵权，带全家归老辽东。尚可喜自动撤藩，逼得不愿撤藩的吴三桂和耿精忠不得不做出自动撤藩的政治表态，吴三桂自信地说：“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没想到康熙在他的撤藩申请上批下两个最可怕的字——同意。

在康熙迅疾地写下“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的批文之前，他实际上还有更加稳当的选项：既然尚可喜自动撤藩，就先成全他，另两个看情况慢慢来，比如“三藩”之中吴三桂虽然实力最强，但他的年龄也最大，时间站在年轻的康熙一边，他耗得起，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会把吴三桂活活耗死，等他百年之后，再图撤藩不迟，至于耿精忠，实力远不及吴三桂，吴藩一撤，耿藩也自然成了强弩之末。

但康熙却选择了最不科学的选项，采取“休克疗法”，同时撤掉“三藩”，非但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而让他的对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

康熙批准撤藩的命令传到了云南，吴三桂顿时目瞪口呆。

危楼高百尺，转眼跌下来。

就像今日游乐园里的过山车，从高点瞬间向低处滑行，速度之快，令人头晕目眩。

站在权力的大游戏场里，吴三桂就感觉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晕眩。

对吴三桂此时的心境，李治亭先生的分析堪称准确：“他用鲜血和无数将士的生命换来的荣华富贵，苦心经营的宫阙，还有那云贵的广大土地，都将轻而易举地被朝廷一手拿去。一种无限的失落感，使他惆怅难抑，渐渐地，又转为悔恨交加，一股脑儿地袭上了心头！……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选择。正像三十年前他在山海关上，面对李自成农民军与清军，做出命运攸关的选择一样，而此次选择，远比那一次更复杂更困难！

“强烈的权势欲驱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最使他思想受到震动的是，他感到了清朝欺骗了他，撕毁了所有的承诺，把已给他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收回去，这怎能使他心甘情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他抗拒朝廷背信弃义的撤藩决定。”

终于，在经历无数个夜晚的撕裂与挣扎之后，一阵阵的鼓角声刺破了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静谧的晨曦，六十二岁的吴三桂又一次披挂起戎装，这一次并不是奉旨出征，因为他永远不可能再遵奉清朝皇帝的旨意了，他开始了新一轮的反叛，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建国号——周。

在这场羿局上调兵遣将的康熙和吴三桂并不知晓，他们自己实际上也是棋子，是历史棋盘上的棋子，被历史裹胁着，推推搡搡地，在这个历史时刻狭路相逢。如果冲突的双方不是康熙、吴三桂，也必将是另外两个人。这是一场早已注定的大戏，演员可以换，但情节不会改，或者说，老天这位伟大的剧作家早就把情节写好放在那儿了，等着康熙和吴三桂对号入座。

但他们脑子里都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观念、理论，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简单的法则——谁赢，这天下就归谁，而且只能一个人赢，没有共赢。在康熙眼中，自己当然是天底下最正宗的皇帝，其他人——从李自成、张献忠、永历到此时冒出来的吴三桂，都是山寨的。而在吴三桂看来，大清的天下是自己送的，他能送出去，也能夺回来。

长风吹过旷野，吹动吴三桂蓄起的长发。他头戴汉族的方巾，身穿素服来到永历的墓前，在地上洒了一碗酒，又趴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号啕大哭。史书记载，三桂一哭，三军同哭。吴三桂带动了全军的哭声，又在全军的哭声里气宇轩昂地接着哭。他的哭声就像一只小舢板，在哭声的河流中颠簸、颤动和冲撞，就像一曲气宇轩昂的大合唱，吴三桂无疑是那最具权威性的领唱。他的哭声气贯丹田，却不够气贯长虹，因为他的哭声凝聚了太多的愤懑与悲哀，却扛不起天下的道义，更与永历扯不上一毛钱关系——永历是被他残忍绞杀的，他哭永历，岂不是猫哭老鼠？难道在这一刻，他真的尝到了被背叛的滋味而良心发现，试图用眼泪洗刷自身的耻辱？

永历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这已经是吴三桂一生经历的第三次背叛了。第一次，他背叛了对他寄予厚望的明朝；第二次，他背叛了与李自成达成的协议，阵前倒戈，导致李自成队伍的一溃千里。他的一生，是背叛的一生，是从一次背叛走向新的背叛，生命不息、背叛不止的一生。

还有第四次背叛，那就是他最终背叛了他的爱人——那个与他相依相偎的陈圆圆。

得知吴三桂举起叛旗的消息声，陈圆圆默然离开了野园，独自投向无人的荒野。她瘦弱的身影，从此消失在历史云烟中，以至于清朝攻陷昆明以后，在吴三桂的籍薄上也没有发现陈圆圆的名字。

有人说城破时，陈圆圆自缢而死；有人说她独自走到城外，投滇池而死；也有人说她流离他乡，当了道士，在药炉和青灯间打发余生。假如说吴三桂的一生是一辆过山车，那么陈圆圆就跟从着他冲向巅峰和低谷，无怨无悔。士为知己者死，吴三桂没有做到；女为悦己者容，陈圆圆问心无愧。时人喟叹，陈圆圆这样终了此生，倘在九泉下遇到吴三桂，也算是不负了，只怕是吴三桂抬不起头来，对不住陈圆圆那份刻骨铭心的深情。

三百多年后，有报纸报道在贵州岑巩县水尾乡马家寨发现了一个墓碑，上书“吴门聂氏之墓”六个字，碑文记录了陈圆圆离开昆明后，来此僻居的过程。有人认为碑上“吴门”二字暗指陈圆圆籍贯苏州，“聂氏”不过是陈圆圆为隐瞒身份而编的假姓，旁边有吴三桂心腹大将马宝的衣冠塚，这些痕迹似乎都证明了，那一抔温湿的泥土，就是陈圆圆生命的最后归处。

