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怀念我的母亲庐隐

李恕先^[1]

那年母亲29岁，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带着年幼的女儿寡居生活。父亲才21岁，只是一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他们不顾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悬殊、生活经历的天壤之别，冲破封建世俗的重重障碍，幸福地结合了……

1921年2月，母亲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处女作《一个著作家》

小时候，我家住在市区一条河边的小街上，那里来往车辆不多，挺安静的。有一天，在我放学回家的路上，迎面走来一群陌生的人，是附近一间中学的学生。当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一位女同学突然大声说：“庐隐的女儿！”我回头一看，他们全都注视着我，友好地微笑着向我点头。

我的母亲庐隐，是“五四”时期蜚声文坛并与冰心齐名的女作家，是1921年参加我国著名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时的惟一女性。在群星璀璨的“五四”新文坛上，她是一颗光彩耀人的新星。

1921年2月，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母亲发表了她的处女作《一个著作家》，控诉金钱世界，歌颂纯真的爱情。之后，在短短的十几年中，母亲创作出版了《海滨故人》、《曼丽》、《归雁》、《象牙戒指》、《云鸥情书集》（与父亲李惟建的来往书信）、《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女人的心》、《庐隐自传》、《东京小品》、《火焰》等多部作品。

庐隐（1898—1934），“五四”时期著名女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省闽侯县南屿乡人。其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

只是，母亲走得太早了，她去世时我只有3岁，没能留下更多清晰的记忆。正因为这样，我从青少年、中年直到老年，始终怀着对母亲的挚爱，竭力去了解她。从母亲留下的作品里，从许多评介母亲的文章中，从亲朋好友及母亲当年的学生们对她的追忆中，我对母亲的形象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

母亲庐隐，原名黄淑仪，学名黄英，笔名庐隐，闽侯县南屿乡人。母亲的父亲是清光绪时的举人，后放缺湖南长沙知县，但才3年就病逝于任所，于是6岁的母亲不得不随着她的母亲，到北京投靠时任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的舅舅。后来，母亲就在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读书，继而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母亲师范毕业后曾到安庆一所女子中学教书，1919年重回北京，以旁听生资格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国文部。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她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经常参加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活动，被推为“女高师”学生代表，积极参与了由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研究会活动，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母亲去世时父亲才27岁，是上海中华书局一名编辑，年轻而贫穷

1934年5月14日，悲凄的氛围笼罩着上海的中国殡仪馆，母亲的入殓仪式正在举行。

礼堂里摆满了花圈，在正中一个素色大花圈里，安放着母亲的遗像。她紧抿着嘴唇，那双睿智的眼睛里似乎含着淡淡的忧伤。

母亲的遗体静静地躺在那里，头部裹着白丝棉，身上盖着鹅黄色的锦被，脚前放着一个十字架，两边燃烧着五对高高的白蜡烛，惨淡的烛光微微摇曳着，烛光下是母亲那瘦削而苍白的脸庞。

凄婉悲切的旋律回荡在礼堂的上空，仿佛在幽幽地述说着我的母亲的早逝和不幸。母亲生前的亲朋好友们来了；喜爱她作品的读者们来了；爱戴她的学生们来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这里，在愁云凄雾中送母亲最后一程。

父亲双眼红肿，默默地、痴痴地沉浸在极度的哀伤里。

我和姐姐穿着白色的孝衣，戴着尖尖的白头巾。10岁的姐姐已经懂得了生离死别的痛苦，在哀哀的哭泣里呼唤着“妈妈——”。而我，一个3岁的孩子，还不明白死亡的真正含义，但周围那沉痛的气氛，一张张悲戚的面容，一声声低低的抽泣，强烈地感染着我幼小的心灵。我紧紧依偎着父亲，睁着茫然的双眼。

