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名伶的内心世界

章诒和^[1]

一、柳丝不为系萍踪

程砚秋（1904—1958，满族）是中国京剧“四大名旦”里年纪最轻的，生得比谁都晚，死得比谁都早。他比梅兰芳小十岁，比尚小云、荀慧生小四岁。艺事开始最晚，成就却不输任何人。

他最独特，艺独特。独特到你听了一句，就会牢牢记住。你迷上了，就会终生不渝。生前享有盛名，死后流传最广。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程派艺术的评价越来越高。

他最独特，人独特。性格、情操、经历、为人都很不一般。必须承认：他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是最多的，他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认识能力、求知欲望、自我意识等，在艺坛是首屈一指的。程砚秋不完全是艺人，凡事有看法，遇事有主张，人生态度积极，生活有目的。与此同时，他又有出世、超脱、归隐、耕读、虚无倾向以及浓浓悲情。两个方面相互矛盾，彼此纠缠，中国文人气质和精神追求，水乳交融般地统一到他的身上。

2010年年初，程永江请人送来由他整理出版的父亲日记——《程砚秋日记》，还带了一句话：希望读后能写一篇书评。我爽快地答应了，毕竟我们有两代人的交往。“日记”读了一半，我就打电话告诉他，感受太多，恐怕不只是写书评了。我需要对程砚秋做再认识，说着，说着，人也激动起来。

程砚秋生活照

我曾撰文说：艺人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群体。你只能看到外表，他们会和你很亲热，但决不能让你知道他们的内心秘密。然而，这本《程砚秋日记》制造了例外，打开了一扇窗口，使我们触及并得以探究一个中国艺人、一个有着非凡成就的艺人的内心世界。

戏剧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荀慧生记了一辈子的日记。伶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他不提笔，是找人写的。有份材料这样记载：一次，荀慧生在湖南湘潭演出。一个随行干部帮他做日记，问：“费这么大劲儿记日记干嘛。我看您记完了也不看。”

荀答：“先是记点事儿，怕忘了。后来觉得人活一辈子，酸、辣、苦、甜、咸都有。可事前都不知道，等知道了，事儿也过去了。不记下来，怪可惜的……”

程砚秋写日记，大概也有“不记下来，怪可惜的”的想法。但我始终认为，更重要的动机是想让自己活得明白些。从日记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贯穿其间的是程砚秋的自省意识。所谓自省，说白了，就是要弄清楚自己，弄清楚自己与这个社会、与周遭环境的关系。他要做个明白人。事实上在很多方面，他就是个明白人。

别老嘲笑戏子，很多人对生活的态度、对社会的理解、对自己的认识，就是不如唱戏的，不如程砚秋。

2008年，是程砚秋逝世五十周年，程永江很想召开个纪念会，并说：“如果搞成了，你能不能谈谈程派演唱艺术的现代性问题。”

我答：“很遗憾，我不懂程派啊。”

看完日记，我觉得程砚秋的现代性，已不单是个唱腔问题。

在把看戏当成找“乐子”的时代，程砚秋已经立足于社会，严肃思考戏剧与人生之关系———这个实质为戏剧观的课题，显然是属于现代思维的范畴。

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发表演讲，说“我们演一个剧，第一要自己懂得这个剧的意义，第二要明白观众对于这个戏的感情……还有人以为戏剧是用来开心取乐的，以为是玩意儿，其实不然”，“一个戏总有它的意义，算起总账来，就是一切戏剧都有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将艺术的社会功能提到人类生活目标的高度来认识，这在梨园行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发表讲话之后没几天，即1932年元旦，程砚秋刊登启事：将“艳秋”改为“砚秋”，将字“玉霜”改为“御霜”。“艳”多形容色，而“砚”即为石，虽改一字，但用意颇深。以后的岁月，程砚秋不断追索、冥思、叩问，心魄一如清冷之月光。昆曲大家俞振飞曾说，在程砚秋如泣如诉的歌吟里，别有一股锋芒逼人的东西存在。这固然是演唱特征，但我以为基本上不是个技艺问题。锋芒的背后，是他极端隐忍、极端坚定的个性；在个性的背后，则是他明确的人生立场和艺术观念。

就在日进斗金、红得发紫的当口，就在创办南京戏曲音乐院（下设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戏曲研究所、主编《剧学月刊》的时候，程砚秋超乎常理地、也超乎想象地提出要告别亲友，只身奔赴欧洲，目的是游学考察。此举在同行看来，程老板不是疯癫，就是呆傻。有人说他意在效仿梅兰芳出洋唱戏。但是，一个人出国游学、考察西方戏剧，与带个戏班、花团锦簇地做商业演出，孰难孰易？这是不难掂量的。但是，为何要独自西行？却不易理解。因为在东方社会，绝大多数仍是以谋生作为人生的基本动力。而程砚秋的怪诞之举，是迈过当下、为明天做准备，行为颇具超前性。出国前夕，他写了一篇致梨园同仁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砚秋每想替我们梨园行多尽一点力，多做一点事……但是砚秋的学识太浅陋了，能力太薄弱了，这怎能负担起这样重大使命呢？因此就产生了游学西方的动机。”他还说，这个动机已产生一两年之久。

果然，1932年1月14日，由国际联盟派来中国考察教育的法国著名人士郎之万陪同，他开始了欧洲行，全部开销由本人负担。他到莫斯科，到巴黎，到柏林。看西方各种戏剧和音乐的演出，以及杂技，马戏。参观艺术大学、国家剧院、博物馆。凡是与表演艺术相关的，包括剧院建筑、舞台布景、灯光、效果、化装等剧场装置和技术，乃至剧团保险基金，程砚秋都深感兴趣，大量浏览且细心收集。他寄回国的西方音乐戏剧资料数量惊人：剧本数千，图片数千，书籍数千，这是一个唱戏的 人干的吗？如今的学者到外国留学，未必如此吧？写到这里，深感愧疚。我们不如前辈啊!

