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

在中国上学插队的美国人

韩秀^[1]

什么事情都有着一些缘由，说到上山下乡，就不能不说到更早些的故事。想想也真是感慨得很，从1982年开始写作，在台湾和美国已经出了将近三十本书，写到作者简介，长长的这一段故事总是被省略掉了，生活在台湾的人们不必懂得“上山下乡”这个词儿是个什么意思，那只是一方面的原因。结果就是，这些被湮没了的岁月竟然被深深地藏进了心底。

我的父亲是一位美国的军人，他在1943年到1945年这一段时间里，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陆军武官。那时候国民政府设立在陪都重庆，美国大使馆自然也设在重庆，父亲在重庆住了两年，担任的工作是负责滇缅边境的通畅。边境通畅，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战略物资才能源源不绝地运到中国的大后方。所以，说到底儿，我的父亲，在中国期间所做的事情是真正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事业。父亲在重庆也认识了我的母亲。1945年，日本投降，二次大战结束，我的父亲带着我的母亲离开了中国，返回美国纽约。所以，1946年，我出生在曼哈顿。而我的父亲，从此以后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这样的一段故事，自然不能见容于1949年之后的新政权，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是敌对而紧张的，父亲不但是军人，而且与1949年之前的国民政府密切合作。他在新政权眼睛里无疑是“敌人”。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驻节新西兰，他奔回曼哈顿，看到了我，然后返回工作岗位。我却在一岁半的时候被我母亲交给一对美国青年，搭乘一艘美国军舰，漂洋过海来到了政权更替中的中国。在上海接船的，是我的外祖母，还有一位便是外婆的远亲赵清阁女士。当我1978年重回美国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形下被送走的，父亲听说他唯一的女儿被送走的消息赶回华盛顿的时候，我已经抵达上海。父亲1968年过世，在我的一生中，我与他竟然只有出生时的那一面之缘，那是深深的无法言传的伤痛，永远无法愈合。

外婆是无锡人，出身富裕的大家庭。1937年外公去世后，外婆便考进国民政府的统计部做了一位公务员。政权易帜，外婆为了等我而失去了南迁的机会。她深深了解如若住在南京，恐怕很不安全，所以索性来到北京，在米市大街一个小三合院安安静静地住了下来。我在婴儿时期，乳娘是一位日本妇人，所以我开口学话便是日文，在船上与那对善良的美国夫妇在一起，只有英文，丢掉了日文。与外婆在一起，讲了一口无锡话，丢了英文。到了北京，学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听得懂无锡话、上海话，却说不利落了。后来，住过无数地方，学习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北京话却跟了我一辈子，无论如何，难舍难分。

外婆是一位极聪慧的女子，她深深知道她是我唯一的倚靠，保护好她自己就是保护了我，所以，她留在了家里，修缮珍本书。那时候，许多人仓皇离去，许多的珍本书流落街头，中国书店用麻袋送来残卷，外婆将它们整理成一套套的线装书。这首先需要懂得断句，然后需要修补书籍的工具与技巧。现在，正流行德国作家冯克的一部书，叫做《墨水心》，里面有一位书籍装帧师莫提玛，当他把一卷修书工具打开的时候，我就想到外婆那一卷工具，一个缝得结结实实的青布卷囊，除了大小不一的各式刀剪之外，还有许多厚薄不一的竹片，它们被磨得温润无比。外婆告诉我，她从小就跟着母亲修补旧书，那是一项传了若干代的技艺，可以追溯到上百年前。她手里的这套工具还是她出嫁的时候母亲给她压在箱底的呢。我学到了“艺不压身”这样一条人生路途当中应当谨记的道理。我还记得那一架木头做成的订书机，外婆坐在凳子上，订书机哐当哐当地响着，线绳整齐地穿过修补好了的书页，将它们装订成板板正正的书册。

