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墙式汉奸周佛海

骑墙式汉奸周佛海

双阳

周佛海是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同时又是个颇有文人气息的汉奸。早年是小有名气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后来又成为三民主义理论家，再后又是汪伪“和平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一贯善于文墨、勤于写作，写的内容却经常见风使舵、变化多端。

与蒋介石一样，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从1937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起开始，一日一页，一年一本。家中遭遇火灾，老婆首先抢救珠宝首饰，他则马上去抢救其日记，可见他对自己日记的重视。在回忆录方面，他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刊载在《古今》等杂志上，1943年由杂志的古今出版社结集出版为《往矣集》。

《往矣集》内收《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苦学记》、《扶桑影溯当年》、《盛衰阅尽话沧桑》、《走火记》、《自反录》等篇。《苦》篇所记，主要是家世和幼年从学经历。《扶》篇所记，主要是他在日本的留学经历，包括他发起组织共产党的经历。《盛》篇记述回国后到抗战爆发的从政历程。串联来看，可以周佛海的半生自传视之。这一点和陈公博的《苦笑录》差堪相似，都是“半截子工程”，都只记述成为汉奸之前的从政生涯，从题目“往矣”、“苦笑”来看，也都别有怀抱、充满悲情。

《古今》杂志主编朱朴所作序言中称，《往矣集》乃是《古今》杂志所推出的《古今丛书》的第一种，收入者多是周佛海为杂志所撰特稿，并称：“在过去十数期的《古今》中，虽名作如林，无篇不精，但是读者所最欢迎各方所最注意的，当推周佛海先生之作为第一。”

朱朴称：“他的文字之所以能博得大众之热烈欢迎，依我个人的分析，全在于一个‘真’字。一般人读了《三国志》及《水浒传》两部小说，没有不对于张飞李逵二人引起无上的敬爱者，无他，因为张飞李逵二人完完全全是一个‘真’字的表现而已。”“在我生平所交的朋友中，秉性之忠厚，情感之热烈，待人之真诚，行为之侠义，没有一个比得上周先生的。”虽是阿谀之辞，但周佛海在“气焰正盛”时的文字，除了以奉承汪精卫的《汪精卫先生行实录序》作为开篇之外，的确没有太多“官场气”。这也是此书可堪一读的原因。

野心与革命

周佛海早年丧父，由寡母抚养长大，由于聪慧好学，成绩超拔，也素来“醉心”政治。家乡沅陵县城内有一座文昌阁，周佛海在《往矣集》中的《苦学记》一文中记述：“袁氏（袁世凯）死后，内阁常常更动，一下子某甲入阁，一下子某乙入阁，在看报之余，居然也想将来要入阁了。我们学校扩充，把附近的文昌阁，并入学校做宿舍。我因为常常想将来一定要入阁，替国家做事，所以和同学说到文昌阁去，便说‘入阁’……主观上虽然有这种气概，客观上上进发展的机会，可以说是绝对没有。真是前途黑暗，四顾茫茫!”这无疑是一个穷学子信心百倍渴望出人头地的真实写照。

机缘巧合，在老师和同学资助之下，他得以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还写了不少分析国际政治、推介新思潮的文章到国内杂志投稿。他的政治开篇，是回国省亲期间，结识陈独秀等，遂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一大”，成为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地位仅在陈独秀之下。

回忆自己参与发起共产党，周佛海坦言自己的目标是想成为“中国的列宁”。“我为什么赞成组织共产党，而且率先参加？第一，两年来看到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很多。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性，不觉信仰起来；同时，对于中国当时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而又为俄国革命所刺激，以为非消灭这些支配阶级，建设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国，这是公的。第二，就是个人的动机。明人不做暗事，诚人不说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我决不说假话，说当时的动机，完全是为国为民。不过个人的动机，不是升官，不是发财，不是享乐。……当时所谓个人的动机，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的时候，正是巴黎和会的前后，各国外交家都大出风头。所以当时对于凡尔赛，非常神往，抱负着一种野心，将来想做一个折冲樽俎，驰骋于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光荣的大外交家。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列宁、特路茨基（即托洛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虽然现在年将半百，一事无成，但是当时意气之豪，实可以上冲云霄!怀着这样野心的青年，又值中国政治腐败，世界革命怒潮高涨的时候，那得不本着创造的精神，去组织一个新兴的革命党!这便是我参加发起‘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一大”期间，周佛海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被报纸曝光，他也受到党内批评。会后，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后又被捕），周佛海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陈独秀出狱后，他携杨淑慧返回日本。1922年，周佛海在完成了第七高等学校的学习之后，可在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中选择其一读书。“究竟进东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费了不少的考虑。当时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为要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所以便入了京大。”