1932赴欧洲考察时的程砚秋

程砚秋不是镀金客，绝非制造一瞬灿烂，片刻惊鸿。他是沉下一颗心来向西方学习的。“每晨七时起床，漱洗毕，进早茶，八时进早餐，温习功课，九时赴公园散步，十时学法文，十一时十二时会客，下午一时进午餐，二时休息，三至五时会客，六至八时温习功课，晚九时至十一时听音乐戏剧，十二时睡眠，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游历。”（《世界日报》，1932.12.5，P158）看到这张作息时间表，你能与一个中国名伶生活联系起来吗？程砚秋对西方的学习，还包括对自己以往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方面，日记里有非常详细的记录。比如定制西服、大衣，喝红酒，做名片，买手表、皮鞋、领带、背带、领带夹，抽雪茄，买杂志、明信片、照相框，他还买手枪，购置电影机，去医院检查体格，照艾克司光片，做手术，去咖啡馆，请人打字，请人绘制油画肖像，听人讲演。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当个假洋人，而是想融入社会，学习西方。“我初意到柏林，只预备考察一两个星期；到此地后感想很好，就变计想多住些日子。”（1932.5.30，P179）特别是当详细了解并认识到西方艺术教学与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再与充满血泪辛酸的国内科班相比较，程砚秋当即向柏林音乐大学校长提出：自己要进入大学，从头学起，学它几年。为此，他打算把家眷接到欧洲常住。程砚秋学习法语、德语，下的是死功。所以，没过多久，他的法语已经达到演讲的水平。

欧洲之行，直接影响着程砚秋的情感状态和行为方式。艺人的东西少了，人文色彩浓郁起来。他参加了一个只有两百多人的音乐会，其中的三重唱，令他非常感动。晚上在日记中这样写——

窗前雨意沉沉，

时听卖歌人奏曲，

遍地美好草绿，

花红眼看凋零尽。

似紫燕高飞云游，

天际身分不断。

海上秋风永续，

把万分忧思竟抛弃。

（1932.3.12，P162）

同年4月11日日记也是一首诗，也不讲格律，是随意写下的——

神龙降落世海中，

欲使湖海互相通。

数年未达先天志，

摆脱淤泥复腾空。

身入世海担艰苦，

最喜风波处处同。

其中“数年未达先天志，摆脱淤泥复腾空”是有些寓意的。“淤泥”指的是什么，“腾空”又是啥意思？值得琢磨。深的不说，起码他对从前的生活与生活环境是有所认识的。而这个认识，正是来自与西方文明的比较。所以，后来程砚秋郑重表示：“此行真是大开眼界，美不胜收。此番回国，我一定要尽心尽力把京剧改革一番，吸收西方舞台的精华，此志不变。”

无奈啊!这边厢是何等的酣畅淋漓，那边厢是何等的愁苦焦急。亲友们忍受不了他出国后的利益损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返回故里，重操旧业。“别情一种，江郎作赋赋难工，柳丝不为系萍踪。”他写信劝夫人，说：“既做人就尽一份心，替人类尽一份天职……处在乱世中，家庭观念要看得轻，儿女私情要抛得下，人生就是演悲剧。”这样的家书，他写了不止一封。“为表示来德定居决心，他大吃肥肉，大喝烈酒，大抽雪茄，一个月后，体重骤增，特摄影寄回，以表坚定不移之意志。”（程永江《程砚秋史事长编·上》北京出版社2000，第318页）那时，他有母，有妻，有子女，还有需要他供养的众多兄嫂侄辈。

常说，艺人走红要靠依托，依托金钱，依托权势，依托人脉，但此时的程砚秋无可依凭，生活的力量，由自己产生。

1934年6月1日，程砚秋离开北平去上海，亲自送十岁的长子（永光）出洋到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学校读书。自己唱戏，他不让孩子唱戏；自己无法到欧洲去读书，他定要孩子去西方求学。

二、总是凄凉调

论及私生活，梨园行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程四爷无可挑剔，一生无二色!

他是19岁结婚，娶的是同庚的果素瑛（梨园世家出身），梅兰芳夫妇做牵线人。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夫妻能长期和睦相处。一个严于律己，一个慎于持家，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甘苦与共，安危相依。丈夫最终达到事业之巅峰，妻子受到业内无比之尊崇。这个比自由恋爱还美好的老式婚姻，让今天的娱乐圈多少有些羡慕。其实，家庭的幸福可以很单纯。“单”到围着一张桌子吃饭，“纯”到“你耕田来我织布”。夫妻的美满本不是向对方表白的，也不是用来向他人炫耀的。它是用来感受的———自己感受，对方也能够感受。

你看北京街头的那洋槐，花瓣由满枝转为满地；那银杏，叶片由灰绿变为鹅黄———这是树的四季风情。人也有风情，程砚秋由青年而壮年，由壮年而中年，由中年而鬓发皆斑。他的人生几步，走得有如四季一般，稳当又分明。但是，稳当分明中，自有内心的隐秘思绪；不断上进的数十载光阴，随之而来的是不尽的怅惘；在声誉日隆的壮年阶段，落寞情怀也与日俱增；在家庭一派和睦气氛里，也难掩夫妻的文化差异，其中包括思想的不同、性情的不同和境界的不同。

