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土改始末

晋绥土改始末

智效民^[1]

土地问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发生在1949年前后的土改运动，本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致使这个运动偏离正确轨道，演变成一场与“整风”相结合的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晋绥土改结束以后，随着大批晋绥干部的南下，这种土改模式被复制到四川、两湖、两广和云贵等地。由于时过境迁，土改运动的真相早已鲜为人知了。因此，介绍一下刘少奇与晋绥地区的土改运动，对于了解我们自己的前世今生，颇有必要。

“晋绥”本来是山西与绥远（今内蒙古中部）两省的合称。抗日战争开始后，贺龙率120师抵达晋西北和内蒙古一带，建立了“晋绥革命根据地”。因此，“晋绥”与“晋绥干部”，又有了特定的含义。1947年4月，刘少奇率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河北，在路过位于山西兴县蔡家崖的贺龙司令部时，遇上了心仪已久的王光美。

据王光美晚年回忆，她和刘少奇是在延安杨家岭为毛泽东举办的舞会上认识的。随后刘不仅约她单独谈话，还为她写过情诗。当时年过半百的刘少奇与妻子王前还未离婚，因此王光美没有回应。

离开兴县后，刘少奇经静乐、宁武、崞县（今山西原平），进入晋察冀边区。他给晋绥边区领导人贺龙、李井泉、张稼夫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全面否定了晋绥的土改工作。信中说：“干部不信任群众，违反群众路线，不尊重与倾听群众的意见，不根据群众的自觉与主动去指导群众运动，是你们这里许多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此外，在各种组织中与地主妥协的倾向，某些分子或明或暗地有意地阻碍与破坏群众运动与土地改革的现象，也很严重……”（《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360-365页）

随后，刘少奇一行越过五台山进入河北，到达位于阜平（今平山）县境内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

土改中斗地主的场景

刘少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经过数十天休整，刘少奇于7月17日在阜平西柏坡附近山沟的一片空地上，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

三天后，刘少奇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时，表示他对原有的干部队伍非常失望。他提出要把土改运动与党内整风结合起来，要“号召人民起来罢免不听从群众的干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同一天，毛泽东对刘少奇的那封信做了批示。毛说：

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长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且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示的原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印发给党政军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一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同上，第366页）

在不到200字的批示中，毛泽东用了六个“一切”。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肯定和支持，也透露了他对各级干部的不满，从而预示了党内整风的必要。

7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致电刘少奇，同意将土改与整党结合起来。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刘少奇便首先向晋察冀边区开刀。三天后，他在座谈中批评晋察冀边区之所以在土改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之故。

所谓“党内不纯”，是指党内混进来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干部。他表示：“要是政府机关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占大多数，乡村干部中地主、富农成分占优势，土地改革就一定搞不好。过去领导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对此，除搞通思想外，组织上也需要采取一些办法作为保证，有些袒护地主、富农，侵犯群众利益的干部要撤职、调离、进党校整风、甚至开除党籍，并对支部进行改造。”（《刘少奇年谱》下卷，第85-86页）

8月4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报告各地的土改情况时，又一次批评了晋察冀和晋绥等地。他说：“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都不彻底，尚须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干部中地主、富农出身者占了很大比重，这些人非但不受群众监督，而且“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其中又以“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为甚。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但是刘少奇却认为腐败是党内不纯的表现。因此他在报告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运动”。（《刘少奇传》上册，第574页）

在以后的日子里，会议一直没有结束的迹象。直到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其中提到“目前的土地政策已经由减租减息变为平分土地”之后，刘少奇才在大会上说：“这篇社论通篇都是讲的平分土地，是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关于不侵犯中农利益的话，一个字也未谈到。我想很明显的这篇社论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彻底平分土地的口号很可能就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不经过毛主席这种口号是不敢提的。”（《刘少奇传》上册，578-579页）

随后，大会制定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终于在9月13日落下帷幕。

晋绥土改再掀高潮

全国土地大会尚未结束，晋绥边区就闻风而动，成立了“农会筹备委员会”。9月12日，“筹委会”在《晋绥日报》发表“启事”说：“去年‘五四’，中共中央批准咱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的要求，今年‘九一’，新华总社又号召咱们彻底平分土地，咱晋绥边区三百万农民……为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压迫，打倒卖国贼封建势力头子蒋介石、胡宗南、阎锡山、傅作义，全体农民觉得很需要有农民自己的领导组织，好领导农民自己团结起来作斗争，并巩固斗争的胜利，才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彻底翻身。因此成立晋绥边区农会是一件很当紧的事。”（《晋绥日报》，1947年9月12日）