下午，时钟指向六点。遵照母亲临终前的遗嘱，在肃穆的气氛中完成了基督教的入殓仪式。悲痛的人群向母亲致最后的告别礼。

母亲的生前好友、著名的文学史家刘大杰先生的夫人李辉群把我揽进怀里，怜爱地抚摸着我，问道：“瀛仙，你的妈妈呢？”我用食指压着嘴唇，作了一个示意小声的动作，我说：“妈妈睡着了。”这个小小的细节是后来我从父亲那里知道的。

母亲去世时，父亲只有27岁，是在上海的中华书局的一名编辑，年轻而贫穷，无力抚养两个孩子。为了安排我们姐妹俩的将来，父亲和母亲的朋友——当时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先生，邀请了母亲生前的好友及在天津的上海银行任经理的哥哥黄勤，聚集在南京路冠生园餐厅。大家协商，一致赞成姐姐薇萱由舅舅黄勤抚养，母亲的著作版权归薇萱所有；而我，跟随父亲生活。

一年后，我们告别了长眠的母亲，离开了上海这块伤心之地，投靠乡下的亲友，在凄风苦雨中开始了我和爸爸的漂泊人生。后来，祖父母和姑姑也回到四川，难得的团聚带来了久盼的天伦之乐。可仅过半年，家庭又遭惨变。在父亲患伤寒住院治疗期间，祖母和姑姑相继病故，祖父也因中风被送到上海的九叔父家。当时，这一切不幸的变故都瞒着重病中的父亲。待他大病初愈回到家时，早已是人去楼空，家散人亡了。

父亲收拾起简单的行装，带着年幼的我离开了故乡，到偏远的资中县一所中学去教书，我们住在山脚下的一间小平房里。邻居是父亲学校的同事，他们一家都很善良，常常关心和照顾我这个失去母亲的孤独孩子。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更是百般关爱，把对妻子的深深情爱都倾注在女儿的身上。我长大后，渐渐知道了他们的故事。

1928年的春天，父亲在北平瞿世英先生家里认识了我的母亲，从此开始了频繁的交往。每逢星期日，父亲都要从西郊的学校跑到城里来与母亲相见，或泛舟北海或月下谈心，颐和园的水榭，圆明园的古迹，西山幽静的小路，常常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感应着彼此的心灵。那时母亲29岁，已是著名的女作家，带着年幼的女儿寡居生活。父亲只是一名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21岁的学生。由于年龄的差距、社会地位的悬殊、生活经历的天壤之别等原因，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中国，即使是在知识分子阶层里，他们的相恋也遭到了家庭亲友的强烈反对，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各种冷嘲热讽、明枪暗箭从四面八方像暴风雨般向他们袭来。母亲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矛盾之中，在她的生命里，已遭遇了太多的不幸与苦难，她实在没有勇气再向这强大的封建势力挑战与抗争。然而，父亲却锲而不舍地、热烈地、诚恳地、再三地向母亲表白自己的真情。母亲心里的防线渐渐崩溃了，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自从认识你以后，我的心似乎有了一点东西——也许是一把钥匙，也许是一阵风，我觉得有一个美丽的幻影在我面前诱惑。”

母亲是这样描述父亲的：“他是一个勇敢的、彻底的新时代的人物，在他的脑子里没有封建思想的流毒，也没有可顾忌的事情，他有着热烈的纯情，有着热烈的想象，他是一往直前地奔他生命的途程。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为他的灵光一扫而空。”

1929年的春天，父亲与母亲相识一周年的日子，母亲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知道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展开你伟大的怀抱，我愿生息在你光明的心胸之下。”“让我们放下人间一切的负荷，尽量地享受和谐的果实吧。”

作者的父亲母亲

母亲在自传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说：“不固执着悲哀了，我要重新建造我的生命，我要换个方向生活，有了这种决心，所以什么礼教，什么社会的讥弹，都从我手里打得粉碎了。”

