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鸽子与三只鸬鹚

三只鸽子与三只鸬鹚

蒋　蓝

2010年初夏时节，我陪同批评家朱大可、张闳以及山东作家王少元去位于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参观，他们对其中的“文革”生活馆、知青馆看得最为仔细。在博物馆尚未正式对外开放时，我曾到樊建川堆积了上千万件文物的仓库里见识过不少宝贝。如今，旗帜、袖章、瓷盆、军用水壶、手捧红宝书的英雄照、决心书、检举信、日记、瓷器、打谷机、农药喷雾器、电子管收音机等等，在监控摄像头、玻璃罩与红丝绒、聚光灯的衬托下显得遥远而整饬。身穿山寨版灰色军装的讲解员波涛汹涌地背诵台词，硬生生要我们冲回到那个壮怀激烈的年代。

镇馆之宝是一只“斗鸭瓶”，世界级孤品，一级文物。花瓶高约二尺，属于典型的景德镇粉彩技艺，瓶沿口和瓶底一片空白。瓶身正面，用大量面积，描述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六女一男批斗鸭子的场面。参会者面带微笑，指指点点。主角是一只鸭子，张口高叫，振翅欲飞。但绑缚双脚的粗大绳索粗大得不成比例，就是吊起一个成人也是轻而易举。绳子不仅仅是地心吸引力作用下的张力表现，而是体现了“拧成一股绳”的意气指向，以及鸭子被正义之绳悬滞于松树枝之上的示众意义。不少作家题词，他们以留言的方式浓墨重彩进入了历史——舒乙：最庄严的闹剧；张贤亮：笑出眼泪；邓贤：我如其鸭；冯骥才：别笑，这是我们一代的真实；流沙河：做人也太难了；魏明伦：一人得道，鸡鸭遭殃；林斤澜：打鸭子上吊；周梅森：混仗（账）历史；陈建功：谁人不鸭？

我们一言不发退出来，朱大可一脸肃然，深叹了一口气。在苍绿色的主体建筑下，我们看到了汶川大地震中那头名声大震的“猪坚强”，躺在一旁哼哼哼，营养太过，怕是有五六百斤吧。这，也是展品？！

在博物馆拿到一份知青文化手册，由此知道中国最大的一家综合性知青博物馆在黑河市，可惜一直无缘拜识。这两年我先后采访过聂卫平、濮存昕等人，在他们的表述里，那片辽阔的黑土地就是他们的再生父母。这次我参加“中国著名作家黑河行”采风活动，恰有走进知青博物馆的安排。

2013年7月10日下午，我们参观完瑷珲镇江边古城遗址，便上了通往逊克县的边境公路，几分钟路程，我看到了白云之下的知青博物馆。对即将见到的一切，我不会感到意外。但骄阳似火，将博物馆橙红色的外墙进一步点亮，一如浴火的玫瑰。

从渊源上看，瑷珲镇的知青博物馆于2008年8月10日落成，要早于建川博物馆的知青馆，而且规模更大，投资近七亿元，达到九万余平方米；前者以展示北大荒一百八十五万知青的人与事为主，这与后者组成了一个富有深意的南北知青文化呼应体系，共构出一段同时异地的“青纱帐—甘蔗林”红色叙事。凡是石头总要说话，凡是有耳者必须聆听。透过一望无际的黑土，黑暗中的人迹一如蓄势待发的种子，它要打开眼睛。

也许是来了一批作家，知青出身的馆长刘树新攘臂向前，全身披挂上阵。他体格精悍，声震屋瓦，忘情讲述知青故事。由于提高了嗓音，他的声音从麦克风里冲决而出，一如田埂在雨季坍塌，那么，那些晃动在画像中的手挽手的“抗洪图”，就具有了供我想象赋形的空间。也许，最能切合这一语境的绘画，恰恰是悬挂在墙的刘孔喜等画家的写实主义作品。

