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

周作人与傅斯年的交恶

袁一丹

箭弦文章

1945年12月周作人以汉奸罪被捕，次年5月解至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狱中周氏作打油诗度日，后来结集为《老虎桥杂诗》。这批规模不小的狱中诗，大多心气平和，或感怀往昔，或追忆儿童生活；但也有极辛辣怨毒、“缺少温柔敦厚之致”的“箭弦文章”，透露出周作人身陷囹圄时的心绪起伏。

《老虎桥杂诗补遗》（即《忠舍杂诗》）题识写道：“前录杂诗多所遗弃，近日重阅，觉得亦是前尘梦影，遗弃亦属可惜，因复加甄录数首，其比较尖刻者仍在删薙之列，唯首尾二章仍其旧，盖所谓箭在弦上之势也。”明知“尖刻”，有违诗教传统，为何不忍舍弃？试看《忠舍杂诗》首章，题为《骑驴》，诗云：

仓促骑驴出北平，新潮馀响久销沉。

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作义民。

值得注意的是诗后的一条自注：“骑驴系清朝状元傅以渐故事，此乃谓傅斯年也。”傅以渐，山东聊城人，清朝开国状元，因身形肥硕不便骑马，常骑驴上朝。顺治帝赐《状元骑驴图》并题诗云“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驴如飞”。周作人《骑驴》诗后两句，则化用南宋笔记《鸡肋篇》中登莱义民食人肉的故事，讽刺忠义之士的假面背后躲着野蛮的食人者。

这首不忍删薙的“箭弦文章”，颇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指向抗战胜利后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主导教育复员工作的傅斯年。周作人对傅斯年的恶感，不止狱中这一两首打油诗。1950年6月作的《〈新潮〉的泡沫》一文中，周作人斥傅氏为“伪君子”、“‘蒋二秃子’的帮凶”，说他“始终打着北大、蔡孑民、胡适之的旗号，在文化文物上做特务的工作”。该年12月傅斯年以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周作人还不依不饶，继续作文揭他的老底：以黄侃门生的资格参入《新青年》阵营，痛骂秋水轩一派的文笔，枕头底下却藏着一本《秋水轩尺牍》云云，视其为旧文学的叛徒、新文化的奸细。

风雨欲来

按理说傅斯年是周作人的学生辈，周氏为何对一后辈大动肝火，其怨气由何而来？周、傅二人之交恶，起因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教育复员及接收伪北大的风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师生分批南迁，与清华、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相对的，是日伪扶植的“伪北大”。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后，伪北大成为周作人最后的避风港。7月底周氏本已送还了伪北大的聘书，8月20日又同意就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一职。在邓云乡记忆里，9、10月间周作人虽每日仍坐着白铜饰件的自用洋车到沙滩红楼来，却并未上课，课是由老友许寿裳之子许世瑛代上的。

抗战胜利、北平光复后，曾出任伪职的周作人心境如何？是愧疚悔恨，还是忐忑不安？据留居北平的常风回忆，1945年9月15日《华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国民政府任命的接收平津两地各部门的大员名单，二人闲谈中，周作人提及《华北日报》上接收大员的名单，说：“（沈）兼士是文教部门的接收大员，如果能见到他，我倒想请他派我到日本接收被劫走的文物。”常风注意到，周氏说这话时“还是和平时一样微笑着，坦然自若”，仿佛“目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对他竟然毫无关系似的”。

周作人的这种镇静，或者说天真的乐观，未必是人前的伪装。抗战时期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上海文人周黎庵，对1945年8、9月间的周作人日记很感兴趣。因为8月中旬正是日本向作战盟国无条件投降之时，而9月底又是国民党北平当局进行肃奸大规模逮捕之日，以周作人之明，当然知道难逃此劫。这一个多月以戴罪之身，他究竟做了什么？在周黎庵看来，是很有意味的事。据周黎庵所见之《秋灯琐记》，在那四十多天的自由生活中，周作人还是照常逛琉璃厂旧书铺，照常收购书画古玩，表面上镇静自若，一点不露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这也可以与常风的观察相印证。