曾经以《经济学大纲》风靡国内学界的河上肇，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当时仍未发展成熟，也有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点。周佛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走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与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颇为异曲同工，但陈是对共产党不满在先，论证马克思主义“并非真理”在后;周却是在研究中得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并以此为后来脱党的理由。与此成为对比的是同样留日的周恩来。一篇研究论文指出：“周恩来与周佛海均留学日本，学习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由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态度差异很大，加上河上肇学说中混合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取舍，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周佛海则从信仰共产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抛弃共产主义运动，两人的不同人生道路留给后人许多思考。”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政府虽不禁止对于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但却严禁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及活动，周佛海参加中共“一大”及其后的活动，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不知道，但日本警方却完全掌握，并对周警告“敲打”。周佛海为学业和生活所迫，也只好“夹起尾巴”不敢擅动。虽与共产党活动渐行渐远，但也促进了他的专心学业。留学期间，周翻译了《互助论》、《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社会主义名著，也翻译了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概论》、翁特曼的《马克斯经济学原理》和野村兼太郎等的《各国经济史》等经济学著作，成果丰硕，他也成为“国内排得上号的老资格马列专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理论思潮框架内的政治经济学有着独到的理解”。

1924年春，周佛海京都帝国大学毕业之时，正为找工作操心，理想是当北京大学教授或商务印书馆编辑，月薪有150大洋便“心满意足”。“到政府机关去运动一官半职，既然不是我的志愿，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应为。”不料恰逢国共合作，机会从天外飞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以每月200大洋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以每月240大洋的高薪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面对高薪厚禄，周佛海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志向，欣然投向政坛。面对其后国共对立局面的不断显现，他又继续为戴季陶、邹鲁所笼络，投向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离心倾向日益加重，拒不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周恩来亲自上门做周佛海的思想工作，但他一意孤行，还给中共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声明退出共产党。

脱党之后，周佛海与广东大学几名教授一起创办了《社会评论》杂志。创刊伊始，周佛海便发表《中山先生思想概观》一文，提出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物的条件和人的条件，都不具备，因而“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同年8月，周佛海将此文印成小册子，戴季陶特地写了《再版序言》，说：“我常说‘从社会进化史的见地，研究两先生（指马克思和孙中山——笔者）的思想，可以说，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是第一原则，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是第二原则。用马克思的经济史观可以更证明中山先生民生史观的真确，而不能减少中山先生思想的价值’。佛海先生在这一点，和我所见，大概相同。他能看到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观，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更深刻博大，这是特异于一般盲信马克思者的地方。”周佛海还发表《反共产与反革命》、《再论反共产与反革命并答中国青年》等系列文章，辨析他的“反共产”观点与“反革命”的不同，意在证明自己的“革命”。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整个民众的力量，打倒封建军阀，要以整个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在，并不需要农民对于地主，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所以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以全力来参加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一观点，应该说是相当部分国民党员的主流看法（陈公博回忆他与鲍罗廷的论战，也大同小异），也说明周佛海已经完全脱离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在《往矣集》中，他也以一副忏悔的姿态说：“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党，是怀着满腔希望，而且举全副精力去奋斗的。哪知道以后参加了恶劣的分子，越变越坏，竟变成杀人放火、屠城洗寨的流匪，和张献忠、李自成一样的残忍。所以第一次全国代表的人物，大部分都先后宣告脱党。……我们发起共产党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恶化到变成流匪。作俑的人，实在罪孽深重!”

国共皆欲诛之

1927年，国共矛盾激化之际，周佛海正担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介石，邓演达是代理校长，张治中为教育长，后两人各有兼职，“学校的事，大半由我主持。当时最痛苦是，就是应对国共的摩擦。我已于十三年冬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对我，自然是对立的。同时国民党的右派，却认我仍然带有红色，时加以监视和牵制。”事实上，经由“伯乐”戴季陶的指引，他已决意靠拢有“枪杆子”大权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之后，邓演达派恽代英担任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政治部主任职务。周常称病不到学校，并密谋逃走。正值夏斗寅进攻武汉，学生军匆匆出战，恽代英以代理政治部主任名义，随军出发，周佛海在校留守。他利用岳父与船务公司的关系，带着以看戏洗澡为名离开武昌的妻儿，在汉口上了外国轮船，前往上海。

