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1年，当陈平原和他的同辈学人提出“学术史和学术规范”问题时，我还只是一个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刚跨入大学校门的新生。他“走出‘五四’”而“从晚清说起”，这一学术思路的调整中包含的“超越20世纪学术”，“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的史识和见地，逐渐开始进入我的视野。
1991年，当陈平原和他的同辈学人提出“学术史和学术规范”问题时，我还只是一个不知学术为何物的刚跨入大学校门的新生。陈平原撰写《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期间，在北大开设的“三轮专题课”，我听了其中的两次：“现代学术思想研究”和“近代的人与学”。一方面因为我所学的专业是“当代文学”，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北大从来就是“得风气之先”的所在，在北大求学的近十年时间中，我熟悉的主要是结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一类西方理论；陈平原所阐述的清末民初学界的“清儒家法”、“考据与义理之辩”，对我来说，主要是陌生与新鲜。
近一年来，因为所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80—90年代对“五四”的重构》的缘故，我在对当代学界阐述“五四”的资料的清理中，慢慢领会到陈平原在80年代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90年代倡导学术史研究之间的内在脉络。他“走出‘五四’”而“从晚清说起”，这一学术思路的调整中包含的“超越20世纪学术”，“为重新出发寻找动力乃至途径”的史识和见地，逐渐开始进入我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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