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后唐灭梁”

毛泽东评点“后唐灭梁”

胡长明^[1]

毛泽东一生崇尚斗争，认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他在读史的时候，尤其重视那些云谲波诡、事态百变的争霸之世，而五代十国正是继春秋战国、三国鼎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个天下大乱、重新洗牌的纷争时期，因此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为了解和熟悉这段历史，他阅读过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以及《资治通鉴》、《通鉴纪事本来》、《古文辞类纂》等书中有关五代十国的内容。仅在读新、旧《五代史》时，他就在书中写下近四十条批语。在五代十国的历史事件中，他又把“后唐灭梁”作为重中之重，对李克用父子与朱温父子之间的较量过程作了仔细的揣摩和分析。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点深刻精警，融入了他对战略谋划、攻守转换、事业起伏以及临机决断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朱温之狡猾过于曹操

朱温（852—912），小名“阿三”，宋州砀山（今安徽砀山）人。父亲朱诚是个乡村教书先生。朱诚死后，朱温兄弟二三人无以为生，遂随母亲前往萧县人刘崇家帮佣糊口。朱温壮勇有力，性格凶悍而泼赖。他不屑做工，又嗜酒好吃。有一次，他因无钱付酒钱，竟将主人刘崇家的饭锅偷去卖掉。事发后被刘崇捆绑杖责。正当朱温委身泥滓、灰头土脸之时，黄巢起义的爆发，给了他一次咸鱼翻身的机会。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黄巢于曹州起事。不久，朱温与其二哥朱存参加起义军。朱存战死，而朱温却跟随黄巢攻陷京师长安，且因战功先后任东南面行营先锋使、同州防御使。是时天子幸蜀，各藩镇合兵镇压起义军。朱温数败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眼看情势不妙，朱温听从谋士谢瞳“黄巢起于草莽，不足以共成事”的劝告，于是仿效章邯背秦而归楚的故事，杀掉监军严宝而投降于王重荣。唐僖宗大喜，赐名“全忠”，并任命朱温为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由此，他掘得了其发迹路上的“第一桶金”。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黄巢被迫退出关中，往东攻破蔡州。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叛附于黄巢，遂围攻陈州。时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的朱温率兵解陈州之围。并会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大败黄巢军于王满渡等地。黄巢一路东撤，次年在山东狼虎谷为徐州节度使时溥的追兵所杀。黄巢既灭，在镇压起义中诞生的各路军阀迅即开始混战。朱温以汴州为战略根据地，全力施展其纵横捭阖的手腕，逐渐殄灭或降服了除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之外的各路劲敌。

907年，朱温废掉唐哀帝李祝正式称帝，建立后梁政权，改元“开平”，改名为“朱晃”，以示其为太阳之光，将为万世开太平。称帝后的朱温与盘踞山西的李克用父子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但战事渐渐不利于己。朱温本是流氓出身，登基后诛戮大臣，又荒淫无度，竟与儿媳刘氏、张氏等私通取乐，以致在912年被儿子朱友硅杀死。杀父之前，朱友硅怒骂“老贼万段”，可见其怨毒之深。

毛泽东对朱温发迹，特别是对他在强敌环伺中如何壮大自己、捷足先登的过程很感兴趣。他在读《旧五代史·梁书·太祖本纪》时批道：“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为什么毛泽东认为朱温的狡猾超过了曹操呢？这是因为朱温在以汴州为战略基地时所面临的形势比当年的曹操更为复杂，而所采取的手段也更为多样化。曹操的老巢在许昌，周围有吕布、袁绍、袁术、刘表等对手，但当时真正与曹操有得一拼的是袁绍。官渡一战，曹操打败袁绍，基本上就统一了北方。而朱温的周围都是强敌环伺，西南边有以残暴著称、据有蔡州的秦宗权；西北有以太原为基地的沙陀部劲敌李克用；北边有以河北大名为中心的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东南有以徐州为基地的大军阀时溥；东北边有盘踞山东兖州、郓州的朱宣、朱瑾兄弟；东南面还有以扬州为基地的杨行密等。朱温处四战之地，面对众多如狼似虎的对手，他必须采取比曹操更狡猾的手段、策略，才能脱颖而出。