让周黎庵记忆犹新的一点是，周作人这一时期购置的书画，多与“性”有关。有一篇日记中提到他买到了一幅《宋太宗强幸小周后图》，实际上是一幅工笔精绘的春宫图，画四个宫女捉住小周后的手足，宋太宗襆头纱袍，站在小周后身前。这则日记一反过去流水账式的记法，周作人细写了许多李后主与小周后偷情，以及入汴后小周后每次逢召入宋宫，出必唾后主之面的故事。周黎庵以为，周作人自是研究性心理的专家，在这幅春宫图中，“性”指代的是“一旦归为臣虏”的伦理困境。

不堪得说

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日记谓“拟寄信谕傅斯年，但亦不堪得说，故且止也”。“谕”字已端出上告下的姿态，但什么事令周氏欲言又止，他为何要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给远在西南的傅斯年写信？7日周作人日记称“写致傅书了，以稿示绍原，但仍不拟寄去也”。江绍原系苦雨斋四大弟子之一，向来写文章不打草稿的周作人，为何要将写给傅斯年的信稿先给身边亲近的弟子看？信既然已经写好了，为何不打算寄出去，周作人到底在顾忌什么？8日周氏“上午抄改傅书，拟仍托空邮寄去”。9日“上午抄致傅函”，寄给原北大校长蒋梦麟。10日“印抄致傅书一份，拟寄给朱骝先教部长一阅”。朱骝先即教育部长朱家骅。同日下午“又抄一份讫，拟存”。11日“寄朱骝先、傅斯年信”。从10月6日打算给傅斯年写信，到11日正式寄信，周作人犹豫再三，可见信中所言之事确实“不堪得说”。此信除寄给傅斯年外，还先后抄送给原北大校长蒋梦麟、教育部长朱家骅，并自家存底一份，可谓郑重其事。而这封信正是周、傅二人战后交恶的导火索。

从近年整理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三卷本中，笔者尚未发现与此信直接相关的线索。去年12月有机会赴台湾“中央研究院”调阅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傅斯年档案”，然而在傅斯年图书馆提供的纸本目录中，也没有找到这封信的踪迹。但幸运的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朱家骅档案中，存有此信的一份撮述。这页档案被归入“人才人事”系列，“周作人”名下仅有此页材料，档案号为77220/2880。“来文机关或姓名”一栏填的是周作人，“文到日期”为“卅四、十、廿六”，即1945年10月26日。此页档案上注有“原函特存”的字样，表明周作人抄送给朱家骅的这封信“见特存卷”。虽然目前尚未见到“特存卷”中周作人致傅斯年的原函，但据朱家骅档案，该信要点如下：

一、闻傅孟真君在教育复员会议中主张新定办法，学校停闭，学生重行甄别分发，稍涉苛细，如能赐予救济，万众感戴。

二、弟留滞北方，辱在泥途，唯自问对于中国略有所尽。

三、抄致傅函，请察阅。

信末注明寄信地址：“北平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这页档案贴在一张稍大的“教育部用笺”上，笺纸上印有“1946.8”。

李逵打先锋

除了为自己“事伪”辩解，周作人信中首先批评傅斯年在教育复员会议上的主张“稍涉苛细”，这或许是促使他“寄信谕傅斯年”的动机。1945年秋傅斯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抗战胜利后，文教界面临着学校回迁、沦陷区与大后方的教育资源重新整合的难题。在这一非常时刻，傅斯年“贸然代理”北大校长一职，自知是“跳火坑”。他向友人诉苦道：“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账，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是傅斯年掌校期间的基本“国策”。对于民族意识极强的傅斯年而言，使其“斗志奋发”的北大之敌，无疑是打着“北大”招牌的伪北大，及“卢沟桥事变”后“留滞北方、辱在泥途”的伪北大教授。