共产党发现他逃走之后，即电九江军警截留，但此船并未在九江靠岸，未能截住周佛海。“谁知跳出了天罗，却跌入了地网!”周佛海格外小心，船抵南京并未上岸，打算到上海后先电蒋介石及张治中等人，然后再到南京。谁知他在船上便被国民党人发现，在南京向上级报告，南京政府便派人跟踪，并电上海方面逮捕周佛海。他上岸后即被巡捕房逮捕。好在被捕当天是星期六晚，他一关便是四天，没有被立即引渡到国民党的特务处。妻子杨淑慧后上岸，也未被捕，当时上海传说共产党捉到就杀，发现丈夫不见后着急寻找，得以向各方奔走。“如果早一两天引渡过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为那时杀个把人哪里算一回事。”“南京上海主张杀我的人都很多”，上海方面也不敢放他，关了两个星期后才移送南京，经电话请示在徐州前线的蒋介石，才予以开释。

周佛海在回忆文章中用大块篇幅追述这段往事。“这是我生死关头，所以这一段特别写得详细。”后怕之情，溢于言表。当时审理他的上海“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群，后来也成为汪伪政权高官，周佛海对他大加拉拢，但私下对儿子谈起来却“旧嫌未消”，称陈群恨不得杀了他，但因杨淑慧的营救而没有成功。这段“国共皆欲诛之”的经历对周佛海的影响，一方面是了解到投靠“实力派”的重要性，一方面也知道“得罪谁都不行”，这也许是他最后成为“日、伪、中皆曰可用”的“骑墙式汉奸”的思想根源之一。

日、伪、中皆曰可用

蒋介石回南京后，周佛海又被任为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惊魂初定，他又开始撰写《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打算奠定自己“三民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向国民党表明自己的忠心。

周佛海作为蒋介石的“文胆”之一，与邵力子、陈布雷、陈立夫等一起参与机要，起草公文，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颇得蒋的信任。蒋介石建立“中统”，周佛海与陈果夫、陈立夫同为领导核心;蒋建立“复兴社”（后改为军统），周又被指名为该组织最高级干部之一。与一众幕僚同事，也交情颇深，抗战后周作为汉奸被逮捕之后，陈布雷、陈立夫以及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方都出力为之求情。但作为“半路出家”的幕僚，他虽时有升迁，但地位仍“半红不黑”，较有实权的职位不过江苏省府的教育厅长，与野心相比，自然感觉“很不得意”。据其子周之友在《我所知道的汉奸周佛海》中回忆，他对儿子说过：“我在重庆很不得意。自从脱离共产党后，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也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现在当国民党宣传副部长，和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心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外一条道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以说，周佛海的卖国，首先是追求自己政治上的野心。

周佛海留日多年，颇有日本情结，面对日本侵略日甚一日的局势，他成为“主和派”的一员，与胡适、陶希圣、梅思平等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据他对周之友的说法，“低调俱乐部”主要有三个论点：第一，中国的问题必须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仗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和日本人办交涉，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的，但这事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形势仍然不宜抗战。周佛海的“妙论”是“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这些观点，和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颇为“同调”，原被视为CC派的周佛海也逐渐从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敌变成汪精卫的亲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可算委以重任。但他却主动派出高宗武、陶希圣等人与日本人暗中谈判，百般劝说汪精卫接受日本的诱降条件，积极开展“和平运动”，成为汪记“和平运动”的总参谋长。他和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成为汪精卫“下水”的两个最重要推手，而周更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他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劝驾工作，在日记里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计划”。

更有一种说法，周佛海之所以敢瞒着蒋介石和日方谈判，是因为周佛海“研究”断定蒋介石的真正态度是“主和”，“由于举国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战，蒋先生不能不附和，而且比别人的调子更高，以便压服反对他的人，争取舆论的支持，蒋先生是被逼迫着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周佛海决定“以自己的胆识，把蒋先生的做法反过来加以灵活运用，等决心和平后，再向蒋先生报告”。事实上，蒋介石在知道高宗武等私下谈判时，也并非对之进行处罚。出逃之前，汪精卫和周佛海都各留下长信给蒋介石，强调自己是“曲线救国”，“从敌人手下去拯救人民”，“不惜牺牲个人名节去为沦陷区人民做点工作”。1945年元旦，周佛海致信蒋介石，称：“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露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钺所加，死且瞑目。”据说蒋介石阅信后为之感动流泪。

1938年12月，周佛海跟随汪精卫出逃。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作为汪的代表，与日本的影佐祯昭在上海签订了卖国密约。抗战后周佛海被捕后受审，被法官责问：“为何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甘心附逆？”他回答道：“当时我认为中日两国，实力悬殊。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仅2年多时间，我国就连续失陷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诸通都大邑。长沙一地，日本军队未到，被自己烧得精光。我认为抗战必败，所谓胜利，前途渺茫，所以赞成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近卫文提出‘中日亲善’三原则，我认为是媾和的大好时机，所以从重庆经昆明出走河内，转道香港返沦陷区。”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中央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被任为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委员秘书长等要职，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伪警政部长、伪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伪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委员长、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等职务，掌握伪府的外交、财政、警察、特工与军事等各项权力，是傀儡政权中最具实力的显赫人物。周佛海受到如此“重用”，与他“懂日语、通日情”是分不开的。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这里，既有情感上“亲日”的因素，也有日本人刻意利用的因素。

伪中央政权成立时，伪政府中的各院、部、会的汉奸要员，都是在周佛海笔下提名炮制产生的，周佛海对此十分得意。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枉生一世也!”