随后，“筹委会”又改名为“临时委员会”，并于9月24日发表《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分三大部分：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在第一部分中，《告农民书》提出十条措施，现在看来，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宣言”大同小异。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什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二、富农，和对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富农，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

《告农民书》强调：“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各级干部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晋绥日报》1947年9月24日）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由来有自。

当年的土改工作队

“开明绅士”刘少白

其实，早在《告农民书》发表之前，晋绥地区就已经开始了斗争和清算。1947年9月2日，《晋绥日报》刊登一则重要通讯：《黄河畔上黑峪口千余农民扬眉吐气——大地主恶霸刘象坤被清算》。

刘象坤是开明绅士刘少白的弟弟。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文章。该文提到两位开明绅士，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另一个就是晋绥边区的刘少白。

毛泽东之所以器重李鼎铭，是因为他提出精兵简政的意见；至于刘少白，则需要作些介绍。

刘少白与刘少奇虽然只差一字，却没有什么关系。刘少白1883年出生于山西兴县黑峪口村一个富裕家庭。辛亥革命之前，他与阎锡山曾经是山西武备学堂的同学，后来因病辍学，在家乡兴办女学民，组织民团，鼓吹革命，并因此受到地方政府迫害。辛亥革命以后，他参加共和党，并当选为山西省临时议会议员。阎锡山全面执掌山西大权之后，他与曾经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牛友兰返回家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校，为家乡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在刘少白的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刘亚雄从小争强好胜，不甘平庸，是本县第一个不缠足的女孩子，也是第一个考进省城的女学生。“五四运动”期间，她在太原女子师范就读，因积极宣传新思想被学校给予记大过处分。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后，又因为参加驱逐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被校方开除。1926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年底，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受训。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刘少白先后担任河北建设厅秘书主任、天津商检局局长等职。1929年刘亚雄由莫斯科回来后，与丈夫陈道原分别担任中共顺直（今河北）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刘少白定居北平。从此，位于虎坊桥纪晓岚故居的刘公馆，不仅是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据点，而且还负责接收共产国际经上海寄来的活动经费。在此期间，刘少白利用个人身份，营救过许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其中包括王若飞、杨献珍、何述之、王瀛、赵世兰等重要人物。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白提出入党申请。经王若飞和安子文（刘少白的二女婿）介绍，中共北方局于1937年8月批准他成为秘密党员。不久，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返回家乡，以党外人士的名义“潜伏”在自己人中间。为此，他每隔20天就要步行数十里向其领导汇报工作。

1942年5月，刘少白陪牛友兰率晋西北士绅参观团赴延安访问。在此期间，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等人接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毛泽东向大家讲解国内外形势，并介绍了“减租减息”等政策。值得一提的是，刘少白还带着三个孩子到延安读书，其中包括十一岁的儿子刘易成和八岁的外孙刘纪原（刘亚雄之子）。有关部门因住房困难不愿接收。毛泽东得知后，毫不犹豫地说：“没有窑洞可以挖嘛，刘老先生的孩子一定要收下。”这件事让刘少白非常感动。离开延安之前，他以《颂毛泽东》为题赋诗一首，称赞毛泽东是“东方列斯（列宁、斯大林）”、“当世英雄”。

抗战胜利后，刘少白再次来到延安，住了很长时间。1946年6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与他共进晚餐。席间，毛向他传达了“五四指示”，并对他说：“中央决定要实行土改，你回去后将你家的土地全部献给农民，起个带头作用。”刘少白当即电告兴县政府要求献地，回到家乡后他又说服弟弟刘象坤，将全部土地、上百棵树木和一处四合院捐献出来。（《贡生·士绅·共产党人：刘少白》，第137页）为此，《晋绥日报》在1946年8月13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刘副议长及其胞弟向农民献出土地房屋》的长篇通讯。