朱温仔细分析了他面临的众多对手的不同特点和对自己的威胁程度。那时他刚坐镇不久，兵力尚少，又多次被秦宗权所困，于是他决定先联合朱宣、朱瑾兄弟干掉已经称帝的秦宗权。秦宗权为人极为残暴，其军队所至之处无不焚杀掳掠，“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情况最严重时，河南仅有汴州、陈州两地可勉强各守其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朱温与朱宣、朱瑾三路大军大败秦宗权，秦所据州县守将皆弃城遁走。889年，秦宗权被解往京师斩首，朱温据有蔡州，打开了通往关中的通道。朱温原本拜朱宣为兄，执礼甚敬，朱宜兄弟也因此才肯帮助朱温解除秦宗权之困。然而，秦宗权一死，朱温却翻脸不认人。当朱宣兄弟东归时，他却发出檄文，称朱宣兄弟多诱其士卒逃跑，与之东归。以此为由头，朱温发兵进攻，取其曹州、濮州，使朱宣兄弟的势力遭到重创。

最能体现朱温之狡猾的莫过于他降服河北魏博节度使罗弘信、罗绍威父子。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朱温向罗弘信借道以攻击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并向罗弘信索要军需。罗弘信不得已，遣使厚币请和。朱温见好就收，“止其焚掠而归其俘，弘信由是感悦而听命焉”。正是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写下了“朱温之狡猾过于曹操”一句批语。那时，朱温正在东向攻打盘踞兖州、郓州的朱宣、朱瑾兄弟。远在西北的晋王李克用派遣大将李存信东援朱宣兄弟，并向罗弘信借道。朱温听说后，马上遣使对罗弘信说：“晋人志在河朔，兵还灭魏矣。”这实际上是以春秋时晋师“假道伐虢”的故事警告罗弘信。罗弘信当然不愿意做那个愚蠢的虢国国君，对朱温的警告深以为然。罗弘信不仅不借道，反而主动在莘县攻打李存信，朱温也派大将葛从周从旁协助。梁兵擒获晋王之子落落，并将其送于魏。罗弘信将落落杀害，从此与李克用绝交。

但朱温仍恐怕罗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为卑辞厚币以聘魏”。每当罗弘信派使者前来，朱温必北面而拜，甚至对使者说：“六兄于我有倍年之长，吾何敢慢之。”罗弘信大喜，认为朱温对自己宽厚优待有加。朱温后来往来于燕赵之间，并最终拥有河北之地，全赖罗弘信不从中作梗。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罗弘信死，其子罗绍威继位。为巩固与魏博的关系，朱温嫁女给罗绍威之子罗廷规，双方结为儿女亲家。这还不够。朱温还将罗绍威的另两个幼子廷望、廷矩“皆擢为郎”，以备非次之用。实际上也是想借此笼络罗绍威。毛泽东读到这则史实时，批了“以为任子”四字。所谓“任子”，是指高官子弟借父兄而得官的制度。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朱温应罗绍威之请，答应派兵清除他手下桀骜不驯的牙兵，并趁机占据了罗绍威的地盘。罗绍威大悔不已，但为时已晚。

当然，朱温的狡猾之处还远不止这些，以上只不过是列举了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而已。曹操作为一代枭雄固然也很狡猾，也能在必要时向对手故布疑阵，妥协求和，但他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真男儿，心中常有一股勃然不可磨灭之气，否则，他不会向刘备说出当世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样露骨的话。比之曹操，朱温身上的流氓气和狡诈气更浓一些，他什么事都干得出，包括以卑词厚币笼络对手、为唐僖宗执辔且泣且行，等等。多样化的表演技巧充分表现了朱温不择手段追求功利的流氓本质。他能狂妄到极点，但也能低到尘埃里，唯有这样的“变色龙”才能在群雄纷争中捷足先登。所以毛泽东讲朱温的狡猾过于曹操，是完全合乎实际的。

朱温一生狡诈成性，趁着唐末的乱世火中取栗，圆了他的帝王梦。但他的后梁政权仅历两代十六年便化为乌有。终结这个短命王朝的便是前赴后继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给秘书田家英写了如下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查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抄录了这首诗之后，毛泽东还加了一句：“诗歌颂李克用父子。”田家英很快查明，《三垂冈》一诗系清代诗人严遂成（字海珊）所写。严遂成为江苏宜兴人，乾隆进士，在清代自称“咏史诗第一”。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便收录了《三垂冈》这首诗。该诗风格沉雄悲壮，刻画了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前赴后继、转弱为强、气盖万夫的英雄风貌。这对父子崛起于唐末乱世，经过两代人的努力终于推翻朱温建立的后梁政权，建立后唐王朝，上演了一出荡气回肠的沙场争霸战。毛泽东在年轻时便熟读《三垂冈》一诗，直到晚年还印象深刻。

