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假传“圣旨”，策划暗杀蒋介石

史迪威假传“圣旨”，策划暗杀蒋介石

杨天石^[1]

一、问题的提出

二战期间，史迪威是罗斯福派到蒋介石身边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最早提出史迪威曾策划暗杀蒋介石的是梁敬先生。他在《史迪威事件》一书中写道：

据（史）迪威助手多恩（（Frank Dorn）上校述称，（史）迪威自开罗会议归过昆明，曾召密语，谓伊曾奉上官口头密令，欲以暗杀手段谋害蒋委员长，命其于一周内拟具暗杀方案数种密呈候择，伊虽惊诧失常，但仍如期拟具三种方法，一、用毒，二、兵变，三、堕机，呈经（史）迪威选择堕机一种，令其准备，候令施行，其后令终不至，案遂搁置云云。信如此说，（史）迪威谋害长官未遂之罪，固堪发指，然伊究奉何人命令而竟出此，则尤耐人寻味也。

梁氏此书，初版于1971年7月，增订于1982年9月。他比较谨慎，“信如此说”云云，语气有某种保留。“究奉何人命令而竟出此，则尤耐人寻味也”，其实，多恩的书将指使者讲得很明白，梁先生不愿明白说出，只用了“耐人寻味”四字，要读者去思考。

二、史迪威助手多恩上校的回忆

梁先生关于史迪威策划谋杀蒋介石之说出于多恩本人的回忆《和史迪威一起走出缅甸》，查该书，多恩是这样写的：

史迪威回到中缅印战区之后不久，他访问了我在昆明的司令部。在仅有我们两人的私人会谈中，他告诉我，他在开罗接到使他震撼的一条口头命令。有一阵子，他似乎不愿继续说，注视我，黑眼睛中闪耀着不寻常的穿透力。然后他耸了耸肩头，叹息说：“命令就是命令，除了传达它，我没有别的选择。你会大吃一惊吗？”

“我想我能承受得起。”我回答，“无论它是什么命令。”

“好。那就接着说。我被命令准备一份暗杀蒋介石的计划。”

“暗杀他？”我怀疑地问。

“命令没有说杀死他。”史迪威断然说，“命令说准备一份计划，这意味着仅仅是一份计划。永远不能根据它指责美国政府，或者包括你在内的任何美国人。”

“那是一个重大的命令。”

“我非常清楚这一点。仔细想想。记住：绝对不能留下任何记录。不需要我告诉你，整件事必须高度保密。战争正在进行，如有任何泄露，我们将陷入混乱的地狱。”

“为什么选择我？”

“从我离开开罗，我就一直在想。我决定将此事交给你有两个理由：你了解中国机构以及任何一个人，知道在中国什么不能做，在现在的情况下，这与知道什么能做几乎一样重要。”

“如果我制订了一份可行的计划，我是否必须去执行？”

“我们要过桥，就必须走上去。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被指令执行任何这样一份计划，最好预见它成功。执行命令的计划将自上头下达到我，我将转达到你个人。不通过消息。记住：在这件事上，除了我，你将不接受来自其他人的命令。直到我接到这样一道命令前，我都将怀疑它是否会下达。我将什么都不做，你除了制订这份计划外，也什么都不必做。”

关于这位给史迪威下令制订暗杀蒋介石的人，史迪威只说是一位“大人物”（The BigBoy），但是，当多恩询问，是谁指令制订这样一份暗杀计划时，史迪威回答说：“这不是我的主意，它来自最高。”显然，这个处于“最高”的“大人物”，只能是参加开罗会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据多恩回忆，史迪威要求他挑选一或两位官员一起仔细研究，在史下一次路过昆明的时候，提出自己的计划。史告诉多恩：今天上午，自己就将回重庆去处理一些经常发生的争论：“当我和蒋一起喝完一杯茶的时候，就会感到极端恶心。”

多恩接受任务后，否定了一个又一个方案，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几乎要放弃了。经过和两个最可信赖的同事的反复研究，他们提出了几个方案。

