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萧红分手后……

与萧红分手后……

诸荣会

与萧红分手后萧军去了延安。

萧军去延安应该是早晚的事，且如果“二萧”一直不分手，感情一直和谐如初，我想萧红也会去的吧！

萧红与萧军在政治倾向上原本都是偏“左”的，甚至是有点“赤化”的，最明显的证据是他们为自己所取的笔名：“萧红、萧军”，二者相加正是“小小红军”的谐音。“二萧”又是以鲁迅的学生自认和自居，而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鲁迅曾经专门拍电报前去致敬和祝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可是“二萧”却分了手，因而他们便不可能并肩携手奔赴延安了，只能是萧军一个人去了；萧红则与别人去了别处，就此，“二萧”的人生也算是彻底的分道扬镳了。

萧军第一次去延安只是“路过”。

1938年3月，萧军从山西临汾出发，准备去五台山打游击。萧军早年曾经考入“少帅”张学良在沈阳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专门学习过军事，毕业后还入过伍，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所以他后来虽弃武从文了，但是抗战爆发后他又想再次投笔从戎，走上真正的抗日战场。从临汾去五台山正好途经延安，因当时丁玲已在延安，他便借住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招待所。

此时萧军已是很知名的作家了，又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鲁迅学生”，或许正是因为他这双重特殊身份，他来延安竟然“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了萧军的到来，很快就派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和培元来到招待所问候。和培元见到萧军后，说可以安排萧军去见见毛主席，实际上也就是等于在暗示萧军，到了延安哪有不主动去见见毛泽东的！谁知萧军听了和培元的话后竟然说：“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和培元没再多说什么便走了，在场的丁玲随后劝萧军说：“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你应该见见再走。”但萧军仍不以为意。只是令萧军没有想到的是，有一天毛泽东竟突然间亲自跑到了招待所，来看望萧军，这倒让萧军多少还是有点出乎意料并为之感动。文人嘛，是很易为这种事生出感动的！毛泽东还邀萧军一起共进午餐，这一过程自始至终，萧军虽都多听少说，但一直在心中做着判断，最终觉得，此人谈吐确实不俗，即使不全如丁玲所说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也算是个可以交往的人。

毛泽东走后，萧军又读了他一年前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发表的演讲《论鲁迅》，又一次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没想到毛泽东不但对鲁迅有着如此高的评价，而且对鲁迅的文学与思想，也确实有着很深入的了解和很独特的见解，于是对毛泽东的好感又加深了一步；紧接着萧军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那是他应邀参加陕北公学的一个开学典礼，当然毛泽东也参加了。会后，一起在操场上会餐，因为没有板凳，毛泽东便也和大家围着桌子站成一圈，酒被倒进一只大碗中，喝时大家就你一口我一口，轮流畅饮，这一场面更是让萧军为之深深感动，觉得一党之领袖，能如此与下属、大众打成一片，这样的政党、这样的领袖都应该是如鲁迅所说的，“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的。

只是尽管如此，萧军此行延安仍没久留；也尽管因种种原因，他五台山也没能去成，游击队更没能建成，但是他还是离开了延安。直到两年后的1940年6月，萧军才算是重回延安，并就此成了陕甘宁边区文协的一位驻会作家。而此时前后，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南下香港，并创作了她一生中另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总之与萧军算是越走越远了。