爱是永不停息的，爱也是永远的忍耐。在程砚秋的心灵与修养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的时候，他的爱则更多地体现于后者了。夫妻之间凡事包容，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把在家庭事务中的烦恼与痛苦，更多地掩藏起来，却留在了日记里。读着也琐细，也世俗，但也感动，因为我终于看到程砚秋的真性情。

1944年在青龙桥务农一段时光，程砚秋连续写下这样的话——

回青龙桥带茶叶年糕，素瑛意好似不必带，鸡肉叫拿青龙桥，未出言，语气甚不对，好似来青龙桥大家应该吃白水炒菜，咸菜就亦不该放香油才合她心，不知是何心理。雇了长工应该给人吃什么，就应给人吃什么，不能似家中用底下人。（1944.2.2，正月初九，P389）

我在城外所经营各事，此时是家内人尚不感所经营之事的好处，待今年年底，就觉我所买房与地的好处了……素瑛来了六天，将我平日所吃的最高待遇白面、荞面、豆面、炸年糕均吃了去了。（1944.3.11，P398）

素瑛归，好似现代官吏，将所存粮食问毕即归。（1943.12.13，P377）

7时半，老范（作者注：程砚秋在青龙桥的帮手、雇工）回，言素瑛怨花钱太多，什么亦不许拿，好笑。我想一定觉得在青龙桥所有之物，同填海一般，一去不回返似的。我亦感觉自己太傻，清闲之福不安享而又经营地亩、建筑房屋。人生如云烟梦幻，何苦自苦，不晓得数年后所有便宜归了哪个，尚不知。（1944.4.24，P409）

素瑛总觉得各物拿到青龙桥太冤，好似从此各物如同丢了一般似的，一切较好之物粮食等均不愿拿此。我若反想所有一切均我所挣，为什么我就应这样待遇，不是不公平吗？经营各事亦作此想，盖房等亦是这样想，我真觉太冤。人生再20年就死了，何苦太自苦，倘留给不肖儿女胡花更冤，更对不起老范等辛苦拉石瓦匠受罪。（1944.4.27，P409-410）

儿女等应注意者，男子应不要胡花钱而财政要自管，女孩子出嫁应将日常经费算好，与丈夫要合作过日子，财政应由丈夫去发展，不要从中阻挠。最要认清对方是哪路人，不要似母亲与我，20年夫妇尚未看出丈夫是如何人，什么作风。

与素瑛信，要盖房钱，真不痛快拿来，叫我拿什么钱给瓦木匠，因其掌管钱财故。女人要紧关头总是不明白大体，令男人塌台，见不起人。钱当然是好的，应该知道作什么花出。我在城外省吃俭用，而精神又不让我痛快，思之太不高兴了，她忘了男人尚要在外面做人。所谓克己丰人，有这心无这力。（1944.5.9，P412）

与素瑛畅谈人生，留钱经营各事均为儿女享受，名誉乃是自身流传。认清此点，诸事得放手处皆能放手，不然一切皆舍不得，心疼。讲解半天，似懂非懂似的。素瑛下午归。（1944.7.1，P423）

素瑛信言，什么都没意思，就是看到光儿（留学外国的长子永光）尚高兴，意与我同。我觉得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梦幻，将来到底闭眼了事，混吃等死。（1944.8.2，P429）

从上面抄录的数篇日记里，人们大致捕捉到程砚秋对家庭生活的感受。我一点也不意外，大概这是任何一个在外挣钱且全力养家的中国男人，都要碰到的——因对钱财支配问题的分歧抵触而生出的不满、烦闷、悲观乃至愤怒。一个有追求，一个过日子。一条是心路，一条是世路，两者走向不一。程砚秋也懂得，婚姻就是稻粱布帛，家庭就是竹篱茅舍。尽管满心向往更自主、更丰富的生活，但现实往往令人别无选择，他只有更多地向“世路”妥协。况且在家庭生活领域，没文化的、低文化的比有文化的强太多了。我甚至觉得自控力极强的程砚秋与心胸不够宽、眼光有些浅的妻子相处，实在是一种能力。于是，夫妻每次的不快与龃龉，最后都能风定人静。

再说了，人间享受的不就是浮李沉瓜吗？谁也不可能超脱。

程砚秋成名后，肩上承担的不是一个家庭，而是整个家族。有三个兄长（承厚，承和，承海），他叫承麟，行四。家族没落，家境窘困，偏偏兄长又沾染上八旗子弟的坏习性，啥都不做，只会花钱。早前一家人，靠他的母亲托氏支撑。一旦程砚秋能靠唱戏挣钱的时候，给他的任务势必就是包揽全家族的生活。谁让“程老四能挣大钱”呢？谁叫他又那么有孝心呢？通常情况是老大、老二怂恿母亲托氏出面，要钱要物。程砚秋不忍伤及母亲的面子，也念及手足之情，于是，供养兄长全部生活与各种消费成了他的义务，一辈子的义务。程砚秋爱他们、也恨他们，厌弃他们、又离不开他们。而他所经历的种种痛苦和难堪，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每次都是两个兄长到母亲卧室“告御状”，过后没多久，托氏便走到外面去“骂大街”。骂的话就像唱词一样“动听”：“你程老四唱成名啦？要什么有什么啦!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你哥哥们闹穷呀，给咱们老程家丢人现眼呐!这对你这位名角也不好看呐!程老四，你觉得吃亏了是不，你就听媳妇的话，妈妈做不了主啦，难道你就忍心亲哥儿们上街要饭去吗？你怕丢脸，我可不怕，叫街坊四邻都知道知道才好呐!谁叫你程四爷有本事呐……”（程永江《我的父亲程砚秋》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第24页）一个多钟头的轮番叫骂，把家里人吓得不敢吭一声。程砚秋戏演完了，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去老太太屋里，躬身“赔不是”。接着，请示需要“有本事”的儿子供养些什么。程砚秋为兄长买房舍，为兄长做买卖出本钱，最主要的是负担兄长们的日常“嚼裹”，按月送钱。除此，二哥经常惹事生非，三哥又染毒瘾，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家!“千斤担，一副挑，牢愁圈套我怎逃？”