枪杀。将会卷入一个美国人。如果蒋被卫兵所杀，责备可能指向美国政府。

下毒。没办法改变蒋的食物。

爆炸。秘密警察可能发现炸弹并且循迹追踪。

“宫廷政变”。需要许多参加者严格保密，而且蒋经常有许多受过高级训练、可靠的武装卫兵保护。

最后，官员之一提出：可以劝蒋视察在印度蓝伽训练中心的中国部队。当飞机飞越驼峰的时候制造撞山事件，在蒋使用的降落伞上做手脚……

在多恩等商定之后两周，史迪威来到昆明，多恩向史报告了计划大要。史表示计划可行，并且提醒多恩，他将是在这架飞机上向驾驶员下达命令的人，他要多恩等待消息，此前什么也不说，什么也别做。史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必须等待来自高层的命令。”

此后，史迪威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多恩的回忆梗概如上。

开罗会议召开于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史迪威自开罗到昆明，时在12月11日晚6点30分。12月12日，史迪威日记载：“见到格伦。同多恩谈话。11点30分起飞。2点到达重庆。”因此，史迪威要求多恩制订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应在12月12日。多恩是史迪威的部属，他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编造关于他的老长官的谣言，其有关回忆应是真实的。

是罗斯福在开罗指示史迪威制订暗杀蒋介石的计划吗？

绝对不是。中、英文史料都可以强有力地证明，史迪威在假传“圣旨”。

三、开罗会议上，蒋介石与罗斯福关系密切，互动良好

开罗会议早有酝酿。1942年11月，宋美龄访美，蒋介石交给宋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要点》，其内容共8条：

1、东三省、旅顺、大连、台湾、琉球归还中国，当地之海空军根据地准许美国共同使用。

2、越南由中美两国共同扶助，十五年以内独立。

3、朝鲜应即独立。

4、泰国保持其独立。

5、印度在战后必须使之独立。为使英国不丧失体面，可以有过渡时期与过渡办法，缅甸亦然。

6、明白宣布南洋各民族训政年限，二十年内扶助其独立。

7、外蒙古归还中国，是否自治，由中国自定。

8、中俄问题与中共问题立场之说明。

宋美龄抵达美国后，受到罗斯福夫妇的热情接待。可能蒋介石交给宋的《谈话要点》符合罗斯福的战后理想，因此开罗会议之前，罗斯福即提议先与蒋介石“畅谈”。1943年7月4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与蒋的相见“殊为重要”，建议选择重庆与华盛顿的中途地点晤面。10月28日，罗斯福再次致电蒋介石，表示自己正在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有许多问题，只有与蒋见面，才能得到“圆满之解决”。会议期间，蒋罗互动良好。根据蒋介石日记，二人见面及会谈中涉及罗斯福的记载如下：

11月22日，罗斯福到开罗。正午，罗斯福的助手霍普金斯约蒋于下午5时与罗见面。届时，二人“一见如故”。蒋感觉罗是“阴沉深刻之政治家”，“自有一种风度”。当晚，蒋介石等待关于次日会议程序的通告，未到。此前，蒋从丘吉尔处得知，会议程序由英美参谋团安排，未考虑中国地位及提案。蒋介石特命间接通知罗斯福注意此点。当日深夜，罗斯福指示，会议为中、美、英共同会议，重新安排程序。

11月23日11时，三国首长会议，罗斯福主持，讨论蒙巴顿北缅作战方案。蒋介石提出，盟军进攻缅甸，海军应与陆军同时发动。丘吉尔表示不能同意，但会中全体人员均默认蒋的意见是“不二之理”“无不为之动容”。

当晚7时半，蒋介石应罗斯福之宴，二人直谈到深夜11时，蒋介石告辞，相约次日续谈。当晚所谈问题共10点：1、日本未来国体。2、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问题。3、领土问题，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皆应归还中国，琉球由国际机构委托中、美共管。4、日本对华赔偿问题。5、新疆及其投资问题。6、俄国对日参战问题。7、朝鲜独立问题。蒋特别要求罗赞助这一主张。8、中美联合参谋会议。9、安南问题。蒋介石强烈主张战后由中、美扶持其独立，并要求英国赞成。10、日本投降后其三岛驻兵监视问题。蒋首先提出，此事应由美国主持，如需中国协助亦可，但罗则坚决主张，以中国为主体，蒋认为罗“有深意”，没有明白表示可否。