应该说延安给萧军留下的初次印象还是十分美好的，否则他就不会再来了；但是没想到的是，他真正来到了延安后，不久便自觉陷入了郁闷中。

延安文艺界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让他感到难以适应，一些人的工作作风让他感到很不爽，很看不惯，尤其是一些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也让他很有想法和难以接受，他显得处处格格不入。当然，他也开始努力寻求着突围，无论是工作上还是思想上。于是他主动地找他的上级和领导汇报和谈话，首先当然是顶头上司艾思奇，但是几次下来，他感觉并无效果；于是他越过艾直接找到了洛甫，因为他此时是名义的总书记兼中宣部长，具体分管文化工作。然而，与洛甫的谈话虽然还算愉快，但是在他看来，洛甫也只是与他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根本解决不了具体问题，这不能不让他再次失望；最终他自然想到毛泽东。今天我们从萧军在1941年7月8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决定了，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请他约定时间和我作一次谈话，这是应该的，一面我要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一面我也要解剖自己，决不使一些小鬼们有所借口完成他们的企图，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事情总应该明了了本质，再作决定，省得发生误解。我要作一次堂吉珂德吧，我要替一些小小者申冤，只有我能担当这任务。有伟大的行为，才能有伟大的作品，有伟大的精神，才能有伟大的成就。要决然地担当起人类保护者监督者的担子，我能！

通过这一段文字我们不难看出：一是萧军将毛泽东不但当作了他解决具体问题的最后希望，而且也当作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的试金石，并以此决定自己对于延安的去留，亦即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二是他把自己的这一行为，当作是一次为民请命，与自己的私利绝无关系；三是他也做好了做堂吉珂德的准备，即做好了完全不欢而散、事与愿违的打算。其间我们不难看出，萧军此时无论是对于共产党还是毛泽东本人，是并没有十足的信任，相反他尽管也说出了“也要解剖自己”的话，但是自视甚高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虽然是一位作家，但又是一位行伍出身的东北汉子，他心里如此想，嘴里竟然也如此毫无遮拦地说了出来，他曾在酒酣耳热之际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的大哥。”如此一来，他实际上在延安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且不说他这样的话总会被人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一定传走样，并最终会被传到毛泽东耳朵里去，就说他把自己与毛泽东关系的这种定位本身，显然有所失当，以至于他找毛泽东的目的是想让他为自己解决问题，但是又既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思想身段，又不愿意在行为上完全听从毛泽东的意见，甚至在一些具体的事情和问题上，还硬充好汉，并不愿被毛泽东了解，更不肯向毛泽东寻求必要的澄清与保护，以致最终，他与毛泽东之间私人关系似乎很密切，但实际意义——无论是对于工作和事业，还是对于他本人生活处境和人际关系，并无多大改善。

萧军主动求见了毛泽东，并主要介绍自己再回延安后的生活工作情况与感受，也主动交代了他曾在“文协”与人拔刀相向的事情原委。毛泽东听后对他说：“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语气间显然对他充满了同情。萧军于是更坦率地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似乎摸着正路了……我对于党处理冯雪峰、丁玲、瞿秋白一些事，我以一个作家的地位来看是不满意的……”毛泽东说：“我在党内受过十一次处分，但是我什么也不说，我不向任何人说我的意见，因为这违背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我是一直准备着孤立，甚至连老婆我都不说……准备她看我垮台去另嫁旁人，准备着只剩下自己，这还不够，我准备一个脑袋……人在热闹场里没什么，能经得起寂寞，冷落，别人看不起……必须要能经得起这些锻炼……党内的箭比党外还不好受……”此时，毛泽东因患肩周炎发作，每每用手拿筷子夹菜都要站起来，萧军看在眼里竟油然而生出一种同病相怜之感。他又看到毛泽东当着他的面用手从白瓷缸里捡茶叶吃，觉得毛泽东身上竟还保存着读书人的影子，于是在日记中写道：“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然而，这一切使得萧军从此以后更加把毛泽东当作了他的一位“大哥”，二人间的私人关系倒也确实从此后更加亲近了，往来也更加密切和随意了。仅萧军日记上记载的，从1941年7月18日至1942年5月29日，近一年时间内，萧军与毛泽东直接交往就有十三次之多，多数当然是萧军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但也有毛泽东主动过延河到萧军住处回访。他们谈哲学，谈读书，甚至还谈生活，在萧军给毛泽东的信中，他甚至还写下过这样的话：“你要把身体弄得好一点罢，不要为了一时需要，而减少了五年寿命，这是不上算的。”而在所有的信上，萧军抬头称呼一律都是“泽东同志”，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