傅斯年接手北大代理校长一职后，却没有即刻北上，9月上旬一直在重庆积极参与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筹备工作。他向友人透露：“此间事，看来与北大无关，实皆息息相关，故教育会议不得不努力。”从周作人的反应可知，傅斯年在教育复员会议上的一番努力，确实关系到北大战后之运命。9月20日教育复员会议揭幕，21、22日分组审查，第一组审议关于内迁教育机关之复员问题，傅斯年为召集人之一。会后他向夫人俞大綵倒苦水说，从20日正式开会到25日，“发言至第二多，真正累死我，不得不帮骝先（笔者注：朱家骅）忙，结果我捱许多骂”，“事实是，骝先好与我商量，而十之七八不听”，“然而外人不知也，以为他的一切事由我负责，一次教育会，弄得我成众矢之的。重庆再不可久居矣”。这封家书道出教育复员会议上傅斯年在台前幕后的影响力，尤其是教育部长朱家骅对傅氏的倚赖。老友蒋廷黻调侃傅斯年大包大揽的办事风格，戏封他为“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由这一长串封号，可知号称“傅大炮”的傅斯年在战后教育复员工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在胡适回国前，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这个办法，用傅斯年自己的话说，是“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一个唱红脸，一个扮白脸，有利亦有弊。傅斯年明知是火坑，还要纵身跳下去，因为对战后的北大而言“此时关键最大”。文教界对“黑旋风”反应不一：“校中同人，高兴得要命，校外关切者，高兴得要命。一般社会，未尝没有人以为来势太猛，因而疑虑。”对于北大内部，特别是国文系的状况，傅斯年的看法是：“孙子书、孙蜀丞、俞平伯在北平苦苦守节（三人似可择聘）”，“此系绝对有办法，但主任无人”。明显把时任伪北大国文系主任的周作人排除在外。傅斯年去信催促胡适赶紧回来，他用半开玩笑、半是威胁的口吻说：“我这几个月必然闹得空气很紧张。非先生早回来，有出大岔子之可能。”

又闻巷内驴鸣

北大回迁，矛盾重重；教育复员，前景亦不明朗。在这一过渡时期，身兼“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三职的傅斯年，精神处于极度的不安与紧张中。傅斯年向胡适交底说：“骝先性情倔强，能支持到何时，全不可定。北大事骝先绝对支持”，“无论前途如何，我们抖起精神去干，总可以比得过（outlive）这些妄人”。在北大的事情上，傅斯年自信能得到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绝对支持”，但教育复员不仅关涉到北大一家的利益。如何处置收复区的伪大学、伪教授、伪学生？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太上教育部长”便与教育部长存在分歧。

1945年11月教育部长朱家骅赴京、沪、津等地视察教育复员情形，方才意识到“收复区学生众多，就学问题确甚严重，尤以各地四乡治安未复，失学青年日增，亟待安置救济”。如何安置这些面临失学的“伪学生”，据11月28日《申报》报道，北平各大学一律改称“补习班”，如伪北大文学院改第二补习班，主任郑天挺，待补习完毕，则与回迁各大学合并。对于教育部发明的“补习班”这一缓冲装置，正统意识甚强的傅斯年大为光火，他在家书中抱怨：“北平方面，弄得极糟。骝先去，因环境空气，软化了。我欲去纠正之，他不让我去。”可见在伪北大的处置上，朱、傅二人未必步调一致，傅斯年急于为北大争正统，而朱家骅作为一部之长，为稳定大局不得不有所妥协。

以补习班的名义吸纳伪学生、伪教员，无异于变相承认了伪大学的合理性，傅斯年即刻对朱家骅的态度“软化”进行纠正。据北平各报载11月30日重庆专电，傅氏已由昆明返回重庆，准备飞赴北平，同时对记者重申了其对伪北大的处置办法：

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收容。

傅斯年虽然态度强硬，但仍将伪教员与伪学生区别对待。12月7日傅斯年在重庆向《申报》记者更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在伪北大问题上的立场。他强调专科以上学校需要为下一代青年对于“礼义廉耻”四字，做一个不折不扣的榜样；并指出伪北大教授与北大毫无关系，因为“七七事变”后北大教员分批内迁，除周作人等一二人外，留平的少数教员亦均转入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任职。傅斯年以北大代理校长的身份公开声明：