在程砚秋日记里，叙述兄长及侄辈情况，比比皆是。足见，压在他身上的包袱有多重了——

（前2月24日写有：三兄处静华来要米）——静华来要米，果不出我所料，彼有所恃，本来收入不够，初云欠5天，赠米后变成15日不够，未给其米。吸大烟能将自力心羞耻心全失，令其告其父以后不要上我处来。（1943.2.28，P314）

族弟承瑞小名所儿，要钱耍无赖，年纪不到40岁，常至我家要钱，已将近30年，穷凶极恶。（1943.3.25，P321）

三兄处永庆来要米，一月数次去向我要米，非长久办法，思代其疏散家中人口，已令静贞往拜香山慈幼院孙主任，请绍介永昌、静敏入慈幼院读书，一可减轻其家粮食，虽花钱较多而有意义，二可免见其父怪样子，脱离丑恶环境，此乃治本之法。（1943.3.3，P315）

思在海淀觅住房数处，可以能安置三家兄长，市内之房太贵，不得不向外发展。（1943.3.31，P322）

三兄请杨君来，代其要求每月加11元烟（作者注：大烟）钱，太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可叹!（1943.7.21，P348）

李德久兄来，为二兄家务事。恐结果又要放在我的身上。大约海淀房要牺牲两间。（1943.8.17，P353）

素瑛、慧贞来，言二兄将王志才处存煤拉10000斤走，言与我说好，二兄这样做法太奇怪，狐狸快露出尾巴来了!（1943.9.26，P360）

到我处一切皆可拿走，养成他们（指侄辈）这依赖性，我若不管，想我太狠，做人实难。（1943.10.27，P366）

三兄家侄女侄子倒常来看我，到此拿面。我想不是为我而来，看在面的份儿上。我要无吃时可想。（1943.11.2，P368）

如今社会人士甚好处，请吃饭送钱一切问题均可解决。亲戚朋友远近一概不分就是钱最大，要钱就好办，吃更好说。（1944.2.10，P391）

我懂了：原来程砚秋一生的悲情，正是由这些里里外外的无数侵扰和弥漫于日常且又持久的抑郁压迫所形成。于程砚秋而言，家庭重于一切，家是他的生存堡垒，也是永难超度的苦海。他在日记里写下的“大大小小皆来骗我!”和每次上坟“总思大哭一场”以抒“心中蕴藏积日之悲”的句子，读来真是感慨万分!如果说，这个痛苦是他必须吞咽的，那么我们今天来咀嚼这个痛苦，就尤为同情，也尤感悲切。

程砚秋是舞台上的主角，也是生活里的主角。几十年来，程家这台戏靠他来表演，也随着他的离世而落幕。在人生旅途中，程砚秋学会的第一课，是忍耐、忍受、忍辱、忍让。此后，他跨出的每一步，无不踏着自己的汗和泪。程砚秋与有福气的梅兰芳有所不同：一岁丧父，童年跟师傅学戏，几乎就是“卖身为奴”，非打即骂，挨饿受冻。刚刚成才，崭露头角即遭遇同行排挤。在家族内部也是无风三尺浪，在母亲面前忍气吞声，在兄长面前接受逼迫强索，在妻子面前退让迁就。到了中年，程砚秋则时时处在凶险动荡的政治时局与琐细卑微的日常生活的双重夹击下，这更加重了他内心的悲情与恨意，以至于终生难消。

人皆有恨，这恨可根植于穷山恶水，亦可根植于急管繁弦。“大江东去响寒潮，总是凄凉调。”程派唱腔为什么能够强烈地表达悲伤？如寒夜里的惊悸，似酒醒后的心痛，歌吟把我们带进他的胸膛，手手牵扯出来的全是悲伤。而那低迷委婉、延绵起伏中时时显现的金属般的尖锐与纯粹，又告诉我们在他的悲伤里还有力量，他用力量压制着悲伤。也许，这是人生磨难送给艺术创造的一份厚礼。

程砚秋喜欢在太阳下独坐，喜欢一个人在田间漫步。这并非出于诗人情怀，因为只有风声、鸟声、萋萋青草和融融丽日，才能暂时驱散那笼罩心头的悲哀。

1932年程砚秋所绘菊花图

三、对青灯片言难尽

没见过程砚秋是个遗憾。我并非是指人的长相有多漂亮，按今天“帅哥”、“俊男”的标准去打量，高大伟岸的他是不够格的。但是程砚秋有“看不完”的引人气质。一如清水，气韵超群。这在艺人中十分罕见，即使在今天的演艺名流里，也是极其少有的。

