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的一个秋日

慕尼黑的一个秋日

王　炎

在柏林墙倒下不足一年，我赴欧途经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曾专程跑去柏林瞻仰“冷战”遗迹。柏林墙址已是一片空场，在水泥地面上寻找墙基，草蛇灰线，似有若无。难以想象这里曾有东、西两德间的“铁幕”，墙体虽已荡然无存，它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水岭。举头四望，还能感觉到这条细线，它无形、无际，却也泾渭分明。线的西侧，楼宇华丽，霓虹流窜明灭，殷实繁荣。另一侧，灰蒙蒙一片，建筑颓靡、尘壁旧窗，一片萧索。

两德尚在统一的前夜，跨过这隐形的线，便进入另一国度。虽无人把守，但西德签证到此有效，心理上的国境线羁绊前行的脚步。东边沉沉的灰色里，几尊铜像格外醒目，前有马克思，后面恩格斯，高大、庄严、明洁，在阳光下熠熠闪闪。

一

北京刚办过亚运会，国人憧憬着走向世界，憋足劲要争奥运。柏林古迹虽多，同行者却撺掇看柏林奥运场馆，之后还想去慕尼黑奥运村。我对体育没兴趣，却了解到德国不寻常的奥运经历。德国总共办过两次奥运会，一次是1936年柏林，二次是1972年慕尼黑。两次奥运会不因比赛而闻名于世，却因奥运蒙耻而成“奇葩”。柏林奥运会最臭名昭著，希特勒让运动场成为法西斯宣传的舞台，各国代表队的沉默，无形背书了纳粹的乖张。御用女导演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纪录片《奥林匹亚》，以精美绝伦的镜头，展现雅利安人的完美体魄、轴心国运动员的超凡卓越。片中充斥纳粹意识形态的隐喻，但技术上，此片不愧为世界电影史的杰作。里芬斯塔尔发明不少绝妙的拍摄技巧，如跳水、跳远的仰拍、气球挂摄影机的俯拍、竞技全景镜头等，当时都是匠心独创。她为体育电影树立了典范，人们至今仍因循这位天才导演的脚步。

第二次在慕尼黑主办夏季奥运会，初衷本想洗刷上次的恶名，结果再创耻辱纪录。巴伐利亚政府用心良苦，展示给世界一个民主、自由、繁荣、乐观的新德国，不惜斥资六点一五亿美元抹掉三十六年前的负面印象。开幕式不奏国歌而弹民乐，放松安保，减少警察出勤，营造一派祥和、宽松的氛围。慕尼黑的口号是“欢乐奥运”（Die Heiteren Spiele），会徽为照耀蓝色光芒的太阳，与前次纳粹的红、白、黑色调形成鲜明反差。温馨得有点过头，与“冷战”寒彻的背景不搭调。70年代两大阵营不择手段，宣传战、间谍战、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相互污蔑、打击、消耗，实质是一场没底线的“超限战”。

开幕式上以色列队最引人注目。深蓝色套装，白色软帽，人数不多，一脸倔强。重返惨遭涂炭之地，这个几乎覆灭的民族的代表队，行进在距达豪集中营仅六英里的慕尼黑体育场，昂首示威：我们又回来了，幸存的犹太人，你们灭不了的民族！“大卫之星”的国旗下，他们对记者骄傲地说：“我们举着国旗在这里露面就足够了。”那年头的奥运不比现在，与其说是体育比赛，不如说是政治较量。

为不让人联想起德国人的铁血，慕尼黑看不到制服，警察不配枪、不穿制服出没于琳琅满目的商场和拥挤的酒吧。城市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寓无留客，肆无留酿。各国运动员久仰慕尼黑啤酒盛名，一醉方休，夜深乃归。奥运村宿舍大门落锁，仍有贪杯之徒哼着小曲攀援铁门。9月5日凌晨四点，八名运动员模样的阿拉伯人爬上铁门，后面跟来酩酊大醉的美国人，还以为是酒友，相互提携，互道晚安。阿拉伯人直奔以色列运动员宿舍，砸开一号寝室，一声枪响，摔跤教练温伯格应声倒地。三号寝室又一番混战，举重运动员罗曼诺奋力厮打，结果毙命。