11月24日傍晚，霍普金斯将罗斯福所拟会议公报草案交宋美龄，征求蒋的意见。蒋阅后，觉得罗稿完全依照昨晚自己所提“要旨”，对罗更为敬佩，“甚觉其对华之诚挚精神，决非泛泛政治家所能及也”。当晚，蒋介石赴丘吉尔寓所参加晚宴，宴前，丘吉尔引蒋至地图室，讨论进攻缅甸日军问题。蒋的感觉是丘吉尔的思想、精神、气魄、人格，决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狭隘浮滑，自私顽固八字尽之矣”。

11月25日，往罗斯福寓所照相。罗一再要蒋坐于中位，蒋坚持不就，自动坐于罗的右侧，丘吉尔坐于罗的左侧。最后，约宋美龄同坐。照相完毕后，蒋留在罗寓续谈，蒋称，前晚所提政治方案乃是个人意见，仅供参考，罗“神态诚挚”。

下午4时，蒋介石再次与罗斯福谈话，共5点，包括中、美联合参谋会议、中美政治委员会、发表公报之手续、第三个卅师武器之供给等。讨论完毕，罗斯福叹息说：“令人痛苦者亦是丘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蒋介石察觉，当时罗“颇有忧色”，“其情态比上次谈话时更增亲切也”。一小时半之后，蒋回寓，与宋美龄商量，如何向罗斯福提出贷款及经济援助的方式，研究再三，决定由宋于明晨单独见罗试谈，观察其态度，再定进退多寡方案。

11月26日晨，蒋介石在别墅召集中美空运会议。蒋发现美方主管人员“较前恭顺”。蒋听说，其故在于罗昨晚召见部属时，曾称道蒋“伟大”。

上午，宋美龄会见罗斯福，提出美国给予中国经济援助的大纲，罗表示同意。

正午，蒋介石设宴招待美国海军金上将，密交日本造船计划，与金上将讨论太平洋今后作战方略，金称，以先接近中国海口为惟一要务，蒋颇感安慰，称：此来所见者除罗之精诚可佩以外，惟金对余为最诚实、最有益之一人。

下午3时，蒋介石访问罗斯福，谈：1、对罗斯福应允给予中国经济援助及贷款的好意表示感谢。2、外蒙古。3、西藏。4、（英国）海军登陆（缅甸）日期。罗声称，仅丘吉尔一人尚未同意。4时半，丘吉尔、艾登、王宠惠等到会，讨论公报。罗、丘、蒋三人均同意，待德黑兰会议与斯大林会谈后再行公布。蒋向罗斯福恳辞、告别。

晚8时，蒋介石约霍普金斯晚餐，谈至9点半。蒋称：“此次世界大战，如非罗（斯福）之政策与精神，决不能有今日之优势，英与俄皆无法挽救，故余惟佩其人格之伟大也。”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的互动情况如上。可见二人意见一致，关系良好。蒋对罗恭敬有加，罗对蒋诚挚亲切。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美英关系虽密切，但罗斯福却看重蒋介石，而不喜欢丘吉尔。上引罗斯福“令人痛苦者亦是丘的问题”，“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等语，虽系实话，但有“挑拨”中英及蒋与丘吉尔关系之嫌。如果罗不看好蒋介石，他是不会在蒋的面前掏出这种“心窝”里的“私房话”的。

在印度问题上，罗斯福向蒋讲的也是这种”私房话“。蒋介石一贯支持印度独立。开罗会议期间，蒋曾向罗表示，拟在会上提出印度独立问题，但罗斯福却直言不讳地告诉蒋：“现在不要提，等战后再来提。因为现在的丘吉尔是一个守旧的人，同他商量，不会有结果的。到了战后，英国换过一个新的政府，一定可以解决的。”在蒋介石面前直斥丘吉尔是“守旧的人”，说明罗此时对蒋，是信任而亲昵的。

