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五四’”

“走出‘五四’”

陈平原在90年代初期提出学术史研究，是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社会文化转型时期调整学术方向的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的体认，则是对身处的学术研究现状的“危机意识”。90年代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论争，如急于宣告“80年代的结束”而提出“后新时期”概念来规划、描述90年代的文化走向，如针对商品经济的挤压和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提出“人文精神”问题，也有针对80年代的文化思路出现的问题，而引入“后现代主义”这一新的西方理论范式的尝试……都可以看作学术危机效应的种种症候。陈平原在《学术史研究随想》这篇被视为“学术史研究”的纲领性文章中，也明确提出“不否认在这个时候谈论学术史研究，有对80年代中国学术‘失范’纠偏的意图”——不满于80年代延续下来的学术研究思路，意识到危机的存在，是这一时期学人的共同意识，不同的只是所采取的“回应策略”。

但是，在90年代初期，对于谈论得最多的“转型”问题，其实并没有多少人认真地考虑所转的“型”到底是什么？这涉及如何来把握和认识学术现状的问题。在王瑶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的小引中，陈平原写道：“一百年的学术史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传统’，对这一传统的隔膜与误解，很容易产生虚无主义态度或热衷横扫一切的偏激。”^[357]针对80年代学术失范导致的学风空疏，而选择学术史研究来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并将研究范围锁定在清末民初三十年间，“讨论学术转型的方方面面，揭示已实现或被压抑的各种可能性”，这其中包含了陈平原对于学术现状的基本判定：“今日谈‘转型’，直接的对话者是‘五四’”，“用‘五四’来涵盖这百年的文化学术，当然是只见其大，主要着眼于其建立的‘范式’至今仍在发挥作用”。^[358]将80年代学术的主导范式归结为“五四”范式，是陈平原对于学术现状得出的结论，也是他借以调整学术方向的起点。

关于80年代与“五四”的关系，我们无须考证，任何一个对80年代学界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二者的对应关系。80年代学界对“五四”范式的“无条件”接受，一方面是其对50—70年代当代历史的否定性指认而将思想资源的选择上溯至“五四”；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李泽厚版本的思想史阐释，即将“五四”看作是“救亡压倒启蒙”的“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因而，对于“五四”，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如何继承，而对这一现代性方案中包含的具体思维模式和学术范式，却很少有人谈及。陈平原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较为明确地借用了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S.库恩的“范式”（或“典范”，Paradigm）概念，并将之作为研究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核心概念。他把“五四”范式概括为“以西化为代表的研究思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359]。概括“五四”范式的特征，并强调它在20世纪的影响，实际上是为当代学术“正本清源”。

如若对于身处其中的范式（或曰“传统”）模糊不清，则很难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也难以进而作出突破。对这一问题的敏锐关注，首先要求的是一种“历史的眼光”，意识到学术研究作为一个“延续性”整体的存在。T.S.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曾因注重作家与先贤的对话关系，意识到文化作为一个历史有机体的整体存在，而在80年代被很多谈论文学创作的人引用。但这一思路和见解，似乎在陈平原关于“学术历史”的理解中，得到了最好的应用。他提出“走出‘五四’”，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传统在当代学界的制约位置，因而将其作为克服当代学术失范危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