其中的一些书在交还给中国书店之前，是我的课本。我四岁开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当然，我外婆没有进入任何一个“单位”，1949年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都没有波及到她。外婆娘家和婆家的亲戚们在土改当中都被整肃得七零八落，她却早早就离开无锡的大家族了，靠薪水吃饭，成分便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不算太“高”。如此这般，一直到“文革”之前，她都可以生活得比较平静。

讲句老实话，对我来讲，中国古典的文学、哲学实在是一种最为坚强的精神支柱。它们在我最没有指望的日子里让我守住了内心深处的那一块净土，真正非同小可。近些年来，东西写得稍微多些，有人说，这人长了一张西方人的脸，行起事来却是道地的中国人，而且不是现代的中国人，而是古代的中国人。我想，他们之所以一语中的，无非是看到了感觉到了中国古典文化对我的深刻影响。每到这种时候，我都会深深感激外婆当年的睿智。

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以外，还有一些际遇，也是很有意思的。我在前面谈到过一位女士赵清阁先生，因为她在戏剧与小说方面的成就，文化圈里的人们都尊称她为“先生”。她是外婆的远亲，我唤她“清阁姨”。她与老舍先生是青年时代的合作者。清阁姨一生未嫁单身住在上海，老舍先生一家人住在北京。50年代中期，我们搬到了干面胡同，学校在灯市口，从灯市西口到乃兹府舒先生家就很近了。我常常穿梭在这一带，有时为舒先生和清阁姨转些信件，这一辈人之间的友谊，深深地感动着我。不但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也是舒先生的第一“读者”。舒先生讲故事需要一个最好的听众，一个真情流露的听众。他身边有许多人，无论那故事是否好笑，他们都会逢迎地笑。我却不然，我是诚实的，听到好笑的故事，我会笑个不停。听到难过的故事，我会大哭。听到没有意思的故事，我没有反应。舒先生喜欢我，他常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会写下来。”那时候，我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作者将一本书写完，并不等于作品的完成，真正完成这部作品的人是读者。三十年后，我自己成为一个写手，我常常会想到读者，深深了解读者的共鸣是多么的重要。

在外婆的身边虽然有着一些喜欢我的成年人。但是，在同龄人中间，我却是非常孤单的。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头发鬈曲，我比同龄女生又都高上一截。更要紧的是，我的父亲可不是与当权者打得火热的西方左派，连孩子们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美帝”。于是，我被隔到了外边，任何事情都没有我的份儿。我老是被单摆浮搁着，连座位都是单独的，小学、初中、高中，好像都没有同座位的同学，一个人单独地坐在最后一排。

我知道，在这里，我是一个外人，永远是一个外人。这种处境使得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我比很多同龄人早得多对专制的不民主的不自由的生活有着来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抗拒，对人为的愚昧有着强烈的反感。

“外人”尚不足以形容我少年时代的状况，我还是一个“靶子”。当年的反美情绪多么激烈。但是，美帝远在天边，够不着，眼前这个美帝的后代，收拾起来多么方便!要圆则圆要扁则扁!

我对这个情形有了切身的体会是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1954年，大约是为了巴拿马运河的事情，“打倒美帝”喊声震天，学校带队到天安门广场，人很多，到处是旗子和标语。不知怎么一来，我就站到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圈子是用纸做的很难看的美国国旗和被画成漫画的艾森豪威尔头像给堆起来的。口号和歌声之后，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有点儿烤得慌。那天天很蓝，蓝天上顿时布满了黑烟，然后便是许多的灰，灰很轻，飘落在我的头上、肩膀上、衬衫上。过了不知多久，周围静了下来，人都走了，老师和同学也都走了。我想，他们早就把我忘了。我还站在那儿，一头一脸的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北京市民，骑着一辆唧嘎乱响的自行车儿，在那圈儿外边停住了。他问我：“你知道你家住哪儿吗？”我说：“干面胡同20号。”那时候我才知道我的嘴干得快要张不开了。他又问我：“你会坐自行车儿吗？”我说：“我没坐过。”他把车支住，把我放在后架子上，告诉我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棍儿，你抓住了，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他慢慢地骑着车子，车子还是唧唧嘎嘎地乱响着。到了家门口儿，这位中年人看我推开了院门才离开。