我没有跟着馆长的语流行进，而是自己穿行于往事之中。展区共有六大主题：共赴北大荒、闪光的青春、浴火凤凰、苦涩的记忆、大潮落去、两地情。展馆的主要形式除版面文字、图片外，还有图画、场景、雕塑、文物。而它的文字解说，只是勾勒本事，不动声色，恰是史家的熨帖之处。

在这里，我看到了激流里高举手臂的上海知青烈士金训华。当年此画出自陈逸飞之手，现在的巨幅作品由洛杉矶加州大学终身教授、美国宝尔博物馆顾问徐纯中根据原作复原。

在这里，我看到了激流里高举手臂的天津知青烈士张勇。

当然，也看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上海知青李治坚，她挑水不慎落入水井牺牲，当年才十九岁。

这样的往事在我的小学课本里、在街坊邻居中、在我的亲属间一直绵延而漫漶，甚至成为麇集一个家族的核心记忆。儿时与我最亲热的邻居大哥，就因为野蘑菇中毒而长眠在云南那片红壤。

我努力复原着那个背景：春耕之后，水桶、粪桶的功用已得到彰显，空桶如掏空的身体，高悬于爱的低处，无风自动。作为偷窥者，土地最欢愉的时候，恰是人民的轮休期。他在休耕。他的土地举起悲哀的手。绿苔荡漾，将树叶的火光尽力吸允。他将再一次被犁铧剖开，让土地深处的火星，结成庄稼叶片的夜露。星斗在上，事物的律令让悲哀无边而平躺……

就在徐纯中雕塑的金训华铜像旁边，悬挂有一幅四尺见方的版画：在一片绿出泪水的乌托邦色调里，一对青年男女和两只白鸽，抢人眼目。

这是一个关于“鸽子”的叙事：女知青病了，男知青为她杀了心爱的宠物，将一对鸽子炖好。他将鸽子送到女朋友床边，刚吃了几口，听到了上工的钟声，他赶紧把锅盖上，藏在炕洞里。晚上收工后，两人躲在屋里又偷偷吃起来。半夜里两人肚子剧痛，被送到场部医院，女知青经抢救无效死亡。男青年哭喊着：“是我害了她啊！我一口肉没吃，全放到她的碗里了……”

在极端年代的语法里，鸽子、雄鹰、海燕等是得到许可的革命飞禽。《聊斋志异》中的《鸽异》，叙说的是一段人的灵魂赋形于鸽子的异情，那个把灵异的白鸽子吃下肚的官员竟然无恙，岂非咄咄怪事？！我想，知青的鸽子也许带有细菌，也许女知青本有严重疾病，鸽子仅仅是诱因，也许是亚硝酸中毒……这些推论在一个生命面前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死于非命。而且死于卿卿我我的“小资产阶级”风格的小灶。鸽子总是隐喻希望，《创世记》里讲过第一只鸽子和第二只鸽子的故事，第二只鸽子为诺亚方舟带回了橄榄枝，那么，诺亚又放出去的第三只鸽子的结局呢？在历史的沉默之处，茨威格回答了这个千古之谜：它留恋洪水退去后的世界而成了“不忠实的信徒”，它飞过“不计其数的光阴”，定居在一个可以做梦的森林。终于有一天，第三只鸽子被人类的钢铁机器震醒，被那吐着火焰的怪物吓坏，它重新回到天空，发现“世界正不断被火海吞噬”，就像当初被洪水吞没的时空一样。它不断飞翔，可惜已经看不到希望……这一对可怜的汉语的鸽子，却没能带回乌托邦的奇迹。而这一对情侣，难道不是广阔天地大熔炉里的鸽子吗？在我眼里，一对鸽子与一对情侣的双重叙事，进一步加剧了本体与喻体的漫漶，直至合二为一。我注意到，金训华黄铜塑像的眼角余光，刚好可以看到这幅作品，他与画中男女，构成了一个锐利的三角形，那两只白鸽子，刚好可以在金训华的眉弓上歇息，飞离。金训华深蹙浓眉，他的胸像没有双臂，他无助地目睹，他的手在洪水里打捞集体的圆木电线杆，手被激流带走了。

