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事件

《孔子》事件

作为2010年的第一部国产大片，电影《孔子》的出场可谓高调：1月22日全球公映，投入2500个拷贝，“创中国电影史之最的特大发行量”^[298]。这“意味着《孔子》将覆盖全国的大小银幕，只要有影院的地方就能看到这部电影”^[299]。但这种高调很快就与电影市场尤其是网络上的低评价形成鲜明对比：首先是传出此前热映的好莱坞超级大片《阿凡达》因《孔子》而“被下线”，导致了众多《阿凡达》影迷对《孔子》的抵制；继而是超低评价的出现：豆瓣网打出了多个0分，被称为“青年舆论领袖”的韩寒在博客中发文，给《孔子》打出2分，并说“《孔子》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是一部完全可以抹去的影片”^[300]；然后是鲍鹏山等所谓专家指出电影中的多处错误，引起电影制作人员胡玫、陈汗等的激烈回应。这种境况，几乎造成了国内市场舆论界对《孔子》的一片恶评。直至2010年年底，《中国新闻周刊》仍将《孔子》列入年度国产电影“最烂影片”的“候补名单”。这种“高调”与“低评”之间的对比，某种程度上显示的是国产大片的惯常遭遇。自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开创国产大片生产与制作模式以来，国内舆论界从来就是一片骂声。不过，与《英雄》等相比，《孔子》也并未获得相应的高票房。尽管票房最终过亿，与电影制作投入的资金（1.5亿）以及拷贝发行量相比，收获只能说是“平淡”而已。

将电影《孔子》的遭遇，放在国际格局中的“中国崛起论”与国内的“国学热”背景下，又会显出另一重暧昧。自19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崛起，逐渐从海外舆论变成了国内的某种共识。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则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中国与国际接轨”的“仪式性”标志。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大片的出现与这种“中国崛起论”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电影中的中国元素构成了国际市场上某种意识形态性的再现因素，甚至像《2012》这样的好莱坞大片也不例外。而就国内的情况来看，则是诸多传统文化被重新发明出来：一方面是“国学热”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一方面是知识界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觉”与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认知，同时还有文化市场上传统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被展览的文化”，而构成了影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基本内容，更值得关注的还有“百家讲坛”、恢复传统节日、唐装热、民间修族谱热潮等现象标志的、普通民众的文化认同心理所发生的变化。这些不同的侧面，共同指向的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关注热情。如果说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潮的语境下，传统文化作为“封建文化”被视为阻碍现代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反传统是继承传统的最好手段”成为知识界的名言的话，那么，经历1990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回潮和国学热的兴起，到了新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既被解释为中国崛起的内在因素，也被视为在全球化语境下重建中国身份的主要标志。在这样的情形下，正面讲述孔子，这个“中华文明的祖先”，显然是某种应时之举。事实上，关于电影《孔子》的市场定位，无论是导演胡玫还是电影制作班底，都有着充分的自觉意识。特别被反复提及的标志性因素，就是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广泛分布。自2004年在韩国首尔成立第一家孔子学院后，到2010年6月，“全球已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02所孔子学院、272个孔子学堂，总人数达13万人”^[301]。这也成了《孔子》瞄定的海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止是胡玫，与电影《孔子》前后拍摄和制作的，至少有三部电视剧和一部国产动漫电视剧，^[302]因此，曾有人预期2010年是“孔子年”。在这种背景下，电影《孔子》的遭遇就显得别有意味。

诸多网络上和舆论中的低评价，都建立在对影片制作水准的否定之上。影片前紧后松的叙事节奏造成的拖沓感，对于孔子思想阐释的“空洞”，以及子见南子、颜回之死等叙事段落的设计，都构成了否定性评论的焦点。不过公平地说，《孔子》与此前的国产大片相比，并不在水准线之下，它在演员阵容、制作班底、影像风格与叙事水平上，都略胜于此前的《无极》《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也不输于获得高票房的《英雄》与《赤壁》。电影《孔子》试图融汇“史诗电影”与“商业巨制”的企图，一定程度上使得影片在中国文化器物的展示、人物传记的叙事格局、史诗电影的大场面与独特中国文化情调的渲染等方面，都有较为融洽的展示。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影片的好与坏，而在人们评价影片时所依据的政治的、文化的与美学的标准。如果说电影所创造的乃是社会性的“白日梦”，真正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白日梦”在何种意义上是或不是“社会性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它在何种意义上，变成了不同社会性认同力量正面碰撞的场域。

显然，解释《孔子》在2010年电影市场上的遭遇，以及它缘何卷入舆论漩涡而成为了2010年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牵涉到比影片自身的评价要复杂得多的众多维度。这涉及影片置身的电影生产体制及其占据的位置，涉及影片建构的文化想象及其内在文化脉络，以及与其他文化脉络的碰撞，也涉及作为受众的当下中国社会族群及其文化认同的分化，并且因为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业”形态，它还涉及资本的运营机制与特定的消费社会情境中观影欲望的正面交汇。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电影《孔子》及其在2010年的处境，勾连起来的是一场多侧面的暧昧的遭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