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怒斥邵力子

赵树理怒斥邵力子

王彬彬^[1]

这几日在家中胡乱翻书。漓江出版社出版的《2000年最佳随笔》（杜渐坤、陈寿英选编）一书收录的魏荒弩《枥斋余墨》中，有一则《敬畏》，说的是何其芳、赵树理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一件“小事”，但却颇堪寻味。

1949年7月2日至7月19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魏荒弩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大会。毛泽东致了简短的欢迎词便退席了。在郭沫若、茅盾等发言以后，民革代表邵力子走近了讲台。邵老一头白发，态度稳重，语调低沉而徐缓：‘……当年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刚说了几句，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这时坐在台下的何其芳腾地站了起来，疾言厉色地向邵力子一阵斥责。接着，赵树理也站起来冲着台上大声嚷嚷。这时，台上台下鸦雀无声，有的只是一片令人难堪的尴尬。”魏荒弩先生接着说：“令人不解的是，提提中山先生，甚至提提他的主张，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不都公认他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吗？毛著里不也经常提到他吗？后来他的巨幅画像不是也同马、恩、列、斯一起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吗？！初识老区来的‘斗争精神’，不禁为之敬畏不已！”

周恩来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第一次文代会，是其时大陆各路文艺人士的“会师”。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参加大会者，心态是颇不相同的。有些人意气风发，有些人则胆战心惊；有些人踌躇满志，有些人则惊惶失措；有些人一马当先，有些人则六神无主；有些人感到的是三阳开泰，有些人则感觉到三九严寒。而来自“老解放区”的何其芳、赵树理，无疑属于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一类。尤其赵树理，是这次大会上的“明星”。翻阅1950年3月出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可知赵树理在这次大会上是很风光的。周扬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以《新的人民的文艺》为题，其中多次颂扬了赵树理。很显然，在这次“历史性”的大会上，赵树理是旗帜，是榜样，是方向。赵树理的道路，就是“新中国”文艺的必由之路。

如果何其芳、赵树理这样的“革命者”怒斥邵力子这种“民主人士”的事，发生在1957年以后，那毫不奇怪。1949年7月就发生这样的事，让我多少有些惊讶。邵力子，首先在年岁上就是何其芳、赵树理的父辈。邵生于1882年，其时已是67岁的老人了。何生于1912年，赵生于1906年，分别是37岁和43岁。邵是清末举人，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9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可谓是国民党元老。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张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就是参加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邵力子即“入党”。虽然邵于1926年退出中共，但总算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在新文化史上，邵力子也是大有功之人。1919年，上海的《民国日报》特辟《觉悟》专栏，由邵力子主持，《觉悟》遂成为南方地区宣传新文化的重镇。曹聚仁在《文坛五十年》中说：“邵力子主编《觉悟》，态度最为积极，和《新青年》桴鼓相应，最为青年学生所爱好……当《新青年》阵垒分裂之时，就由《觉悟》担当起领导新文学运动的责任了。”1922年，邵力子与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曾任代理校长。1925年6月到广州，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北伐开始后，邵力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6年8月，邵力子赴苏联，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大会。1932年4月，邵力子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次年4月，改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37年2月，邵出任国民党中宣部长。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两党就再次“合作”进行过多次谈判，邵力子是国民党方面的参加者之一，对促成“共同抗日”起了积极作用。1940年，邵力子出任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1945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了“重庆谈判”。1949年4月，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谈”，邵力子是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代表。从此邵力子就留在了北平。1949年5月，邵力子联络国民党方面的立法委员50余人，通电拥护中共，声明脱离国民党。可以说，邵力子在退出中共后，始终对中共是同情的、友好的，是国民党内的“亲共分子”。抗战时期，邵力子明确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争端，反对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冲突中诉诸武力。

就是这样一个人，1949年7月即遭何其芳、赵树理这等后生小子的当众羞辱，真让人感叹。我查了一下资料，邵力子和魏荒弩，的确都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邵名列“南方代表第一团”，魏则在“平津代表第二团”。魏荒弩所说的，当是他亲见亲闻之事。不过，魏荒弩称这时候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为“国家领导人”，其实并不合适。因为这时候，新的国家还未宣告成立。毛、朱、周等人正在为创建新的国家而忙碌。这个时候，毛、朱、周对邵力子这类“民主人士”还是极其尊重和礼遇的。新的国家的建立，没有这些“民主人士”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社会的稳定，没有这些“民主人士”的配合，也是很难实现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在副主席和56名政府委员中，“民主人士”占了相当的比例。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邵力子也成为政务院委员（相当于今日的国务委员）。邵力子年龄上是何其芳、赵树理的父辈，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使得何、赵理应对之怀有起码的敬意。然而，他们在这个时候，就敢于对邵力子这样的人如此无礼，表面上看起来是与“党中央”没有保持“一致”，实质上也许正表明了他们政治上的“敏锐”。邵力子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在这次大会上，他也算是代表“民革”发言，而在发言中提到“中山先生”，是名正言顺，是天经地义。何、赵不许“民革”的代表提孙中山，实在是霸道之极，蛮横之极——让我有些意外的，是这种霸道和蛮横，这么早就开始了。

“文革”中，何其芳受到迫害，一次次被批斗。赵树理就更惨了，“革命群众”在批斗他时，还把他打残了，终于在伤残和屈辱中死去。当他们被迫害、遭批斗时，当他们无奈地承受着唾沫、拳脚和棍棒时，应该没有想到自己当初对邵力子的粗野、霸道与蛮横，更没有想到自己当初的行为与今日的命运之间，并非没有关系。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12月20日）

【注释】

[1]王彬彬：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