程砚秋十二岁那年，得遇大名士罗瘿公。除有“声色之美”，罗认定他身上还有“光正之风”，是继梅兰芳之后的绝佳人才，前途不可限量，遂决心鼎力相助。我个人以为，最大的相助有二：一是筹措七百大洋为其赎身，使之成为自由人。二是教他系统学习文化知识，使之成为文化人。为此，罗瘿公完全牺牲了自己，除延请名师让程继续学戏、练声，还为他安排了各种课程，全面又周密：读古文，诵诗词，练书法，学绘画，观摩电影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程砚秋书法，皆为他亲书。我们所能看到的程砚秋绘画，都是他亲绘。我们所能读到的程砚秋诗作，都是他亲作。包括他的讲话、发言、考察报告，也是自己一手写就，从不劳人代笔。其文化程度，即使今天的名牌大学中文系有学位的人，未必赶得上。

这里，不妨再选一首他的诗作，读来——

一年一度看繁英，

游人结队盈春城，

突遇恶风尽摧折，

搔首问天天无情。

原来世事尽如此，

何必为花鸣不平？

人寿比花多几日，

输它犹有卖花声。

有风有骨，有品有格，把它搁到任何一个朝代，都算得好诗。有个细节，很说明问题。金融家资耀华1936年春坐火车外出公干，碰上了程老板，他立即请程砚秋餐车上一起用餐。听说要请程砚秋，车上的伙房倾其所有。用餐时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出来向程先生问好。程砚秋自带一瓶十几年的陈酒法国白兰地，说：“今晚，您请我吃饭，我请您喝酒。”程砚秋海量，三杯下肚，古今中外，兴致极高。资耀华发现这位伶人不同凡响，他的关于“戏剧艺术的高论”，“使我茅塞顿开”，“且文学造诣很深，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有独到之处”。（《陈光甫与上海银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77页）要知道，资耀华本人也是一个通晓文学、音乐、昆曲、京剧的雅士。

读了日记，我又得知，原来程砚秋最喜读的是史书。在青龙桥务农的日子，他从《史记》读到《清史》。几乎每天都读，与古人为友。书香的清芬中显露出的闲适之情和典雅之意，叫你能忘记他是一个伶人。说他手不释卷，实不为过。他也有着一般文人的习惯，阅后总有诸如“极有趣味”、“得益甚多”之类的点评。如遭遇特别的事件和经历，有了特别的感动和感受，悲身忧世，程砚秋下笔就异常地强烈了——

读《明本纪》六页。太祖始至嘉靖，均怀老慈幼，免水旱各税，祀天，莫不以民为宝。民国二三十年来，所谓上层阶级，人莫不以私欲难满为怀，姨太太鸦片大房子为宝，民焉得不困穷，国家如何得了，思之痛心!（1943.2.26，P314）

事变后，所有当局者换了数个，没有一个给老百姓留有点滴好印象。（1943.4.30，P331）

《宣和遗事》读完，徽钦二帝经过惨状，宫人、公主、王妃均被掳去，青衣行酒真不如平民精神快活，亡国之惨，真不忍读。（1943.12.27，P379）

1944年5月，程砚秋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内容如下：

宣永光所写《梦呓》、《清嘲》云：唐甄著《唐子潜书》里说，天下之大害莫如贪，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贪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常人贪，毁社会；商贾贪，扰市面；官吏贪，祸邦国，害民命!盗固然可恨，并不是人人可以为盗；寇固然可怕，并不是时时可以有寇；常人贪，还有畏惧；商贾贪，还有所顾虑，且受害者亦有告发之处；唯官吏贪，则有威权在手，有靠山在后。我国的官吏，百分之九十九必有更大之官吏为之后盾，小民虽受尽种种剥削敲诈搜求与刮搂的痛苦，绝无可以告诉之地。不过要知唐氏所言，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指中国之天地而言。因为在全球五十余国之中，独有中国是贪官污吏的养成所。你就看他们因贪污发觉被判处徒刑之后，还有上诉之余地，有不服的可能，而小民为盗为匪，则一审之后就命到底了。这就是治民而不治官，或轻民命而重官命所纵容而成的怪现象。否则，袁世凯所定的《惩治官吏法》，必不能沿袭奉行，而非如此不可的《惩治官吏法》，我与许多人一直呼喊20年之久，并没一丝的效力。岂知诛贪官杀污吏是最根本、最有效、最正大、最妥当、最清源正本、化盗寇为良民的根本而又根本唯一之道，切要之图，也是小民所日夜祈祷的实惠!仅仅这一点轻而易举的事若不肯实行，一切一切的救国救民的话，大可不必出口，在君主时代还有一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何况民国？观此文极切理……特抄记。（1944.5.19，P415）

上至最高长官下至贩夫走卒，据我眼光看法，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均是要人亦可均是贱人。世界等于大舞台，所有一切皆是与戏剧攸关。所谓要人亦不过是一演员而已，民国三十余年这般演员并未更换。（1944.3.21，P401）

本区特务郑及成来访，口出不逊之言而去，态度骄横，想定是东北老乡。现下特务名词极响亮，比日本天皇帝号还要响亮得多。（1943.3.8，P316）

所到数家均谈吃饭问题。三轮车、路上骑车无一不谈此。民国革命至今已到最后阶段，种因得果之时也。少数野心家造成万万人处此人间地狱。（1943.4.15P326）

遇小毛特务，心不快，山清水秀之地，有此种人在此，实大煞风景。（1945.6.29-30，P479）

好戏还在后头，墨索里尼暂时休息，希特勒唱累休息，恐亦不远矣! （1943.8.11，P352）

程砚秋有一颗高尚、敏感的心。这样心灵与知识相遇、与经验相接，是可以产生智慧和人生感悟的。这样的心灵在历经坎坷之后，是可以从中提炼出思想和真知灼见的。日记里，他针对现实发出的议论、对社会的怀疑以及对世道人心的判别，随处可见，均为有感而发。上面几段对时政、官吏、特务发表的看法，就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现实针对性。在一个白云苍狗、瞬息万变的动荡社会，苦难总是难免的。对于习惯于平凡的普通人而言，唯求生存而已。程砚秋则不同，他的见识穿越了岁月的黑暗，表现出一个清正文人的情怀和不肯屈从于丑恶的天性。