多年以后，作家贾宏图把这一鸽子叙事写到了作品里，他提到那个男知青叫孟凡，自此喜欢唱《鸽子》这首歌——

亲爱的姑娘靠在我的身旁，

亲爱的我愿意随你一同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地飞翔，

跟着你的航船在海上乘风破浪。

亲爱的小鸽子啊，

请你来到我的身旁，

我们飞过蓝色海洋，

飞向遥远的地方……

可惜我头脑里回响起的旋律，却是另外一首叫《飞翔吧，鸽子》的女声独唱：“风啊考验过你的意志，雨啊冲刷过你的翅膀，飞吧飞吧我心爱的鸽子，风雨里你无比坚强……”如此脆弱的鸽子怎么在暴风雨里完成意识形态SOS的飞鸽传书啊？这应该是雄鹰、大鹏的职责。我再次回首，端详那幅《两只鸽子》的版画，突然联想起意大利未来主义代表诗人翁加雷蒂的代表作，似乎就预示了我应该再度隐喻的必要：“我倾听再度洪水中的一只鸽子”，终结洪水的并非那只鸽子。它来了，它看见，它说出。

我顺着展板逡巡，看到了不少感人至深的爱情写实记录，比如上海知青刘行军：

知青刘行军以前在黑龙江德都县插队当“赤脚医生”。赶马车的老王头的闺女王亚文那年十七岁，日子一长，两人有感情了，一吻定情。1977年，刘行军上大学。三年后，刘写信说分手。王亚文大病一场。她去了照相馆，穿了婚纱，用“上海站”作背景，拍了一张照片，常伴身边。

当刘行军国外离婚回到上海，已经是他离开王亚文十八年了。听说王亚文还等着自己，他去东北，走进老王头家，号啕痛哭，接王亚文到上海。1994年，两人终于结婚。

类似的奇迹在英国也有，主角是汉弗莱斯与布吕埃特，他们更为坎坷，跨越了七十年恋情才圆满了姻缘。我从不怀疑这类记载的真实性。他们是世上的盐，更是世上的光。但我也不会以此作为圭臬来评价现在的婚姻流水，问题要复杂一些。因为在这些光辉的个案之下，有太多喑哑的放弃与漠然，跟随生活之流的跌宕与消沉。记得有一年我到宜宾珙县洛表镇去参观僰人悬棺，路边我突然听到了熟悉的乡音，大声叫卖熟苞谷。一问，原来是我家乡落户的知青，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出十几岁，一脸皱纹，已经严重僰人化。他对家乡的城市街道记忆停留在70年代，那天，我买下了他那一筐无人问津的熟玉米。

馆长刘树新告诉大家，正是这些故事，让他进一步关注知青的历史，并萌生筹建一个博物馆的初衷。

沉默者将所有的梦蜷缩如种子，将所有的锈在农具的刃口打开，金蝉的叫声高张艳帜，只要它们尚未被厄运磨灭，那就无须回到土地与熔炉。它们在那里，运行如云的命运，就可能看到大地上的阴影，终于在木桶最短的那一块木片凹陷处，出现了黎明的创口！

博物馆里没有空调，激情的空气已经汗湿重衣，我出来透口气。大院里停放着几台“东方红”链式拖拉机和知青使用、修理过的火车头，它们日洒雨淋，锈迹斑斑，进一步加剧了时光的威力。伸手摸了一下，沉默的机器吃足了热力，逼得人难以靠近。我看见一个老人躺在侧门的台阶上，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行李袋。他在假寐，蚊子不时把他拉回现实，他不得不挥手，不得不双手合十，看上去像在热烈鼓掌。唯一的小卖部生意冷清，老板打量着我，递给我一瓶水，说，那个老人是知青，在这里躺了很多天了。他说自己的知青朋友就死在黑河，他退休了，就常到这里……