他们终于冲破了封建世俗的重重障碍，幸福地结合了，我便是他们爱情的结晶。由于母亲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坎坷，她的人生观涂上了浓厚的悲观厌世的灰色。自从与我父亲相识相爱之后，她对人生有了很大的改变，如同大地回春，一切都有了希望。和父亲共同生活的四年，是她生命中最快乐的四年，爱情的滋润，使她迎来了创作上的丰收。在她去世前的最后一两年里，她憧憬着继续写作的前景，期望自己六十岁时，将有一两本经典性的杰作。她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火焰》，是以“一·二八”战役为题材的，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英勇事迹。这部小说在各杂志社发表以后，人们欣喜地评价：庐隐的创作风格改变了，走上了一条新的开拓之路。

就在母亲的创作事业进入最旺盛的时期，死神突然从天而降，在生孩子的难产中，被一个庸医误施手术，酿成了悲剧，匆匆夺去了她三十五岁的宝贵生命。

正如刘大杰先生所说：庐隐死得真冤枉，在一个科学文明物质文明极高的上海，她被一个没有科学知识的医生杀死了。死得这么年轻、这么悲惨。

然而，就在母亲生命垂危的弥留之际，悲愤已极的父亲要去控告那个害人的庸医，母亲却劝阻了他。她拉着父亲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算了，不要去告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何苦再去造成另一个家庭的不幸呢！”

我的母亲，这是何等慈悲的心肠，何等伟大宽广的胸怀啊！

我心中的不解之谜：家中为什么没有母亲的作品

在学校里，有不少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是庐隐的女儿。他们常常向我借母亲写的书，可是我总是让他们失望，因为在家里我竟找不到母亲的作品。但这件事我没有问父亲，更没有问继母。我的继母是我小学里的老师，对我很好，在我们三人之间有一种没有约定的默契，那就是从来不谈及我的生母。我不愿在父亲面前提母亲是怕他伤心，不在继母那里提母亲是怕她多心，而他们也不向我提起生母，恐怕也是怕我伤心吧。

家里没有母亲的作品，是我心中不解的谜。

抗战胜利以后，父亲去上海安葬我的祖父回来不久，我偶然在他书桌的抽屉里看见一份手稿。《怀念庐隐》这几个字使我猛然心跳，我怀着激动和好奇的心情，轻轻关上房门。

这是父亲在上海为我母亲扫墓后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开头写道：“白杨萧萧难以寻，亲书碑刻字犹新，坟前伫立招君魂……”通篇满溢着无限思念与眷念。

我记得其中有一段，是写父亲将母亲的著作随同母亲一同入殓时的内心情感。母亲生前一直是边教书边写作，生活十分清贫，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而最宝贵的就是她用心血写成的一部部感人至深的作品。那里面有着她最坦诚的思想情感和真实的心路历程；更有她对旧社会的怒斥和对封建势力的抗争，这是她毕生最珍贵的财富。父亲深深理解妻子的心，所以在母亲离开人世入殓时，将她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放在母亲入殓时的枕边，让母亲的著作永远陪伴着母亲，永远慰藉母亲那孤独的灵魂。

家里为什么没有母亲的著作，我终于找到了谜底。

家中“神秘的小黑箱子”装着母亲的《火焰》手稿，至今下落不明

1930年，父亲和母亲东渡日本，在樱花盛开山清水秀的环境中漫游、读书、写作、谈古论今，尽情享受着不受干扰的蜜月生活，并孕育着爱情的结晶。可当我还栖息在母亲的腹中时，他们就开始了动荡的生活。由于日本物价飞涨，难以度日，父母只好离开东京回国。后来，在杭州的西子湖畔生下了我。为了纪念难忘的东游，他们给我取名瀛仙。虽然，我们居住在如诗如画的西湖边，但美丽的湖光山色却填不饱辘辘饥肠。为了谋生，他们又带着襁褓中的我去到上海。后来，母亲死了，姐姐走了，我跟着父亲又离开了上海。