程砚秋有着很强的自省意识。日记里常自责，小事也不放过。酒后言多，他自责：“万俊峰君请晚餐，畅饮其自制白干酒，好极。畅谈畅食真快乐，就是酒后言多，事后思之极悔。”（1943.5.15，P335）请客花钱多了，他自责：“两桌粗菜连酒花掉600元，所谓一席饭，穷人半年粮。酒吃过极难过，酒要少吃，太伤身，特记。”（1944.2.16，p393）闲聊有失，他自责：“座中有人谈及俞振飞桃色事，当即答：现在陈女人已与其名正言顺了。言后极悔，语太刻，失之忠厚，下次不可。”（1943.5.17，P335）去岳父岳母家，回来也自责：“与素瑛至岳父处看岳母，谢了好几样，我亦记不清了。自发议论太多，表示我能，太差，应自注意。素瑛亦同我的毛病一样，皆是没涵养之故，下次不可。”（1944.8.9，P430）失约了，他也自责：“至励俊锋兄处，因定今晨6时赴西直门外散步，起晚未如约，甚不安，故送40年白兰地两瓶，道歉意。”（1943.6.6，P340）

《红拂传》程砚秋饰红拂

自己守时，也要求别人守信。一次，应约给朋友写集锦之扇，接扇即写，写毕即令小二送达下家。事后“听小二言才知未送去，听此话大气，我赶写结果未送去，少吃一馒首。”（1944.7.19，P426）第二天，还惦念着，“若再不送去真活活把我气煞了。”（1944.7.20，P426）。第三天，还在日记里念叨。今人早已习惯失约，充其量说声“抱歉”罢了，但程砚秋能数日不安，做出补救。别人失信，他也不容。这一方面可见对己之严，另一方面，说明他像个西方人，把守时守信视为重要的行为品德。

梨园行盛行的“竹戏”（麻将），对此，日记里程砚秋说得更多了：“打牌耗夜于身体实无益，可说对竹戏趣味毫无，散后预定至我家来竹戏，当时未允，恐竹戏开始无已时，金钱，竞争，徒伤感情，儿女效法又不卫生，环境立场不同，恐外人道抽头聚赌嫌疑，有此数点极不愿意，极力避免至我家来打牌，友人不谅解亦无法。”（1943.3.21，P320）

小事见人品，修养看细节。难怪人们说：美人就是细节之处经得起挑剔。程砚秋无可挑剔。日记里，有一张郎之万题词的影印件。这个著名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非常推崇程砚秋的人品，说他“品德崇高”，自己“益深钦佩”。（“郎之万题词”，日记P112）

程砚秋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眼光自然远些，能有所超脱。两位朋友来信，问他是否从此不演唱，若从此不唱太可惜。他在复函中写道：“适可而止，所谓好花看到半开时，何况是快落之花呢!”（1943.3.20，P320）要知道这一年，他才三十九岁。他是名角、大名角，但素喜平淡和平凡。1943年12月4日，程砚秋进城办事，足蹬大毛窝（即棉鞋）、身着大布袍，遇到的同行熟人说自己的样子和举动“不似四大名角”，他听后特别高兴，感觉是“甚合我意”。

当然，他对自己的艺术成就，打心眼儿里还是在意的。一次，朋友告诉他，因为自己不唱戏，社会遂有“无戏可看”之说。听后，程砚秋十分快意，当晚写下这样的文字：“言社会人士听我不唱之信，皆言无戏可听。我想唱到适可而止告一段落，与人回忆极有味。因向不与人争论，请新闻界吃饭向不做此利用，好坏自有公论。埋头多年研讨，今始大家公认不唱可惜，我心极欣慰，不枉多年苦练习。”（1943.5.9，P333-334）

程砚秋在生活中追求什么？1943年9月6日的日记里，他写明：“上午练拳，舞剑，下午画梅，写字，读书，散步，一日均做雅事。所谓应有尽有，来多日此日没虚过。”看来，以唱戏为业的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并非终日唱大戏，挣大钱。

“悠悠江海心，点点星霜鬓，对青灯片言难尽。”每每想到他一人住在乡下，翻阅史书的情景，突然觉得他是多么寂寞，也多么甘于寂寞。灯花已落，星月又沉。程砚秋力图寻找宁静与充实，宁静是求得一种潜沉，充实是感受生命的丰盈，心灵纯如落叶。有人说：一只鸡，只要有飞的勇气，就是鸟；一只鸟，放弃了飞的念头，就是鸡。伶人程砚秋是鸟。

自甘沉入底层的他，始终都在飞，从未坠落!

四、浮名与我无萦绊

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一路南下、蓄须明志是公开的反抗，程砚秋蛰居京郊、归隐务农也是彻底的反抗。他甘心自沉，沉入社会底层。两厢比较，程砚秋选择的人生路途似乎走得更为艰难辛苦，单是务农，就费尽心力。不难想象，这对于一个经济富足、生活优裕的名伶来说，需要多大的决心和勇气啊。

有关农事的部分，在日记里占据了主要部分。程砚秋不但记下自己在田间地头干了什么，还写下自己干活的心情和感受。很概括，整天的活儿，落到纸上不足一行；很细致，连送给每个帮工的青布裤都有价格标注。他既兢兢业业，也津津乐道。我真的不大明白，一个日日应酬不断、夜夜粉墨登场的大角儿，怎么就独自住在乡下，且那么地习惯于农家辛苦，习惯于粗糙环境？在演艺道路上，他是快步如风。在青龙桥务农，他的步子也是迈得虎虎生威。热闹职业与底层生涯，程砚秋都一样地投入专注，一样地兴致勃勃。真不简单!