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地面儿上，有着好些好些好人。可能，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吃苦，一块儿受累，那都不怕的，我们能够互相拉一把，我们能够一块儿挺过去。好多年，我不怎么常常想到那口号声、那些纸灰，我常常想到那个和颜悦色的声音，你坐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了，我可就没辙啦。含着泪水，带着微笑，我想念着那个声音。

这件事情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面美丽的星条旗。回到美国以后，看到有人莫名奇妙地烧自己国家的这面旗帜，会愤怒地站出来，质问人家。人家不懂我何以这么愤怒，我只好告诉他们，你们不知道当你失去这面旗帜的保护的时候，你会遭遇什么。

这件事情让八岁的我草草结束了我的童年，在一天之内变成了大人。我知道，自己随时随地可能变成一个靶子。没有办法摆脱，我必须锻炼自己的忍耐力。

这件事情以后，外婆更加注意我的饮食，她说，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后来，我更明白必须认真锻炼自己的体力，准备走这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于是自觉地锻炼身体。无论刮风下雨，5000米，8000米，在高中北大附中的操场上一圈儿一圈儿地跑着，雷打不动。

我的功课一向是好的，米市大街小学毕业，保送女十二中，初中毕业保送北大附中。1964年毕业的时候还获得优良奖章。但是，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农村重新划分阶级成分，城市里“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我参加了高考，50位被精选出来的考生集中在一个考场，北大校长陆平在考试之前亲自来到我们的考场，为考生加油打气。他说，“你们是北大附中的尖子，好好儿考，全部进入北大!”但是，这50名学生中只有4名进人大学，其余纷纷落榜，完全是因为“成分”问题。数学老师不识时务跑到招生委员会去打听我落榜的原因，人家将我的卷子丢给他，卷子根本没有看，上面贴了封条，盖了一个章，“此生不宜录取”。数学老师难过得很，倒是我心平气和。我知道，这长长远远的辛苦之路，这就要开始走啦。

等分配工作的当儿，学校找我谈话，是一位党委书记，姓周，她笑眯眯地跟我说：“你写两百个字吧，就写你的父亲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你要永远和他划清界线，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你不是挺能写的吗？作文儿不是常得高分儿吗？”我不言语。她又说：“你写了，北大、清华的大门儿就在那儿开着呢。”我问她：“我要是不写呢？”她说：“那你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我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站起来就走了。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我：“你的父亲也好，美国也好，都远在天边地角，你写了，他们也看不见。你不写，可就永远学不了造船啦!”我看着他，当初填志愿，他告诉我，出身不好大连海运学院是不可能录取的，清华的造船系还有可能，所以我填了清华。现在，我清楚知道，中国将少了一个认真负责的造船工程师。这位数学老师一直非常欣赏我，他盼望着我能升学。我只好告诉他：“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我并没有在第二天就奔赴山西，而是被招去开了两天的会，叫做“务虚”。这时候，我才知道，这是北京市第一批集体上山下乡，出主意的人是北京市长。市长是山西人，所以插队地点就选在山西。48个“出身极不好”的学生，来自44所学校。这些学生又都是各校的学习尖子，也就是“白专典型”。当时市里的想法是这样子的，这些学生到了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背叛自己的出身，脱胎换骨，在农村扎下根来，变成新一代的有文化的农民!这些学生甚至是24个女生24个男生，就是希望这些学生就这么配成了对，日后就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永远地留在农村啦!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甚至苦口婆心地来到我们中间现身说法，他自己出身大地主，可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经过一番磨炼，他现在不是也成为党的高级干部了吗？大家都静静地听着，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北京市委还派了带队干部和我们一块儿下乡。我和二十几位学生以及一位带队干部来到山西曲沃县林城公社林城大队，另外二十几位则到了侯马公社白店大队。