第十节　凄风苦雨

这片浩大的国土上，吴三桂的兵马常来常往，不知杀过几个来回了。当年率清军杀过长江的那份豪情还历历在目，这一次，他几乎是按着原路杀回去的，这逆向的旅程里，似乎包含着他对自己过去历程的否定。对他而言，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并不是肯定，而是虚无。他的节节胜利，遮掩不住他的迷茫与空虚。

他的心是空的。

没有正义，没有爱。

他的心是空的，即使拥兵二十万也不能给他带来力量感。一望见长江北岸，他立刻感到一阵心虚。

一瞬间，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被抽干了血液的行尸走肉，没有勇气再踏上北方的土地了。他不敢再与昨日的自己相遇，更不敢面对康熙的面孔。在军事形势最有利的时候，他突然间崩溃了，只希望长江天险可以保住他的小朝廷。

吴三桂的联合大军很快分崩离析了，因为人们很快看出来，吴三桂起兵的目的，并不是为从前的明朝复仇，而是为他自己。

一切都应验了康熙对吴三桂的咒骂：“吴三桂反复乱常，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为一时之叛首，实万世之罪魁……”

吴三桂连一片道义的遮羞布都找不到，他的霸业也就没了支撑。战局很快急转直下，吴三桂从高歌猛进到一败涂地，他的赌博很快失去了成功的希望。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初一，吴三桂在衡州匆匆登上帝位，行衮冕礼时，突然天降大雨，仪仗、卤薄被大雨冲得东倒西歪，看来他的“钦天监”工作不称职，天气预报做得极差，而他那名义上的“帝国”也像凄风苦雨中的典礼一样，草草收场了。

三个月后，抑郁寡欢的吴三桂突然中风，后患上痢疾，狂泻不止，没等孙子吴世璠赶到衡州，就咽了气。

这一年，他六十八岁。

北京的天气也格外异常，只不过与凄风苦风中挣扎的衡州相反，帝国的北方不是涝，而是旱。大旱持续了很久，让康熙这位上天之子感到很没面子。显然，上天代理人的角色并不好当，一场自然灾害，就能让“君权神授”这一美丽的神话露出破绽。老天不靠谱，把皇权维系在老天身上更不靠谱。六月里，康熙在给礼部的谕旨，几乎成了一份深刻的自我检查：

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应于上。……今时值盛夏，天气亢旸，雨泽维艰，炎暑特甚，禾苗垂槁，农事甚忧。朕用是夙夜靡宁，力图修省，躬亲斋戒，虔祷甘霖，务期精诚上达，感格天心……

关于旱灾的奏报堆满了康熙的案头，昭仁殿里，康熙终于坐不住了。丁亥这一天，康熙皇帝庄重地穿好礼服，面色凝重地走出昭仁殿，前往天坛祈雨。

《清实录》记录下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就在康熙行礼时，突然下起了雨。雨滴开始还是稀稀疏疏，后来变成绵密的雨线，再后来就干脆变成一层雨幕，在地上荡起一阵白烟。地上很快汪了一层水，水面爆豆般地跳动着，我猜想那时浑身湿透的康熙定然会张开双臂，迎接这场及时雨，他一定会想，老天爷没有抛弃自己，或者说，自己的精诚所至，感动了上天，给了这个帝国新一轮的生机。对于战事沉重的帝国，没有比这更好的兆头了。康熙步行着走出西天门，那一刻，他一定是步伐轻快，胜券在握。

三年后（公元1681年）的金秋十月，被城墙阻挡数月的清军终于涌进昆明城。望着黑压压的清军，大周帝位的继任者、年仅十六岁的吴世璠将一把利刃干脆利落地插进自己的脖颈，吴家被灭门，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只有吴三桂爱妾们洁白的身体在清朝将军们粗壮的臂膀间蠕动挣扎，屈辱地苟且偷安。

大雪吹寒的时节，又有几匹飞驰的驿马闯过北京深夜无人的街道，向大清门冲去，速度之快，让巡夜兵丁的嘴巴同样张成了圆形。昭仁殿内，康熙在睡梦中骤醒，披衣而起时，太监刚好将快报呈上来。他双手颤抖着将它打开，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清军克复昆明的捷报。康熙大帝会喜极而泣吗？他在这座宫殿里苦等了九年，当那个年仅十九岁的稚嫩天子已经挺立成了二十八岁的坚硬汉子时，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胜利。九年中，他几乎没有一夜安寝过，那些断断续续的夜晚，充斥着失望、迷茫、焦躁甚至悔恨，但捷报到来时，所有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只有穿透那些漫长而污浊的夜晚，年轻的他才能看到天地之澄澈、人生之壮丽。他走到案前，抽出一支笔，挥挥洒洒写下一首七言诗：

洱海昆池道路难，

捷书夜半到长安。

未矜干羽三苗格，

乍喜征输六诏宽。

天末远收金马隘，

军中新解铁衣寒。

回思几载焦劳意，

此日方同万国欢。

唯一的遗憾，是吴三桂的坟墓，清军一直没有找到。虽有人提供线索，但挖出的都是伪墓。有一天，他们甚至一口气挖出了十三副尸骨，因为无法分辨，索性一把火烧了。

吴三桂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像一缕青烟，从人间蒸发了。

他消失得如此干净，好像他从来不曾到人世间来过。

又一个春天降临到昆明城时，野园已成了真正的野园，满庭清寂，芳草萋萋，昔日的明眸浩齿、舞袖歌扇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片片花瓣，从秋千架前，悠然飘过。

《十月》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