即便如此，刘少白兄弟仍然没有逃脱扑面而来的厄运。

1947年9月2日，全国土地会议尚未结束，《晋绥日报》就报道了清算刘象乾的长篇通讯。该通讯的三个小标题是：“吃租放债养打手，刘象坤行凶霸道数十年”；“廿五年红军东渡前后，刘逆勾结反动军队杀害人民”；“逼群众修反共工事，乘机大肆敲诈贪污”。其中有吃租放债、设局开赌、调戏妇女、欺压百姓、抗交公粮、贩运大烟、走私偷税、杀害7人、出卖36人、贪污中饱等罪行。正因为如此，兴县黑峪口的八个自然村在8月26、27日召开千人大会，斗争了“罪恶滔天”的刘象坤。（《晋绥日报》1947年9月2日）

过了几天以后，《晋绥日报》又以《清算大地主刘象坤的群运是怎样发动起来的》为题，刊登一则通讯。文章说，黑峪口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市镇，当地群众大多从事贩运，或者在皮匠、木匠、铁匠、水手、脚夫、吹鼓手等行当谋生。土改工作团是当年6月到达这里的，一开始他们以入户调查、谈话写材料等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发动群众，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工作团改变做法，领导大家挖穷根，吐苦水，终于“把最大最普遍的仇恨”集中到刘象坤身上。（《晋绥日报》1947年9月9日）

2004年初夏，我在一位同事的引荐下，拜访了中共忻州市委一位姓白的老干部。白先生是兴县黑峪口人，土改时十七八岁。他告诉我，刘家兄弟为人和善，是远近闻名的老好人。

第二年年初，《山西文学》副主编鲁顺民也采访了白先生。白先生说：“（斗争刘象坤的）那一天，行政村8个自然村的群众几千人都来开会。”白先生还说，斗争刘象坤的那天，正好他的儿子刘武雄被开除公职，从蔡家崖回来了。刘武雄回来后就碰上批斗大会，他连家都没有回，就直奔会场。到了现场后，他上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他受他恶霸老子的连累，现在决心要和刘象坤划清界限。”（《“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山西文学》，2005年第10期）

蔡家崖农民大会

刘象乾之后，刘少白也成了斗争对象，说他捐献土地是伪装进步，还说他与牛友兰是一路货色。

牛友兰早年于北京大学求学，后因病辍学，返回家乡办学，并成为兴县地区首富。抗战初期，八路军120师来到这里以后，牛友兰把自己的五座宅院和一所花园捐献出来，供军区司令部和边区行政公署使用。如今的晋绥革命纪念馆，就是他家的宅第。与此同时，他还捐献了2.3万元大洋、150石粮食和大批棉花布匹。所捐大洋成了刘少白创办兴县农民银行的基金（基金总数3万元），所捐棉花布匹解决了八路军一个团的冬装。后来，他又在“四大动员”（扩兵、献粮、献金、做军鞋）活动中，捐出“8000银圆和125石粮食，并动员本家妇女捐献金银首饰，支援抗战。”（《晋绥爱国民主人士牛友兰》，第18-19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出版）

与父亲相比，牛荫冠并不逊色。他早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当时该系刚刚成立，才十余名学生），1936年因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返回太原，担任了牺盟总会负责人。

1939年“晋西事变”以后，牛荫冠返回家乡，担任了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顺便提一下。“卢沟桥事变”后，刘少奇到了太原，起草过一份《山西农会章程》，要在牺盟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牛荫冠在审稿时加了一句话：“防止流氓混入农会”。于是，刘少奇对他说：“农民运动在开始的时候，正派农民不敢参加，要观望。就是勇敢分子敢参加，你不能把他们拒绝在农会之外。他们的流氓习气是可以在运动中改造好的。实在改造不好的，等农民运动起来时再淘汰他们也不迟。你不要先把他拦在外头呀！”（《牛荫冠纪念集》第296-297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版）

但由于土改运动中“左”倾思想的蔓延，即便是牛友兰、牛荫冠父子，在1947年也首当其冲成为了被斗争的对象。

1947年9月18日，中共晋绥分局所在地蔡家崖行政村召开农民大会。会场“正面高悬着毛主席、朱德司令、贺司令员的巨像”，旁边的一条标语非常醒目，上面写着“农民组织起来，彻底平分土地！”此外，会场上摆放着“地主阶级用农民的血汗所制成的绫罗绸缎衣物及生了锈的四五千白洋和金镯等”物件。