最能见证萧军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程度的，恐怕要算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了。或许说是萧军最有力地推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也并不为过。

本来按照党内分工，文化工作一直都有洛甫分管，毛泽东并不分管。1942年因为整风运动需要洛甫离开延安一年多，其间毛泽东代管文化、文艺工作，但是此时他对于延安的文艺界现状并不十分了解，而其时由于他与萧军关系的密切，自然而然便通过萧军了解一些情况，这才使得他也了解到延安文艺界存在着许多矛盾，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也才有了与萧三的谈话：“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毛泽东不但在筹备座谈会的过程中，多次约请萧军去交流讨论，而且在1942年5月2日，萧军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是被指定的第一个发言的文艺家。

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没能改变萧军原先坚持的角色的定位。他坚持认为毛泽东“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即使他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所代表的仅仅是“政统”。而萧军对自己的定位：“我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共产党的朋友，人民大众的保护者。”是“文统”，文以载道，更接近于“道统”，不但觉得其与“政统”有着平起平坐的地位，而且还试图“用文学和艺术影响他们”，甚而至于他坚信自己能超越于任何党派之上，能用手中的一支笔“管”两个党，“管”天下事。而他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显然是太书生气了。虽然他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表达，但是事实上座谈会的调子和最后定下的似乎是共识性的文艺路线，是不可能代表他的意思和思想的，“文统”也好，“道统”也好，最后都归于了“政统”。是可谓众所周知。

萧军坚持自己原先的角色定位，这也便注定了无法改变他在延安的尴尬地位。1942年10月19日下午，萧军在延安召开的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备忘录》，并由此事实上以“鲁迅学生”和鲁迅文学继承者的身份与人展开激烈论战。这无异于一下子捅了马蜂窝一般。王实味被批斗，萧军又跳出来公然为他辩护，结果自然是只会头破血流——王实味被枪决，萧军被捕……此时他只得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但并不是求救，而是为了将老婆、孩子托付给“大哥”：

我入狱后别无所求，只文抗尚留有一妻一孥，实萦我心，敢请照拂一二，铭感者恐非本身也。

就这样，萧军成了整个“整风运动”中可谓唯一一位虽被整倒却并没有多大改变的文化人。

萧军这封托付老婆、孩子的信，常常让人不禁想到萧红，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此时的萧红并没有与萧军分手，那将会怎样呢？尽管人生与历史一样，都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有时假设着想一想，倒也能对一些问题的明白提供一些参考。

前面就已说到，如果“二萧”不分道扬镳，萧红肯定来延安，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而如果真来了延安的萧红会怎样呢？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是如丁玲一般，受到欢迎与重用，但是这能改变萧军自己认定的人生角色定位吗？应该不能。那么也就是说，事实上发生在1938年的“二萧”分道扬镳或许就会延迟至此时发生——他们就此“划清界限”的可能性实在是太大了，因为这样的夫妻太多太多！当然他们不分道扬镳的可能性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即使真如此，萧红又能改变萧军在延安的尴尬地位吗？应该也不能！倒是若这样一来，萧红在延安的人生也就有可能会有第二种情况，那就是被萧军“连累”，从此也踏上一条不归路。只是本来意志就不算坚强、身体更不算强壮的萧红，能在这条不归路上一直陪伴萧军终而无悔吗？这一问题似乎很难作答！

事实上我们倒是在萧军的人生中，看到了另一个坚强的女子，在萧军与萧红分手后，毅然走进了他的生活，从此她的命运也便因与萧军连在了一起而变得多舛。这个女子叫王德芬，也就是萧军托付给毛泽东的那个女子。当然，事情最终的结果并没有让“托孤”真成为事实，但这一位典型的江南弱女子却从此显示出了生命与意志的坚强，她陪伴萧军直至终生，整整五十年的艰难岁月，最终让她得到的只有一部沉甸甸的《我与萧军五十年》，它让每一个读过的人无不动容。

