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党交心”资料披露一段往事

“向党交心”资料披露一段往事

姜东平^[1]

丁氏兄弟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国内一批知名学者举家迁往东北，并到长春重点院校执教。其中即有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丁则良先生。同行者当中，还有他的胞弟丁则民先生。

丁则良，1916年生，系抗战前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受业于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张荫麟教授。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大学，以及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并曾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丁则良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已崭露头角。据散木先生在《杨振宁的家教老师丁则良先生》文章中介绍：著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先生之父杨武之教授，早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其教子有方，当杨振宁读初一时，为平衡儿子的知识结构，曾托好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找他的学生教振宁学习《孟子》。雷先生就介绍了他的得意学生丁则良。据杨振宁先生回忆，那一个半暑假的家教使他终生受益，因为“《孟子》里头有很多儒家哲学，可以了解整个中国的思想方式，这对于我整个思路有非常重大的影响，远比我父亲那个时候找一个人来教我微积分要有用得多”。（《杨振宁教授谈教育》）新中国成立后，爱国心切的丁则良放弃了做博士论文，提前回国。1952年10月到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执教，1956年7月任教授兼系主任，民盟成员。

丁则民，1919年生，1937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法学院。1938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历史系，并在陈寅恪、钱穆、雷海宗、潘光旦等宗师影响下研修世界史。1947年赴美，于华盛顿大学攻读美国史。海外华人颠沛流离的经历，坚定其学成报国的决心。1949年闻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奋不已，觉得报国之志指日可期，遂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回到祖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1年晋升副教授，并加入民盟。1952年10月到东北师范大学任副教授兼系副主任。是国内公认的美国史研究创始人。

丁则良手书

前述丁氏兄弟的经历极为相似，但最终命运却截然不同。

战乱结束，百业待兴，人才匮乏，尤其是地处东北边疆尚欠发达的长春更为突出。为此，长春各高校纷纷派员南下，赴京畿等地广招人才。丁氏兄弟成为第一批垦荒者，无论前路是乐是苦，是福是祸，都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然而，伴随生活渐趋平淡，眼前并非永远阳光明媚，鲜花烂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发生了激烈碰撞。究其缘故，与他们在长春的执教生涯密切相关。

1958年，反右派运动余波未断，旋即展开了“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长春各高等院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向党交心”的运动，并以大字报的形式对外张贴、展览。东北师范大学委员会整风办公室还特别编辑了《向党交心——双反运动大字报汇编》，按照当时的说法，是“积累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资料，研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和他们在交心运动中的动向，以便更好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丁则民先生的“向党交心”材料有3篇。他的“思想轨迹”，与同时代的教师们大体相似，并具特殊意义。

材料之一：1.解放初期我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思想问题；2.和党的关系及对党的态度和看法；3.对国际上的重大事件的态度和看法。

材料之二：对自己在反右及“双反”运动前后的初步检查，1.工作中的 资产阶级思想和立场；2.几年来为什么政治上进步慢；3.继续检查鸣放时期的表现。

材料之三：“向党交心”的补充内容，主要交代与丁则良的来往情况及思想活动。

冷　遇

1949年11月，丁则民怀着爱国热情，与爱人一道回到祖国，教育部负责人建议他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

起初，他不愿意去学习，想马上找到工作。因为他听说学习期间，华大只管伙食，而没有薪水。如果去学习，就会有一年左右没有收入，其爱人因而须寄居叔父家。他不愿意这样做，因此通过私人关系，尽力接洽工作，但结果碰壁了。因为他是学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在没有经过学习以前（指以政治内容为主的学习），各机关学校都不愿意接受。