大会开始后，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发表讲话。他说：“要彻底平分土地，就先要斗到（倒）地主阶级……大家提出要斗牛友兰家，我也赞成，牛家过去剥削压迫过这里的农民，并且还剥削压迫过全兴县的老百姓，因此希望推代表到各地去，邀集各地农民派代表来参加，并且要很好地准备……”他指出：过去天天说老百姓翻身，但是因为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翻了身的只是少数人，“所以共产党毛主席提出彻底平分土地的意见”。他强调：在干部队伍中，有许多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今后老百姓要管干部，群众要撤干部的职就撤，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晋绥日报》，1947 年9月25日）

大会以后，《晋绥日报》不仅报道了蔡家崖农民大会的“盛况”，还以“群众要求尽速开会，斗争大地主牛友兰”为题，描述了牛荫冠在现场的表现：

到会群众一致认为：要平分土地，首先得彻底斗倒地主，比如该村大地主牛友兰还没有斗倒，群众要求最近就开斗牛大会。在场旁听的牛荫冠同志为了拥护群众这一要求，起来向群众检讨自己过去的立场没有站稳。他向群众反省：“直到‘五四’指示后，我还帮助牛友兰开纺织厂，今天我已认识了这些严重错误。”接着他向群众表示要决心改正错误，并要求群众审查他，看他够不够一个共产党员。后来石楞子贫农郭增玉、刘宝则都对牛家地主剥削压迫他们作了沉痛的控诉。

贫农刘宝则并质问牛荫冠说：“你当八路军，好处咱没看到，你知道政策法令，四零年以后你家变卖了土地，但银钱保存起来。”有些群众接着说：“看他以后的事实表现罢。”

——《晋绥日报》，1947年9月25日

土改与整党结合

随后发生的事情《晋绥日报》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但是研究土改问题的专家罗平汉在《土地改革运动史》中说：“（9月26日）蔡家崖又召开有5000人参加的所谓‘斗牛大会’。斗争会上，已经61岁的牛友兰反绑着双手，被迫跪在主席台上。”历史学家赵俪生也说：“我的老同学牛荫冠（此人解放后担任过几个省的财政厅长，还当过财政部副部长），家是山西兴县最大的富户，土改时，牛是土改组的组长，坐在上边，他的父亲跪在下边。”（《篱槿堂自叙》，第157-1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此外，前几年鲁顺民还采访过山西著名作家胡正。胡老曾担任《晋绥日报》编辑，当时就在斗牛大会现场。他也证实了上述情况。

“斗牛大会”以后，晋绥土改开始与整党结合起来。

11月27日，《晋绥日报》发表《为纯洁党的组织而斗争》的社论。社论指出：“今后凡党员和干部……只要当地群众要求拿去清算、惩办，就可以拿去清算、惩办。”几天后，晋绥分局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这篇社论和刘少奇给晋绥分局的那封信。于是，包括区长、县长、劳动模范、“锄奸英雄”和土改工作团在内的几乎所有干部，都面临着斗争和清算。

需要说明的是，刘少奇离开晋绥以后，仍然非常关心那里的情况。10月23日，他致电彭真、聂荣臻、康生、刘澜涛与薄一波：“晋绥报告他们由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发了一个告农民书，作用很大，农民根据此书自动起来扣押地主并请派人去分田。你们除公布土地法外，是否也发一个告农民书，望考虑决定。”（《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02页）

晋绥土改的历史记录

“斗牛大会”以后，牛荫冠便离开行署到党校“学习”。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晋绥党史座谈会上发言说：

我记得我们晋绥党校搬家时，从兴县搬到宁武县，沿途发现被打死的区乡干部不少。（《牛荫冠纪念集》，第321页）

除了牛荫冠之外，还可以找到关于晋绥土改的记录。比如有一本名为《兴县革命史》的小册子，在肯定土改运动的成就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到了土改后期，运动搞得越来越‘左’。很多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斗、乱杀的现象。他们不仅斗地主，斗富农；同时斗党员，斗干部。情况反映到康生那里，他不但不制止，还说什么群众发动起来了，有气愤，打几下也可以嘛！不久，乱打、乱斗的歪风盛行，兴县魏家滩一天打死六个人，三区安月村一次打死三个老百姓，四区官庄一天打死四个所谓‘地主’……”（《兴县革命史》，第236-237页，1985年2月印行，非正式出版物）