1943年冬，萧军终于又有了一次选择自己人生的机会，此时他与王德芬的又一个孩子将要降生，他可以选择留在延安安静静地写作，做一个少管“闲事”的作家，但是这注定要同时付出遭受小人冷遇与侧目的代价。其实这样的代价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多数不都是这样生存的吗？然而，萧军却拒绝了这样的生活；当然，他这在选择独立、自由的同时，也选择了艰难和痛苦，选择了自己在一个寒冷的山洞里当接生婆为妻子接生，生下他们的孩子……好在他的妻子与孩子的生命似乎与他一样的坚强，最终都安然活了下来。

1945年的冬天，是萧军人生中又一个寒冷的冬天，经历了这个冬天后，他终于离开了延安。第二年9月，萧军回到了阔别十二年之久的哈尔滨，这不能不令他想起十二年前他与萧红一起逃离这座城市的情景，而此时已物是人非，陪伴在他身边的女人已不是萧红，而是另一个女人王德芬，而萧红此时已埋骨香港浅水滩足三年有余了。此时的萧军当然希望故乡能抹去心中的道道伤痕，更想就此在故乡与妻儿过上一段平静的生活，可是哪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

1948年东北“《文化报》事件”突发。

所谓“《文化报》事件”，其实只不过是萧军主编的该报与另一家报纸在文学观念上由分歧而发生了一些争论。萧军完全可以和和稀泥，至少不必如此较真，因为此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已过去六年，毛泽东在会上那个“讲话”早已经成了文艺经典，其中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也早已深入人心。然而，萧军或许是自恃着自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亲历者，甚至还在心里坚持着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那种角色定位，当然，他更相信鲁迅的文艺思想的正确性（那也是毛泽东一再肯定过的），以及文艺规律的正确性和神圣性，于是他与人大唱起不识“时务”的反调，也让人轻而易举地就抓住了把柄。当然萧军的所作所为，或许也有他出于“鲁迅学生”维护鲁迅文艺思想的本能和维护文艺规律神圣性的责任。

的确，萧军作为“鲁迅学生”，其文艺思想受鲁迅影响极大，并且在他的一生中似乎一直都在坚持、维护并实践着鲁迅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这是萧军在鲁迅逝世后写下的诗句，也为了践行这两句诗的誓言，他曾因为狄克（张春桥）发表攻击鲁迅的文章而大打出手，并与其约定决斗：他发出的决斗邀请是，“我懒得写文章与你们理论，只有拳头才能使你们明白”！然而，拳头终究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这正如毛泽东当初批评他刀子解决不了问题一样。其实对于萧军身上的这个毛病，鲁迅也曾早就指出过并告诫过他。然而他或许是早年武侠小说读得太多，受侠客思想影响太深，总希望仗剑行天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向。这也注定了他的人生将充满悲剧色彩。好在他似乎对于自己的悲剧人生也早有预料，他为自己所取的第一个笔名是“三郎”——“拼命”的后缀，他早就将自己生命押给了自己所愿意选择的人生。

东北局对“《文化报》事件”做出决定，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指出了萧军的“错误”，并对他进行大肆批判和严厉处分，不但所有职务被悉数撤销，而且全家被无情地贬到抚顺煤矿。然而萧军却坚持真理在自己手中，他不但对批评他的人说，“你要能批得我少吃一顿饭，少睡一个钟头觉，我都佩服你”，而且真的在哈尔滨开往抚顺的火车上呼呼大睡。他如此表现，岂是“坚强”二字所能表达和形容的！要知道，他此时冲突的对象是东北局，且冲突已几乎让他到了绝境，一般来说，此时不为自己考虑，也应该为老婆孩子想想；更何况他并非没有台阶可下，因为许多人都知道他与毛泽东有着特殊的关系。然而他毫不妥协，甚至当他在煤矿劳动目睹官僚们不珍惜百姓生命的行为时，竟又“旧病复发”，写起了小说，以此“攻击党的领导”……完全一副死不改悔的架势。当然这也让他和一家人的处境更加的雪上加霜。在这样的境况下，一直与他不离不弃，始终给予他温暖和慰藉的，唯有他的妻子王德芬。