下面，是日记里几项农事的记录。寥寥数语，一句喟叹，可知其生计的难易，也可见其人生的态度。

治安军赵队长、朱队长来访，赵队长问我起居，吃粗粮他不相信，临走至厨房参观，掀起笼屉看里面均系黄金塔（作者注：即玉米面窝头），可证明我并未说谎。黄金塔颜色的确与买者不同，因系自磨故。外界人理想不知我有多少钱，多样享受呢，自己苦他等如何晓得，说无钱他等亦不信，名之累人有如此。人生处世黑白，凭人所视各有观测不同，叫我亦不知做人是应如何做法。

我若能常有黄金塔吃，就念阿弥陀佛了。（1944.3.22，P401）

……刨土极累，小小一坑如此累，若思瓦匠等庄稼人之劳累，万分之一亦较不足，真惭愧。（1944.5.16，P414）

练习贴玉米饼子，不错尚好。夜大雨。第二天妻女来洗衣服，即将初学的贴饼子奉上。（1943.8.19-20，P353）

来数日连做10日饭就累得如此，可见人不要太享舒服，做老太爷，奴才事就做不下去，天天吃玉米不惯……晚饭熬冬瓜摊鸡蛋，皆自做，甚感有趣味。（1943.8.25，P354）

自做饭，觉由早至午甚忙，吃完饭，洗碗打扫毕休息真感舒适，人真该每日勤劳，才感痛快，不然亦不觉休息时之愉快。（1943.9.10，P357）

至地内帮老王种蒜，种了四扇是八畦，备明日浇水，用手扒粪亦不觉其脏，常与大粪堆接近久而不闻其臭，并感其是珍宝一般看待……明日装碌碌备浇水，请他们喝酒确是应请。（1944.3.14，P399）

看装碌碌极顺利，浇水大唱碌碌歌。酒一斤，羊肉一斤吃了大家很高兴。（1944.3.15，P399）

磨谷10斗。天极热，睡了4小时，浇松树14桶泉水，代邻居老妇人打了4桶水，今日甚对得住所食两顿饭了。（1944.6.21，P421）

（大热）送洗脸手巾4条与地内工友，皆大欢喜。（1944.6.26，P422）

晨锄街门外之草，出汗极多，西红柿插秧，这一日劳动未虚过，甚对得住老天。（1944.7.9，P424）

回乡正好，玉泉山内割谷，至地内与工人每一条青布裤。若按市价买，要200多元一条，他们很高兴。（1944.9.5，P435）

至玉泉山帮同割芝麻，很多帮扛芝麻捆，预备两天割完，结果一天，所帮劳累甚值得。今日未睡午觉，感精神甚佳……回家后看两大堆老玉米，已均脱去外皮，原来左右邻居为剥皮烧火故，所以甚快剥完。（1944.9.14，P437）

挑老玉米棒40余挑，肩臂肿，然而极有趣味，甚对得过今日所食之消耗量。夜贪凉应注意。（1944.9.15，P437）

早晨左右邻居来穿玉米粒，甚紧张，为贪图玉棒骨故，因燃料贵而不易得。我们备快穿下来好拉进城，真一举两得，一整天穿了五分之三粒籽。大家甚兴奋，人多好办事……永源来带熏鸡一只大嚼。（1944.9.16，P437）