又如在《山西通史》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据兴县1948年6月22日的统计，全县8个区290个村庄，土改中被打死的即有1050人，其中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的共有862人，其中地主255人，中农345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因冻饿而死的共63人，其中地主27人，富农33人，中农3人，上述3项共死亡1976人。至于被揪斗、被批判者，更是不计其数。”（《山西通史》第9卷，第146-147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另外，《土地改革运动史》也根据同一份调查报告说：土改时兴县被打死的地主384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1人，合计1152人。自杀的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09人，贫、雇农11人，合计859人。另外还有饿死的地主27人，富农39人，中农3人，合计63人。三项共计死亡2024人。（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第184页）

尽管这些数字未必可靠，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土改运动中的“左”倾现象已非常严重。

正因为如此，晋绥分局后来在《关于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基本总结提纲》中也承认，由于“没有禁止使用肉刑”，“未能严禁乱打乱杀”，致使当地土改“发生乱打乱杀、错死和死人过多的严重现象，不仅不必要地处死一些地富分子，而且死了相当数目的劳动人民，曾有一个很短时期，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群众恐怖的严重现象。”（《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502页）

晋绥土改的“左”倾恶果及纠偏

除此之外，因为土改运动影响了农业生产，使许多地方粮食歉收。再加上有人在运动中大吃大喝，浪费了不少粮食。到了第二年春季，出现粮食短缺的现象。（《牛荫冠纪念集》，第193页）

1948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救灾救死紧急动员令》中公开承认：“……据最近各地反映，确有不少地区因领导上注意不够，致饿死人现象相当严重。仅神府、宁武、崞县、神池、神木、府谷、岢岚、兴县八个县极不完整材料，已饿死群众三百七十余人。神府一县即饿死一百零四人，死亡耕牛四百零六头，杀死羊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五只，占全县羊百分之四十点四。流亡讨吃仍相当普遍。目前此种现象尚在继续发展，现距夏收尚有一个半月，正值青黄不接之紧急关头。根据过去荒年经验，死人最多亦在这一时期内。”（《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546页）

对于这种情况，身为领导干部的牛荫冠也有反思。他说：“由于土改的错误，加以对没收地、富的粮食保管得不好被浪费了，大批群众受饥饿……每天在党政军机关门口有好几十口群众要饭吃，说；‘你们要吃饭，我们也要吃饭。’广大群众情绪低落，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基层干部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没有逃走的好多干部都躺倒不干了。土改分得地主、富农的一部分粮食没有人管理，群众里头有一些地痞流氓就自己动手大吃大喝浪费了。等到第二年春耕的时候，人没有吃的，种地没有种子。”

他还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晋绥党派了许多工作组下乡去开展‘救死救荒’的恢复工作……我在去晋中以前，晋绥分局留我参加了兴县高家村的工作组。”

牛荫冠认为：“晋绥土改中犯的左倾错误的恶果是相当严重的，这样的恶果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相比较，好多地方是相类似的，所不同的是，晋绥土改发生在一个根据地，‘文化大革命’发生在全国。这说明，历史的错误不是不会重演的，要避免今后类似错误的发生，必须很好地研究党史，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且要深刻地对干部进行教育。不然的话，历史上的错误还会重演。对于这个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牛荫冠纪念集》，第322-323页）

对于晋绥及其他解放区在土改运动中所出现的“左”倾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中共中央开始察觉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纠偏。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正式会议。（因为是12月在杨家沟召开的，习惯称之为“十二月会议”或“杨家沟会议”）在会议中，任弼时就土地改革问题做了发言，指出了土改中所存在的各种过火做法，任弼时的发言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会议作出决定，对于已经发生的“过左”问题，必须坚决予以纠正。根据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相继开展了纠“左”的工作。纠“左”的努力，使解放区的土改运动与农业生产走上正轨，保证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完成。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10日、11日）

【注释】

[1]智效民：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