开罗会议期间，蒋罗关系既如此；蒋也并无任何触犯美国利益的言行。罗斯福怎么会起意杀蒋呢？

四、从美方资料看，罗斯福认为，蒋介石虽有“短处”，但只能依靠他

罗斯福没有留下日记，但是，开罗会议期间，他的儿子小罗斯福随从在侧。从他们父子的私下谈话中，人们不难看出罗斯福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

罗斯福高度重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在开罗会议之前，他就对小罗斯福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欧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李嘉译，小罗斯福著《罗斯福见闻秘录》，上海新群出版社，

1949年10月4版，第42页

正因为罗斯福如此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因此，他也就特别重视支援中国坚持抗战，特别重视作为当时中国抗战领袖的蒋介石。

罗斯福知道中国的情况，知道中国的战争“陷于停滞状态”，知道蒋介石将“大部最精锐的部队屯在西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他也知道，中缅印战区的困难和史迪威工作的不易，他对小罗斯福说：“事实上，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个要点：我们必须使中国能够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的军队。（同上书，第136页）

11月24日下午，蒋介石夫妇举行鸡尾酒会，小罗斯福代表父亲参加。会后，罗斯福向儿子了解对蒋氏夫妇的印象，当小罗斯福对宋美龄“恭维与魅惑的功夫之熟练到家”表示强烈不满时，罗斯福“皱着眉头，带着思索的神情”听儿子讲完，然后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说：“可是目前在中国有谁能代替蒋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蒋氏夫妇固然有很多短处，可是我们却不得不依靠他们。”（同上书，第146页）罗斯福和儿子的谈话属于“私房话”，应是其内心真实思想的表现。

11月25日下午，蒋介石夫妇到罗斯福处茶叙。宋美龄“很动听地谈说她预备在战后扫除中国文盲的计划”，“同时还讲到其他改革中国的将来的计划”，小罗斯福发现当宋滔滔不绝地一个人在说话时，父亲“很热心地听着”。他写道：“父亲一向对中国的人民有崇高的敬意，并且对他们的问题以及开发他们的资源的可能性有浓厚的兴趣。”“想到昨天他所说的中国目前没有其他足以使中国抗战的领袖，我怀疑他是不是也在考虑蒋夫人所描绘的这些改革，似乎不一定要等待旁人来替代蒋氏以后才能进行。”（同上书，第149-150页）

罗斯福关心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他坦率地向蒋表示，对他的政府的性质表示不满。罗称：这种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必须在战争还在进行时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联合政府。蒋介石当时答应，只要美国保证苏联应允尊重中国的满洲边境，他同意成立“民主政府”（同上书，第155页）。这天下午，继续谈到国共关系，小罗斯福写道：“蒋夫人为他的丈夫翻译，提到他与我父亲已经双方同意的关于增强国内团结的初步协定，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尖起我的耳朵，可是他们并没有对这个话题加以任何讨论：显然地他们早就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个问题。蒋与我父亲似乎对这一种团结是完全协调的。”

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在参谋长会议上见到史迪威，约他留出时间，私下谈一谈。感恩节的当天晚上，罗斯福与史迪威做了开罗会议期间唯一的一次单独谈话，在场的有小罗斯福、妹夫鲍梯格和霍普金斯。据记载：

史迪威将军很流畅地、直率地、安静地谈着。他从不提高声浪，也很少发什么牢骚，虽然我们不难想象他是的确有理由可以那样做，从头到尾都是困难，这似乎是他的命运。他叙述他与蒋及蒋的总长何应钦将军之间的困难；而回答我父亲的询问，他很干脆地判断他是有办法来处理与对付这些困难的。

当晚，史迪威与罗斯福汇报的问题很多，如租借物资分配、列多公路、中国军队训练等。小罗斯福记载说：“很明显地，父亲对史迪威有很大的好感；他留他坐在他的旁边谈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当他辞去的时候，父亲对他在远东方面所面临的荆棘的道路表示深切的同情。”（同上书，第152-153页）