周佛海的荒淫和腐败也是汉奸中有名的，闹出不少醋海翻波之事。日记中披露，周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20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3000万元（约合当时黄金7500市两），周佛海估算“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私人日记中的沾沾自喜，到了对外的文章中，就变成精心炮制的“悲天悯人”、“苦心孤诣”。在《往矣集》中，周佛海以“孤臣孽子”自命，大赞汪精卫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又为自己诡辩道：“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功罪难分。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子孙!后世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好，无声无臭，与草木同朽更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但是个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谅于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所以现在距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达到，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哪里能够因为人事沧桑之感，而改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呢!”

周佛海甘当汉奸，但绝对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成立伪政权后，他在日本人默许下，做诱降重庆政权，谋取“全面和平”的联络工作，同时不忘瞒着日本人和汪精卫，向重庆时时表明自己的“苦心为国”的合作意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预感到日本必败，更是频频向陈立夫、戴笠、顾祝同等人示好，如出面保释被捕的国民党要员、搞物资交换、在自己家中设立与重庆的直接联络电台、允许国民党特工在自己身边公开或秘密活动等。因其所处地位重要，国民党也对其积极争取，戴笠利用周对母亲的孝顺之情，将其母关押在息烽监狱进行要挟;陈立夫要周“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汪精卫）”，蒋介石也给周写“知名不具”的亲笔信，要他“暂留敌营，戴罪立功”。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和情报机构也对其进行过劝导、策反。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佛海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拍了急电，表示他愿以“完整的上海奉给中央”，并乘机向蒋表忠心说：“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后，宁愿死在主席之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令其负责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在阻止新四军武装收复沪杭地区上发挥了不小作用。经此种种，周佛海自以为高明，俨然以抗战的“有功之臣”自居。在重庆被关押期间，他与沈醉争辩“汉奸卖国贼”的称号：“说我们是去当汉奸，我们承认，有时也感到这两个字的可耻。但说我们是卖国贼，杀了我我也不承认。因为我们无国可卖，只是替被敌人占领了的国土上的老百姓做点事。这些国土是敌人交给我们，怎么反而说是我们卖掉的？”在法院审批时，面对法院对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起诉，他强词夺理地称自己最初是“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后来是“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

1946年4月，国民党当局先后开始了对汉奸的公开审判。陈公博、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陈璧君、缪斌等首要汉奸一一受审，不少被判死刑。但罪行更大的周佛海却逍遥法外，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质问当局“独头等汉奸周佛海不知其何以久无消息”？迫于压力，国民党当局于1946年10月公审周佛海，并判处死刑。经其妻子多方奔走运动，甚至以公开蒋介石的亲笔信相威胁，加上不少国民党要员为其开脱，或许还有考虑周佛海还算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因素，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将周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2万多名汉奸中，周佛海成为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但周长期恐惧，重病缠身，已是时日无多，不到一年即病死监房。

对不祥的命运，周佛海也早有预感。在《往矣集》中，他袒露纠缠自己多年的无奈与虚无：“我一生的遭遇，总觉得都是命运的支配。我现在能够有这样地位，负这样的责任，决不是我的聪敏才智说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侥幸。侥幸，就是命运。”“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争夺呢!”个人立场转换仿佛和政治风云变幻一般无足轻重，宿命虚无之思在现实中便落脚为及时享乐的托辞，文人之笔固然高蹈，但联结的却是争名逐利的“文人无行”，未免令人失笑。

三大汉奸中，汪精卫13岁丧母，14岁丧父;陈公博20岁丧父;周佛海也是父亲早故，由寡母抚养长大。周佛海和陈公博都以孝子著称。军统头子戴笠对周佛海的争取，也是从软禁和善待其母亲着手。“心伤慈母线，泪染旧征衣。回首风尘里，中原血正飞。”这是“孝子”周佛海早年离乡求学时写下的诗句。“忠奸不两立，生死莫相违;知否渝中母，倚闾望子归？”这是军统特务以其母亲名义写给周佛海的“策反”书信中的诗句。怎奈母虽“倚闾”，子却“骑墙”，欲求“忠奸两全”、“忠孝两全”而不得，甚至“奸孝两全”也不得。他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是一个背道者虚幻追求自我心理弥合的残缺样本。

（原载《随笔》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