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宝鉴
苍 耳
民国七年前后，西风东渐，新旧交锋，至为激烈。
京城有一广德楼既演古装京剧，也常演新剧，触及社会生活，多以悲剧为主，观者踊跃。那年4月，广德楼上演新编京剧《自由宝鉴》，风行京城，尤以知识界反响最烈。学者白惺亚观后大为不满，遂在《言治》季刊上发表《家族原论》一文，抨击该剧精神失当，为自由呼冤。李大钊在《言治》上看到白君的评论后，赶到广德楼观看此剧。他叙述，自己看到悲愁处，不禁一洒同情之泪：为主人公得不到社会同情而哭，为他们横受摧残的自由而哭。
此剧讲述两位在上海求学的青年男女，邂逅相爱，遭到双方父母反对与责骂，于是两人私奔，北漂京城，指望发愤自立。然而，男青年不省世态，性格憨厚，苦挣来的钱款常被地痞流氓盗骗，穷困至极，后得恶疾而亡；女青年坠身风尘，一想到丈夫之死，哀叹自身之辱，遂喝毒药自尽。仅看到此，似乎有点类似易卜生戏剧“娜拉出走了又怎样”？然而，该剧编创者安排男女青年临终前发出忏悔：不该违背古训，破坏家族伦义，以致误入此自由的泥淖。这是该剧引起争鸣的主要症结。
白惺亚认为，该剧编者空谈新旧思想之冲突，严重污蔑神圣之自由，损害青年之人格，于事于理皆荒谬。自由结婚，有什么害处？再看国人为情而死，皆因包办婚姻在先，而西方人为情而死，全出在自由婚姻以后。这一对青年夫妇的悲剧，决非失之于先，而是失之于后。李大钊观后，也在《甲寅》杂志发表评论《不自由之悲剧》，认为将悲剧归咎于自由，是逆时代潮流而动，足以代表当今中国社会之旧思想。这种抑新思潮而保旧思想之倾向，既为社会所不取，亦为现代文明所不容。
该剧以《自由宝鉴》为剧名，其意竟在否定“自由”。在中国历史上，不乏“通鉴”、“宝鉴”之类，其意大都在训导愚众，扼制思想，佐助帝王统驭之术。通过该剧，今人可以了解民国初叶那个年代新旧思潮之激烈交锋。“自由”也并非如今人心目中那样神圣——它曾作为贬义词被如此“宝鉴”过。
不到一年，胡适应几位留美归国的朋友请求，用英文写成独幕剧《终身大事》。剧情也关涉婚姻自由：少女田亚梅留学归来，与陈先生相爱，遭父母坚决反对。田母宁愿相信观音菩萨和算命先生。田亚梅毅然决然，留下一张字条便离家出走。
可该剧的叛逆角色田亚梅，竟找不到一个女子敢演，以致无法排练此戏。剧本被朋友拿去发表在《北京导报》上。后来一个女学堂要排演这部戏，作者又把它译成中文。胡适在跋中说，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中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这似乎是这出戏的一大缺点。胡适正话反说，难掩内心的失望和悲凉。
从《自由宝鉴》到《终身大事》，从微观角度确证了20世纪前半叶国人对“自由”的恐惧。
从宏观角度说，后来的国民革命也打着“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的旗号，以唤醒民众的自由意识为己任，确实让工农阶级和小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其时，所谓个人是不存在的，所谓自由裹挟在旌旗遮日、洪流滚滚之中。
任何一次社会变动和剧变，“当局者迷”当属大多数，而“旁观者清”注定只是寥寥——梁启超正是这极少数旁观者之一。他在给女儿的家信中多次表示，并不看好北方，革命之后又如何？一党专制，不再民主共和，背离民主共和的理想，这算怎么回事呢？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何以善其后也。梁启超为此做了最坏的准备——“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其言颇悲壮，当时他已罹患血尿症，面临生之危境。然而，正像后人所看到的那样，时局并没有违逆梁氏的预见。北伐成功后，随之刮来“清党”的血雨腥风。本来就虚幻的所谓“自由”之花，也瞬间萎散得无影无踪。
很多国人何以忌惮“自由”？原因在于，一方面奔“自由”者不知自由为何物；另一方面集权者以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即是自由，且总拿“自由”说事，一切不合体制之思想和举动，皆归咎于“自由”。
如今回头再看世纪初的《自由宝鉴》，倒有点酸溜溜的寓言意味了。
《财经》2014年第16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