“文化大革命”中，像萧军这样的人再次遭遇厄运那更几乎是一种必然，好在这一次是萧军一生中算是最后一次磨难了。至此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一看他遭受磨难的原因，无非是他作为“鲁迅学生”在文学思想、艺术主张上所保持的那么一种自始至终的独立性，这使得他总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显得那么特立独行，而这恰恰成了他的宿命。事实也似乎恰恰如此，鲁迅以后，那一批与鲁迅关系密切，以“鲁迅学生”自居，并在现实生活中坚持、维护和实践鲁迅文学思想和主张的青年作家，似乎都没有太好的命运，除了萧军，还有胡风、聂绀弩、黄源、巴金等，只不过萧军似乎因为脾气最直、最急、最暴躁，所以他最早被打倒，也被打倒得次数最多，遭遇的磨难最大。每当想到这一点，事实上人们常常会忍不住又会想到萧红，因为她也曾经是“鲁迅的学生”——如果她不与萧军分手，不过早地去世，她以后的人生命运究竟会怎样，真是很难说，因为她在与萧军分手后写成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其文学风格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并不太合时宜！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将“二萧”分手的主要原因和责任归于萧军，归于他的大男子主义、小心眼，甚至还有他的家庭暴力等等，然而，两个人的分手有时与两个人的相爱一样，理由与原因其实都是很难说清楚的，不要说是外人了，包括当事人有时竟也是如此。

在离开了萧红的这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萧军的人生可谓大起大落、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甚至其生命本身也饱受颠沛、历尽磨难、大荣大辱。其中他与萧红的婚姻，只能算是一个插曲，他们由一个偶然的因缘走到了一起，又由于必然的原因而分手，这种必然性有萧军和萧红两个人本身因素决定，也有时代和社会的际遇所决定，任何人都是很难说清的。然而，今天的我们关心和研究“二萧”，尤其是萧军的命运，并不只是关心他（们）个人的人生际遇，而实在是因为他（们）的个人际遇，事实上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问题。

1966年8月的一天，萧军与老舍同台被批，那遭受的是怎么样的侮辱，只从第二天老舍便选择了自沉太平湖就可不难想象，然而，萧军仍然选择了活下来。我们当然并不能凭此就说萧军比老舍坚强、伟大或了不起，但是这种痛苦的活着有时是比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气的，因为其活着本身不也是对于邪恶的一种蔑视吗？而这样的蔑视，也是需要心理和意志的更为强大；这样的活着，当然终将给其他受害者以一丝生的希望和勇气、活的慰藉和温情！

至此，我们不能不再次想到萧红——这样的一个萧军，她能陪伴他到此时吗？或者说，此时她还愿陪伴他吗？这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过，萧军与萧红当初的结合，确实曾为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十分精彩而又有意味的一章。没有了萧红，一部政治味太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少了那一脉阴柔的温情；而没有了萧军，一部失血太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少了那一腔阳刚的血性。

其实，萧军在每一次遭受磨难时，都有人比他自己更快地想到他与毛泽东的旧交，但是他从不与人提及，所有相关的日记资料也从不示人。直到弥留之际，他才对女儿说：“我之所以和彭真、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

仅凭此就足可以说，萧军的意义远不仅仅在中国文学中，也远不仅仅在于他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一部《八月的乡村》，而在于他为那一个时代中整体失血和缺钙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保持了那一份难得的血性，即独立之人格和不屈之精神。

《百花洲》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