自大观点言，本校前任校长蒋梦麟，明春返国之胡适校长，以及北大教授团体，渝昆两地同学会，和本人意见，完全一致，无论现在将来，北大均不容伪校伪组织人士插足其间。

这篇谈话最后，傅斯年再度以朱家骅做后盾，坚称“北大有绝对自由不聘请任何伪校伪组织之人任教，此点已获朱部长同意”，其目的在“求确保北大干干净净之声誉”。傅斯年这番表态彻底堵死了周作人的后路，难怪周氏日记称：“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之文末。”将傅斯年的谈话比作“驴鸣”，是暗用明遗民傅山的典故：“此乃驴鸣犬吠，何益于国家？”

两脚羊

傅斯年并没有公开回应周作人的“求情信”，但从他对伪教员的处置办法可知，绝不会念及往日的师生情分，在北大复员后为周作人留一席位。被“扫荡”出北大，等待周作人的是大规模的汉奸搜捕及更严格的汉奸审判。1945年12月5日晚，北平首次搜捕汉奸，就逮者约二百四十名，包括王荫泰、王克敏、王揖唐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首脑人物。北平当局此次逮捕汉奸的标准，为只问行为、不问动机。周作人被捕时据说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汉奸，或许如他致傅斯年信中所言，“自问对于中国略有所尽”。且不论“中国”之所指，周作人反复剖白“吾所用心”，则是纯粹的动机论。

12月7日傅斯年在伪北大问题上的公开声明，有先斩后奏的嫌疑，未必得到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绝对支持”。12月13日傅斯年得知伪北大教员要求聘书，并得到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的同情，致朱家骅急电谓“如李主任对此辈伪校教员再让步，以后各收复区教育政令皆不能实行，不特北平而已”。

1946年初北大可以说是“两头着火”。傅斯年家书称，昆明这边正闹学潮，而北平方面办补习班，“大妥协”，“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他决心“扫荡”伪教员，绝不为北大留下隐患。傅斯年坦言，在矛盾丛生尤其是人情与法理冲突的局面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接收伪北大，牵涉伪教员的生计、伪学生的前途，再加之中央与地方的角力、教育部接收政策的反复，势必是场恶仗，这也就是为何李逵打先锋。

1946年4月5日傅斯年跟同事汤用彤分析形势说，西南联大解体后，清华、南开可走可不走，北大则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北平有几千学生，假如补习班不断然结束，必然会“反客为主”。这些学生必要求挂起北大的牌子来，伪教员又必因继续开班而留任，甚至要求正式聘请。眼下政府权威一落千丈，地方势力已准备让步；若没有朱家骅的支持，教育部也极可能妥协。所以北大之存亡，在傅斯年看来，取决于能否尽早回迁。如果不赶在1946年暑假复员，恐怕伪北大借尸还魂，摇身一变，也许客气些，叫“北京大学分班”，或更客气些，叫“北平临时大学”，无“补习班”三字，然必有“北”、“大”二字，必简称“北大”，“从此据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仪器，而以正统自居”！于是北大以伪教授为主体，“尚堪问乎”？

5月4日傅斯年由重庆飞抵北平，主持北大迁校事。7月胡适回国，9月接任北大校长，傅斯年终于跳出火坑，结束了“为人拉夫”的苦差。而此时周作人已在南京老虎桥狱中，只能靠打油诗发泄他的怨嗟：

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

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

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旧事傥重来，新潮徒欺世。

“两脚羊”云云，仍是沿用南宋笔记《鸡肋编》中义民吃人的故事，被食者中“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女少艾者名之为美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周作人《老虎桥杂诗》题记自称“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两句，仿佛是神来之笔，“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食人大有福”至“新潮徒欺世”，均针对傅斯年而言。在自比于“两脚羊”的周作人看来，昔日新文化运动的学生领袖、《新潮》月刊的发起者已跻身“食人”者的行列。

《读书》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