学生们的年龄都在十八九岁，我只有十七岁。后来，我们林城那位带队干部与一位会唱歌儿的女知青结了婚，有一位男知青娶了一位极为能干的贫农女儿，知青之间论及婚嫁的好像只有两三对，但是过了些年，他们也都全部回城了。记忆中有一位女知青早早嫁给了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她后来有没有回城就不知道了。无论如何，我在林城那三年，男、女学生分别住在集体宿舍，有点儿小内斗，都是些小小不然的鸡毛蒜皮，与我后来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住在一个挺宽敞的三合院，这地方本来是大队的仓库。北房是女生宿舍，西房是男生宿舍，宿舍里只有一些木板床，行李被褥各自安顿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头，搁些饭碗之类的零碎东西，脸盆脚盆放在床下，这就是每个知青的那点儿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了。东房是灶间和仓库。开始的一些日子，大队派了一位贫农为我们掌厨。没多久，知青们轮流帮厨，就完全地自力更生了。

大陆作家阎连科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来到他的家乡河南嵩县的那些知青如何地游手好闲、如何地吃派饭吃到农民叫苦连天、如何地偷鸡摸狗。这些事情，在我们林城都没有发生过。

虽然十多人住在一大间宿舍里，但是高喉咙大嗓子地随意聊天也是不常见的。我的“邻居”姓周，我就纳闷，世界真是那么小吗？难不成她是北大附中那位党委书记的亲戚？询问之下，她果真是那书记的嫡亲妹妹，而且她双眼高度近视，几乎半瞎。劳动中，她根本就在摸索，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赶不上进度。很快，她就进入半劳力的行列，与生产队的老弱病残在一块儿了。她也不能帮厨，连喂猪也有困难。我一边帮她的忙，一边小心地探问，这样的病弱，怎么不留城呢？她倒是快人快语，直接地告诉我，是她姐姐让她下乡的，姐姐要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政治运动，至于妹妹的死活当然就不必考虑了。“我家的成分很高，非常高，我姐姐特别积极，我只是一块垫脚石而已。”她笑眯眯的，好像已经做过很多次垫脚石的样子。大约是我脸上的表情带着惊讶，她笑着开导我：“在火车站，你没有听到广播吗？你妈在广播里大谈送独生女儿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那不是拿你当垫脚石吗？”我这才有些明白。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不少知青都是被家里人推出来的，他们都充当了家里人追求进步的垫脚石。1977年，我为了回到美国去，与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的工作人员有长时间的非常深入的对话，在我上山下乡这件事情上，“你母亲起了关键的误导作用，她曾经向组织上反映，你需要认真的思想改造。”这位工作人员非常清晰地告诉了我13年前我完全不知情的往事。而且，1976年，我已经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脊椎裂，完全不适合重体力劳动。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在山西和新疆劳动了整整12年，老伤加新伤，注定了我将与剧烈的疼痛共度余生。

然而，1964年的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对人生的其他的计划，我以为我将终老在这里。有些知青在想法子调到县城、调到省城，甚至回北京。我知道，那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想都不必去想。我喜欢林城的男男女女，喜欢他们干活的潇洒与帅气，喜欢他们哼唱的晋南小调与戏曲。我想，我能够和他们在一块儿厮守一辈子。