经过一个多月努力，还是没有找到工作，精神上非常苦闷。这是他遭到的第一次冷遇，归国时的热情大受打击：“我产生了以下的思想与活动：后悔自己回国的行动太冒失了，应当事先接洽好工作再回国。后悔在香港没有听黄佩兰（时任蒋政权的立法委员，我爱人的老师）的建议，她叫我先回北京看看，而让爱人留在香港；如果我认为国内情况满意，再去港接爱人回国不迟。否则便借口爱人在港，再去香港工作。我曾和爱人及老同学丁名楠（时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商议离京去港的办法，但找不出再去香港的借口，最后只得作罢。”

丁则民将自己回国的动机主要归结为“找个人出路”，因此他在找工作碰壁后，便产生了“企图离开祖国，前往英国殖民地——香港去”的想法。

冲　击

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不断，数年间，即先后展开了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等运动。由对敌对分子的公开镇压，转而展开对暗藏的敌人的“内部”肃反斗争，其扩大化的倾向是十分严重的。

丁氏兄弟抵长之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已近尾声，但“思改”运动，对知识分子明显怀有政治上、思想上的芥蒂。所采取的过激方式，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对嗣后运动产生的流弊和消极作用，均不能低估。

思改运动之后，在新老教师之间、师生之间有一条“鸿沟”，这条无形的“鸿沟”是以阶级划线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学术上有较高的造诣，但思想上“带有较为浓厚的资产阶级印迹”，他们在那些有“政治资本”的青年教师眼里，被看成是“同路人”，是党既要改造又要使用的对象，更有甚者，将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使用，视为“饮鸩止渴”。

学生们肆无忌惮地撕破“师道尊严”的面纱，当众羞辱教师，揭他们的历史伤疤，使其斯文扫地。时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杨清教授曾慨叹：“有文化俘虏之感。”讲师满颖之在“向党交心”时亦大倒苦水：“‘思改’时，让学生大骂一顿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教了一辈子书，现在被学生们完全否定了，内心疚痛。”

在东北各高等院校，人们对这种残酷的“内部”斗争既反感又恐惧。有的教师讲：“思想改造运动时，要求‘人人过关’，这种提法是抹杀了思想改造的自觉性。三五反时，进行彻夜围攻、逼供，太伤自尊，‘士可杀不可辱’，这种搞法太过火了。”有人在运动中不堪凌辱折磨而自杀，不仅不会引起同情，而且被扣上“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的罪名。有的教师说：“既然有自杀的勇气，就有服罪的可能，自杀不是怯懦，而是由于思想未搞通，如果帮助他想通，就不一定自杀。这是党思想工作做得不够。”

对此丁则民亦有同感。他说：“肃反运动中，党曾一再指出好人占90%以上，坏人总占4%~5%左右。这种估计是主观主义的。如果党关于坏人数量的估计是合适的，那么全国将有3000万左右的反革命分子。事实证明，当时国内不可能也不会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由于党确定坏人的指标过高，而许多单位又机械地按照这一指标行事，因而在肃反运动中出现了尽量怀疑的偏向，并且一度斗错了不少的人。”

肃反期间，陈静波书记在作肃反报告中说：有一种反革命分子是由于阶级本能所决定的。丁则民感到，“这种提法是非常危险的。如坚持这种提法，肃反运动将要搞得没个边儿了，而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历史又较复杂的人，都有可能被确定为反革命分子。因此，许多人产生‘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恐惧情绪绝不是偶然的。”

肃反运动后，个别老同事被整肃，成了反革命分子，这对丁则民的思想震动很大，而在事实上，他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是有相同之处的。他怕和这些人搅到一起，受到牵连。到了肃反后期，组织让他交代海外关系，丁认为党对留学生不信任，怀疑肃反是否过左了，弄得人人自危，更怕自己变成肃反对象。因此生出这样的想法：今后要“少和人来往，说话要想好再讲”，免得给人留下把柄。