至地内帮同割高粱，天欲雨急赶回收玉米豆……收毕天晴，老天真闹玩笑不小。（1944.9.18，P438）

落雨，独自将玉米挫出晒。满头大汗，有趣。（1944.9.24，P439）

独自将玉米豆晒收，吃到嘴里确不易，满头大汗。吃窝头尚如此困难，其他可知。（1944.9.25，P439）

挑玉米过北院，30余挑……肩较上次所挑时疼痛减轻，想肩头已有了抵抗缘故。（1944.10.7，P442）

我有意抄录的是，程砚秋种玉米直到吃玉米面窝头的日记片段。用意很简单——希望我们能体会到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其实不多。但就是这“不多”的东西，要耗去多少心血。程砚秋京郊务农，已是四十上下的岁数。那时，他名满天下，艺术上炉火纯青，经济上盆满钵溢。在上海一个档期唱下来，存入银行的是金条。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吃香的、喝辣的主儿了。论常理，人过好日子容易，回头再过穷日子就难了。偏偏程老板一反常理：农活干得满头大汗，他说“有趣”。忙得未睡午觉，他感到“精神甚佳”。挑玉米棒子肩臂肿了，他觉得疼，“然而极有趣味”。用手扒粪，他“亦不觉其脏，常与大粪堆接近久而不闻其臭，并感其是珍宝一般看待”。对于吃咸菜啃窝头，他说：“若能常有黄金塔吃，就念阿弥陀佛了。”青龙桥的日子有如清水磨刀，细细地流，缓缓地行。究竟是何原因，能让他如此安然？毋庸置疑，遁迹归隐本身就饱含一种民族意识、一份家国情怀。但我以为，从个体意识方面来看，程砚秋长达数年的沉寂，更大程度是源于个人秉性、心理状态、人生目的、阅历及感受。在日记中，他坦承“常感做官之无味，尤其做现代官。极想子弟务农，他等心理恐不我同……因极喜园艺生活，与世无害，始其因收其果。戏生活暂停止，不能不作另生活，以免白食无可对天之事。”（1943.5.8，P333）1943年12月9日，他路过一片坟地，晚上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因沿途所见均系墓地土馒头，知自己何时做了馒头馅，不愉快而归。名利贪来不过如是。”总说“绚烂之后归于平淡”，程砚秋是绚烂之时便在寻求平淡了。罗瘿公的培养和长久的自我修炼，在国破家亡的特殊背景下，使程砚秋颇似一个热衷于经营园林的明末文人。园林中呈现的并非穷困，而是主人的操守与闲适。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程砚秋去颐和园赏花，归家后写道：“颐和园花开甚盛，自家院内丁香、海棠开亦极佳，连年春季外出，园中所有之花未见其开落，今始见之。年年苦筹衣食计，不知院内有花开。”（1943.4.22，P328）看来许多微不足道的琐事，忽地都变成了生命的咏叹——读后，心中自是一惊。是啊，出身贫苦、性格坚忍且自幼发奋的程砚秋，于艰辛中磨砺出的是从容态度，穷也过得，富也过得；在压抑中打造出的是一根不会弯曲的脊梁，上也上得，下也下得。所以，在他眼里，所有的要人都是演员，都是在表演。在他心里，唱戏和务农都是一样的，都是手上的“活儿”，无非是苦筹衣食的方式罢了。种，刨，灌，锄，割，晒，挑，扛，磨……以及买料盖房等，最不擅长的经营，他却最为着意，字里行间的味道也最浓。带着辛苦，带着感受，也带着淡淡诗意。

若问，程砚秋快乐吗？

看天上日出月落，听山中禽鸟啾唧，是他的快乐。和孩子们一起捉蟋蟀，是他的快乐。他的快乐还有：“一日午饭后至玉泉山落雨至一泉喝水，步行而归。走路甚多，这才不失来乡间意义。夜大雨，闻此大雨之声极欢喜。”（1944.6.28，P422）当然，程砚秋还是个助人为乐的人，代邻居老妇挑水，他快乐；与帮工一起喝酒吃肉，他快乐；送工人毛巾、青布裤，他快乐；给村子里盖厕所，他快乐。“路上见一老妇人被自行车撞倒，看极痛苦，即与其40元雇车，叫小六扶其上车而去，心里甚觉愉快”。（1945.2.19，P470）

无人喝彩，从不影响他的做人兴致。“浮名与我无萦绊”，程砚秋有更高的自我期许。

五、煞尾

程砚秋的抗日态度是异常坚定的。他拒绝为日本人唱义务戏，他在火车站直接和恶势力冲撞。1944年3月深夜，日本宪兵和伪警闯入程宅搜捕他……各种胁迫，纷至沓来。日记里记录着程砚秋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对官府吏员的鄙夷，对前途的关切与揣测。梨园行的人都很佩服他，说：程四爷是条汉子，“有种”，“好样的”。

但是，程砚秋毕竟是个以唱戏为生的伶人。他要养活一家人，要一手托个戏班，要维持场面、体面和情面，要照顾亲戚，要打点朋友，要周济手下，还要随时对向他伸手求助的人施以援手。再说了，梨园行的人一心唱戏，不管是袁世凯听戏，还是毛泽东接见，在他们眼里都是观众、看客。程砚秋一辈子结交了不少政坛人物，反动者如王荫泰，革命者如贺龙。日记里也记录着他与这些人的往来，交往的内容多为应酬，属于私谊，与政治并无干系。不稀奇!从古至今，有名的艺人不可能脱离政界人物和商界大腕。现在不是也如此？日记里还写有许多人情世故的细节，很有趣，我们能看到程砚秋的真性情。

日记比较令人失望的地方，在1949年后的部分。既少，也碎，不知是程砚秋自己越写越少，还是程永江有所顾虑，把它编成这个样子。

我和同事一向以为程砚秋从1949年到1958年期间，是非常重要的人生阶段。和梅兰芳相比，程砚秋是积极的、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名伶。但是，有主见的程砚秋不是无条件地顺从。凡涉及艺术问题，他的原则性和坚定性就显露出来，在态度上比梅兰芳激烈。比如，当禁戏禁到大家无戏可看，剧团也无戏可演的地步，他站出来，怒称文化部戏改局（即戏曲改进局）为“戏宰局”。凡涉及艺术问题，程砚秋的专业性、学术性就显露出来，其水平之高甚至为学者所不及。比如1950年即提出戏曲要培养专门编剧人才，且与大学洽商合作；要研究和保存戏曲文献，要撰写《中国戏曲志》，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戏曲通典》、《中国戏剧史》等；要建立戏曲（音乐）博物馆；要建立国家剧院；要建立完善的国剧学校；要采集散落在民间的戏曲资料。有趣的是，程砚秋50年前的所有建议，成为此后五十年我们戏曲学科建设的“线路图”。现在新疆的“十二木卡姆”，被定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知道，是程砚秋立下了头功。1950年赴西北考察，一眼认定这几近失传的12套大曲为无比珍贵的民族音乐成果，随即向王震提及此事并获得重视。

程砚秋只活了54个年头，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被禁演的《锁麟囊》。

生命如秋叶，飘然离去；艺术似春水，柔软又绵长。

2010年3月—6月北京守愚斋

（原载《南方周末》2010年7月1日、7月22日）

【注释】

[1]章诒和：知名作家、戏曲研究学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