老人一直背对大门，我看不到他的表情。蚊子一直在袭扰他，他不得不蜷缩身子，越来越小，金刀大马的行李袋反而像是主角儿。

我回到展厅，看到了众多知青出身的作家肖像，以及他们出版的大量著作版本，气势不亚于现代文学馆的陈列。

现在，续接一下一直沉默的朱大可。那次我和他在茶馆落座后，他说，毫无疑问，从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到右派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最终没有被引向忏悔，而是转换成了对弃儿对母亲（父亲）的泣诉和乞恩。一旦有新的恩泽降临，一切苦难记忆便烟消云散，受难者从失乐园回到了新乐园。这场广泛的泣诉运动，滋养了大批寄养在作协母亲麾下的“文学啃老族”，领受从奖金到荣誉的各种恩泽。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失败，就是没有整体地发育出独立、自由和深刻的写作人格。

问题是否有他说的这般严重？2011年秋季力推中国知青文学的出版家岳建一以及知名的《中国知青文学史》作者杨健教授、邓贤和我有过一次深谈。

按照杨健的划分，知青文学的第五阶段（1990～1998），是后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在主流话语衰变和知识分子话语成长的背景下，知青群体内部形成“知青学人”和“知青作家”两个文化群体，“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话语分歧日渐突出。随着理想主义的幻灭，生存文学进入知青文学的主流叙事。在20世纪末，知青文学全面衰落。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聊到了梁晓声，聊到了《青春无悔》，谈到了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以及《中国知青终结》。

《中国知青终结》犹如打穿丛林的光，不但使往事得到彰显，还使那些湮没在树叶之下的情思，获得了在光线中自明的机会，使我们洞悉了蜃楼的乌托邦解体以后，作为个体的理想获得确立、覆灭、终结的过程。这也同样证明了一个至理，优秀的文本不仅仅是来自于梦田，更多的可能是来自梦田之下的黑土，它以坚持的根性使地力催生出灌浆的声音。我想说的是，由忏悔到悔悟的过程，不是靠“无悔”能够遮蔽的。

我想，由“知青情结”所孕生出来的“知青文化”，应该包括两个向度的努力：一是通过对往事的打捞，在回忆中彰显当事人那些理想主义的书写和对坎坷经历的陈述；其二是完成历史的重写使命，使“上山下乡”运动由宏大叙事逐渐演变为个人体验，并为陌生的后人提供一份相对完整的心灵史。

在知青们的心中，无一例外累积着岁月所沉淀下来的某种共同情感，这种情感纠结起来，挥之不去，构成了灵魂的组成部分。“知青情结”并非是对上山下乡运动本身的眷恋，而是由生命的角度对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以及此后的遭遇的群体性慨叹和感悟。它的范畴小于“老三届”。“老三届”不止有着当知青的苦难经历，在他们身上留有共和国特殊时期的苦涩痕迹。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需要长身体时吃不饱肚子，在需要知识时没有书读，在需要恋爱时不能交异性朋友，在该生孩子时只能生一胎，在该工作时找不到工作，在终于成熟时，眼下社会关注的下岗又降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老三届”包含着太多的磨难与艰辛，使他们成为永远赶不上趟的一代人。“老三届”的红卫兵接受过造反洗礼，几乎每一个老三届都成为“破四旧、立四新”的闯将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上山下乡运动，正是在“战天斗地，其乐无穷”的训令麾下掀起的。可是在弥漫的知青文化热潮中，在“再回首，泪眼迷蒙”的忆苦倾诉之中，人们不太容易听到有关这方面的自省、忏悔和反思的声音。如果“知青文化”只剩下对苦难岁月的缅怀和对宏大叙事的深情倾注，那么知青的心灵史无疑就是一部残缺的历史。