“民主”教育

由于长期受到美国式的“民主”教育，回国之初，在思想观念上，与新社会的语境格格不入。丁则民写道：“常听弟、妹、侄女（都是党团员）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而且把它说成是纸老虎，觉得不大顺耳。当时虽未表示异议，心里却不以为然，因为我想到，欧美各国敌对政党竞选时，竞选人尚称对方为先生，而我们为何称美国为美帝国主义呢？这不是表示我们的度量太小了吗？为了宣传和教育人民的目的，说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尚可，但我国真是采取这样轻敌的态度，那么将来定要吃亏的。”

对国内到处悬挂毛主席像，他感到很不习惯。“我完全不理解劳动人民和党的血肉关系，也根本不能体会他们尊敬和爱护革命领袖的情感，因而把各处悬挂毛主席像一事看成是偶像崇拜，并且怀疑：这种现象不是和独裁国家盲目崇拜领袖的风气一样吗？”

1950年，丁则民入“革大”（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学习。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经常参加学员们的小组会议，被称为“干部下组”。每至干部下组，小组空气便紧张起来，气氛沉闷，场面尴尬。丁当时认为干部下组表面上是帮助大家学习，实际上是起着“监督”大家的作用。对中共所提倡的“民主集中制”也产生困惑和不解，“错误地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变相的独裁。”丁则民曾向下组干部提过这样的问题：“假设领袖违反人民的利益，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像铁托在南斯拉夫那种情况，怎么办？怎样来纠正？”意思就是说，在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领袖权力过大，因而不可能防止领袖的叛变，领袖违反人民利益时，也没什么办法进行纠正。嗣后，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表明，丁先生的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当丁从北师大调到东北师大以后，他才发现，东北师大对于“民主集中制”的施行，却远不如北师大好。这种感觉与从北京来的同行们的普遍印象相吻合。

——北京高等学校内，对领导提意见的风气较盛，领导亦较重视群众的意见，而且不追究提意见人的思想；东北师大领导不大喜欢倾听群众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而且常有追究提意见者思想的倾向。因此，有些人不愿意提意见，怕找麻烦。

——北京高等学校领导的自我批评精神较好，常在工作检查中进行自我批评；东北师大领导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成（仿吾）校长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报告中，还是着重地批评了教师，而对自己的工作则很少检查。

——北京高等学校领导常召集有代表性的教师开座谈会，交换意见；而东北师大领导很少召集这样的会，很少和教师谈心。校党组织喜欢说正面话的人，重视和信任这样的同志，而不大喜欢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对他们信任较差。

——东北师大缺少“大胆怀疑，追求真理”的风气，领导也很少倡导、鼓励这种风气。因此各级会议中，很少有争论，尤其是有益于工作的争论，由于缺少这种风气，有些人不大敢发表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有些人尽说些符合领导意图的话，但不大像是由衷之言（事实上这种情况直到现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作者注）。

在教授世界史的问题上，丁则民曾与一位年轻同事发生矛盾。此前，他在教学上曾经给予这位同事热情帮助，然而这位同事在讲课之后，却骄傲起来，并刻意在政治和思想上与老教师们“划清界线”，认为老教师思想落后，一无是处，不再把老教师放在眼里。丁感到老教师们受气，认为不能在一起合作共事，与党总支缺乏民主作风、偏袒青年教师有直接关系。

由此而对东北师大的党组织有看法，感到东北师大党不如北京的党。认为“这是因为北京有旧民主传统，东北受敌伪统治，没有旧民主习惯，服从心重，不协商也可行得通”。

“高知”入党

1954年，丁则民与丁则良谈论到党对科学文化领导的问题，认为当时党员科学家人数少，党对科学文化的领导较弱。丁则良说：党对科学文化的领导只有两种办法：一是迅速培养党员科学家，扩大党员科学家的力量；一是某些旧知识分子入党，加强党在科学文化界的领导力量。当时丁则民对他的看法表示赞同。

