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散布与再生产

“现代化理论”在中国的散布与再生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8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阐释“五四”传统的话语方式的一个大变化，在于从“反封建”论述的革命范式向以“传统”/“现代”作为主要框架的现代化范式的转变。而这种表述上发生转变的重要契机，来自美国中国学研究界的影响，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现代化理论”模式。我们似乎也有理由以此为入口来探讨8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的话语转型。

如何看待80年代的历史属性，即80年代到底是作为“资本时代的19世纪”的新阶段，还是“革命的20世纪”的尾声，学界存在着分歧。而事实上，80年代并非均质的历史时期，应该说它自身便可以切分为不同阶段。如果说80年代可以作为“革命世纪的尾声”的话，那么指的是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这一时段，农村的经济改革、对外关系上的开放政策、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思想资源，成为这个时段的主要特征；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化开始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领域的“历史反思运动”与“文化热”，“五四”和欧洲的启蒙话语作为主要思想资源，则标示着一种话语转型的发生。事实上，正如一位“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支持者把老左派评论家讥讽为“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38]那样，这种话语转型的发生是如此迅速与突然，致使那些还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论者在新潮学者眼中，很快就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39]。但这一在80年代中期形成的话语形态，旋即在1987年的第一轮商业化大潮的冲击，尤其是1989年的政治动荡和1992—1993年的快速市场化过程中，濒临瓦解，而成了某种“未完成的故事”，也成为90年代知识界悲情的理想主义情绪的来源。于是，它不仅在80年代被用来批判50—70年代的历史实践以及与之同构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在90年代被用来批判市场社会的现实，并被固化为中国知识界关于80年代文化的定型化想象。

如果上述关于80年代的历史描述成立的话，可以说，80年代既不仅是“革命世纪的尾声”，也不仅是新一轮“资本的时代”的序幕，而是在“尾声”和“序幕”之间，在80年代中期形成过某种短暂却稳定的文化形态。也就是，在“后革命”与“前市场”之间，存在着的“新启蒙”这一文化形态，构成了人们指认80年代文化特殊性的关键所在。它在话语上的最突出特征，便是用传统/现代这一二元知识框架，统摄了不同层面的表述，并把“文化”置于格外重要的位置。80年代作为一个“新时期”，它与“文革”历史的关系，在时间序列上被直接认定为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的中华晚清帝国的关联，而在空间位置上被描述为现代的“西方”与前现代的“中国”之间的关系。因此，全部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被认定是一个“传统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能够暴露出这一叙事的意识形态性的关键在于，去追问其表述语汇源自何处。显然，这一套语汇绝不是对经验“自然而然”的描述，也不完全来自“五四”式的新文化运动语言，乃是源自50—60年代美国并向全球扩散的“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版。

需要格外地讨论“现代化”叙事的知识来源的原因在于，在整个80年代，人们谈论“现代化”的方式，就好像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实，一套不需要追问其出处或来源的普泛价值标准。“现代的”便是“好的”，乃至“理想的”，“现代化”乃是人类社会步入“文明阶段”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它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世界观，而并不被作为一种理论，更不被看作一种应当被历史化并接受批判性质疑的话语对象。事实上，这也是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群体看待“现代化理论”的常态。人们几乎从来不曾意识到这是西方中心国（尤其是美国）为确立其“冷战”格局中的霸权地位，而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中提取思想资源和合法性依据，并由其社会科学界的知识精英所“发明”的一套历史叙述。更重要的是，正如《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中提出的，随着“现代化理论”作为美国对待第三世界的主导国家政策，“现代化”已经不再作为一种理论存在，而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由于“现代化理论”以人类的名义来构造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并以19世纪欧洲的启蒙文化作为主要知识来源，因此，当它的有关落后国家的发展规划被第三世界国家自身接受为一种普泛性的知识时，“现代化理论”就远远超越了它的“美国性”（这正是它试图去掩盖的东西），而成为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可以说，《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书正是通过将“现代化理论”放置在“冷战”时期的全球语境中，而使其由一种美国所制造的意识形态，变构为一种针对“美国性”的意识形态批判。

如果我们转换作为出发点的主体位置，即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主体位置，来考察“现代化理论”的话，那么这正是一种伴随着美国的经济援助、政治控制和文化扩张，而同时到来的新价值、新理想和新的意识形态。由于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特殊位置，这个“新神降临”的时刻并不发生在50—60年代，而是在70—80年代的转折中。70—80年代的全球转折，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遭遇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认同上的挫败，以及西方国家借助后福特主义（或称新自由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等）而迅速完成的自我调整和成功转型，则有可能使得“现代化范式”伴随着穿越“冷战”界限而全球流动的资本，而扩散至中国。很大程度上，当中国的政府文件和国家领导人发言于1975年开始启用“现代化”一词，并将“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新时期”的国家目标时，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或许也正是“现代化理论”透过“冷战”壁垒而在中国衍生。