李克用（856—908），唐沙陀部将领，本姓朱邪。盖出于西突厥。因一目失明，人称“独眼龙”。唐懿宗咸通年间，李克用之父朱邪赤心跟随唐神策大将军康承训讨伐庞勋起义。因功拜单于大都护、振武军节度使，赐姓名为“李国昌”。李克用从小善骑射，能仰中双凫，十多岁跟随父亲征战庞勋，拜云中守捉使。唐僖宗咸通四年（876年）。李克用杀掉山西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唐朝廷派兵征讨李克用，几经反复，李克用在兵溃之后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逃入鞑靼。

一身英雄气的李克用困居瀚海，功名无着，本领无从施展。只能苦苦等待命运的转机。也是英雄终有用武之地，黄巢攻破长安，中原鼎沸。唐僖宗中和二年（882年），李克用应召以步骑一万七千余人赴京师助剿。沙陀兵骁勇善战，在收复京师中立下头功。唐僖宗优诏褒奖，拜李克用为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河东节度使，后又封他为“晋王”。

李克用宏图初展，位列使相，从此据有了以山西太原为中心的战略要地。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黄巢被迫退出长安后且走且战。李克用一路追击，大败黄巢军于太康、西华、中牟、封丘等地，甚至一日夜驰二百里，深入山东境内。次年，李克用还师过汴州，朱温设宴款待。宴饮中，李克用出言不逊，激怒了朱温。朱温趁夜火烧上原驿馆，烂醉如泥的李克用被部下用冷水浇醒，趁雷雨电光侥幸逃脱回到太原，但手下三百多亲兵全被朱温杀害。“上原驿之变”让李克用与朱温结下深仇大恨。当时朱温正以秦宗权为主要对手，遂遣使向李克用谢罪以免争端，而李克用应朝廷之请也决定先行讨伐朱玟、李昌符两个野心勃勃的节度使，双方的矛盾才暂时得以缓解。但从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朱温勾结当朝宰相张溶讨伐李克用开始，双方兵戎相见。针锋相对，在潞州、邢州、沼州、磁州等地展开反复的拉锯战，互有胜负，但总体上朱温占据上风。

朱温虽是市井之徒，但黠慧多智，长于军事谋划，且善于用人。与朱温相比，李克用在政治眼光上要高出一筹。李克用总是以唐室的忠臣自居，将勤王平叛的大旗紧紧抓在手里，但其缺点是心浮气躁，易于冲动，特别是识人用人乏术。他错杀英勇善战的义子李存孝，又重用反复无常的李罕之、刘仁恭等人。识人用人上的失误，让李克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据守幽州的刘仁恭叛晋，李克用出兵五万人平叛，大败于安塞；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原诸葛爽部下李罕之据潞州叛附于朱温，太原门户洞开。防不胜防的叛变让李克用追悔莫及。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刚被封为梁王的朱温又接连攻下绛州、河中等地，一向气壮山河的李克用竟然一反常态，“乃卞意为书币聘梁以求和”。

但朱温不依不饶，借口“晋虽请盟，而书辞慢”，发兵大举攻晋。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四月，朱温派大将氏叔琮、张文恭、葛从周、张归厚、王处直等，从太行路、新口、土门、马岭、飞狐等多路讨伐李克用。李克用的手下偏将李审建等人见敌人来势汹汹，亦纷纷举城投降。但李克用多年征战沙场，意志顽强，即便在大军压顶之时也不甘心失败。加之当时老天也帮了他，“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久，刍粮不给，复多痢疾，师人多死”。凭借顽强的斗志，李克用审时度势，指派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到五月，汴军皆退。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戮万计”。

毛泽东在读新、旧《五代史》时，仔细了解和分析了李克用征战的过程，既对他用人方面的失误深表惋惜，也对他英勇善战特别是陷入事业低谷时的顽强斗志表示由衷的钦佩。毛泽东在《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中批道：“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毛泽东深谙政治军事斗争中的辩证法，认为其中潜藏着祸福相依、攻守易人的宇宙通则，事业跌到谷底，悲观者选择放弃，而乐观者则坚守最后五分钟，以期待反弹和转机。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比如毛泽东熟知的二战时期的德苏之战、日美之战，便是德、日先占据上风，后来被对手彻底打垮。至于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较量，更是转守为攻的经典之作。在毛泽东看来，李克用的可贵之处，便是捱过黎明前的黑暗，置于死地而后生。正是他的坚守和乐观，才为他的爱子李存勖打下了复兴的基业。

“生子当如李亚子”