当罗斯福参加德黑兰会议完毕，重新回到开罗，史迪威曾于一天中午来看罗斯福，这是史、罗二人在开罗的最后一面，小罗斯福仍然在场。他记载说：“他们在一起谈了二十多分钟。在这时期内，史迪威对蒋委员长的政策表示不满，并且说蒋是在养精蓄锐，预备在战后以全力对付共产党。父亲因为心中在想他与蒋的协定，以及后来与斯大林的协定，很少说话，只劝史迪威尽他的力量把事情对付过去。很明显地，父亲在与史迪威谈话的时候，心中是在想着些旁的事情；我个人的想法是他在心里盘算着先行粉碎纳粹的必要，而唯有在纳粹消灭之后，他才能容许他自己考虑怎么样去解决美国统帅部在中国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同上书，第193-194页）很明显，罗斯福和史迪威的这两次谈话，并无任何谋杀蒋介石的指示。

罗斯福回到美国以后，于12月24日发表谈话，介绍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在谈到蒋介石和斯大林时，罗称：“我们原本打算隔桌交谈，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坐到了同一边。怀着对彼此的信任，我们来参加这场会议，但我们需要个人之间的接触。如今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日渐加深。”他特别赞扬蒋介石，“我看出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英勇无畏精神的人，他对眼前及将来的诸多问题见解独到。”（张爱民、马飞译，罗斯福著《炉边谈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第218-219页）这虽是向公众谈话，但所述并非违心之言。

显然，从小罗斯福和罗斯福本人的资料考察，他在开罗会议前后，都不会起意谋杀蒋介石。

五、“厌烦”蒋介石及其“脾气”的不是罗斯福，而是史迪威本人，伪造“最高”口头命令的也是史迪威本人

根据史迪威本人日记，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共见过罗斯福两次。第一次在1943年11月25日4时30分，和马歇尔同去，听罗斯福谈法属印度支那（越南）问题。当日，史迪威准备了一份谈话资料，但是，没有得到进言的机会。第二次在12月6日，在座者除罗斯福、史迪威，还有霍普金斯共四人。这应该就是上文提到的罗斯福从德黑兰回到开罗以后的那次见面。其中有一段谈话，涉及蒋介石：

罗：你以为蒋能维持多长时间？

史：局势很严重，日本人再来一次5月份的那种进攻就会把他推翻。

罗：好吧。那么我们就该找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

史：他们也许正在找我们。

罗：是的。他们会来找我们的。他们确实喜欢我们。这话只限于我们几人之间，他们不喜欢英国人。你看，英国人在那里的目的不同。譬如说，香港，我倒是有个让香港成为自由港的打算：向所有国家贸易开放——对全世界。但先让我们在那儿升起中国旗。

蒋紧接着就会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让它成为自由港。这就是处理这件事的方法！和大连一样，我确信蒋乐于使它成为自由港，货物也就可以不经海关检查，未经完税就通过西伯利亚。

1942年5月，日军以10万兵力，战机100余架，向守卫鄂西的中国军队进攻，企图夺取川江第一门户石牌要塞，威逼重庆。中国军队奋起还击，歼敌25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进攻。谈话中史迪威所称“5月份的那种进攻”，指此。谈话可见，史迪威完全无视中国军队在鄂西战役中所取得的胜利，认为日本人再举行一次“那种进攻”，蒋介石及其政府即将被“推翻”。罗斯福只是接着史迪威的话说，表示在蒋及其政府被日本人“推翻”之后，美国仍应和中国的“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继续干下去”，并无指示史迪威“暗杀”蒋介石之意。所以罗斯福接着就表示，要和蒋继续合作，让香港升起中国旗帜，以便蒋对美做出“友好姿态”，将香港和大连都辟为“自由港”。倘使罗当时即指示史设法暗杀蒋介石，就不会有上述关于“自由港”的谈话。

多恩回忆录中记述史迪威指示他制订暗杀计划时还有一段话：

将军注视窗外云南清澈的天空片刻，转身对我说，“我很担心这样的事件不断发生。”

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并且说，事实上，他用他一贯的奥林匹克的方式说，“如果你不能和蒋相处，又不能将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将他除掉。你知道我的意思。将这件事交给您管得住的人。”

这段记述值得注意，特别是“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这句话，它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起意暗杀蒋介石的是史迪威本人，而不是罗斯福。

