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

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曾将民族—国家（nation—state）视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一大“发明”。在他看来，正是16世纪在欧洲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得创造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必需。^[239]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bjitDuara）则提出：在欧洲，是先有state这一国家建制，然后才创造出nation这一文化共同体；而对于近代中国而言，顺序似乎颠倒过来，是在被强行纳入现代世界体系而刺激出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关于文化共同体诉求的推动下，创建现代的国家机制才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内容。^[240]——类似思考对于考察国族叙事问题所提供的启示在于，必须将现代中国的国族表述，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中来加以观察。可以说，决定着“中国”叙事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形态出现的更关键因素，并不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与庞大的版图以及与版图关联的诸多历史故事和文化符号，而是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关于这一位置的认知。正是后者决定着对前者的选择和叙述，或者说，前者恰是后者所构造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具体表征。

从这样的思考角度出发，当我们观察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时，恐怕没有什么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崛起论”，以及与之相伴的国族叙事发生的变化，更引人注目的了。作为一种在新世纪出现并引发广泛注目的资本产业与文化现象，中国电影大片因此也成为格外值得关注的对象。它既是经济全球化在电影工业领域的具体实践，又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在提供着有关中国的国族想象。同时因为这些大片无论在制作方式还是在文化表述上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也使得它们可以被作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对象而加以讨论。如果说国族叙事本身就是现代世界体系所发明的话，那么本文对于中国商业电影的文化表述及其与全球市场体系关系的考察，事实上也就是以中国电影大片为媒介，来探讨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大众文化国族叙事间的复杂互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