后唐庄宗李存勖（885—926），小名“亚子”，李克用的长子。有一次，李克用被昭义军节度使孟方立败于邢州，还军潞州，置酒三垂冈。伶人演唱西晋诗人陆机的组诗《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际，声甚悲壮，满座皆凄怆。时李存勖才五岁，李克用慨然捋须，指存勖而笑曰：“吾行老矣，此奇儿也，后二十年。其能代我战于此乎!”李存勖十一岁时，随父破邠州节度使王行瑜。献捷于京师。唐昭宗李晔见其状貌非常，赐之以翡翠盘等物，并抚其背说：“此儿有奇表，后当富贵，无忘予家。”李存勖长大后善骑射，胆勇过人，并稍习《春秋》，通大义，尤喜音声歌舞俳优之戏。

李存勖不仅胆勇过人，而且胸富韬略，此点为其父李克用所不及。906年，朱温攻打沧州，燕王刘仁恭乞师于李克用。李克用痛恨刘仁恭反复无常，拒绝施以援手。李存勖进谏曰：“此吾复振之时也。今天下之势，归梁者十七八，强如赵、魏、中山，莫不听命。是自河以北，无为梁患者，其所惮者惟我与仁恭耳。若燕、晋合势，非梁之福也。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且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难，可因以德而怀之，是谓一举而两得，此不可失之机也。”李克用以为然，乃出兵助燕攻破潞州。危机解除后。李克用以李嗣昭为潞州留后，得到了一块战略要地。

908年，李克用生毒疮病死，李存勖即晋王位于太原，仍沿用唐天祐年号，不久便发起为毛泽东所激赏的三垂冈战役。此时朱温围困潞州的军队在城外筑有碉堡、栅栏，内困守城晋兵，外防援军救援，谓之“夹寨”。李存勖命令大将周德威引兵归太原。朱温认为潞州必得，便返回汴京，而围困潞州的梁军也意志松懈。不料居丧的李存勖多谋善断，化悲痛为力量，他对诸将说：“梁人幸我大丧，谓我少而新立，无能为也，宜乘其怠击之。”李存勖亲自带兵趋潞州，行至其父置酒处的三垂冈埋伏下来。第二天清晨，兵行雾中，突然攻击梁军夹寨，而城内守军李嗣昭部也冲杀出来。此时梁兵尚在睡觉，突遇内外夹击，仓促应战而不知所措。众兵在惊慌中夺路逃命，大将符道昭战死，将士损失以万计，丢弃的粮草、辎重不计其数。朱温闻三垂冈之败，惊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于吾儿，豚犬耳!”

李存勖初战大胜，凯旋告庙，极大地提振了晋师殄灭朱温的信心。毛泽东对《旧五代史》有关三垂冈战役的诸多文字都作了圈画，并将李存勖的战术总结为“先退后进”。先退是为了麻痹敌人，使之丧失警惕；后进乃出其不意，使敌人在措手不及中遭到重创。这种“先退后进”的战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曾经常使用，讲究的是乘敌不备，后发制人。有这样的沙场经验，再分析李存勖的三垂冈战役的布局，毛泽东当有一种异代相通、悠然心会的感慨。

挟三垂冈大胜之余威，李存勖开始了全面的战略大反攻。909年，周德威攻晋州，败梁军于蒙院。912年朱温死后，继位的后梁末帝朱瑱昏庸无能，李存勖更是加快了战略反攻的步伐。913年，长期盘踞幽州的刘守光请降，旋又反复。次年，李存勖攻破幽州，杀刘守光于太原。之后晋军深入后梁腹地。先后攻取德州、澶州、卫州、磁州、洺州、邢州、相州、沧州等地。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后梁的河中节度使朱友谦、魏博节度使贺德伦等纷纷叛梁来附。917年至920年，李存勖与后梁大将王彦章、贺瑰、王瓒等厮杀于杨刘、胡柳陂、德胜等地。特别是918年的胡柳陂之战，再次显示了李存勖杰出的军事才能。

918年12月，李存勖驻扎胡柳陂。随后，梁军亦至，横亘数十里。当时李存勖与李存审总河东、魏博之众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蓟之师当其西，镇、定之师当其东。两军相接，晋师出不利，西边拥有大量辎重的幽、蓟之师望见梁军旗帜皆惊慌而走，且自相践踏，不能禁止。大将周德威战死。当时，陂中有土山，梁军数万人先据之。李存勖率中军至山下，梁军严整不动，旗帜甚盛。李存勖向诸将说道：“今日之战，得山者胜，贼已据山，吾与尔等各驰一骑以夺之!”李存勖率军先登，银枪步兵继进，遂夺其山。梁军纷纷而下，复于土山西边结阵数里。李嗣源领骑兵从土山北迂回以逼梁军，银枪大将王建及呼士众道：“今日所失辎重。并在山下。”于是大呼以奋击，诸军跟进，大败梁军。毛泽东在《旧五代史》中看了战役的全过程后写道：“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后来读《通鉴纪事本末》有关此役的记载时，毛泽东又写下“此役必不可少”的批语。言下之意，李存勖偏师深入，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稍有迟缓就可能前功尽弃。此役，李存勖消灭梁军近三万人，在后梁腹地站稳了脚跟。