刚下去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潮期间，有许多的批斗会，批斗之余还有游街，最可怜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小脚妇女，在街上蹒跚前行，小脚在地上拖出一道道血痕。看得出来，许多农民都是很不忍的，但是，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林城的贫协也积极配合，成分高的家庭就受到许多的磨难。但是，这些受到磨难的家庭却是逆来顺受的，随人打骂唾弃，只是低头不语。批斗之后，照样下田劳动，照样干得彪悍，绝不落人后。奇怪，这些成分高的人家的劳力全是一等一的好手、快手。好在工作组不久之后就回到县城去了，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没有政治运动的林城是美丽的，虽然地里的活儿相当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断成了两截。带着两手血泡，坐在女社员家的炕头儿上，由着裹着小脚的大娘用一根在烛火上烧过的针穿透血泡，挤出血水，再从一个小瓶子里挖出些油膏涂抹在伤处，我便觉得好多了。年轻的女子们教我用一条家织布裹住手掌，以后，我干起活儿来就更利落了。于是，我有了闲情有了逸致和村里的女青年们相处。她们真是好看，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她们的温柔与聪慧更是展露无遗。要出嫁了，媒人从男方家里拿来婆婆的鞋样，待嫁的女子便精心地做上一双无可挑剔的布鞋。那鞋子简直是艺术品，鞋底纳出花儿来，鞋帮上更是庄重地绣些吉祥的图案。托在手心里，我说：“你那未来的婆婆怎么舍得穿？”女子微笑，淡然说道：“不嫌弃就好了。”她们静静地期盼着将来的幸福。她们不怕辛苦与操劳，只盼望家庭的和美。

来林城之前我连扣子都没有缝过，很快地，我学会了拆洗棉衣、缝缝补补，然后，我学会了做鞋。我请外婆将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外婆的脚是半大脚，也就是缠过一下又放开的。这样的脚买不到现成的鞋子，外婆穿的鞋子都是请鞋店做的，前门外的好鞋店总是单鞋棉鞋预备得齐全。“文革”一起，好鞋店的老传统被打翻在地，老顾客们的鞋样子都被一把火烧光。打那往后，外婆的鞋都是我做的。1983年我从美国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工作，回家看外婆，她老人家脚上还穿着我做的布鞋，很旧了，却还很跟脚。外婆笑眯眯地说：“新鞋没有旧鞋舒服。”那时候，我非常非常想念林城的女子们，满心都是感激。

老实说，林城的人们待我很厚的。也就不到一年吧，他们看我毫无心机地无日无夜地苦干，再加上一口纯正的北京腔，大队梁书记就让我晚上在广播站给社员们念新闻。白天照样干活晚上加班念新闻，不少知青觉得我傻得可以。1965年推广汉语拼音，在农村展开扫盲运动。我在两天之内熟练了这一套拼音法，不但在“扫盲学习班”教课还主动地“送字上门”。妇女们家务繁重，晚上没法子出门念书，我就走进她们的家，坐在她们的炕头儿上，手把手地教她们；她们对识字这件事的渴望让我感动不已。

在这个亲密的活动里，我又发现了农村女青年对毛衣的热爱，女知青领口袖口露出的鹅黄、粉紫、天蓝每每吸引着农家少女羡慕的目光，于是在送字上门的同时，我开始教她们织毛衣。没有多久，挑着担子走乡串户的货郎们都知道毛衣针有了市场，曲沃县和侯马市供销合作社的腈纶毛线也销售一空。农家女青年开始走进女知青的宿舍，多半是为了学习新的针法。这是真正的城乡交流，这种交流带来的和乐融融完全超越了阶级成分带来的隔阂，阶级斗争的风雨完全地消失在缤纷的色彩之中。

