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世纪学术”

“跨越世纪学术”

陈平原在谈及提倡学术史研究的动机时曾说：“现在谈论学术史研究的，大都注重的是20世纪中国学术。这里蕴涵一句不便直接表露的大话：那就是，为20世纪中国学术画上句号，然后走向21世纪。”^[368]他以学术史研究勾勒出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完整脉络，“在探讨前辈学人的学术足迹及功过得失时，其实也是在选择某种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并确定自己的学术路向”^[369]。这种“告别20世纪”的方式，包含了明确的历史定位；而其采取的方式，则是通过对当代学术正本清源，从现有学术困境中“返身脱出”。身处世纪末的学人，大都有明确的历史意识，这就是如何对待“20世纪”这一即将成为历史的一百年。我们不能否认能够从当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内部”清理出值得延续和发展的因素，但陈平原提供的，更多的是如何在“返本求源”中走出纠缠已久的怪圈。

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从晚清学术图景中浮现出来的因素，蕴含了他所理解的克服90年代中国学界偏弊的资源，实则也代表了他的一种学术选择。在《当代人文学者的选择及其命运》一文中，陈平原曾以三句著名的“大白话”概括一代人的学术思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这种选择的倾向性，可以看出章太炎的某种影响，而更为明确的是要回答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人提出的关键问题，即人文学者应确立何种身份认同？将学人定位于学有专长的“专家”而非“大众代言人”或“不出如苍生何”的“国师”，因而摆脱学术与政治的百年纠缠以求得学术的独立，这是陈平原所说“学者的人间情怀”包含的自我定位的前提。其中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知识者该以何种途径介入社会。我更为关心这种选择中蕴含的、能够与普遍的看法构成“补缺”关系的因素，即针对“五四”思路的泛政治化的平民色彩而作出的超越。

将学人还原为“读书人”，将学术研究理解为一种“职业”，确乎是一种“我不是唐·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式的“化绚烂为平淡”，但却包含了对治学主体人格的更高要求。陈平原多次强调，治学术史，“既是一项研究计划，更是一种自我训练”，因而他把“获得一种学术境界”看得比“写出像样的学术史论著”更为重要；他看重章太炎倡导的“私学传统”，也是希望克服现代化教育体制造成的“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的褊狭；并将“人间情怀”看作是学者“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关注治学主体人格修养，注重传统教育中“道问学”与“尊德性”的融合，实际上源自陈平原对于学术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和精英立场的理解。将学术理解为“天下之公器，有比现实政治更为永久的独立价值”，因而主张政学分途；注重学术研究可以维护“学者和艺术家的独特才情”以及调整“整个社会的文化趣味的日渐鄙俗化”，因而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陈平原描绘的学术史，实际上也是为确立独立学术传统所作的努力，因而着重凸显的，是章太炎、胡适、鲁迅等“革命家”、“思想家”的“学者”身份。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序言》中曾对自己的立场作这样的描述：“我在文化领域里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我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370]贝尔的这段话，与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立场有某种相似之处。而这种立场，对于超越20世纪学术长久以来的泛政治和平民化学术立场，的确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陈平原通过学术史研究，借助与先贤直接对话，触摸历史传统的存在；而对自己历史身份的明确意识，则使他表现出了少有的革新学术范式的自觉。我想这种视野和见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学术史方法的自觉。“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治学案始”，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氏与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到梁启超、钱穆各自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学术史的经典著作。从30年代到80年代后期，学术史似乎成为一门隐失的学科，学术史“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也并不为多少学人自觉。或许是因为我过于“完整”地于学院中长大，按部就班地步入“学人”之列，学习前辈的研究成果，领略其学术思路，接受师长耳濡目染的熏陶，确乎是我学术成长的主要方式。但在完整地阅读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论著及其提示的相关学术史经典之前，这一点于我并不清晰。梁启超在评述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时，曾引用其中的一段：“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讲学而无宗旨，既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既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读解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不仅使我在清理相关的问题时获得新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我的学术史意识也开始形成。在读解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思路的同时，我开始反省自己在研究一些问题时的思路出处，并意识到自己浸淫其中的当代学术传统的存在。而这一点，或许是每个学人的必要起点，也是陈平原90年代的学术史研究提供给当代中国学界最富于启发性的地方。

（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