我想，区分一下理想与乌托邦的概念是有必要的。尽管它们都有价值预设的习惯，但理想应该是个人化的，是作为个体的追求指标。在一个日趋势利的年代，对理想主义的重温将有助于人们廓清眼前的浮云，这显然有其积极意义；而乌托邦是属于宏大叙事的，是属于一个制度或时代所具有的权力畅想。如果把知识青年视为劳动力的后备军，经历双重苦难以后确立的自救思想，就是应该意识到人的根本性存在不是集体方阵的存在，而是作为个体的存在。如果将个人化理想与特定时期不切实际的集约化的乌托邦混为一谈，甚至把两者纯粹当作一回事，这不但将使人们对理想的缅怀流于意识形态化，还将使“知青文化”蒙上极端年代的浓郁猩红。但令人可叹的是，在很多知青题材的作品中，利用坎坷岁月的“清洁精神”来厘定当下物质主义的鄙俗，或利用切·格瓦拉式的持续激情来度量当下甚嚣尘上的“土豪金”，正在成为“知青文化”当中一个便捷的博弈算式。它的冒险意味恰在于：很容易使一代人的血泪史成为一面映照当下文化的哈哈镜。那么，它能诉说的就是关于当前文化的诸种“变形记”。

置身于倡导化剑为犁的时代，炮制心灵鸡汤的励志者在奋力鼓噪鸽子变鹰、羊变成狼，但人的生命的血肉，不应该成为权力的印泥。

无可否认，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上千万知识青年的理想几乎就是政治乌托邦的3D打印版，但痛苦的经历并不等于深刻的经验，经验是通过对经历的反思得到的纯化物。在这一反思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食指的诗歌、北岛的《波动》、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史铁生的诗性文本等一批贯注了反思特质的优异之作，它们使得真正的理想主义从乌托邦的彤云笼罩下分野而出，解放强光下的“向日葵”，使它成为摆脱了隐喻的葵花；在集体主义与金光大道之间，分野出了独立的人与路的关系；在铁板一块的幻觉中，分野出了个人情感与天下情怀的关系。并逐步发现，自己固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殉难者和参与者，同样也应该是那个特定时代的悔悟者和思想者。

以我个人的感情，我一直感动于一代知青的苦难与清贫，感动于他们经过反思以后的、犹如风旗般猎猎飘荡的理想主义。想要娶一个富婆，想赚够一千万块钱，考上一流大学，拥有一套独栋别墅，都是生活的一些目标，但一定不是理想。真正的理想从来不会以极其现实的面目出现于环境里，如果有的话，那多半是混淆了生活目标与理想的界限，或者是伪理想。理想必须是来自个体灵魂的要求。

当前行者把理想视为自己跋涉之路前方、同步顺延的阳光时，一种完善自我的强烈意愿，会像电流一样在生命中爆发出火光，它会吸纳理想的光与热，在交相辉映中，照彻生命历程的过去与未来！理想是极端个人化的事业。在一切重荷屈辱之下，理想的光芒赋予了理想者“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壮气概。

理想是永难企及的，但你在无限接近。理想不可能被完全实现。正因如此，理想才显得格外痛苦与辉煌……

我想，这不一定是知青博物馆给予我的警示，但却是它感动我并促使我追问的唯一理由。

瑷珲是满语“母貂”之意。貂早消匿，鳇鱼不再。记得来博物馆之前，我在瑷珲镇的大江边，看到一只野生的鸬鹚，它抓住一条鱼，像黑客一般突然出刀，剖开缎子般的野水，它击水、振翅，嚯嚯嚯，将阳光融成一泓流金。它突然飞离，要生生提起大江，带水的双翅掠过岸边一座铁灰色的青砖建筑，那横跨四柱三门的门楣上，尚残留有“爱辉人民公社”字样，它斜飞，一并带往暖云的乳房。

还有一只鸬鹚，停在江边废弃的砂石传送带下，闭目，歪头，像一把镰刀直插梦境。

第三只鸬鹚，泅入水体，再也没有出现……

《山花》201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