1955年之后，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包括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的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刘仙洲、北京农大副校长沈其益、北大数学系副主任程民德、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艾中信、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杨钟健等。到1956年，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公布后，全国各科学机关、高等学校旧知识分子入党的更加多了起来，形成风气。入党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同时并不排除一些投机的想法：入了党，等于进了“保险箱”，可以免受政治风浪的冲击，为自身的前程积累资本。

在东北师大，丁则民身边“表现突出”的同事亦迈进党组织门槛。对此，丁则民认为这是党为了加强对科学文化领导，而放宽了标准，“在被吸收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主要是因为他们历史清白，平常听党话（即顺着党的意图说话），而他们思想觉悟并不一定高，也不一定都达到了党员水平，只是由于他们赶上了浪头，而被吸收了。特别是对那些表现出政治上优越感的新党员（指高级知识分子的新党员），更是反感”。从这种认识出发，丁的情绪很是悲观，包括自己在内，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必须经受长期的考验，不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入党是极其困难的。“凡是历史上有污点（如参加过反动党团，或为反动派工作过）的人，尽管他们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也很难被吸收入党。”

国际事件

1955年，苏南关系恢复正常化时，苏联领导人曾说，1948年苏南关系被破坏，系由于根据被捏造的情报——即贝利亚叛国集团捏造的情报的结果。

丁则民质疑这种提法。“捏造之情报”，能起这样大的作用？那么“根据捏造的情报而作出错误决定的苏联领导机构不负任何责任吗？是否有将过去苏南关系被破坏的各种因素都完全归咎于贝利亚叛国集团的倾向？苏共中央对待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没有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认真检查，完全把这种关系被破坏的责任归咎于贝利亚叛国集团，是不够实事求是的”。

“假设苏南关系之被破坏，系由于根据被捏造的情报的结果，那么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是否也由于根据被捏造的情报而作出的呢？参加情报局的还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难道它们都不掌握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正确情报吗？为什么会议会仅仅根据贝利亚叛国集团所捏造的情报呢？并据此而作出错误的决议呢？”

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曾指出：酿成这一事件悲剧的因素应该从党和国家的政策、措施中去寻找，而那些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的挑衅闹出来的说法，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丁则民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因为“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单纯强调外因而忽略内因，那就难于检查出波兰本身存在的错误和问题，难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因而也就难于保证这种事件不再发生”。“帝国主义特务的破坏、挑衅活动的威胁，对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存在的。为什么只在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原因首先应从内部找。对于匈牙利事件的产生，拉克西——格罗集团推行的反人民政策是主要的，而纳吉政府的叛变更是使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局面的主因”。

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丁则民曾阅读了《美国工人日报》转载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他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波动和疑问。对斯大林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也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感到吃惊，感到“不可思议”，“政治也确是难以捉摸”。斯大林所犯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错误是骇人听闻的，“他的错误给苏联造成的损失也是极其严重的。为什么不能于他在世时进行批判、纠正呢？而是在他逝世后才提出对他的批判呢？”他认为，把一切严重的责任都归咎于斯大林个人，或者把过去的一切功绩都归诸于他个人，同样是错误的。

他已经感觉到，苏联及东欧发生的事件，不能不引起思想上的警觉，否则，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罹　祸

丁则民的第三份“向党交心”补充材料，主要是“交待”和澄清与丁则良的来往情况的，袒露学校缺乏民主空气，致使许多教师渐生去意。“过去长期间认为我校缺乏民主空气，党组织重视老教师不够，和老教师协商问题也很不够，以致有些教师潜力不能发挥，有些教师总想离开师大。当时我认为改变这种不民主的现象有两种办法：一是等待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到那时不经民主协商的方式，领导的要求与工作布置便很难贯彻下去；二是上级来校检查，纠正这种缺乏民主的现象。在这两种办法中，我认为后者能够较迅速地收到效果”。

有关丁则良在东北人大的境况，丁则民在“交心”时披露很多细节。

1954年，丁则良随学校领导去北京参加高教部召开的会议。学校领导在会议中报喜不报忧，并有“欺骗”上级领导的现象。对此，书生气十足的丁则良不能忍耐，当场揭露了学校的缺点和问题，反映了学校的真相。