命运总是毫不留情地逼着我们东奔西走。即便是在父亲重新组织了新的家庭之后，生活也并不安定，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城市时而乡村，为了温饱到处奔走。在多次搬家的过程中，一只毫不起眼的小黑箱子引起了我的注意。自从我们离开上海以后，无论走到哪里，它总是紧紧跟在父亲身边。父亲为什么如此珍视这只小箱子？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呢？对此我一直怀着强烈的好奇心。

一个星期天，父亲和继母去郊外为祖母扫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翻遍家里的每个角落，终于找到了这只小黑箱子。展现在眼前的东西，让我在瞬间的呆怔之后，又有一阵惊喜涌上心头。箱子里全是母亲的遗物，有照片、书信和母亲最后一部小说《火焰》的手稿。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这样强烈地震撼着我。

母亲的作品很多，但留下的手稿却很少。她的文思非常敏捷，写文章无需草稿，一挥而就，略加修改即定稿。她的《象牙戒指》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时，日军轰炸闸北，商务编辑部及东方图书馆都被焚毁，未发表的一部分也被烧掉了，因为没有底稿，所以只好重写。

《火焰》是在母亲去世后出版的，父亲特别珍视，为她留下了手稿。

从此以后，只要家里没有人，我就小心地打开这只小箱子，轻轻地抚摸，细细地翻看，一遍又一遍。

我常常对着母亲的照片，悄声地诉说心声。照片上的母亲时而微笑着，分享我的欢乐；时而露出愁容，分担着我的烦恼和痛苦……我深切地感受到母亲并没有离开我，她就在我的身边，理解我，呵护我，疼爱我。

成都解放后，我参军离开了家，再也没有看见过这只小黑箱子。“文革”中，我家被洗劫一空，这只珍贵的小箱子也在劫难逃，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历史不会忘记我的母亲

1979年，早已在广东工作的我，有一个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亲自去上海拜祭我的母亲，为她清扫坟前的落叶，献上鲜花和祈祷了。我马上给父亲去信，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很快我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无限的激动与欣慰，他将记忆中永安公墓的地址告诉我。

在一个寒风萧瑟的深秋，我来到上海这座几分亲切几分陌生的城市。照着父亲信上的指点，几经周折，才在这经过巨变的大上海找到了过去是“永安公墓”的地方。惟一保留着的是那依稀刻着“永安公墓”四个字的石门。多年的风雨侵蚀早已是斑斑驳驳残缺不堪。沿着一条两旁种着白杨树的土路往里走去，不远处有一座大殿式的建筑，四周是一片菜地，放眼望去，没有坟墓，也没有墓碑。殿门紧闭着，周围空无一人，非常寂静，只有风吹落叶的沙沙声。我困惑地张望着。

不久，有人向我走来，问道：“同志，你是来看骨灰的吗？今天我们休息。”

“啊。”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接着又所答非所问地说：“我，我是从外地来的。”

“外地来的？好！请你等一等，我去拿钥匙给你开门。”

“不，不，我是来看……看四十年前的坟墓。”

他笑了：“四十年前的坟墓早就没有了。”

大概是他看见我怅然若失的神情，逐渐收敛了笑容，向我解释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早已被……”我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没有再听他继续讲下去，匆匆地告别了这位好心人。

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离去。我是这样的失落，这样的不舍，我在母亲曾经长眠的这片土地上，徘徊了很久很久。

这是一次没有墓地的扫墓，一次心灵深处的扫墓。

我知道，历史不会忘记我的母亲，直至她去世五十多年以后，她的著作还不断被编选和出版。1985年肖凤出版了她精心著作的《庐隐传》，1993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范桥、叶子编选的《庐隐散文》，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海滨故人庐隐》。还有多家出版社再版了庐隐作品的单行本和选集。

我亲爱的母亲，您安息吧。

（原载《南方周末》2011年7月28日）

【注释】

[1]李恕先：原名李瀛仙，1931年出生，是庐隐和李惟建惟一的女儿。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文工团担任创作员和演员。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文学编辑。1964年调到广东电视台，从事电视文艺的编导工作。现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