清晨七点，世界媒体铺天盖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分支“黑色九月”绑架九名以色列运动员，枪杀两名，要求西德、以色列当局释放二百三十四名政治犯，期限为中午十二点，过期后每小时杀两名人质。

二

1972年，电视直播算新鲜事，实力雄厚的美国广播公司（ABC）刚尝试卫星转播奥运会。以前的新闻先有声频，视频得等冲洗胶卷或录像带空运到电视台。ABC在1968年首次直播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这次慕尼黑奥运会技术已日臻成熟。9月5日早间新闻屏幕上出现两组彩色画面：一组田径比赛，场面热烈，观众欢呼雀跃；另一组是宿舍区一白色小楼的特写，一张戴面具、露着两只黑洞洞眼睛的脸，从阳台玻璃门探头探脑，此照定格为恐怖主义的标准像。两组画面各自构成叙事线索，相互间频繁对切，以平行蒙太奇强化悬疑、惊悚的视觉效果。

经历了60年代的学运，媒体与左翼运动配合默契。“德国红军派”（Rote Armee Fraktion）等极端组织，利用媒体曝光打造革命恐怖的神话。商业利益与政治诉求共谋、磨合，渐渐形成一套视觉语法（viso-linguistic）：曝光秘闻、煽情口号、插播快讯、深度跟踪，恐怖、丑闻、暴力被统统编入新闻节目，兜售给求异标新的观众，镜头的焦距与镜片的屈光度，映托暴力与恐怖的镜像。报道慕尼黑将这一语法推向极致：奥委会宣布拒绝停赛！军警、装甲车、机关枪扑向奥运村；画面一切换，运动员赛场上仍为奖牌斤斤计较、捶胸顿足或得意忘形、哭笑无端。场外谣言满天，记者更添枝加叶，点评、臆测、爆料，新闻降格到厨房肥皂剧的水准。

谈判也有看点，德国官方代表走马换将，往来如梭。先一位淑女走入俯拍的宿舍楼门的画面，她头戴俏皮的白贝雷帽，蓝色超短裙，花摇柳颤，倚门倾谈。恐怖代表化名伊萨（Issa），脸上涂着黑鞋油，白礼帽，摇头颠腿，谈兴正浓：“抱歉小姐，我们不得不暂时征用这个理想的世界舞台，实现二十年武装抗争不敢企望的效果。”画面一转，巴伐利亚内务部长与慕尼黑警长一脸凝重，亲自出马，对伊萨苦口婆心，劝其迷途知返，双方耽溺于“哲学式的讨论”。最后，部长以身相许换人质，开出无限额赎金。但伊萨固执一理，不要钱不顾命，一心向往巴勒斯坦解放。

电视插播以色列总理梅耶（Golda Meir）的讲话：“如果我们让步，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将永无宁日，讹诈！最差劲的那种。”镜头缓缓摇起，转向隔离矮墙，上面爬满记者，长短镜头如小炮阵。镜头再向外摇，墙外别有一番景象：小小人工湖上，几只鸭子优游逸静，湖畔草坪运动员在晒日光浴，云淡风轻，意闲态远。这些画面剪辑起来便魔幻了，超现实之感，像台好戏，剧中人都有很强的表演自觉。恐怖分子扮演强行登台的不速之客，德国部长悲情献身换人质，以示屠犹悔意，以色列重申绝不向阿拉伯人妥协，奥委会傲慢作态，人命事小，奥林匹克精神天大。

慕尼黑奥运会具备电视收视率的三大要素：竞技、娱乐和暴力。现代恐怖主义滋生于大众视觉文化，电视已被恐怖行动征用：没有发达国家电视的普及，没有卫星为传媒服务，没有体育赛事过分依赖现场转播，慕尼黑事件或许不会发生。一旦视觉媒体使事件、解读、播放三者同步时，肇事者和新闻工作者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参与事态的进程。恐怖分子会随镜头的多视角、记者点评或观众反馈随时调整策略，双方合谋将“现实时间”转化为节目时间，将事件叙述为故事，大众文化完成了仪式，公众焦虑得以宣泄。