能够教成人，当然也能教小孩子，这是梁书记的逻辑。1966年初，我开始在林城小学教书，有时候还到邻近的香邑“示范教学”。这种学校要求老师十项全能，因为整个学校只有一位老师，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孩子们都在一个课室里，叫做“复式教学”，除了语文算术之外，体育、唱歌、图画也都一手包办。学校只在农活不忙的日子开课，农忙时节，老师和孩子们都直奔大田；老师如果干活儿不像样子是无法得到学生的尊敬的。讲老实话，在晋南农村，真正受到人们敬重的都是农村的好把式，游手好闲之徒无论怎样根正苗红都是无济于事的。这样一种经过长年累月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使得我在林城的生活踏实了许多。外村的亲戚来访，孩子们会骄傲地告诉人家：“咱村的老师是从北京来的!”有一度，乡间横格练习簿缺货，供销社只有大张白报纸供应，我连夜将纸张裁成练习本大小，拿出我外婆订书的本事，将纸张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内页硬是用铅笔划出整齐的横线。第二天，拿到新的练习簿的学生大为兴奋，甚至主动请缨，在完成课业之后，帮助我制作新的练习簿。后来我发现，许多家长都参加了这个工程，男女老少一笔一划地在白报纸做成的册子里划着整齐的横线。我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对他们的子女们寄托着厚望，农民对知识怀着渴求。那时候，我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存活，我可以和乡间的孩子们厮守一辈子。而且，我乐意在这里度过一生，我的肤色，我的长相，我的复杂的背景都没有成为农民与我之间的隔阂。

沉醉在快乐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暂。“文革”开始了，外婆的家被抄，我父亲的照片等等都被红卫兵拿出去展览。北京市长当年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青年放在他家乡的“一揽子计划”更被视为“阴谋”。红卫兵们叫嚣着，要把躲在山西的狼崽子们揪出来!最早听到风声的是劳动模范王德合，我曾经帮他整理过改良玉米品种的实验报告。这时候他还是县长，他找到我，要我“远走高飞”，要我走得“越远越好”。正在县里勘查水力的一位工程师给我提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建农三师的消息，他的妹妹已经从上海被发配到那里。当时人人自危，县长和工程师都面临被揪出来的命运。王县长给我开了“支边建设”的证明之后，第二天就被勒令靠边站了。梁书记为我开了户口证明之后也马上被剥夺了一切身为基层支部书记的权力。我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逃离山西的。大家说得很有道理：“留得青山在，先逃出生天再说。你在这里肯定是第一个靶子，武斗高潮无理可讲。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什么都慢半拍，等到他们那边弄清你的来龙去脉武斗高潮兴许已经过去了。先保住小命，其他的，日后再说。”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不是杞人忧天。后来，我在新疆听说，白店一位王姓知青被南下的红卫兵暴打致死，原因似乎是因为他的父亲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对于我的离去，知青们漠然，不表示任何意见，也许他们想到新疆就头皮发麻。乡亲们却都感觉到文革这股风“不善”，都催我赶快动身。随身的包袱里放着大娘们给我烤的锅盔，我在天寒地冻中上路了。车到大同，我买了另外一张车票，回到了北京。外婆已经被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小屋里，房内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都是从我原来的屋子里搬来的。地中央一个蜂窝煤炉子，烧饭取暖全靠它。我从包袱里掏出锅盔放在炉板上。掏出我为外婆做的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泰山压顶面不改色的外婆老泪纵横：“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我笑着跟她说，书是可以自己念的，什么样的高压也挡不住我寻找书籍。

我的双手布满了老茧，我的双臂结实有力。我跟外婆说，山西的乡亲们教会了我求生存的十八般武艺，再苦的环境，我也能够活下去。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了，今后的一个重大的人生目标就是活下去，绝不把尸体留在戈壁滩上。

1967年初的北京是疯狂的，一片红海洋，一片打倒与砸烂之声。我在外婆身边呆了两天半。外地人来北京三天必须报临时户口，我没有报户口的路条，我只有一纸“支边建设”的证明。我必须快快离去，虽然我对外婆的处境十二分担心。

我踏上了西行的列车，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南疆兵团的生活环境是那样的残酷，人际关系是那样的险恶。我甚至无从想象，在林城的那三年竟然是我在中国三十年的生活中“天堂”般的一段岁月。后来，我在暗夜中，曾经那样刻骨地怀想过林城男女老少亲切的笑脸，怀想过在麦香中挥汗如雨的日子。那一段被长时间湮没了的日子。

写于2009年4月11日

美国华府近郊维也纳小镇的春雨中

（原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2期）

【注释】

[1]韩秀：美国作家，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