不过，强调“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知识范式，在中国散布的可能性乃至结构性动力，并不意味着就能一一解释80年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意识如何接受“现代化理论”。正因为“现代化理论”既是一种指导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国家政策，也是一种由社会科学主导的学术范式和理论模式，更是一种整合社会不同阶层的意识形态，因此，这种考察就远不是对一种理论或观念的“比较研究”或“影响研究”所能胜任，而需要摸索一种相对别样的分析方式。对本文来说，《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书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它详细地展示了在60年代的美国，“现代化理论”如何从社会科学界的知识生产，转变为美国政府针对第三世界的国家政策，进而被提升为一种确立美国主体性的意识形态这一演化过程。而在8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存在着一个与之相逆的散布与再生产过程。这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范式作为一种中国政府、知识界乃至普通民众构想、规划和想象“新时期”的知识语言，首先是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同时作为一种被社会普遍分享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不过，正因为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前期，“现代化”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知识界尽管也分享这一意识形态，但仍旧处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内部，还没有创造出一种与之相应的学术语言来参与这一意识形态的建构。直到80年代中期，以用传统/现代的框架来阐释“五四”传统的新启蒙思潮的出现为标志，中国知识界才真正完成了从马克思主义话语“突围”而向“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型。也许可以说，这里完成的是一个与60年代美国逆行的知识散布过程，即首先产生国家政策与大众意识形态，继而中国知识界才参与到关于“现代化理论”的知识生产。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的“新启蒙”叙述仍旧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这并不是对美国“现代化理论”的简单移植，而是一个重构和再创造的过程。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与60年代美国不同的是，80年代中国知识界再生产这一范式的主体，乃是人文学界而非社会科学界。造成这一现象的关键原因，是因为在80年代中国，西方式社会科学建制尚未确立，而作为50—70年代主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处在受到质疑的状态中。文学、历史、美学、哲学等领域的人文学者，正是在社会科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性地“缺席”的情形下，通过对“现代化理论”范式的社会科学语言的“翻译”、想象与再叙述，成为了80年代中国知识生产的主角。也正因此，陈平原曾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界关系的角度，来解释80—90年代知识界的转型：“90年代的学术转型，跟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有关。以前的‘文化热’，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在折腾；人文学有悠久的传统，其社会关怀与表达方式，比较容易得到认可。而进入90年代，一度被扼杀的社会科学，比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重新得到发展，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这些学科，直接面对社会现状，长袖善舞，发挥得很好，影响越来越大。这跟以前基本上是人文学者包打天下，大不相同。”^[40]也可以说，由于西方式的社会科学建制直到90年代才完善起来，因此在80年代，事实上是人文学界与人文学科在讨论、传播与再生产有关“现代化”这一本该由社会科学传输的理念与价值。

如果考虑到“现代化理论”与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知识生产体制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学科建制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的关联，显然可以为观察“新启蒙”思潮的知识谱系提供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这并不是将70—80年代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等同于美国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而是试图指出，从后冷战的历史结构和话语机制的角度来看，无论从现代性话语自身的扩散还是中国接受这种话语的条件，中国知识界有关“现代化”的想象与叙事，都可能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甚至就是“现代化理论”在全球扩散过程中的一个创造性的新版本。

正是在上述全球格局和现代化知识散布的大背景下，经由“现代化理论”及其意识形态话语机制的“转译”和“转换”，80年代对“五四”传统的“复归”才成为可能。这两者的耦合，并不是由于两者历史结构（开启现代）或推进运动的历史主体（知识分子）的类同（这种看法本身正是一种话语建构的结果），而在于“现代化理论”与作为启蒙现代性工程之一部分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共通的知识渊源。有论者曾指出“现代化理论”的知识构成——“虽然近代化理论产生的近因是战后世界的某些情况，但是它对非西方文化以及这些‘宁静地区’的变化性质所持的最根本假设，则大量吸取了19世纪西方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套思想”^[41]。“现代化理论”与19世纪的“启蒙运动和进化论的社会变迁模式背后的逻辑极为相似”，因为他们提出并试图解答的是这样的问题，即“为什么西方进步而非西方世界停滞不前”，而这正是一个“深深植根于帝国主义历史”的问题。^[42]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与西方19世纪启蒙主义/殖民主义现代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不过将其改造成为更“现代”和更“科学”的形态而已。某种程度上应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深深地依赖于同样的西方启蒙文化，并内化其启蒙主义思路的。这种共同的知识渊源，显然才是“现代化理论”与五四新文化看起来如此“相似”，进而主导了80年代“新启蒙”思潮关于“五四”传统的阐释模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