11月3日，以高教部副部长黄松令和司长李云扬为首的20多人到东北人大检查工作。余瑞璜、丁则良、徐利治以民盟区分部的名义，给高教部领导写了上万言的意见书。

检查组到人大期间，丁则良非常“积极活跃”，有时周末丁则民去看他，他都不在家。后来他告诉丁则民，检查期间，党委书记某某表现得手忙脚乱，忐忑不安，历史系的党员教师也很消沉。他说：“人大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正确地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在贯彻这一政策中产生了许多偏向和错误（如不尊重老教师、对提意见的人进行‘打击’，不重视创造科学研究的条件等）。”他们的意见，得到检查组的重视，却因此而得罪了校方的负责人，并为此后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丁则民很佩服丁则良的勇气，认为师大应向人大学习，也希望教育部派员检查本校工作。并在市委统战部召集部分民盟盟员座谈会上，要求推广人大的工作经验。同时，也为丁则良会遭到“打击报复”担心。肃反运动后期，丁则良曾说，今后不能再那么天真地提意见了，提多了会遭到“打击”。显然，他们逐渐意识到：提意见的结果，很可能给自身带来麻烦。

高教部派员检查东北人大工作后，人大领导作风和在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学术上卓有建树的一些教师得到重用，担任了各系的负责人。其中包括考古学家于省吾、物理学家余瑞璜、史学家丁则良。其时，匡亚明校长莅任，“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使领导作风颇有改进，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都有较大的开展，教师普遍感觉满意。

1957年，政治风波又起，“整个春天，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见《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社论）“鸣放”初期，丁则民不在长春，因此没有参加“鸣放”而逃过一劫。但他对一些“右派”分子的言论是赞同的：

“我同意‘右派’关于‘只提缺点、错误，不提成绩’的提法，因为当时把党的整风运动比作一般的检讨会，大家很少提某某同志的优点，更多地批评他的缺点和错误，目的是要帮助他改正缺点和错误”，“党在整风运动中要求党外人士尽量给党提意见，有如患者请医生检查、诊断病症一样。医生在诊断过程中的主要任务是在于诊断患者的病症，而没有必要和患者说‘你的健康状况是主要的，而病症是次要的’”。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章（伯钧）罗（隆基）联盟”成为众矢之的。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是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从中央到地方，由初期的鸣放，迅速扩大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长春高校亦呈现剑拔弩张的形势。

1957年5月，丁则民到北京编写教材，住在北京教育部招待所。时值丁则良出国访问前夕，这期间，兄弟二人往来频繁。丁则良说：北大历史系民盟小组成员在给党提意见时，起了带头作用，他们指名批评党员副校长，说他专权跋扈等。北大民盟小组真起作用，而长春各校盟组织则做不到。

谈起对科学研究的看法时，丁则良说：只要一个人在科学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党中央就会有正确和公平的估计，绝不会埋没人的，但是学校（指东北人大）就不一定会承认这种成绩的，因为学校领导人不懂专业，很难作出正确估计。他劝告丁则民，编写教材是件费力而又容易表现出个人成绩的工作，争取早日编完教材，以便今后有更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在另一次谈话中，丁则良对余瑞璜（东北人大教授兼物理系主任，民盟人大区分部主任委员）在学校被排挤离校一事忿忿不平。说东北人大×××被提升为副校长后，因与余有矛盾，在党整风期间“挟私报复”，实在令人气愤。