众所周知，在开罗会议之前，罗斯福和蒋介石素未谋面，双方只有电报往来。这些电报，由于是外交文书，礼尚往来，从无半句任情使性、粗暴无礼的语言。如上述，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罗斯福崇敬备至、彬彬有礼，“大人物”（罗斯福）何从对“蒋和他的脾气”感到“厌烦”？

其实，这是史迪威本人的感受。

史迪威受命到中国不久，即主张乘日军“集结起来之前就动手”，迅速指挥中国远征军南下，进攻缅甸南方海口城市仰光，而蒋介石则主张“等待”，在日军不再增援时再进攻。他认为，仰光濒海，日军拥有海陆空立体作战的优势，中国军队只有在空军和炮兵掩护下，才有取胜可能。二人之间因此发生激烈争辩。史迪威即在日记中辱骂蒋为“顽固的家伙”（《史迪威日记》，1942年3月9日、19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61页）。此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恶感日深。如：

6月18日日记称，“蒋仍同以前一样”，是“一条贪婪、偏执、忘恩负义的小响尾蛇。（同上，第185页）

7月12日日记，指责蒋“如此顽固、无知和极度忘恩负义。”（同上，第189页）

7月13日日记，指责蒋“顽固、愚蠢、无知、不容他人，专横、不讲道理，无法说通而又贪婪无比。”（同上，第191页）

9月2日日记称，“很难想象一名军人会蠢到这种程度。”（同上，第197页。）

9月25日日记称，“‘花生米’要比我所想的更加反复无常和怪诞。”史迪威因为藐视蒋，所以在日记中通称蒋为“花生米”。

至于蒋的所谓“脾气”，据史迪威日记载，9月28日，宋美龄曾向他透露：“与‘花生米’过日子十分痛苦：没有别人对他讲真话，于是她只得不断地向他讲述不合意的消息。和这个爱发脾气的小畜牲一起生活，眼见一切事情被搞得乱七八糟不可能是件轻松的事。”（同上书，第202页）很难想象，宋美龄会在一个外国将军面前辱骂自己的丈夫是“爱发脾气的小畜牲”，显然，这是经过史迪威扭曲、改制的。

至于对蒋的所谓“厌烦感”，则完全来源于史迪威本人的感受。1943年11月26日，史迪威日记称：“路易斯11点来，谈了计划。他对‘花生米’产生了厌烦感，谁又不是呢？”（同上书，第217页）

以上资料可以证明，史迪威对多恩所称“大人物对蒋和他的脾气已经厌烦”，实际上是史迪威在阐述自己的感受，只不过假借“大人物”罗斯福的名义罢了。至于史迪威所称“大人物”指示“如果你不能和蒋相处，又不能将他撤换，那就一劳永逸地将他除掉”云云，既不符合罗斯福开罗会议前后的思想感情，也在小罗斯福的会议记录及史迪威本人的日记中找不到相关影子，只能认为，这是史迪威的有意编造。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企图暗杀蒋介石的是史迪威，而不是罗斯福，史迪威向多恩所说，完全是假传“圣旨”。

六、在开罗会议之前，史迪威即已起意谋杀蒋介石，与罗斯福无关

早在开罗会议之前，史迪威即已起意谋杀蒋介石。

根据美国战略情报局资深官员艾夫勒上校本人参加写作的《The Deadliest Colonel》一书记载，1943年8月初至10月末期间，他在中、缅、印战区工作期间，曾被史迪威召到新德里。史告诉他，“为了以合理的方式继续战争，除去蒋介石是必要的。”史要求艾夫勒准备一份计划。后来，他因战略情报局的其他业务访问华盛顿，向适当部门询问之后，被告知，肉毒菌毒素将是可供选择的武器，因为验尸不会被发现。（参见Jay Taylor，The Generalissimo，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258-259）艾夫勒没有提供他被召到新德里的时间，但其时在开罗会议之前则是确定无疑的。在史迪威向他布置任务时，并没有说明此令来自“大人物”，或最高，可见谋杀蒋介石的起意出自史迪威本人。

据艾夫勒回忆，此后史迪威没有再催问此事。直到1944年5月，艾夫勒在史迪威的缅甸司令部与史相见，艾告诉史，已经找到一种方法，可以执行暗杀计划，但史摇头说，他对此已另有想法，并且决定，在目前反对这样做。

