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化、文学研究界，戴锦华一直是一个难于界说的研究者。难于界说首先在于她的研究领域。在80年代，她主要是一个电影研究者，从事中国与世界电影的批评与理论实践。她为文学批评界瞩目，则是1989年发表于《北京文学》的一篇精彩的文学评论文章：《裂谷的另一侧畔——初读余华》，以及她与孟悦合著的女性文学研究论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娴熟的西方理论背景，融会了理论洞见、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艺术感受力的文本细读，以及华丽、繁复而不无晦涩的文风，使人们对她的理解（包括我自己在内）界于赞叹与隔膜之间。
90年代以来，她的研究工作同时在三个领域展开：电影研究、女性写作研究和文化研究。戴锦华一直喜欢称自己是一个电影研究者，认为电影才是她真正的专业。而她在“电影人”中的声誉也远远高出她在文学批评界的影响。她的“电影人”出身：电影理论素养以及对世界、中国电影文化的熟谙，使她在把握、评价当代中国文化时，有着不为纯粹文化（文学）研究者所具有的文化视野和理论储备。在女性写作研究领域，继《浮出历史地表》之后，她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新时期以来女作家的文章，包括《“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池莉：神圣的烦恼人生》等。[333]她在《奇遇与突围——九十年代女性文化与女性写作》《涉渡之筏：由父子场景到性别场景》《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等论文中，则对当代中国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化作了富于洞见的宏观阐述。这些成果使她成为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但近十年来，戴锦华真正关注并倾注了相当心血和精力的，则是文化研究。她在多种场合和文章中都谈及，文化研究是她经历了80—90年代文化断裂和精神危机之后，走出“知识破产”，回应现实挑战的产物。在她这里，文化研究不是宽泛意义上的研究当代文化，而是具有明确的批判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脉络基础上所做的大众文化研究。她考察了90年代文化风景线上诸多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诸如“毛泽东热”和“知青文化热”、都市“怀旧潮”、流行书系中的“留学生文学”、由《中国可以说不》引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以“现场艺术”为主体的类“后现代”文化等，都进入她的研究视野，并构成她分析的主要对象。她的这一系列研究论文已结集为《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研究领域的广泛，使她常常在学科分类中处于尴尬位置，甚至被目为“越轨”，因为她涉足的是文学、电影、批评理论、社会学、思想史，甚至历史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但与其说这是一种学科越界或越轨，不如说是一种拓展。从80年代到90年代，她的研究关注的核心，始终是文学、电影和文化的具体文本。她擅长在相对宏观的语境分析和微观的文本细读之间找到结合点，通过社会寓言式文化读解和意识形态症候阅读，将具体文本表达的内容视为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症候，从而对宏观的历史语境、复杂的文化现象作出描述和分析。她所处理的，不再是单纯的作品本身，而是从作品到达更为内在，也可以说更为宏大的社会文化逻辑，分析这些作品、文化现象得以产生、传播和被接受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机制，以及支配作品形成、接受过程中不被意识但真切存在的文化的“游戏规则”，或者说社会文化权力机制。因而，她的研究从来没有囿于某一学科的某一专题，而是注目于跨学科的社会话语分析，尝试在更大的文化视野，在更深的理论层面，完善人文学科研究的社会功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