对待这一事件，丁则良表示两种态度，第一是在北京报纸上揭发东北人大的宗派主义，揭发余被排斥离校的事情，并准备找余（当时在京开会）了解情况，但他估计这样做，要用很多时间，而且还可能遭到“打击”。第二是置之不理，主要是丁则良也极有可能调回北京工作，因此以后对东北人大的事情不再过问，有时间还是多搞些业务。出于对兄长利害关系的考虑，丁则民劝他采取第二种态度，因为一方面他既有把握离开东北人大，就不要再纠缠于这些人事问题；另一方面东北人大果真有宗派主义排挤余的事，余本人自会在整风期间提出，学校或高教部领导自会研究处理，用不着他多管闲事，以免招惹是非。

丁则良表示同意弟弟的劝告，但事后，他仍然去找了余瑞璜。当时，余瑞璜已被指控为“吉林省民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统帅’”，并形成了“以余瑞璜、徐利治（中共党员、盟员、数学家）、丁则良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

援引一份在吉林省政协全体会议上的揭发材料称：“从学校（指东北人大）方面来说，余瑞璜一开始就采取内外夹击的办法向学校党政进攻。从外面，主要是向北京告状，说学校如何混乱、问题甚多；从内面，主要打击党政负责同志，破坏党群团结。由余瑞璜反党集团的进攻，在人大所引起的紧张情况，1954年冬达到了顶点，学校党政当局几乎不能维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在物理系搞‘独立王国’，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排挤老教师，打击不同己意的青年教师，对学校的许多重大问题采取反对的态度，严重地妨碍教学工作的进行。尤其恶劣的，他把党员徐利治（又是盟员）拉过去，并通过徐刺探党的秘密，寻找党的缺点，以便诬蔑党的政策，攻击党的领导。余同另一个右派分子丁则良关系最密，构成反党集团的核心，经常策划于密室之中。两个月前，丁、徐还在北京策划，想以几个人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造谣余瑞璜的调离东北人大，系为吉林党、盟的宗派主义所排挤。”这份揭发材料被刊登于1957年8月7日的《吉林日报》，成为余、徐、丁结成联盟、向党进攻的证据。

丁则良之死

6月10日，丁则民从北京回长春，正值盟内展开批斗右派分子余瑞璜的斗争。当时有些同志揭露余在高教部检查人大期间的反党活动时，曾涉及到丁则良。会后，他感到丁则良会出问题，急忙去告诉嫂子李淑蓉，并嘱她注意人大对丁则良的态度，并提醒道：“反右派斗争不久就会过去了，我们说话都要谨慎。”然而事态发展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忧虑、担心，乃至提醒，均为时晚矣。

丁则良因出国访问没有参加“鸣放”。出国前，他曾接到副系主任某某希望他早日回校的信件，他复信表示：如组织要他回校参加整风时，请即电告。但是某某既未电复，也没回信。因此，丁认为人大没有多大诚意进行整风。当他回到北京时，校方已将他定为右派分子，并催促他立即返校接受批判。

丁则良好友周一良先生之子周启博曾撰文回忆道：“丁则良返国抵京，闻讯如雷轰顶。丁伯母担心丈夫出事，从长春赶来北京终日陪伴，丁伯伯明白自己已无出路，也为减轻家人将受的牵连，表面不动声色，每天像他人一样看大字报，暗中写好遗言，终于找机会躲开亲人朋友在北大投湖。当时我读初一，一天，母亲告诉我丁伯伯在未名湖淹死了，看着母亲一脸少见的焦灼和紧张，我问湖水不过腰怎么能淹死，母亲说丁伯伯抓紧水草把头埋进泥里，是自杀。父亲不但不能为丁辩诬，还须参加会议批判老友，他发言批判丁伯伯是‘辜负了党的培养重用’，以为调子已经够高，不料接着发言的陈××（此处隐名——编者注）更加凶猛：‘这种人活着也起不了好作用！’父亲才知道自己的表现还没满足要求。其实丁与陈私交不错，丁自沉之前写下留言给陈说‘我已划右派，与你只能来生再见’。陈知道如要自保必须以高于所有人的调子批丁。父亲绕丁伯伯棺木一周以告别，并将丁遗书长置案头。我爱翻看父母案头文字，所以记住了遗书头一句话：‘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丁伯伯鸣放整风时人在国外，没有机会说任何话，当然无从记起。可是当局从日常谈话中随意罗织几句，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李淑蓉得知丈夫丁则良自杀极为震动，前往北大主持入殓。她哭诉说：“人大有人打击、陷害丁则良，以致把他逼上死路”，“为什么学校没有等他回长春，就先宣布他为右派分子？他劳累一生，从未享过福就死去了，死得好冤啊！”

