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语言学转型”

跨越“语言学转型”

事实上，理解戴锦华的这种研究特点，需要对“语言学转型”有足够的了解和重视。自60年代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出现以来，对一系列文化常识和学科前提的追问和质疑，构成了20世纪人文学科的重大转折。从索绪尔的语言学所“发现”的意义构成方式（即从结构功能的差异性上确定意义）出发，列维—施特劳斯、罗兰·巴特、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等西方理论家将索绪尔的语言学发现运用于人类学、文学批评、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批评等领域，从而使20世纪人文学科呈现出迥异于19世纪研究的特征。当然，类似的描述显然是简单化了的，而且有我的过滤和误读在内。但“语言学转型”却是20世纪人文学科研究（如果不能泛泛地将社会科学包括进来的话）的根本特征所在，这使它区别于19世纪的实证主义研究。正如一本介绍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这一转型的理论书籍阐述的那样：“过去，尤其是社会科学当中，人们以为自己学科的研究目的在于用抽象、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并依此来界说学术研究的宗旨。现在，这种观点正在受到根本性的挑战。”^[334]“语言学转型”的基本观点大致可以描述为：将“语言”（包括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看作是一切社会存在的根本，而社会存在则是由语言/文化规则构成的文化整体。因而任何一个具体的文本，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都不再是归纳法或演绎法意义上的个别或“素材”，而是社会文化结构之中一个具体而微的“症候”。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寓言式读解或意识形态症候阅读才成为可能，从而弥合了19世纪主流学术范式中必然存在的那种个别/普遍、现象/本质之间的二元对立式分裂。

这一“语言学转型”同样在80年代的中国学界发生。有人说，1986—1987年结构主义在中国登陆，构成对一代学者的挑战，它成了突破8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主流的准社会学式文化、文学批评的契机和路径。但有意味的是，直到现在，这一“转型”也并未成为大陆学术的主流，它在多种场合仍然被看作是一些“西化”年轻批评者操练西方理论的产物。当然，我在这里描述“语言学转型”的发生，并不是要指出这才是当代学术的“正路”，这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因为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从来只存在新/旧范式的交错变迁，而不存在新/旧范式的“进化论”式的替代。我在这里谈论“语言学转型”，更主要的是将其看作理解或进入戴锦华研究思路的切入点。事实上，这也构成她的研究特点和研究特色的前提所在。她是80年代中期成功地跨越这一转型挑战的年轻研究者之一。她在随笔或访谈录中也多次谈到这次“语言学转型”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意义。非常有意思的是，她不是在“正规”学院训练中经历这一转型，而是在近乎盲目的广泛阅读，在电影研究这一80年代处于“先锋”位置的学科的教学和批评实践过程中完成的。是在“偶然和幸运”中，读到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读到克利斯蒂安·麦茨的《电影语言》之后，发现“这种研究方法和我们所熟悉的19世纪西方的研究思路有多大的不同！”，从而深入阅读和研究，将其视为“新的理论和学术话语”资源以从当时的“正统批评规范的玻璃罩”、“贫乏而权威的思维范式”中逃脱出来。^[335]

无疑，寻找“新的理论和话语”资源，是80年代学术发展的极为强烈的内在动力，它裹挟在“电影与文学离婚”、“回到文学自身”等口号和文化诉求之中，并表现为“文学批评年”以及多种理论翻新的文化表象。戴锦华对西方理论的“迷恋”，使她在自觉不自觉间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转型，并能够“对‘语言学转型’后的文化、电影理论基本上可以掌握并且能够比较自如地运用”^[336]。这事实上也是80年代学术创新诉求在她身上的具体表现。有许多偶然和个人的因素，使她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因而，这一学术转型在她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她的批评文章中，不仅充满着比比皆是的“硬译”或纯熟的西方理论术语，而且完全读懂她当时的文章，也需要一定的西方理论素养，才能在复杂的潜文本或互文本的理论脉络上把握她所表述的繁复内涵。当然，读过她的文章或论著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的文章又绝不是简单的理论搬演。真切的充满血肉感的体验和感受，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彩的文本细读和语境分析，使不完全理解她理论背景的人，同样可以感受到其中所具有的现实和历史的洞察力，感受到那种因为理论的洞见而变得更为锐利的文本穿透力，并在似懂非懂之间会心于她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这甚至构成了一种“戴锦华式”的文风：“华丽的字句、密集的意象、比比皆是的硬译西方理论术语”^[337]。不仅如此，还有形象的隐喻以及隐喻带来的概括力和提炼能力，比如“镜”、“镜城”，比如“突围”、“逃脱中的落网”、“涉渡之舟”，和以隐喻的方式经由文本细读达到对社会文化的寓言式分析，以及绵密的思辨、自相缠绕而又能够极大地穷尽含义复杂性的理论辨析。这样一种繁复的文风，也可以说正是80年代文化进军赋予她的“财产”。

她以对西方理论的挖掘和实践，在参与着80年代学术创新的展开；同时，西方理论赋予她的理论洞见和文化资源，又使她得以成功地逃离主流文化的“规范”。她以一种“异样”的、“陌生”的表述方式呈现着当时尚被视为禁忌的社会、文化现实。正因为这种表述所负载的知识谱系和理论资源的陌生，以及叙述方式的隐喻化，从而能够与当时的主流表述惯例和表述语句间隔开来，使得人们尽管对其中的批判意味心领神会，但却无从下手，无从辨识。或许可以说，她以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一种高难度的繁复的理论和语词的“表演”，极为机敏而狡黠地完成了对80年代意识形态主流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