三

西德政府明白谈判无望，秘密筹备突袭，拖延时间。“黑色九月”答应期限推到下午五点，警察四点半包围宿舍楼。他们身穿运动装，冲锋枪藏进网球拍套，偷偷占据制高点，要从通风道、阳台窗户强攻。对面楼顶摄像机一直开着，整个行动直播给上亿观众，房间里恐怖分子同时观赏。警察从楼顶刚探下身，恐怖分子据电视画面立即到位，举枪瞄准。五点差一分，警察总部恍然大悟，行动等于自杀，慌忙叫停。

“黑色九月”知道目标不能实现，便提出新要求：要一架远程飞机把他们和人质一起送到开罗。西德不会让人质被劫出境，设计在机场猎杀恐怖分子。三架直升机降落奥运村，转运人质到菲尔斯滕菲尔德布鲁克（Fürstenfeldbruck）空军基地，从那里上波音727飞开罗。无数摄像机记录了这个场面，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九月的一天》（One Day in September，1999）采访当年观众，大家感觉像看电影《007》，虚构与真实难分。一位以色列女运动员说：“他们刚杀了两名队友，现在端着枪昂首阔步，像警匪片里的绝地英雄，气死人了。”唯一幸存的绑架者杰莫·阿尔·加希，东躲西藏近三十年之后，在非洲一秘密地点接受专访，回忆说：“一上直升机，我们与人质都觉察到这是圈套，接下来是场激战，气氛凝重下来。没离开宿舍前大家厮守一整天，两方关系松弛下来，绑架者与运动员聊闲天，开玩笑，这时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伊萨下令：准备壮烈赴死！”

警方原以为有五名恐怖分子，埋伏了五个狙击手在基地，六名警察扮作机组人员候在波音飞机上。绑架者高调亮相，才发现是八名，狙击手不够，以精确著称的德国人却没通知埋伏的警力。直升机落地军用机场，波音机上的警察慌了手脚，没请示总部便弃机开了小差。伊萨验收大飞机发现空无一人，知上当急返直升机，但这时灯火齐明，枪声大作。

四

在基地到底发生了什么？由于媒体不在场，没留下影像记录。纪录片《九月的一天》根据口述，用电脑动画复原了当年的场景。伊萨眼看大势已去，下令“撕票”。冲锋枪横扫人质，手榴弹引燃直升机，人质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无一生还。

慕尼黑是现代恐怖主义的经典案例，有鲜明的国际特征，追求世界性效应。恐怖分子从利比亚出发，经东德辗转潜入西德，在西德有左、右两翼激进组织积极配合，攻击外国目标，营救国际政治犯。在要求释放的名单上，除阿拉伯人外，还有德国红军派领袖巴德尔（Andreas Baader）和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日本赤军成员冈本公三。

70年代革命形势日渐低迷，西欧政治斗争前景暗淡，阿拉伯在“六日战争”中受挫，巴勒斯坦解放已渺茫无际。巴德尔愁叹：“革命既不能指望政治抗争，就靠新闻头条实现目标。”于是，红军在媒体上打造城市游击队的形象，在家里打“越战”，以“视觉恐怖”揭露政府，制造“眼球灾难”。红军派的恐怖主义蜕变为渲染观感刺激，追求曝光率以争夺诠释现实的话语权，唤醒麻木的大众。其对手的策略竟如出一辙，右翼保守的德国《图片报》，同样渲染暴力，但是以诋毁左翼为目的，用敌手的血腥来恫吓公众。这是个媒体文化歇斯底里的年代，各种力量都热衷“视觉政治”，随着传媒技术日新月异，恐怖手法也花样翻新。但当激进政治沦为媒体丑闻时，政治恐怖等于媒体犯罪，原本具有颠覆性的政治对抗，被炒作成大众文化的热议话题，从此不再介入历史性对话。

五

故事还没结束。一个多月后，西德汉莎航空一架波音飞机再度被劫持，交换条件是释放被捕的三名“黑色九月”成员。西德政府索性不跟以色列商量，私下放人。三名绑架者回到利比亚，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对媒体高调宣称：“这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五名死者也受国葬待遇。西德这下臭名昭著，以色列指责它与“黑色九月”勾结上演劫机一幕。东德评论说，慕尼黑事件乃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必然后果，以色列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西德媒体掩盖巴勒斯坦难民的绝望处境。