923年4月，李存勖在魏州正式称帝，国号后唐，改元同光。李存勖的称帝，标志着后唐与后梁战略决战的帷幕随之拉开。正当李存勖谋划大计的时候，后梁先锋指挥使康延孝带百余骑兵前来投降。李存勖以所御锦袍、玉带赐之，并授康延孝南面招讨都指挥使、博州刺史。他私下会晤康延孝，问后梁虚实，康延孝说：“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然料其行事，终必败亡。”其理由是，后梁末帝朱瑱暗懦无能，当权的宠臣张汉鼎、张汉杰兄弟唯知纳贿卖官，大将段凝“智能俱无”，“专率行伍以奉权贵”。康延孝还透露后梁兵分数路、拟在十日内大举进攻后唐的计划。他最后的结论是：“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率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李存勖听后大悦。毛泽东在读《通鉴纪事本末》时，对康延孝的分析逐字加了旁圈，以示重视和认同。

那时郓州刚被李嗣源拿下不久，是南下攻取大梁的前哨阵地。不过，揆诸当时的形势，后唐亦有某些后顾之忧：一是后梁意欲大举，数道入寇；二是传闻契丹“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三是李继韬以潞州叛降后梁后，太原已失东南屏障；四是军需困难，“仓廪之急，不支半岁”。在此情况下，李存勖有些不放心，但又不愿意撤兵，于是召集将领商讨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人皆认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毛泽东很不满意李绍宏等人顾虑重重、临阵退缩的主张，在其言论旁边画了一串叉叉，并批道：“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李存勖见李绍宏等人献退兵议和之策，大为不悦地说：“如此，吾无葬地矣。”会后，他独召大将郭崇韬问计。郭崇韬激动地说：“陛下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其志欲以雪家国之耻也。今日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大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划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郭崇韬强调，成败之机，决在今岁，况且后梁统帅段凝本非将才，不能临机决策，无足为畏。他建议：“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人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必矣。”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仍康延孝之意。”意思是郭崇韬的意见与康延孝并无二致，只是说得更直接、更急迫而已。

李存勖听了郭崇韬的分析后，高兴之余慷慨陈词：“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意决矣。”后梁大将王彦章攻郓州，李嗣源大败之于递坊镇。捷报传至朝城，李存勖更为振奋，对郭崇韬说：“郓州告捷，足壮吾气。”为表示破釜沉舟之心，他将夫人刘氏、皇长子李继岌遣归后方，与之诀曰：“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看了李存勖的诀别词，毛泽东动情地写道：“生子当如李亚子。”923年10月，李存勖以李嗣源为先锋，从杨刘渡过黄河直取汴梁，自己亲率大兵以继其后。李嗣源所向披靡，生擒王彦章等梁将多人，后梁末帝朱瑱走投无路之际，令侍卫杀死自己。段凝在前线闻京城失守，斗志全无，令全军解甲投降。经过与后梁十五年的反复较量和争夺，李存勖终于灭掉后粱，为父亲报了一箭之仇。

李存勖不愧是五代时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三垂冈战役、胡柳陂战役特别是最后的郓州决战，都可作为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而启示后人。明末史学家张溥在《通鉴纪事本末·后唐灭梁》的篇末史论中，盛赞“晋王志气远大”，在登上帝位后立即挥师南下，殄灭后梁，诚可谓“兵败而复振，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既用”。毛泽东对张溥的上述评论都逐字加了旁圈。但毛泽东显然不满足于前人的评论，在了解“后唐灭梁”的决策过程之后，他总结道：“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在毛泽东心目中，李存勖是一位器识远大、有战略眼光的乱世英雄，善于在关键时刻询谋良将，审机独断。此种能力，是担负大任者所不可缺少的。从李存勖身上。毛泽东越发体会到决策和用人的极端重要性。

（原载《党史博览》2010年第11期）

【注释】

[1]胡长明：《书屋》杂志执行主编、编审，现居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