史迪威有了什么新的想法呢？这可以从后来的形势发展考察。

七、史迪威利用中国战场失败，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

1944年4月，日军发动1号作战，首先进攻河南，中国军队大败。接着，日军进攻粤汉路。蒋介石急命史迪威将成都所存汽油、配件及全部飞机交给陈纳德的航空队，供粤汉路空战之用。他召史回渝商量，史置而不答。6月5日，史迪威到重庆，蒋介石当面要求史迪威增加对陈纳德航空队的汽油供应，史内心不屑，但表面应允。此后，中国守军在衡阳与日军苦战，陈纳德航空队的最大困难是缺油，陈本人多次要求史迪威增加空运吨位，多给军火，支援衡阳守军，史均不答应。

史迪威和陈纳德在支援中国抗日的战略上有分歧，陈强调空军的作用，史认为必须首先充实陆军力量。1943年5月，美方在华盛顿召开参谋本部会议，陈、史二人之间为此发生争论。对于史迪威拒不加拨汽油的行为，史的另一个助手贺恩透露说：“史迪威正想令华东机场失去，以证明其在华府会议中预测之证实。”陈纳德则认为，史迪威是在故意扣留军用物资，以待局势恶化，迫使蒋介石让出最高统帅之指挥权。（Clarie Lee Chennault，Wary of a Fighter，P29；参见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64、307页）此际，马歇尔正因史迪威与英国统帅蒙巴顿不和，准备应英方要求，将史调离东南亚战区，授予上将衔，改调中国国内，使之统帅中国全国军队。7月1日，马歇尔电询史迪威本人意见，正中史的下怀。7月2日，史迪威在致夫人函中透露，他的希望是“摆脱掉‘花生米’而又不致毁了整艘船。”（《史迪威日记》，第267页）同时，他明确写道：“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我们的在华特权将受到严重损害。中国也将无助于我们的抗日努力，还会种下战后中国大乱的种子。”（《史迪威日记》，第279-280页）他觉得，采取行动的机会来了。

7月3日，史迪威致电马歇尔，要求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指出蒋过去轻视陆军倚重空军的错误，告以“剧变情势应采剧烈手段”。史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有可能将中国军队交给自己指挥。他向马歇尔明确表示：“如我无实权，则不能担任。”6日，马歇尔备妥电稿及签呈，上呈罗斯福，声称中国战局已经到了“须将中国军权交与一个人物指挥抗日”的时候，而此人，则非史迪威莫属。在马歇尔等人的“压力”下，罗斯福第二天即照马所拟电稿签发，宣称已升史为四星上将，要蒋从缅甸战场召回史，让他“统率全部华军与美军”，并予以全部责任与权力。

掌握中国军权是美国军方的长期目标，也是交给史迪威的任务。1943年6月，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美国国务院派到史迪威处担任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曾向友人透露：“美军方曾令史迪威，应利用一切机会统率中国军队。”同年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准备了一份与罗斯福的谈话资料，直言不讳地表示，要“掌握中国军队之权”。该资料云：

无论蒋介石作何承诺，我们如不将掌握中国军队之权，早获明文规定，所有努力均将成为废纸……统率之权，如不能扩及华军之全部，亦必须包括于中美之联军。我们如缺控制蒋介石之权力，则伊将使其干部跟我们作梗。我以为中国军政部应改组，何应钦应去职，第一批卅师应由美军官统率之。

可见史迪威不仅要求实际上掌控中国军权，而且要有“明文规定”。

罗斯福将马歇尔所拟致蒋介石电稿一字不改地照样发出，至此，史迪威掌控中国军权的任务接近完成了。然而，史迪威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仅拒不接受，而且，绝地反击，坚决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其结果不是蒋介石屈服，而是罗斯福屈服。

史迪威当然更不会想到，1945年初，西起印度东北，经过缅北、滇西，东至云南昆明的中印公路通车，蒋介石为了纪念史迪威对此路修建及中国抗战的功绩，居然将这条公路命名为“史迪威路”，“以志其劳绩”，“决不以过掩其功也”。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13日）

【注释】

[1]杨天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导， 中央文史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