梅耶命令摩萨德追杀“黑色九月”头目和绑架者，以暴易暴。巴解头目一个个遭暗杀，三名绑架者中有两个被清除，只剩杰莫·阿尔·加希亡命天涯，今仍健在，无怨无悔。也不知多少传奇、小说、电影、电视剧演绎摩萨德传奇，其中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慕尼黑》可谓经典。大众文化酣畅淋漓地消费暴力、谍报、硬汉和动作，但原本蕴含的政治锋芒，已被后工业文化生产吸收、消毒。意识形态对抗的背景也被漂白，沦为暴力美学或感官消费。慕尼黑之后留下个遗产，西德因此成立反恐部队GSG9，法、英、美也相继组建反恐机构。如今媒体喋喋不休的“反恐时代”，其实在70年代已拉开帷幕。

为何重提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发生过那么多恐怖事件，影视工业为何对慕尼黑情有独钟？慕尼黑可谓现代恐怖主义的原型，搬演这惊心动魄的一天，实际在建构“元叙事”。如何定义现代恐怖主义？它有如下特征：以跨国越界的形式策划，在世界性舞台上演轰动性事件，将表演性与戏剧性推向极致。红军派头目迈因霍夫声言：“砸毁一辆汽车是刑事犯罪，砸一千辆汽车是政治事件。”她的目标不再是破坏本身，而是关注度，在媒体聚光下作秀。撒切尔夫人曾说：媒体是恐怖主义的氧气。这一逻辑的登峰造极是“9·11”，21世纪激进主义的历史指涉越发晦暗不清，暴力沦为歇斯底里的宣泄，恐怖是空洞的能指。

本·拉登策划袭击世贸大厦，看重它是帝国之都的地标，金融资本的符号，攻击符号意在象征。拉登知道，每时每刻有摄像机对准双子塔，拍电影的、旅游留念的。成龙差一点在“9·11”上午七点登上世贸北楼，拍一部叫《鼻出血》（Nosebleed）的电影，情节竟是密谋炸倒双子塔！虚构故事不经意间真的发生，电影公司唯恐给纽约人伤口上撒盐，决定《鼻出血》胎死腹中。但剧本开头的台词耐人寻味：“世贸中心象征自由和资本主义，以及美国所代表的一切；让双子塔倒下，意味着让美国跪下。”

其实也不算太巧合，好莱坞此前已拍过很多世贸袭击的影片，双子塔在虚拟世界中倒过多次了。“九一一”新闻实况转播世贸倒塌时，反倒像灾难片的“回放”。世贸遭袭，观众或非因袭击本身而震惊，倒是电影情节在真实世界上演，虚拟僭越了实在。现实本该冗繁、平庸，虚构才有惊心动魄。“九一一”吊诡之处乃是现实从虚构中吸取能量，真实世界模仿虚构情节，这可不是模仿论的艺术再现现实。双塔坍塌的新闻录像与影片《独立日》（1966）的电脑特效相差无几，拟像与真实如何区分？人们将来会不会拿影视去验证生活？虚拟的真实难道比现实更真？

如今，曾被柏林墙分开的两个世界已看不出不同，走在柏林大街上，很难想象曾有过“铁幕”。政治对抗的界标在“后政治社会”无影无踪，太平盛世已欣然而至？不，非政治化的纯粹暴力正愈演愈烈，每每见诸报端的“恐怖”（terror），恰是“后政治时代”的产物。看似与政治分歧无关，却是“拟像”社会特有的狂躁症。如果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那么恐怖则是“后政治”躁动的表征。只知以福柯的圆形监狱比喻凝视的规训权力，拿《一九八四》影射专制下的秘密监视，却罔顾我们当下生活的实情：人们内心到底是怕被观看呢，还是唯恐被忽视？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Facebook、Twitter营营扰扰，一天不被关注，便失魂落魄。曝光率、人气、“粉丝”量才真是炙手可热的资源。

《读书》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