当时的情景令丁则民终生难忘，但他只能在心里为哥的悲剧结局鸣不平，他在“向党交心”时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丁则良喜欢谈政治，但仍是个书呆子。书呆子自然斗不过富于政治经验的对手（指某某某，党的积极分子），结果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他虽然是畏罪自杀的，但他过去曾在学校建系的过程中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写过一些具有一定水平的科学论文（曾作为东北人大的主要学术成果受表彰——笔者注）。难道这些成绩都因他是右派分子而一概予以否定吗？”

1957年六七两个月，丁则良都不在国内，因而他的思想和当时国内形势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距离。

“如果那个时期他没有出国，而在长春的话，也许不至于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如果东北人大领导在他回长春前未宣布他是右派分子的话，他也许还不会自杀。”

据说他是在看到8月3日《吉林日报》批判右派分子陆钦迟的报道之后自杀的。

可惜永远不会有什么“如果”了。

“一方面怀恨他坚持‘反动’立场，走上自绝道路，对子女不负责任；一方面又想他在旧社会供给我上大学，找职业的情形，留恋手足之情，有两个夜晚因梦到他的往事而惊醒。”

“他过去骄傲自大、锋芒外露，常有伤害人得罪人之事，因而遭到某些人的忌恨。这次，他深恐别人会乘机报复，自己受不了，而出此下策”……

唏嘘感叹之余，笔者还查阅到《新东北人大》1968年4月20日第六期上面的一段文字，披露当时为丁则良罗织的“罪名”：“丁则良，是个叛徒（对在运动中的自杀者，均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称之，视为叛徒——笔者注），先后在国民党宪兵团、扫荡报、美国新闻处、BBC电台等处工作，进行许多罪恶的反革命活动。1952年到我校（东北人民大学）后，一直与党闹对立，并同余瑞璜、徐利治合谋组成反党集团，企图夺取学校的领导权。反右后，被划为极右，1957年8月畏罪自杀。像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叛徒、大右派，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严厉惩罚，但是在匡贼（指匡亚明，曾任吉林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贼：“文革”中的流行词语，指窃国篡权之意——笔者注）这个大叛徒、大党阀的黑伞掩护下，竟留了下来，且纵使他、提拔他。匡来校后，就支持他反历史系党总支，支持丁办《史学集刊》，树立丁的反革命权威，用心何其毒也！更有甚者，丁畏罪自杀后，匡贼同类相伤，慷国家之慨，给丁大办丧事。并对其女儿说：‘你爸爸如果不死，也不一定成右派。’匡贼同叛徒、右派是一丘之貉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本“向党交心”资料《汇编》长达520页，几乎涉及东北师大各系所有非中共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具有“右派”身份的除外），他们以最虔诚的方式向党忏悔“错误”甚至“罪孽”，客观上反映了19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的噤若寒蝉和心有余悸。当然，这些执教者与此前被划作右派的那类人有了明显的界限，故在《汇编》中以“检讨”、“交心”的方式与右派们的“坦白”、“交代”加以区别，并以此作为对“划清了界限”的执教者们的评骘。在知识分子成堆、相互倾轧訾议的校园里，带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胎记的教师们，其境遇可想而知。丁氏兄弟的经历，正是教师们的真实写照。

（原载《文史精华》2008年第5期）

【注释】

[1]姜东平：吉林省政协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